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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北大改革措施及意义
蔡元培北大改革措施及意义.txt师太,你是我心中的魔,贫僧离你越近,就离佛越远……初中的体育老师说:
谁敢再穿裙子上我的课,就罚她倒立。
蔡 元 培 北 大 改 革 启 示
陈汝平(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重庆 400047)
摘 要:
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从此,使一座衰败腐朽的封建学堂获得了新的生命。
本文选取蔡元培当年北大改革的部分思想和举措,结合当前状况,阐明其对今天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建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蔡元培;北大改革;启示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
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初的民主改革,但由于继承了老式学堂的传统,加上袁世凯复辟的一些政治气候的影响,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
1917年,蔡元培先生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从自由、民主的原则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这所充满封建僚习气的学校一跃成为中国首等学府,使一所衰败腐朽的封建学堂获得了新的生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思想和经验对今天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转变师生观念,明确大学的宗旨
蔡元培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仅仅是为混资历谋官位;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课堂讲授敷衍塞责。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追求的是当官发财,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
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蔡元培在1917年1月9日的演讲中为北大设计了未来: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每指责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
……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1]蔡元培的这番演说为转变学生和教师观念打下了基础:
(一)转变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
他又于1918年指出: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他这是针对当时北大的学生求学的功利目的提出的,当时到北大求学的学生想的都是日后的升官发财,“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就业而是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该是纯粹的、自由的,而不是功利性的、工具性的。
蔡元培认为,真正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
他不再是为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去生活,而是将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是为数不多的不被世俗之气所同化的人,是将帮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道德准则收稿日期:
2003-10-14作者简介:
陈汝平(1975-),男,重庆江津人,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58人。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的大学生的求学观念又如何呢?
时代变了,但学生求学的功利性目的较之八十多年前并没有多大的转变。
今天,什么专业热门,毕业以后好找工作,收入较之其他专业要高,人们就争相学习什么专业,像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一直是学生们报考的热门。
当然,由于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学生们在选择自己就读专业的时候为将来打算本无可厚非,说明他们存在着忧患意识,这对于他们学好自己所选的专业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又是如何求学的呢?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现象在今日的大学校园内极为普遍。
在今天校园内,考试作弊,为求过关而“通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泛滥,很多学生求学的目的仅仅是为混一张文凭,为日后找工作寻一块“敲门砖”而已。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今天的学生不转变观念,端正学习态度,那今天的高等学校教育状况与蔡元培改革北大以前的北大教育状况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多年前在媒体上广为报道并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中日小学生夏令营”的事件引发人们对中日下一代差距的反思。
报道中的那些小学生应该就是今天的大学生了,而他们现在在大学里的学习观念如呈上述情况,那又会与人家形成多大的差距呢?
这恐怕应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二)整顿教师队伍,转变教师观念。
蔡元培在教师聘
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都可以聘任做教师。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钱玄同、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马叙伦等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政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一时云集北大,这是蔡元培在用人制度上的不拘一格的重大改革。
蔡元培还对北大的教师队伍在专业素养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要潜心研究学问,做学生的表率,反对那种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教师。
人才的培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依赖于教师。
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前人早已有了诸多的论述。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语重心长地寄语教师:
“你不仅是活的知识库,不仅仅是一名专家,善于把人类的理智财富传授给年轻一代,并在他们的心中点燃求知愿望和热爱知识的火花。
你是创造未来人的雕塑家,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的雕塑家。
教育创造真正的人,就是你的职业。
社会把你看成能工巧匠,我们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能工巧匠。
”[3]但总观今日的学校教师队伍,却存在许许多多令人忧虑的问题。
首先是教师人才的流失问题。
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现许多优秀教师纷纷转行或跳槽的现象。
作为选择教师职业的从教者,如果不树立终身从教的观念,不树立安于清贫,以从教为乐的思想,不能自觉抵制物欲的诱惑,是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中去的。
这对于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极为不利。
其次是教师学术研究水平和自身素质的问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
但现在有些教师,自己学术不精但又加强学习以期提高,一本讲义几十年都不变,甚至照本宣科。
据调查,我市30多所高校中,有不小比例的教师是一字不落地在课堂上念教材。
另外,有的教师在私人利益上斤斤计较,成天就想着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课时费,有的教师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不管自己有多少“斤两”,猛开乱开新课的教师在许多学校可能都不是极少数;有的教师醉心官场,整天勾心斗角,就是不把学术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都说“学为师,身正为范”,试想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日后又以这样的姿态去教他的学生,那我们的教育可能就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教师专业化的建设,这为我国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改变师生的观念着手的。
今天,全国各高校在进行着各种改革,但我们要在教育领域取得新的成就,紧跟世界潮流,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人们过去陈旧的教育教学观念,形成新的学校观、知识观、人才观、师生观、多元教育价值取向观等新的观念,学校教育教学才会与时俱进。
二、北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一)积极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元培在进行北大改革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允许各种学术派别自由发展,允许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大学任教,这是思想自由的原则,也是大学的特色所在。
蔡元培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制度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延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
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兼容并包”几乎成了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示符。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兼容
并包”使北大具有了别具一格的宏大气象。
也正是“兼容并包”使得中国的学术在烽火连天、内忧外患的艰苦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生机。
但在今日之高校,有很多的大学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近亲繁殖”,本校毕业留校的“人才”能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学校的当权者阶层而外来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处处受排挤。
在引进外来人才上,“门槛”也要比“自己人”高得多。
高校要发展,应该适当借鉴和发扬蔡元培的一些办学思想,提倡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多样化,不同学术思想之间展开论争,求同存异,以共同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
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把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提高认识,正是我们拥有自信的表现。
尽管有的学生可问题,但可以肯定,更多的学生将会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在用人上,也要积极推进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教师进行选拔与任用。
北京大学现在正进行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被认为是继蔡元培之后北大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二)对学科和教学体制进行改革。
蔡元培在学科和教学体制上的改革,首先是进行了文理扩充,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与术的区别就是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区别。
学生在学校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把基础打好才谈得上应用。
由于当时存在着“轻学而重术”的现象,蔡元培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纯粹是“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进行扩充并加强建设。
我们姑且不论蔡元培对文理两科的扩充问题对现在高等学校的影响,仅就他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而言,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因为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谈得上高深的学术研究,“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牢固的基础,要实现蔡元培所倡导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是不可能的。
但在现在的高校内,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却和蔡元培所提倡的背道而驰,表现出极大的急功近利性,即社会上什么专业热门学校就开设什么专业。
虽然,这样做对于满足社会急需的人才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学校在开设这样的专业的时候却没有仔细考虑是否具备办好这种专业的人力、物力。
在有很多专业,连培养人才的教师也是“半路出家”,对所设专业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那培养出来的学生又会怎样呢?
并不是说这样开设的专就培养不出好的人才,但没有雄厚而牢固的基础,总觉得有点虚幻。
(三)废科设系和学分制的建立。
蔡元培在学科建设上要求文理沟通。
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他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
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原来的文、理、法等科分别改为不同的院。
蔡元培的这一施得到了后来高校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的高校基本上都是按照院、系的方式来对学校进行逐级管理和安排的。
学分制是蔡元培效仿的美国大学中通行的学籍管理方法。
他认为同在一个年级或一个专业的学生,由于其能力和兴趣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学校中实行学分制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蔡元培改年级制为学分制体现了他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落实了他沟通文理的思想,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提供了方便。
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学分制,新中国建立后,学分制被取消。
九十年代以来,很多高校又开始采用学分制,然而,所谓的学分制也只是徒有其表。
表面上看也是在实行学分制,实际上学生仍然是按每学期由学校规定几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的,只是在期末考试中每门学科考试通过以后再按照有关学分的规定给学生记多少学分,以达到应该修满的学分。
实行这样的“学分制”和年级制又有何区别呢?
要真正尊重学生个别发展差异,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就必须彻底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而不是这种名不副实的所谓的“学分制”。
(四)蔡元培的管理思想。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的一校之长,他的管理思想也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是他以开放的
心态对待北大的管理。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志符,然而在“兼容并包”的背后所蕴涵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这种开放心态不仅造就了蔡元培那“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更养成了他那放眼寰宇的战略眼光。
其次是他以民主的运作实施管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某些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
在赴任北大校长以后,他又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如校长校务公开、不忽视少数人意见等来提高北大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化的程度。
蔡元培的北大管理无疑是成功的,不知他的这种管理的理念能否为现在的高校管理层参考吸纳,以之为鉴?
三、结语
蔡元培的改革已过去八十多年,当我们重新踏着先生的足迹追慕其昔日的风采时,我们得到的是更加宝贵的遗产。
蔡元培先生将一所充满封建沉疴的学堂改变为中国近代的头等学府,其改革的思想有很多都值得我们今天的高校借鉴。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的北大也在进行着一轰轰烈烈的改革,而今天北大的改革究竟是喜是忧,学术界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但无论如何,这种求变求发展的思想是值得倡导的。
参 考 文 献
[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北京:
中华书
局,1984.
[2]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0.
[3] 转自郑金洲.教育通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0.
[4]教育学院教育学助教,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人的提议,决定聘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接替业已辞职的原学长夏锡祺,后又聘请了李大钊和鲁迅来校任教,他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又聘请了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来校讲授《中国哲学史》,几乎与此同时,刚刚二十三岁的自学青年梁漱溟通过范源濂的介绍,慕名访谒蔡元培,并出示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请予垂教,蔡元培对作者的佛学造诣了解很深,此刻,他便邀梁到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
同年4月初,经许寿棠和鲁迅的推荐,曾任绍兴教育会会长的周作人被聘为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
这一年,蔡元培还聘请了文科教授主讲中国中古文学史;理科方面由当时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
任学长,其他学者有专长的教授有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
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在法国曾邀请居里夫人来北大讲学;在德国,由夏元王栗陪同访问了爱因斯坦,并邀请他来北大讲学,蔡元培为此表示隆重欢迎,函请全国重要学术机关联名发信。
在广为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的同时,蔡元培先生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即使颇有些背景和来历的外国教师亦不例外,几位被裁汰的英、法教师扬言要与蔡元培诉诸法庭,此事甚至惊动了外交当局,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亲自过问,英国公使竟然造访于蔡,始而劝诱,继而威胁。
然而,这些压力都被蔡元培学术至上的正气一一顶了回去,至于个别道德沦丧毒化校风的学术败类,他则坚决予以除名,摈之于校园之外。
总之,蔡元培选聘教师,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学术造诣,在这个神圣的标准之外,不曾有第二个标准,因此,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及后起之秀汇集于北京大学,很快便形成了崇尚学术的良好氛围,大大激发起学生的求知兴趣,衰颓的学风骤然为之改观。
同时,蔡元培深知,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就要革除他们年年抄发讲义的陋习,就必须在教学之外从事必要的学术
研究,在他主持北大的第一年,便要求各学科成立相应的研究所,由专业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最先创办并坚持开展活动的是国学研究所,其中的小说科由胡适、刘半农、周作人以及两名学生组成,他们定期举行了学术讨论,根据研究所得分别作了《论短篇小说》、《中国之下等小说》、《日本近代小说的发展》等专题报告,既浓厚了学术风气,也促进了各人研究问题的深度,为使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转化为社会文化,蔡元培与张元济协议,由商务印书馆印发“北京大学丛书”,分批出版北大教师的学术著作。
1988年秋,他又提议创办《北京大学月刊》,作为师生发表学术论文的专刊,并为之撰写发刊词,系统阐发学术自由的宗旨,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元培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振兴学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史学家吕思勉评曰:
“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论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
”[6]
二、民主办校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革命以前虽很专制,但它的大学管理却是极端民主的,校长和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学生从不会因没有校长而发生问题,因此,他主张仿效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办校。
从前的北大,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接任校长后,认为这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
于是决定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
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
继后还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
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这实质是将校长权力下放,交由教学及学术活动的主干人员自行管理,切实按照教学规律兴办学校。
在学生管理方面,蔡元培尤为注重学生自立精神与自爱意识的培养,对此,他主要提出并贯彻“六自”方针:
一是诱导“自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学生中端正风纪,“以引起学生自尊人格,服务社会的精神。
”[7]二是勉励“自学”,他指出:
“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育不宜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8]因为从学习效果来看,“单靠教科书和教习,讲堂功课固然要紧”,但学生通过自学,“随时注意发现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趣,更为重要。
”[9]三是提倡“自治”,蔡元培反复叮咛学生:
“以后望注意“自治”二字,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
”[10]为此,他召集学生骨干,敦劝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各类学会,广泛吸引学生参予,学校则在经费、设施等方面予以鼓励和赞助,随之,学校成立了一些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自由参加,充分表现。
蔡元培还亲自主持成了一个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9年妾”,这就把师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到学术研究和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上来了,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高尚的爱好和情操。
四是主张“自省”,他指出:
“学生方面,也要自省。
”[11]有自知之明,存反省之心,以便及时发现自己在为人处世和学习研究中的不足,查缺补漏,不断提高。
五是鼓励“自动”,他认为:
“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12]六是力求“自助”,他指出:
“学生应该懂得‘教我的学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一切均须自助为好。
”[13]经过改革,一个合乎近代大学规范的新型学校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兼容并包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学术的发展。
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陈规,抱缺守残,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真正得到发展的,所以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鉴别和选择,他的这一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发之自然。
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虽说已进入民国时代,但自由民主的空气仍然十分稀薄,在思想领域内,人们习惯于那种定于一尊的固有秩序,相当多的读书人不能革除:
“专已守残之陋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蔡元培借助北京大学这块土地,励行“兼容并包”,将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行之于孔孟之乡,迅速改变着最高学府的面貌。
“兼容并包”主张的最初阐释是在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他申明“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可以说,这是他对待中西两大文化系统所持的进取态度,也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目标指导。
他尖锐批评学界存在着的株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它学术的旧的积习,认为要拓宽学术视野,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广设学科,增进交流,这便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现实需要,他期望通过《北大月刊》的印行,使外界了解北大兼容并包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习相绳。
借助国学经典,陈说世界通则,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传统和时代两方面求得合理性,从而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开放、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氛围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便是蔡元培“兼容并包”主张的底蕴所在,根据这样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在选聘教师、安排课程、丰富课外活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广泛的包容性。
在选聘教师方面,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激进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讲坛;在外语方面,也一改以往仅偏重英语的倾向,增设法、德、俄等国语言文学,甚至还将世界语例入选修课……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努力实践其“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
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非毫无倾向,尽管新旧人物被“兼容”于一校,但蔡元培站在新派一边是很明显的,他不赞同因循守旧,尤其是反辟倒退,他聘用刘师培、辜鸿铭等人,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自由和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但绝不是允许他们假借学术名义作出任何违背真理和反动政治宣传,这还只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新兴起,蔡元培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王栗作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可以说,这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我想北京大学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
蔡元培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是很可贵的,正是这种思想才在校内真正造就了一种学术主的空气,即使顽固守旧的辜鸿铭也信服蔡元培的领导,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
“余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
”(14)正是在“兼容并包”思想指导下,北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四、教育开放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的全方位性开放,即教育的对象和内容都是多方面的。
就教育对象来讲,从前就只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在蔡元培实行改革以前的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见着的,都认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撞入,把它看作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
这种思想,在北大附近的人尤其如此,到蔡元培做校长时,便吩咐把这块匾给取掉,为了使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北大第一步的改革,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这还只大学中的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远远不够,应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蔡元培又在北大开创了一所平民夜校,“平民”的意思,即“人人都是平等的”于是人人都有了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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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蔡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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