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事迹以及颁奖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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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事迹以及颁奖词
林俊德
1938年3月,林俊德出生于闽南山乡永春县偏僻的介福乡紫美村,新中国成立时他刚小学毕业,是靠政府的助学金上完中学和大学的。
1960年林俊德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研究所工作,他的专业是机械制造,要搞核试验还得学习许多新的知识,组织派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两年,他学得很用功,两年中听了10多门课,门门都学有所获。
他说,这段学生生活,给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底子。
大山,给了穷困中的林俊德以吃苦耐劳的品质,也给了他山一样宽广的胸怀和山一样坚韧的激情。
他不怕吃苦,喜欢迎接挑战。
至今,他仍认为,能吃苦、能抓住机会,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很珍惜自己是大山的儿子,很珍惜与大山永远的亲近。
1993年,中央军委授予他少将军衔。
可他在1994年6月千里返乡,却一路乘坐火车硬席。
林俊德是全国“奋斗者的足迹”报告团12名成员之一。
1990年4月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宋平、李铁映、丁关根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们。
而报告会之后林俊德返乡探亲,一进永春介福乡紫美村,就亲热地和老伯老姆话家常,谈变化,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亲密无间。
对于孕育他成长的永春一中,他更是凝聚着丝丝情结,回乡第三天下午就专程来到永春一中和师生们举行座谈。
向银发丝丝的老校长、老教师,致以军人的崇高敬礼!
1996年,他欣然出任永春县“科教兴县”专家顾问团企业经济专家组副组长。
如今,他又是工程院的院士,他对家乡的校长、亲朋更是语重心长,他说:
“人生的旅途虽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在40多年的核试验科研旅途上,我获得了30多项科技成果。
我想,如果我6年中学7年大学学不好,就不会有创造各种核试验测量系列仪器的成功。
如果说我后来有什么成就,今天能成为工程院院士,那么这颗种子是在永春一中、浙江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孕育的。
”
漫漫大漠40载
在离开校门后的40多年中,林俊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新疆戈壁滩上度过的。
1963年5月,他接受了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压力自记仪的任务,担任组长。
当时在反对美国、苏联的核垄断中,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很强,都想为中国人争口气,他说,自己上了7年大学,不就是为了学点本领干点事吗?
这项研制工作只允许有一年多的时间,工作条件又很差,他们只能日夜加班设计,加工时下车间跟班,实验只能因陋就简,终于按期完成了参试前的全部的技术准备和考核工作,并参加了首次核试验。
核试验基地在西北戈壁滩上,气候特别干燥,日夜温差大,夏天的地表温度有时达到70℃以上,那里没有房子,试验人员全住帐篷,10人到12人住一顶,只有10平方米,吃的东西全是几百公里外拉来的。
一车菜从产区拉到场区得2至3天,夏天大部分都烂了,冬天吃冻菜。
那里最大的生活难题是水,要取自20公里外的孔雀河。
河名挺美,但水是苦的(含碱、硝)。
在戈壁滩上,人身上水的蒸发量是很大的,渴了还不敢多喝水,喝后肚子胀得很,还可能引起腹泻。
生活虽然艰苦,但在他们的群体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亲密无间。
由于生活保障困难,进场人员需严格控制,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满,仪器全是自己装卸,人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
核试验的技术工作要求极其严格,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参试技术人员人人自觉地按照这一要求做。
核实验的特点是“一勺子买卖”,准备几年的事就看那几秒钟。
一生为国铸核盾
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导流管、胃管、减压管和输液管,他还在冲锋——
鼠标在缓缓移动着,手在不停地颤抖着……
一旁的生命监护仪在不断告警,生理数据在令人揪心地跳动着……
视线已渐渐模糊,他却反复叮咛着需要交接的某重大国防科研项目相关资料。
这一刻,是2012年5月31日11时9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强忍着剧痛,坚持伏案工作长达74分钟!
他,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享年75岁。
他,是一位毕生为共和国铸造核盾牌的功勋科学家——
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1996年我国进行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他参与了我国的全部45次核试
1987年,他把冲击波测量技术成功应用到常规兵验。
器试验中,带领项目组发展了声电报靶技术、声电落点定位技术,解决了国际上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难题,研制的设备系统已装备于我国多个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及时启动核试验地震、余震探测及其传播规律研究,全面收集分析全球地震数据,把地下核试验应力波测量技术向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拓展,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2001年当选院士后,他主动担纲某重大国防科研实验装备的研制任务,在各种方案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他带领攻关小组连续攻克方案设计、工程应用、实验评估等难关,最终取得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研制了适合各种实验要求的系列重要装备。
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94岁高龄的程开甲院士扼腕惋惜,派家人专程送来自己亲笔题写的挽词:
“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总装某基地将士用一副挽联为他送行——
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6]
因病逝世
2012年5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林俊德罹患胆管癌晚期!
但是他拒绝接受手术。
5月23日,他从北京转入西安唐都医院。
他诚恳地对医生说:
“我是搞科学的,最相信科学。
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我好安排工作。
”
5月26日,病情突然恶化的林俊德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醒来后,得悉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只能以日来计数后,他坚决要求搬出无法工作的重症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
5月29日。
转回普通病房的林俊德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心率每分钟达130次。
医生建议做肠梗阻手术,林俊德再一次拒绝了:
“即使手术能延长几天,但不能工作就没有意义。
你们不要勉强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
”
5月30日下午,感到坐在病床上无法工作的林俊德,要求把办公桌搬进病房。
5月31日上午,林俊德已极度虚弱,胀气和腹水使膈肌上抬,导致呼吸困难……然而,承受这样苦痛的林俊德,却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
病危的林俊德,在众人的搀抬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2小时后,已近昏迷的林俊德被抬回了病床。
5小时后,林俊德离开人世。
[7]
颁奖词:
大漠,烽烟,马兰。
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
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
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
纵死终令汗竹香
陈斌强
陈斌强自述
母亲生于农村,长于农村。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心灵手巧,我们小时候穿的衣裤、鞋子,都是她亲手缝制的。
跟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母亲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三兄妹中,对我最疼爱。
姐常酸溜溜地说,你是宝贝儿子哟!
夏天天热,我喜欢拿席子睡在阳台上。
早上醒来,身上总多了一条毛毯,那是母亲半夜起来替我盖的。
记得初二那年,去表哥家喝喜酒。
一个鞭炮在我眼前炸响,我当即睁不开眼,泪流不止。
母亲陪坐在身边大半夜,轻声安慰我,一遍又一遍擦拭我流下的泪水。
临睡前,又剥了很多桔子,整整齐齐码放在我枕边。
上了师范,在家的时间少了。
暑假里,想到同学家玩几天,妈总是不情愿。
她说,平时都在学校,放假了,让妈多看你几眼!
母亲很要强,事事不甘人后。
阿姨们这样评价她:
别人没有的她要有,别人有的她要最好。
所以,在学习方面,她对我要求极严。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读小学时的一些镜头:
每天天刚亮,她就叫我起床读书。
旁边放一支粉笔,每读完一遍,就在地上画一笔“正”。
睡眼惺忪的我,常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然后耳朵就传来一阵疼痛:
那是母亲在拧我。
有时我也偷懒耍滑,偷偷在地上多画几笔(母亲要求我每篇课文读20遍),被小妹揭发后,免不了一顿责打。
上学第一节课,照例是早读。
因为在家已读的滚瓜烂熟,到校后常常翻开课本读一遍,便在同桌惊奇的目光中,到老师那里背书了。
所以,同桌私下称我“神童”。
小学的我,在母亲督促下,能把一本语文书从头背到尾。
母亲为此很得意,常叫我在亲朋好友面前表演一番,每次都得到大家的赞赏。
我很爱看书,那时家里穷,买不起,就到书摊上去租。
每次向她要钱租书,母亲都满口答应。
现在想来,我喜欢语文,最终当了语文老师,与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母亲命运多舛,1983年父亲车祸去世,留下年幼的三个孩子,大姐13岁,我9岁,小妹7岁。
母亲拉扯我们不容易,不久带着我们改嫁。
她和继父起早摸黑,抚养共同的5个孩子。
然而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年,母亲又因家庭矛盾离异。
我把母亲接回磐安,和年迈的奶奶同住。
可是祸不单行,没过几年,母亲竟然因为生活的不幸,得了老年痴呆症。
听到医生的这个诊断,我总是不敢相信。
母亲,我那聪明要强的母亲,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
姐姐无意中对我提起,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
那一刻,我流泪了。
我知道,这辈子,我
小时候,这根布带就是母爱,妈妈用它背着你。
长大了,这布带是儿子的深情,你用它背着妈妈。
有一天,妈妈的记忆走远了,但爱不会,它在儿女的臂膀上一代代传承。
孝更绝伦足可矜
何玥
年仅13岁的何玥,生前为金宝乡中心小学少先队员。
2012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却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住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
2012年
9月初,病情突然复发二次入院,肿瘤已扩散至脑部组织。
当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三个月时,她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2012年11月17日凌晨零点10分,[2]小何玥脑死亡,父亲根据她的遗愿将她的两个肾和一个肝捐给了三个人。
[1]
正是花样年华,你却悄然离开。
你捐出自己,如同花朵从枝头散落,留得满地清香。
命运如此残酷,你却像天使一样飞翔。
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何处春江无月明
高秉涵
1947年高秉涵的父亲在战乱中去世了。
“在那样战乱的情形下妈妈希望我能活命,就让我逃。
那时候我还小,妈妈的话就是真理啊。
”于是,当时就读于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的高秉涵就和同学一起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他就读的学校解散,小小年纪的他便跟着国民党的一支军队,汇入了生死大逃亡的队伍。
高秉涵在售书现场
忆逃亡:
九死一生贵人相助
13岁孩子在战乱年代只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谓九死一生:
在瓜洲,一场急性肾炎让高秉涵和死神擦肩而过;在安徽,他亲眼目睹了自己一度搭乘的军用卡车坠落谷底;在闽南,一位仁慈的奶奶在屠刀下挽救了他的性命……
逃亡途中一幕幕艰辛的场面不堪回首,“我腿上的这些伤疤就是在逃亡中留下的”,高秉涵一边说着一边挽起裤腿,露出了小腿上几个焦黑色的伤疤。
据高秉涵介绍,那是在一次被解放军围追的途中被慌乱士兵滚烫的稀粥烫伤的,“当时是黑天,只顾了逃命没觉得疼。
直到第二天才发现伤口早已血肉模糊,天气炎热,又没有药品和救助,伤口经常招引蚊蝇的叮咬,后来溃烂地都露出骨头来了。
回想起来也是命大,竟然没死。
就这么带着伤口一瘸一拐的继续逃亡,直到后来到台北当了火车站小贩有了收入才有条件去医院看病,当时大夫说如果再迟一点就要截肢了。
太太后来还开玩笑说,早知道你腿上有这么多伤疤我就不嫁给你了,呵呵。
”只有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人在回忆曾经的苦难时才能这样举重若轻。
初到台湾,虽然没有了战乱的惊恐,可对于一个年仅13岁举目无亲的孩子来说生存仍是无比艰辛的。
“当时到处都是难民,谁帮得了谁呢?
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车站;没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场找,最大的敌人就是狗,呵呵,有时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东西,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
后来好心人介绍高秉涵考上了火车站的小贩,再后来他偶然的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恩师、校长李学光,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和世交的刘泽民夫妇一家人的资助和关怀下,高秉涵考上了夜校初中部。
经过六年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他如愿地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法官。
十年法官生涯之后他辞掉职务,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了台湾著名的律师。
送骨灰:
郑重承诺鞠躬践行
菏泽旅台同乡会成立于1995年,既是一个联谊乡情、关怀照顾乡亲的民间社团,也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反台独、促统一的群体,高秉涵就是它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
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
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则有求必应,自己的办公室便成了菏泽老乡活动的场所、团聚的“家”。
“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那种给予是无形的却又非常珍贵,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
”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
“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
1987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
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54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骨灰盒都重达十公斤,“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这样才安心,有时候在路上会在心里默默和他们说话。
”多年来护送骨灰回乡经历中令高秉涵记忆最深刻的是1997年护送定陶县籍已故同乡的那一次:
家在台北的高秉涵先乘飞机到花莲,转乘汽车至山区军人公墓,办理完领取骨灰手续时已是黄昏,且风雨骤起,暴雨冲毁了通往花莲道路上的桥梁,高秉涵只得抱着骨灰坛和守墓的老人在一个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地的救援机构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机前往营救。
说乡愁:
故土滋味悲喜家书
“老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有人总盼着归乡,有人常急着离乡。
归乡是去寻找自己的老家,离乡是为子女创造另一个故乡。
我的故乡不是河北省房山县的周口店,也不是山西省洪洞县的老鸹窝。
我在异乡漂泊中另起了新家园,而漂泊前的家,就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的故乡在山东菏泽。
”这是高秉涵写在自己《天涯感悟》一书开篇的话。
游子是树,故乡是土,泥土是落叶的归宿,故乡则是游子生命的源头、情感的皈依。
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典礼上,他说:
“没有在深夜痛苦的人,没有资格谈论人生。
”当乡愁无限蔓延,心头的思念便难以化解,就像颁奖词里说道的:
“这海峡好浅,好浅,深不过我的遗憾。
”
早在1981年,高秉涵有一位叫卞永兰的学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乡探亲,返程途中专程绕道台湾,给台湾的同乡带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菏泽泥土。
“第二天上午,菏泽旅台的乡亲一百多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先是听卞大姐动情的‘乡情报告’,然后开始分发珍贵的礼物。
大家一致推举我来公平分配:
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
”因为分配有功,所以高秉涵被大家恩准多分一勺泥土。
“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半则分多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
可不是咕咚一声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才舍得咽下去。
”而分得的耿饼和烧饼直到放得发霉了也没舍得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战乱中给亲人的一个告慰,也是身在他乡不知归期的游子疗治思乡苦楚的一剂良方。
在高秉涵阔别故乡整整31年的时候,他满怀期盼地写下了第一封家书,这封信漂洋过海辗转三个多月才终于飞至三姐手中。
又经过近一年的漫长等待高秉涵才收到大姐的回信,这是一封带给高秉涵无限喜悦和悲伤的信,喜的是终于有了家人的信息,悲的是得知母亲早在一年前已经过世。
“1984年,我冒险前往香港,在那里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妈和姐弟,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那几天我们生怕耽误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倾诉相思之苦啊。
我今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能亲眼再见妈妈一面,未能给她端杯茶一尽儿子的孝道。
”高秉涵哽咽地说道。
[1]
海峡浅浅,明月弯弯。
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
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
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悲莫悲兮生别离
高淑珍
这个院子的女主人叫高淑珍,一个纯朴的农村妇女、一个残儿的母亲,今年55岁。
高淑珍的儿子王利国4岁那年得了类风湿,浑身骨节锥心般疼痛,不分日夜地哭闹。
病在儿身,疼在娘心。
高淑珍带着儿子辗转北京、天津、大连等地的多家医院,光医药费就花去了几万元钱,但最终儿子还是落下了残疾。
到了该入学的年龄,每天一到放学的时候,王利国就坐在自家大门前,看到一个一个学生从门前经过,心想:
“如果我能上学该有多好啊!
”他恳求妈妈送自己去学校上学,“我想念书,以后要当医生,专门治类风湿。
”由于行动不便,王利国无法和同龄人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
看着儿子渴望又失落的眼神,高淑珍整夜整夜地失眠了,“儿子腿脚不行,不能再不读书呀。
”高淑珍安慰他说:
“咱家离学校远,赶明儿妈妈在炕头给你办个学校。
”
不久,细心的高淑珍发现,附近村庄里也有一些因肢残而不能入学的儿童,他们对读书同样充满了渴望。
当初哄孩子的一句话,渐渐成为她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念头———在家里开个课堂,让周围像儿子一样不幸的孩子都能读书。
高淑珍至今忘不了当初“招生”时的情景。
为了摸清邻近乡村辍学肢残儿童的情况,她骑着自行车逐村打听。
担心得到的消息不准确,冒然上门招人厌烦,她就在打听好的地址前守着,直到看到那家真的有肢残孩子进出了,才上前敲门。
记不清有多少回被当成上门推销的小贩而吃闭门羹,又有多少回被不理解自己一片苦心的村里人嘲笑为“有毛病”。
高淑珍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孩子们肢残心不残,让他们学点知识,长大了有个一技之长,也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
”
1998年4月,她的“炕头课堂”开讲了,老师是被她“拉下水”的女儿王国光。
5个孩子、4张课桌、2块小黑板、借来的旧课本……高淑珍终于在自家小院里如愿以偿地听到了琅琅读书声。
一诺千金
每个残儿的家庭都是不幸的,都已为孩子治病倾其所有。
同病相怜的高淑珍深知这一点,所以她从未向这些孩子收过一分钱。
14年间先后收教了近百名残疾孩子,高淑珍的承诺始终如一。
高淑珍和女儿每天用自行车接送孩子们,中午就在她家一起吃大锅饭。
粗茶淡饭,但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附近其他乡镇的家长们听说洼里村有个大好人,也纷纷把孩子送了过来。
眼看着自行车接送不过来了,高淑珍咬了咬牙,东拼西凑买了辆旧面包车。
每次接送孩子,她和女儿都轮流跟着,有两个肢残严重的孩子,路上她怕颠坏了,就一直抱在怀里。
后来,为了让孩子们少受罪,她索性让孩子们都住到家里,免费吃住、免费读书。
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这是高淑珍始料未及的。
她的精力有限、家里地方有限、经济条件有限,本就债务累累的她,突然又多了这么多张“嘴”,怎么办?
看着因她稍一迟疑就跪下的残儿家长和身边既胆怯又渴望的孩子,那个“不”字,高淑珍始终说不出口。
有时迫不得已拒绝了实在不适合留下的孩子,她也会难受得好几宿睡不着觉。
几十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压在了高淑珍一家人的身上。
高淑珍家承包了20多亩水田,稻谷就是孩子们的口粮。
但是欠收的时候,让每个孩子吃饱并不轻松。
但无论多么艰难,她总是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
丈夫王跃元农闲时外出打工挣的钱,都被她花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为了多挣几个钱,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辆破旧的吱呀作响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一些日用品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
有的时候下大雪没有集,高淑珍就走街串户地卖,常常是刚一张嘴,就被轰了出来。
高淑珍心里承受不住,忍不住蹲在人家门口哭,“哭完了寻思寻思,把泪擦干净了,还得卖去。
家里还有一帮孩子呢,我就这么放弃,不中啊。
我一天出去挣十块、二十块,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我心里头欢喜,骑着车子都有劲。
”
不少家长拉来了粮食、蔬菜,有的还提出要给点钱,可都被高淑珍一一拒绝了,“我自己有残疾孩子,知道残疾孩子的痛苦和家里生活的困难,几乎家家都有饥荒。
我收一点饭费、生活费,家里有困难的可能就来不了,孩子一生的学习没准就耽误了。
所以我不收费,只要有这口气,我就拉扯着这帮孩子!
”
视同己出
“看到每个残疾孩子,我就感觉和自己儿子一样,都是我心头的肉。
”高淑珍对这些孩子,视同己出。
从这群患有脑瘫、小儿麻痹症、类风湿等病症的孩子们住到她家那天起,她没在饭桌上正经吃过一次饭,睡觉没脱过一次衣服。
清晨4点多钟,孩子们还在熟睡,高淑珍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她盛饭、倒水,孩子们的饭不够了,她又急急忙忙地重做;等孩子们都吃完了,剩下了她就随便扒拉一口,没剩饭她就干脆不吃了。
每晚睡前,她轮流给孩子们按摩;给孩子们逐个接尿;哄着最小的孩子睡去;每两小时起来一次叫孩子们小解……冬天她怕孩子们冷,就一直烧着炉火,直到深夜。
等屋子足够暖起来,把炉灰掏得干干净净了,她还要打着手电再逐屋检查一遍。
孩子病了,她整夜不睡觉守在旁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疼爱着,想尽办法给孩子做好吃的。
实在没钱了,就在附近小卖部赊两瓶罐头。
而自己儿子病了,她只是交给女儿照看。
说起这件事来,高淑珍“振振有辞”:
“自己的孩子无所谓,可别人的孩子交给我,就决不能出一点差错。
”
倴城镇尹桥村的尹晓兰2年前把16岁的儿子陈冀东送到了高淑珍家,“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放心,隔三岔五来看看,看了几回我就不来了。
高大姐对我儿子比对自己儿子还精心,比我这个亲妈还亲,我还看啥?
”不用整天照顾儿子,尹晓兰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做点活计,补贴家用,而最让她高兴的是,儿子变了,“以前儿子性格孤僻,我们和他说话他都不爱搭理。
自从到这儿以后,他人胖了、开朗了,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
”她想送来点粮食,但是高淑珍说啥也不要。
“高大姐是个大好人,她不容易啊!
”尹晓兰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
15岁的刘双已经和高淑珍生活了整整8年。
她刚来的时候正发着高烧,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由于患有类风湿,小刘双浑身关节疼痛,是高淑珍每天抱着她吃饭、睡觉。
“高妈妈虽然没生我,却给了我许多母亲都没能给我的爱。
”刘双说,“我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发自肺腑地叫高阿姨一声‘高妈妈’。
”
高淑珍家一间用作教室的屋子里,墙壁上贴着孩子们写的作文,字字真切——
“是这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一份好工作,来报答亲爱的老师和高妈妈。
”
“到放假了,我都舍不得离开,这儿就是我的家。
”
这句“高妈妈”、这句“家”,是高淑珍最珍视的财富。
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
有了爱,小院里的孩子一天天茁壮起来。
你的心和泥土一样质朴,你洒下辛苦的种子,善良会生长成参天大树。
爝火燃回春浩浩
陈家顺
为乡亲卧底,你吃遍所有的苦,为百姓打工,你换来群众最多的甜。
你乔装改扮,却藏不住心底最深的惦念;你隐姓埋名,可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为了谁。
动人以行不以言
张丽莉
别哭,孩子,那是你们人生最美的一课。
你们的老师,她失去了双腿,却给自己插上了翅膀;她大你们不多,却让我们学会了许多。
都说人生没有彩排,可即便再面对那一刻,这也是她不变的选择。
冰雪为容玉作胎
李文波
选择南沙
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专业人才奇缺,还未毕业的李文波已被国家海洋局和
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看中。
可李文波却选择了加入海军来到永暑礁,只因为“当兵是从小的梦想”。
为了安装海气边界层观测系统,李文波带领分队官兵扛水泥、搬器材,通宵达旦摸索施工。
建站之初,气象报表全靠人工填写,既要精确无误又要字迹工整,“每天那么多组数据在眼前晃,稍不专注就会出错。
”后来,李文波买回一台旧电脑,又四处求教,最终设计出了南沙第一套水文气象月报表程序,大大简化了制表流程。
通过一茬茬官兵的不懈努力,观测站硬件条件发生了质的改变,但仍缺少一本教材。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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