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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父爱
梁启超、鲁迅等名人怎样做父亲
父亲节这一节日的确立,旨在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希望在父亲和子女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
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日之花,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对逝去的父亲们表示悼念。
不过,节日本身,只是某种仪式,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节日之外,“怎样做父亲”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值得每一个人去体悟。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写道。
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恺等一众学者、作家、画家,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使得“父亲”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鲁迅与周海婴,摄于1930年。
鲁迅用报纸打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
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
“留大人。
”结果母子平安。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
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
“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钱基博与钱钟书。
钱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
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
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
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
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
“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
”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摄于东京。
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
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
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
他对梁思庄说:
“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
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摄于1936年。
梁漱溟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
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
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
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
“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
”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
“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
”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适全家:
胡适(右一)、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胡适平时不亲热,只知责怪
1908年9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
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
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
“功课及格,那算什么?
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
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
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
“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
你不觉得可耻吗?
你自己看看这表。
”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
晚年,胡适对秘书说:
“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
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
”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
“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
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
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
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儿子杨子耘在上海日月楼观看外公画画
摄于1963年。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
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
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
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
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
“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
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
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
“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
”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
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
“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
”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
■场外花絮
1.“严父”贾政
《红楼梦》中,贾政是贾宝玉的父亲,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人端正甚而近乎迂腐。
对于宝玉的叛逆,贾政大为光火,不时打骂,甚至往死里痛打。
宝玉写的诗词被斥为“浓诗艳词”,他不爱读书,贾政挖苦道:
“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
”作家王蒙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2.“忙人”金庸
作家金庸共有四个子女,长子19岁为情自缢身亡,他曾回忆:
“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忙”是金庸给次子查传倜小时候的最深印象,“他是报馆老板,又要写武侠小说,不太有时间跟我们交流太多,说话多的场合就是吃饭的时间。
”
3.“长离别”钱穆
学者钱穆离开大陆时,次子钱行才16岁,与父亲共同生活仅七年,在他眼中,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心中始终是严厉的”。
钱行一直记得这一幕:
父亲课后在书房写作,走过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
时代流转,再见已是三十年后,离散父子在香港相聚,对于子女曾遭遇的困苦,钱穆坦承“没有尽到责任”,他唏嘘道:
“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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