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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川军团
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川军团”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提到了“川军团”的概念。
不少观众不甚了解,“川军团”这一含混的代名词到底是指抗战时期成建制的川军的团级部队,还是指由川籍士兵编成的战斗团呢?
这一疑问将我们的视线从炮火漫天的滇缅战场拉回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一四川。
在位于四川安仁古镇的国内唯一一座纪念川军抗战的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中,依然保留有川军这个悲壮群体在民族存亡时刻的豪情。
活着的“川军团”
2008年4月18日,40余位当年中国远征军老战士在建川博物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整齐列队,同声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他们都是四川籍的远征军老战士,是“川军团”的活化石,
1943年,在“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的情况下,蒋介石发出“战争总动员”,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
现年已84岁的远征军老兵黄绍甫,就是这批川籍抗战远征军的典型。
1943年的黄绍甫还在石室中学读书,投笔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观。
黄老深情地回忆,他参军时满含着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激情:
“当时我们在新一军,是孙立人将军的部队。
在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受训,教官基本都是中国军官,受训内容主要是步兵作战。
虽然当时新一军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了,但步兵依然是作战胜利的关键。
”
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上,这些“川军团”老兵的右手手印,姓名,抗战时期的部队番号都将永久留存,供后人瞻仰。
在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的展柜中,还陈列着中国远征军二?
一师纪念册,二?
三师六?
八团三营七连当年的“全家福”。
他们都见证着真实存在的“川军团”。
“川军团”,300万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一个人的抗战》中写道:
我这儿讲的川军,是大川军的概念,即抗战初成建制出川抗敌的30万士兵和8年中四川各地应征入伍补充到各个抗日战区的260万川籍士兵。
300万!
这个数字绝非臆造。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
文章称: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
”
据何应钦的统计:
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川军团”,即是依据这样的历史所演绎出来的。
他们是被抓的“壮丁”吗
提到参军,很多人都知道一部很有名的文艺作品,叫《抓壮丁》。
这部作品原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1938年创作演出的幕表戏,1943年吴雪等人在延安对原作进行改写,由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近百场。
该剧中,王保长想在征兵中“捞一把”,甚至对李老栓威胁敲诈,对姜国富威逼索贿。
这都是当时可能发生的个案。
但对比大量的历史真相我们发现,这样的个案决不能代表参加抗战的川军。
一个300万之众的团体,有谁能“抓”得住?
一支“抓来”的300万的队伍,有谁敢给予武装?
在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有一件催人泪下的藏品。
这件藏品雄辩地佐证了抗战时期四川民众对征兵的态度。
这是一面白布做成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
这是抗战时“模范父亲”安县王者成送给即将出征的儿子王建堂的一面“死”字旗。
父亲在“死”字旁边写道: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
60多年过去了,这件编号为206-211的藏品依然见证着当年抗战的川军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当热泪流过脸颊,64万慷慨赴死的英魂,还不足以为“壮丁”正名吗?
死守滕县的见证
川军抗战的事迹曾不断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
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就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滕县保卫战中的川军。
滕县保卫战是真正让川军威名远扬的一次战役。
此役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
1938年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拂晓时分从下店附近发起进攻,于15日傍晚到达滕县附近。
17日黎明,日军对滕县猛烈轰炸,全城变成一片焦土。
当时守备滕县的是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
师长王铭章,副师长税梯青,参谋长邹绍孟。
王铭章在其后的给孙震的电报中写道:
“十七日晚,我援军未到,敌大部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
”
傍晚,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的王铭章等一行十余人猛烈射击,王铭章壮烈殉国,参谋长邹绍孟亦一同殉难。
据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称:
“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三百重伤兵互以弹炸死……我三千将士生还寥寥。
”
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
“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
又言:
“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
蒋介石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为王铭章题词“民族光荣”“烈比睢阳”“死重泰山”。
这些题词随后被制成匾额,用于王铭章的祭祀场合。
后来,这些匾一直由王家珍藏。
2009年3月,让更多后人了解抗日名将的英魂。
王铭章遗孀叶亚华女士将其捐给建川博物馆。
在滕县陷落6天前,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从滕县寄出了一封给儿子邹汝宁的家书。
邹绍孟的家在四川绵阳,出川抗战时,他将长子邹汝宁寄养在乐山五通桥的岳父胡可权家里。
几天前,邹绍孟接到岳父来信,言及儿子成绩“名列丙等”,大感欣慰的邹绍孟于是去信训诫,以尽父亲教导之责。
他在信中对儿子说:
“幼时均一味说诳,长成亦必无所成就,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
望汝凡事立志向上,存极盛竞争心,不可一味贪玩,不温功课,以致每事均落人后,不知羞愤。
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而是否能肩此重任,则视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
为盼。
望汝细昧此旨,不晓处请汝外祖父与汝解说,牢记勿忘。
”
那时,他的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
当邹绍孟的信送到了乐山五通桥邹绍孟的岳父手里时,滕县城破、守城将士全部成仁的消息已经传遍大江南北。
4月17日,成都《新新新闻》刊出该信全文,信的影印件还登上了《良友》1938年第4期的扉页。
一时间,川人报名入伍形成热潮。
容纳众多流亡学生的绵阳国立六中,报名入伍者尤多。
邹汝祥先生已经决定将这封家书当年翻拍的老照片捐赠给建川博物馆之川军抗战馆。
同时,他还将多年来奔走四方搜集到的滕县阵亡将士名单捐赠给建川博物馆。
那蝇头小楷书写的英烈姓名将铭刻在川军抗战博物馆滕县保卫战雕塑的背墙上,供后人凭吊。
长空英烈有川军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乐以琴是中国空军的骄傲,也是抗战川人的骄傲。
他曾任空军第四大队上尉中队长,1937年12月3日于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现安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乐以琴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并列为空军“四大天王”。
淞沪会战中,乐以琴愈战愈勇,击落日机纪录飚升至8架,成为当时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被舆论赞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
乐以琴的侄女乐近范捐赠给建川博物馆的资料表明:
淞沪会战失利后,中国军队渐次败退到南京。
1937年11月底,退守南京大校场机场的空军只剩下几架破烂的意大利战机,飞行员也只剩下了董明德和乐以琴两人。
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和即将沦陷的首都,董明德和乐以琴都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
他俩每日驾机升空,遇见进犯的日寇部队就拼命扫射,遇见进犯的日机就拚死决斗。
12月3日,乐以琴再次升空,与8架敌机展开了殊死战斗,不幸他的座机被日寇击伤,乐以琴被迫弃机跳伞,因伞未打开,壮烈殉国,年仅23岁。
在上世纪40年代,小学国文课本中有一篇纪念乐以琴英雄事迹的课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联华电影制片厂根据其事迹拍成影片《长空万里》。
如今,抗战时期制作的乐以琴石膏胸像立于建川博物馆之正面战场馆中国空军展厅。
空袭日本本土的碾子
在建川博物馆之飞虎奇兵馆外,有4个直径1米的碾子。
它们以国家一级文物的资格讲述着当年的光辉和艰辛。
1944年6月16日,日本本土的钢铁工业中心八幡遭到猛烈轰炸,震惊日本朝野。
很快,日本情报系统证实:
实施轰炸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机队的47架B-29轰炸机。
他们起飞的基地是成都附近的机场。
这是轰炸机第一次由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也是当时航程最远的轰炸。
轰炸日本成功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向传义等人:
“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恪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
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轰炸,还要归功于为轰炸机抢筑机场的四川民众。
当时,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中国选定在成都周边修建了4个轰炸机场,即新津,邛崃,彭山广汉。
1943年12月,四川省主席张群召集成都附近各县县长举行紧急会议,部署为美军轰炸机修筑机场的“特种工程”任务。
仅仅半年时间,第一批B-29就能够顺利起飞远程奔袭日本。
为完成这一任务付出劳动的,是只有锄头、扁担,撮箕的50万四川民众。
当年曾参加过修筑广汉机场的诗人流沙河曾回忆:
他当年13岁,身着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赳赳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飞虎奇兵馆前的一个碾子前有这样的说明文字:
“这是1944年修建邛崃桑园机场时用的石碾子,重5吨,据《成都文史资料选辑》记载:
修筑该机场时,经常发生碾子压死民工的惨剧,最多一次压死民工13人。
”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四川军民在日本长达6年的大轰炸中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2500余人被炸死,26000余人被炸伤,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开馆,其中的川军抗战馆为国内唯一。
同时开放的“中国壮士(1931~1945年)广场”上,包括刘湘、王铭章、邹绍孟在内的数十位川籍壮士巍然挺立,他们昭示着川军对这场伟大民族独立战争的功勋和贡献。
责编 晓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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