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塔下》的台湾连翘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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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塔下》的台湾连翘精神
《八角塔下》的台灣連翹精神
王昭文
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摘要
《八角塔下》是鍾肇政以中學經驗為題材所創作的長篇小說,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私立淡水中學校。
當時的中學生活具體而微展現了極權政治對個人支配的方式,而這部小說描寫一個少年如何在這當中成長、保存自我意識,展現出「台灣連翹」般雖被修剪卻仍順著本性生長的生命形態。
本文主要論點為:
一、這部作品談的不只是過去的歷史,也回應了創作時間的1960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環境;二、在1960年代支持作者努力創作、以及書中主角在1940年代追尋自我價值的力量,來自於建立了志同道合的「伙伴關係」,以及理性思考和向善的本性。
關鍵詞:
鍾肇政、八角塔下、極權政治、基督教、淡水中學校(淡江中學)
《八角塔下》是鍾肇政取材自中學生活的長篇小說。
這篇作品完成時,他已經離開中學生涯二十多年。
小說的時代背景設定在1938年至1943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經歷著「皇民化」與「戰爭動員」,春風少年被軍國主義意識型態催眠著,學校的教育方針主要就是要塑造皇民化的領導者。
《八角塔下》寫的就是這樣一個高壓統治的情境下,一個來自鄉村的客家少年,進入私立淡水中學校,面對著冷酷的時局,在懵懂苦悶、潸淚含笑中成長的故事。
這不僅是一則校園故事,或青少年成長小說。
當時的中學生活具體而微展現了極權政治對個人支配的方式。
作者本身的校園經驗透過文學創作,已成為所有在極權統治下努力保有自我、力求不被異化的人們的故事。
這是一個人與極權統治對遇的經驗,觸及最基礎的人權議題,可引發類似處境者的普遍共鳴。
但同時,這也是台灣人在特殊歷史經驗中的自我追尋,一則有關台灣人民的歷史命運與自主性追求的故事。
這不僅是屬於「日本殖民經驗」的小說。
固然小說的背景是日本統治時期,小說內容不乏描寫台灣人和日本人的互動、殖民統治帶來的不平等之類議題,但是作者的用意只在於回顧過去、紀錄歷史嗎?
作者在1960年代寫下這本小說,難道沒有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對話的用意?
1940年代少年的校園苦悶,在1960年代仍然可以找到相當多的類似性。
軍事教官的權威、對整齊和紀律的要求、對個人特殊性的抹殺、政治意識形態的催眠……,戰前戰後的中學教育中都不乏這樣的特色。
更擴大來看,可以看到戰爭期的日本殖民統治和中華民國反共論述下的威權統治有驚人的類似性。
小說說的是過去,也是創作時的當下。
這不僅是表現「反抗精神」或是「抗日主題」的小說。
我們在小說中的確很容易找到有關反抗意識的描寫。
不過只討論「反抗」或「不反抗」,似乎並不足以說明在極權統治籠罩下的個人困境及出路。
鍾肇政小說中的主角,常常呈現出來的是「台灣連翹般的生命」:
作為圍籬的台灣連翹,經常按照圍籬的需求被修剪得很整齊,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被剪去,然而樹根邊仍有粗壯的樹枝穿過縫隙、伸展到外面。
在被嚴厲限制的時候,仍悄悄的追求自由、不違背自己的個性來求生存。
支持這種生命形態的力量,來自日漸茁壯的自我肯定、理性思維的建立,以及「夥伴關係」的支持。
本文欲從上述幾個角度,透過《八角塔下》少年陸志龍在戰爭期的中學教育經驗,來探討極權統治下台灣人的自立生存之道。
一、當下與過去的對話──《八角塔下》的創作背景
《八角塔下》是鍾肇政43歲時完成的作品。
1967年5月起分成兩部在《文壇》83、84期連載。
1975年由「文壇社」出版單行本。
1998年由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再次出版。
1999年納入鍾肇政全集第五冊出版。
鍾肇政之所以會想要創作《八角塔下》,據他自己的說法,是起源於1963年的秋天鍾肇政的筆友曹永洋到淡江中學任教,邀他回母校看看。
在畢業二十年後回校,感覺「江山依舊,人事全非」,於是決定為母校寫一篇作品,「留下我那一段歲月的一鱗半爪,也為我的黃金時代留下一首青春讚歌」。
1964年他開始著手寫這部小說,但是完成上半部之後就因病輟筆,直到1967年4月才真正完成,5月正式發表。
創作《八角塔下》的時間,是在鍾肇政第一本長篇小說《魯冰花》正式出版、寫完代表性著作《濁流三部曲》之後。
此時他已確立作家的地位,創作力正旺盛,也參與相當多文學界的活動。
1963年他至少完成中篇小說〈初戀〉、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之三──流雲》及《大壩》,還同時編寫電視劇。
1964年開始寫另外一個三部曲的大河小說《台灣人》,以及《八角塔下》(但不久之後因為生病而暫時停筆),同時開始參與吳濁流的《台灣文藝》月刊,協助小說部分編輯。
1965年,獨立編輯兩套重要的文學叢書:
《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冊(文壇社)以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冊(幼獅書店)。
1966年,獲得中國文藝協會第七屆文藝獎章小說獎,又出版長篇小說《大圳》。
1967年,除了完成《八角塔下》之外,差不多同時還翻譯了日本作家安部公房長篇小說《砂丘之女》,並寫作這部作品的介紹文章〈安部公房與砂丘之女〉。
這年又開始繼續寫《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並從11月開始在《台灣日報》副刊連載。
由以上的記述可以得知,鍾肇政創作《八角塔下》,是他開始在文壇大大活躍、受到矚目的時刻,而且是在很多文學工作當中的一項。
他能夠在粉筆生涯之外撥出如此多的時間從事創作、編輯、翻譯的工作,實在相當不可思議。
往後,他繼續在這些領域投注心力,生產出質量都相當可觀的眾多作品。
《八角塔下》的創作時間夾在兩部重要的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及《台灣人三部曲》中間,同時期他還完成《大壩》、《大圳》兩部長篇小說。
自傳性濃厚的《濁流三部曲》和《八角塔下》,和取材自石門水庫建設過程、描寫鄉土社會變遷的《大壩》、《大圳》,可說是為《台灣人三部曲》中的台灣人形象和命運的主題預做了練習與準備。
鍾肇政確立作家地位的1960年代,政治與文學都仍籠罩在「白色恐怖」及「反共意識形態」之下。
國民政府自1950年代建立的文藝政策,非常類似於日本殖民統治戰爭期的法西斯式「國民精神總動員」,也好比共產黨政權的文化宰制。
其執行方式一方面確立「反共文學」、「戰鬥文藝」、「掃黃掃黑掃灰」等政策,控制媒體,不容與官方歧異的聲音或文學作品出現;另一方面則透過「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及各種官方主導的文藝團體,以金錢獎勵來促進配合國策的文化創作,將所有的文化活動納入反共意識形態掛帥的國家體制中。
到了1960年代,政府對知識份子的控制更加嚴酷。
1957年4月,鍾肇政創刊《文友通訊》,聯繫戰後開始學習用中文寫作的台灣作家,互相鼓勵、相濡以沫,打破作家各自孤立戰鬥的情況,成員只有九人,而且通訊的發行也只維持一年四個月。
《文友通訊》可說是脫離反共論述的自主性文學社團,在1950年代末期悄悄出現,或許因為《文友通訊》只是個小型的同仁性刊物,因此在文學界和政府主管機關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
這些成員都很小心翼翼地避免誤觸政治陷阱,可見當時白色恐怖氣氛之濃厚。
在鍾肇政早年寫作生涯中,並不特意去關心政治,但是如鐵桶般的極權統治卻時時將他籠罩。
例如《文友通訊》停刊後和文友們聚會,竟然遭到情治人員的監視與警察的「查戶口」。
這類白色恐怖時期常見的現象,應該在作家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0年代末期,雷震以《自由中國》為基地、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展開追求民主的新黨運動,卻遭到鎮壓。
蔣介石進一步鞏固威權統治,以「反共」之名迫害異己,更壓制所有試圖追求民主和台灣獨立的努力。
1964年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等撰寫了〈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警總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1965年鍾肇政編輯出版了兩套文學叢書,就被當局視為和台獨有關,將他列入黑名單,進行調查與監視,情治單位雖未曾約談他,卻透過救國團系統企圖收編他。
他拒絕特權的同時,是帶著驚疑與恐懼的。
在這種高壓、恐怖的經驗下,他展開《八角塔下》的創作。
雖然寫的是十幾歲的少年時代,但是此時所經驗到的政治高壓,和當年的經驗應該有相當多可以呼應的地方吧。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代鍾肇政並不是飽受迫害、志不得申,反而是一步步建立在文壇的地位、受到政府與民間重視。
但是極權政治的支配無遠弗屆,對人的控制並非只透過直接的壓迫,而是製造無所不在的恐怖,讓人時時戒慎恐懼。
這種「人人心中自有警總」的自我設限,才是極權政治最高明之處,也是最令人痛苦的地方。
鄂蘭(Hannah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
恐怖是極權主義統治的實質,而恐怖的基礎是孤獨。
極權主義政府未能抹去人們心中對自由的熱愛,但是它摧毀人們行動的能力,摧毀人的多元性。
它用恐怖來造成孤立、進一步造成孤獨。
孤獨者失去對自己本身的信任,也失去了存在於一個未提供經驗而必須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
自我與世界、思維能力與經驗,都同時失去了。
孤獨者選擇最壞的邏輯──意識形態推理。
極權統治藉由恐怖來宰制人,而且進一步讓人將其意識形態內化為自己的一部份、甚至是唯一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對抗極權主義若是落入另外一種意識形態運動,其實權力結構並沒有任何改變。
真正阻擋極權統治發揮有效性的,在於阻止孤獨的發生,保持自我判斷和價值觀,以及不喪失行動力。
鍾肇政的文學生涯和創作主題,在此展現了這種力量。
表面上,他似乎接受了官方意識形態,如抗日論述,但是他始終有自己的價值觀在其中。
透過《文友通訊》及其他編輯工作、和與作家朋友的交往,他建立「伙伴意識」來破解孤獨的危機。
在憂危怖懼中仍不放棄任何行動的可能。
作家的作品總是脫離不了自己的經驗,鍾肇政以寫實主義的小說見長,更容易讓讀者窺見作品中他個人的影子。
雖然他也寫了許多並非取材自身經驗的故事,但是有幾部作品的確呈現出他自己的生活經驗。
例如《濁流》的陸志龍,是台灣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也是鍾肇政自己的化身。
《八角塔下》的主角也叫做陸志龍,幾乎可以視之為《濁流》的前傳。
《八角塔下》、1971年出版的《青春行》,以及《濁流三部曲》,可說是鍾肇政自傳意味最濃厚的小說,主角可視為作者本人的化身。
《八角塔下》的許多情節和作者的經歷很容易「對號入座」。
比對1992年他所寫的青少年到青年期的回憶錄〈徬徨少年時〉,便可知道《八角塔下》有相當多的情節,特別是校園生活的片段,都是直接取材自本身的經驗。
鍾肇政認為自己的中學時代是個人生涯的「黃金時代」,《八角塔下》則是一首「青春讚歌」。
翻開書頁,我們期待看到一個春風少年的美麗青春,但是看到的是一個充滿困惑、寂寞的青少年。
除了面對一般青少年成長過程必會遇上的性成熟、渴望親密夥伴、對愛情的憧憬等等成長經驗之外,他的青春遇上了軍國主義高漲的年代,經歷了戰爭的洗禮,這樣的冷酷時局讓他的青春必須在一連串軍事訓練中、在皇民化的意識形態下展開,去一步步體會民族歧視和威權控制下的辛酸與悲情。
少年陸志龍感受著週遭的一切,也觀察著自己的改變。
在這期間,他多半是靠著自己摸索而得到新智慧。
他並沒有得到良師,只有幾位朋友對他產生一些比較大的影響。
他被周遭環境磨練著、被各種遭遇修剪著,從陸志龍的青少年經驗,已經看得出如同台灣連翹般的生命形態:
雖然沒有戲劇化的激烈衝突與反抗,這些外在的修剪卻讓內在生命更為茁壯、堅強,並在混沌迷霧中找到方向。
少年陸志龍和中年鍾肇政,有著類似的追尋、類似的壓力和徬徨。
正如彭瑞金所說:
「他不厭其煩地出入(歷史亡靈)其間,反覆徘徊不去,糾糾擾擾,我們應當想到他在這之中必有繫念,必有肯定。
」
二、極權政治舞台的形成──淡中經營權轉移
《八角塔下》的舞台,是戰爭期的淡水中學校。
這原本是一所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所設立的教會中學,在1936年被迫移轉給台北州政府組成的新財團法人來經營。
戰後,才再度由長老教會收回經營。
淡水中學在1936年的經營權轉移,和整個戰爭時期的國家意識高漲、日本政府排除歐美人士影響力的政策有關,更是殖民統治國家暴力的展現。
由右翼日本人首先發難、指責長老教會的淡水中學「缺乏國體精神」,再由官方壓迫教會方面交出經營權。
由日本人接手後,宗教氣氛全失,教育方針主要為配合國策的皇民化教育。
日人接管後的淡中,具體而微展現戰爭期日本殖民統治的特質,成為極權政治的舞台。
要了解《八角塔下》中的殖民統治經驗和極權政治隱喻,必須先從淡中的歷史經驗談起。
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十九世紀隨著台灣的開港而進入台灣宣教,主要分成兩個系統:
一是英國長老教會於1865年開始的宣教活動,最初以台南、高雄為中心;一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偕叡理(馬偕)1872年開始在淡水從事的宣教活動。
兩個宣教組織各自建立教會行政組織、教會醫院、神學院和教會學校,並約定大甲溪為宣教區的界線,不過雙方仍有許多合作關係。
南部長老教會的中學早自1885年便開始招生,宣教師最初設立中學校的目的是為了栽培傳道人員,作為神學院的預備學校。
不過進入日本殖民統治之後,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不在台灣設立中學,因此教會所設的中學湧入許多非教徒的學生,成為早期台灣人追求高等教育的跳板,教會中學也致力於通過中學教育來做宣教,因此,積極配合日本的教育制度,但是因為在經費和師資上難以符合政府法令的要求,因此遲遲未能正式立案。
於是長老教中學只能透過和日本內地的教會學校合作,提供迂迴的升學管道,讓學生能夠轉學或插班到內地的學校,再順利升學。
1930年代長老教中學的經營條件已有大幅改善,卻又碰上軍國主義高漲,在宗教教育和參拜神社問題上和政府有相當多的摩擦。
經歷過參拜神社引起的種種爭端之後,長老教中學及女學做了許多調整,並由日本人出任校長,終於在1939年獲得認可而正式立案。
北部長老教會的淡水中學校,是在日本統治時期之後才開始構思設立。
由加拿大宣教師所組成的教士會來籌設,也由教士會經營。
原先的構想是以招收教徒之子弟為主,但是後來決定讓非基督徒的青年也能接受基督教教育,決定兼收非基督徒子弟。
從第一屆學生開始,來自非基督徒家庭的學生就佔多數。
淡水中學在1914年春季正式開始招生,由偕叡廉(Rev.GeorgeWilliamMackay,偕叡理之子,也是一位宣教師)擔任首任校長。
1914年設立之初,招收學生約60人,往後學校大約維持200人左右。
每年投考學生超過150人,錄取也超過100人,但是私立淡水中學仍然不是正式的中學,畢業生不能夠投考大學,因此除了準備進入神學院就讀的學生之外,多半到三年級以後就轉學到日本內地的學校就讀,因此畢業人數往往不到入學時的一成。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校方不斷尋求改進,努力要符合政府要求,以爭取正式立案。
1922年,根據日本殖民政府公佈的「台灣教育令」,將校名由「淡水中學校」改為「私立淡水中學」(未能正式立案的私立中學不能稱「中學校」,南部的長老教中學校也同時改名為長老教中學)。
淡水中學是一所按照日本學制的五年制中學,但是和南部的長老教中學校一樣遲遲未能獲得日本政府的立案許可,除了因為教會財力有限,無法長期負擔遵從日本教育制度所需的巨額費用之外,也面臨政教衝突的問題。
政府的要求是:
財務健全、師資三分之二需具備日本文憑、不實施宗教教育、必須參拜神社。
前兩項教會學校的主事者可以努力達成,但是後兩項牽涉到教會學校的基本立場,很難做出適當的抉擇。
隨著日本展開侵略戰爭,殖民政府和教會學校之間的緊張關係升高。
1931年以前,日本殖民政府和在台灣的外國宣教師關係不錯,雖不鼓勵基督教的傳教,但是也並未排斥或阻止。
幾位著名的宣教師對日本的統治都給予相當好的評價。
但是1931年之後,日本統治者對台灣教會開始施加壓力,指責教會思想落後,嚴格要求「基督教日本化」,強制說日語,迫令不能用日語講道的宣教師離職,並禁止使用羅馬字聖經。
1933年至1934年,台南的「長老教中學」因為神社參拜問題而和台南州政府產生緊張關係,淡水中學也受到波及,並遭到更為困難的局面。
1934年1月,台南長老教中學的日本人「教頭」(教務主任)上村一仁因故被免職,他將自己的被免職和基督教界反對參拜神社一事結合,向媒體喊冤,引發報紙輿論攻擊長老教中學的攻擊。
即使校方已經帶領學生參拜神社,攻擊卻越演越烈,台南州知事今川淵聲明:
「堅決反對任何人以宗教之銘,行違反本島教化指導精神之實」。
長老教中學校長、英國宣教師萬榮華(EdwardBand)於是按照今川淵的要求進行校務改革,讓幾位台灣人教師離職,和日本基督教會合作,聘請日本退役軍人加藤朝太郎擔任校長,總算保住教會對學校的經營權。
受到長老教中學事件影響,1934年,淡水中學被迫廢除漢文、羅馬字及使用台語教學的教育。
然而這樣的舉措,也迫使年紀較長的台籍老師紛紛辭職。
1935年右翼團體「皇政會」對淡水中學展開攻擊,於集會中公開指稱淡水兩所男女中學的用地,是滿清不平等條約時代之「永久租借地」,指責政府為何於「昭和之聖代」容許「租借地」在「皇土」上。
用意就是打算壓迫教會放棄學校經營權。
而該校校長偕叡廉因為不同意「教育敕語」中「尊天皇」的字句,不但被指為「冒瀆明治大帝」的罪人,也被說成是「日本教育的反叛者」,又,該校以台語、英語進行教學,被抨擊為有礙日語的推行與皇道運動之推展。
右翼日本人甚至成立了「淡水中學撲滅期成同盟會」,持續抨擊淡水中學的教育方針缺乏國體觀念。
而他們的著眼點就是在神社參拜的問題上。
1935年,政府再次在「神社參拜」的問題上做文章,3月29日在報紙上出現「未參拜台灣神社,曝露淡水中學缺乏國體觀念」的報導,政府於是要求學校應該每年都要遙拜神宮、參拜神社,並由總督府文教局的視學官向淡水中學和淡水女學校的校長解釋「參拜」和「遙拜」並沒有宗教意涵。
加拿大宣教師們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在1935年6月由偕叡廉率領淡水中學的學生到台灣神社參拜。
1935年8月,為了適應時局的要求,淡中校長改由精通日語的明有德牧師(Rev.HughMacMillan)擔任,並聘請一位日本退役少尉為教師,實施軍事訓練,希望可以用這樣來滿足日本當局的要求,維持教會對淡水中學及淡水女學校的主權。
1936年3月12日,《台灣日日新報》刊出辭職返國的前淡水中學歷史教師鈴木勇的文章,指責淡水中學的教育方針仍然缺乏國體精神,並宣稱淡水中學的台籍老師排斥日本老師、煽動學生反抗日本老師。
鈴木勇事件之後,「淡水中學撲滅期成同盟會」又大大活躍,導致6月又有3名日本教師提出辭職,於是前後共5位日本教師離職,還包括「教頭」(教務主任)在內。
當時學校的教師(包含校長在內)不過13人,一次這麼多人離職,對學校是很大的打擊。
在台南長老教中學事件中有著關鍵角色的今川淵此時擔任台北州知事,再度以政治力介入淡水中學問題,要求長老教會教士會交出淡水中學及女學院的經營權。
1936年6月4日,長老教會北部中會召開臨時會議,鼓勵宣教師們抗拒日本人的要求,想辦法度過難關。
日本基督教會也暗示將給予協助。
但是負責經營淡水中學和女學的教士會並未採取這方面的意見。
8月,台北州教育課長立川義男接收了兩校,並代理校長(學長事務取及)。
移讓的主要條件如下:
一、台北州以臺灣銀行券九萬圓從加拿大教士會收買兩校圍地;二、教士會須將兩校之一切建物及設備,無償讓渡新財團使用。
據當時的估計,兩校的不動產約值四十萬圓,台北州竟僅以九萬圓的代價買下,教會方面認為這根本是強取豪奪,其用意只是要消除這塊土地「永久租借權」的名義。
1930年代兩所教會中學所面臨的問題,必須放在日本殖民統治的發展脈絡來看。
日本學者駒込武研究長老教中學的神社參拜問題時,引用鄂蘭(HannahArendt)研究極權主義時提出的「恐怖主義論」,認為日本殖民統治用到了國家主導的恐怖行動,以神社參拜這種「踏繪」儀式來監管殖民地人民,讓人們習得陽奉陰違的行動方式,而外在的行為的習慣化逐漸行程了對權力順從的內在。
日本的殖民統治透過「踏繪」式的權力運作,在透過殖民統治刺激近代化的同時,巧妙控制了近代化慾望發展的方向,並且壓抑了台灣人自覺而起的近代化。
如同南部的長老教中學遭受的壓力,淡水中學的經營權轉移過程,也透露了極權統治的手法。
台北州政府逼迫北部長老教會教士會讓出淡水中學的經營權之後,成立新的「維持財團」來經營學校,1937年1月,聘任有坂一世出任淡水中學及淡水女學校校長。
他是青山學院高等科畢業的,1929年起在台南一中任教,因而結識當時任台南州知事的今川淵,在今川的推薦下他放棄公務員身分而接任這所私校的校長。
有坂校長到任後,一掃以往被打壓期間的疲弱態勢,運用各種管道爭取資源,改善教室和教學設備,並自日本聘請優秀的教師,強化教學陣容。
1938年,台灣總督府修改教育法令,認可私立中學之創設,終於兩校正式立案,校名也改為「私立淡水中學校」和「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
日本人接管之後的淡中,學生仍然以台灣人為絕大多數。
只有零星的幾個日本學生點綴其中。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有坂校長自己的三個兒子都在淡中就讀,其中次子是從台北第一中學轉學過來的,校友有人認為這是落實「一視同仁」,對台灣人展現平等的誠意,而覺得校長令人尊敬而懷念。
這個舉動不僅有籠絡台灣人的用意,也可看出有坂校長要把淡中經營成一流中學的決心。
《八角塔下》記載了有坂校長對淡水中學校主權轉移的說法:
「我們淡中是有輝煌的傳統與歷史的。
遠在六十年前,馬偕博士就創立了我校。
全島中學不下二十所,就沒有一段有著這種悠久的歷史。
」又提到,該校原本是宗教學校,兩年前(1936年)由台北州財團法人接管過來。
當時學校還沒有正式的甲種中等學校資格,為了取得「認可」,全校上下奮鬥了兩整年,終於今春(1938年)獲得正式甲種中學的資格……,今年入學的一年級生將來都可以升學。
雖然校長把淡中的歷史推到馬偕的「逍遙學院」時期,但是此時的淡中完全排除了教會學校的特色,以皇民化運動和軍國主義為主要教育內容。
有坂依照讓渡時的協議,興建「馬偕博士紀念圖書館」,建築經費是透過長老教會北部中會向全台灣募款的。
當初做這項約定是為了讓日後的淡水中學校學生了解學校的淵源。
然而強調馬偕的貢獻、蓋圖書館、立銅像,只是一種籠絡兼壓制教會的策略。
馬偕精神未在淡中被廣泛強調,圖書館徒具形式,甚至在這圖書館內的音樂教室,上的是日本謠曲,而不是淡中原先引領風騷的西洋音樂。
淡中經營權轉移之飽受批評的是「缺乏國體觀念」,日本人接手後自然要在「加強國體觀念」上面努力。
配合當時的皇民化運動,學校上課內容有許多改變。
首先,是加強軍國主義訓練。
對學生採取斯巴達式管理,無論服裝、儀態、作息都採取軍事化,並要求學生以劍道、弓道等來鍛鍊武士道精神。
此外更嚴格實施軍訓課(教練)。
1941秋天,台灣軍司令本間雅晴中將還曾經參觀淡中的軍訓成效,以了解台灣青年的素質。
此外,參拜神社更是少不了的活動。
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生也被動員從事戰爭協力工作,組成「奉公隊」到校外協助民防、救災演習,寒暑假還得參加「勤勞奉仕」,從事勞動。
長於演說的校長,則不斷透過種種訓話的機會,灌輸少年們愛國觀念。
淡中的經營權轉移,就是極權統治形成過程的縮影。
藉由意識形態的壓迫,國家權力的介入,不容許任何異質性的存在。
這座為台灣青少年搭建起來的極權政治舞台,則繼續演出馴化、改造的戲碼。
三、催眠與覺醒
軍國主義是此時的意識形態,極權統治則是權力形態。
台灣人在日本以「擬血緣國家」建立的國家論述中,是異質性的存在。
同化政策的存在就是要消滅這樣的異質性。
而在1930年代形成的法西斯主義主導下,同化以極激進的形式進行,就是皇民化運動。
要消滅台灣人的異質性,必須要向台灣人灌輸日本傳統精神,學習日本的生活方式,讓台灣人變成徹頭徹尾的日本人。
《八角塔下》所描寫的入學典禮,校長強調的是:
「你們將來都是要領導本島人,走向全島皇民化的光明大道的人物。
……明治天皇陛下曾在一首和歌裡吟過:
『新高山下的民草們,如今也漸漸繁榮,余心為之歡悅』,這就是一視同仁……你們必須時時不忘記浩蕩的皇恩,努力學習做個堂堂正正的皇民。
」
這些配合時局的說辭,在少年陸志龍的心裡「形成一個模糊不可捉摸的概念」,但是這些話,以及校長訓話的方式,「有一種催眠力量的威權」。
在本書中,他多次以「催眠」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校長、教官的訓話,以及對「武道」的嚮往、對自己學校的光榮感等等。
進入中學,像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充滿好奇心的少年探索著周邊所有令他感到奇怪的事,可是在探索的開始就遇到許多的「催眠」。
包括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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