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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杜正胜
一、现阶段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人的科学考古,当从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至今整整70年。
以这年为基点,5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unnarAndersson)发掘仰韶村,创造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概念;3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展开大规模、有计划的殷墟发掘,揭露3000多年前的王都。
总而言之,20世纪的2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科学考古发轫的时代。
启动中国考古列车的安特生和李济,他们的学术背景皆非考古。
安特生专长地质学,故仰韶发掘的层位以距离地表深度机械地划分,缺乏考古学的层位概念(Andersson,1947)。
李济研习人类学,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FormationofChinesePeople)副标题作“一个人类学的探讨”;虽然那时他的眼光已触及考古学领域(李济,1992;《选集》7页),但与西方考古专业到底有些区隔。
借用张光直的话说,他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地位出现的(张光直,1988b)。
这两位考古开拓者的学术背景虽非严格意义的考古学,但地质学与人类学皆与考古学紧密相关,加以他们的出身和学历、经历,对尔后中国考古学的走向应有所影响。
中国虽然有将近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20世纪初发展出来的考古学却是一条崭新的西方之路,这从当时领导人物的背景来看,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不过我们还是要从中国考古学萌芽滋长的学术环境,从李济所服务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新史学的发皇地的学风,以及该所创办人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来综合分析才可能贴切。
这些问题下节将有所论述,这里先说考古学。
在欧洲,近代意义的考古学之开放,首推1800~1840年丹麦发生的古物学革命,C.J.Thomsen提出石器、青铜和铁器的三期说,J.J.A.Wo-rsaae从地层加以证实,SevenNilsson透过比较,归纳出人类四期进展的生存模式:
蒙昧、畜牧或游牧、农业和文明。
1840年以后石、铜、铁三期说推广到全欧,像一道清光照亮幽暗的史前世界,近代考古学于焉诞生(Daniel,1978,38~56、77页)。
其后西方考古学随着大学术环境的激荡,虽有进化论派、文化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等差异(参Trigger,1989),但在所谓“新考古学”(NewArchaeologyorProcessualAr-chaeology)看来都有其一致性,统统归入“传统考古学”之列。
所谓新考古学是60年代美国的突起异军,其领袖LewisBinford承袭WalterT-aylor在40年代对考古学的批判,而揭橥新方法与新目标,强调生态研究,把考古学材料作系统关联性的解释,效法人类学,以成为人类学做为考古学的终极目的(Binford,1962)。
基本上他们认为传统考古学着重特定时空的文化特质,具有历史学倾向,重视个别性超过普遍性,故难以对人类行为提供普遍的原因和法则;而今他们要探讨社会文化体系和文化过程,解释人类行为。
如果考古学还和历史有一点关连,那只不过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过去而已。
于是考古学遂告别历史,转而拥抱人类学,这在西方考古学史上,遂称作“考古学革命”(Martin,1971)。
中国科学考古虽然可以分出几个阶段,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问题是有发展的,不过就与历史学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说,从20至80年代,甚至到现在,基调大体一致。
在新考古学思潮传入中国以后,号称“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84)也重复60年代西方发生过的历史,产生“新”“旧”的分歧,中国考古学遂面临严峻的理论与方法的挑战。
大体而言,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新旧杂陈,处在矛盾中,尤其年轻考古工作者普遍引起苦恼(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委会,1995,43页),而领导的一代对新考古学也出现倡导和批判两种截然的态度(俞伟超、张爱冰,1992;张忠培,1993、1994,143~149页)。
西方学术传统重视创新,但往往喜欢把过去的“旧”推到极端,强调与自己的差异,以增显自己的特点。
新考古学是不是真那么新(Dan-iel,1981,178页),传统考古学是不是那么陈旧不堪?
60年代当时似无疑义的问题,二三十年后的看法却不同。
譬如GordonChilde,应该是所谓传统考古学的代表了,但根据新近的研究,新考古学所标榜的鹄的——通则化,也正是Childe要做而且已经做的工作(Renfrew,1994);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新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post-processualarchaeology)的争论,都可以从Childe的研究获得启发(Trigger,1994)。
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美国新考古学所震撼、所感动的中国考古工作者,有些人也难免犯了西方极端化的毛病,就像张忠培批评的,把新考古学描绘成巨人的时候,先得把传统考古学打入小人国(张忠培,1994,145页)。
但提倡新考古学最力,也许也是最有影响的俞伟超并不否定所谓传统考古学的看家本领: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以这两根支柱来架构中国“新考古学”的理论的(俞伟超,1996),俞氏想要努力的是如何透过实物资料来了解历史的原貌,所使用的方法便有见仁见智的差别。
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面对这种分歧的学风的确两难,是要继续当一个具有“历史癖”的考古家呢,还是断然易帜,投奔人类学阵营,或是寻找独立自主的第三条路?
解铃还是系铃人,问题出自Binford,我们还是从他检查起。
Binford那篇革命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asAuthropology")开宗明义所引Willey和Phillips的话,其实有清楚的范围,他们说:
“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此外什么也不是”(Americanarchaeologyisanthropologyoritisnothing)。
虽然美国考古学的方法、理论源自旧大陆,不过就历史的延续性和古今连属的文献来说,Willey等人不能不承认美国无法与欧洲、中东、亚洲的考古相提并论(WilleyandPhillips1958,viii)。
所以应该变成人类学的考古学,是像美国那种没有历史文献只有民族志的地方,但换到B-inford的手中,无限推广,“美国考古学”只剩下“考古学”,而“我们作为考古家”者就是要在“我们的园地扛起完成人类学目标的重责大任”(Binford,1962)。
在我看来,资料可以规范学术的性质,自然与人文的大分野且不说,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虽同样以人或人群做为探讨的对象,不同资料可能造就五花八门的学科,范围缩小到考古学也是不同样的道理。
一般讨论考古学方法论都离不开资料、技术、方法和理论4个重要概念,诚如张光直所说,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张光直,1988a,61页)。
然而对于“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以资料做基础的,所以考古因资料之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技术、方法和理论,于是形成不同的考古学。
美国考古的资料性质,至少在历史延续性方面不同于中国,中国考古学借他山之石以攻自己之错时,岂可毫无别择地照单全收?
下文我们在新考古学和传统考古学之间有所取舍去就,基于资料规范学术性质即是一项重要的考虑。
学术发展往往有其传统,不论批评或继承,皆有特定对象和特定义涵,异地移植,同样名词的指涉或内容并不一律,这就像越淮两种的橘,其实已是枳了。
美国新考古家所批判的传统考古学,大部分对象是西方的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e-historicalarchaeology),而中国提倡新考古学的人,批判对象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性。
这两方面的“历史”是否雷同?
不能不分辨。
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急遽转变,亦有学派和阶段的差异,不能简化为“中国历史学”,更不能混淆地称作“传统史学”。
这个划分认识不清,即使睥睨Binford“教主”的人(张光直1994;1995,132页)也难免走Binford的老路,把历史学当作“旧”,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当作“新”,而号召中国考古学家脱离“传统史学”的窠臼,投入人类学的阵营(张光直1981;1992;1995a,1~24页)。
俞伟超不否定考古学重建历史的功能与任务,但对历史学的理解也同样定位在传统的史学(俞伟超,1996,56、62页)。
这是由于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尤其是傅斯年所倡导的新史学的陌生而造成的误解。
尽管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在欧美已经过时,但他们提出的考古新路径以及后来风起云涌的更新的各种考古学派,如象征、结构或批判等考古学(Trigger,1992,339页),在中国恐怕还没过去。
它们留给中国考古家的问题依然是:
中国考古学应该是“历史的”还是“人类学的”,或者其他的方式?
这个困扰当从20世纪中国新史学(不是所谓的传统史学)与考古学的交涉情形来考察。
二 中国考古学基调的形成
不论新考古学家怎样把考古学拉进人类学的圈子,总不能不承认考古学和人类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在于它的“古”字。
考古学的资料是过去的遗存遗物,不像人类学绝大部分取材于当今之世。
所以考古学的时间领域便接近历史学而远离人类学,历史悠久的地区,如埃及、近东、中国、印度等地,考古家所处理的绝对年代固然古老,即使新考古家在美国的发掘研究,相对年代也都属于史前阶段。
在新史学风气下成长的中国考古学,其基调是历史重建,与美国新考古学所批评的文化历史学派不尽相同,反而含有一些新考古家所提倡的成分,这和它成长的温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学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就和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古史研究结合,其交涉点是在史语所。
史语所的史学是中国20世纪的新史学,绝非传统历史学。
这话要从疑古学派说起。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疑古和信古的辩论,李玄伯(1924)和陆懋德(1926)先后都主张只有考古学或借助于考古证据才是解决古史疑难的科学方法,但真正付诸实行的则推始于1928年成立的史语所。
史语所创办人傅斯年原来也是疑古派,留学欧洲7年,于1926年底返国,深以疑古为不足,改走重建之路(杜正胜,1995)。
疑古和重建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
疑古派证成古人认定的古史其实只是春秋战国秦汉人的古史观而已;重建派则在楼台拆毁后的空地重拾一砖一瓦,以建构新的楼台,其所依凭的材料大部分是考古的证据。
所以中国考古学一开始便担负起历史重建的任务。
这里历史重建的“历史”是和新考古学所批判的“历史”有所区别的。
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故他揭示的治学宗旨是不断扩张研究材料和工具(傅斯年,1928;《全集》四,253~266页)。
创所规模,据他手写的第一期报告书的规划共分八组,即汉语、人类学民物学、汉字、民间文艺、史料学、文籍考订、敦煌材料研究、考古学(“史语所档案”元198-1,No.2896)。
尔后续有修订,1929年迁移北平乃合并为三组,第一组史料学与敦煌,第二组汉语、汉字和民间文艺,第三组考古与人类学(“史语所档案”元203-2,No.2920)。
可见当时所谓的“历史”,范围是很广的,与大学科系划分所谓的历史不同。
从傅斯年、李济到夏鼐都说考古学就是史学之一部分(傅斯年,1930;《全集》四,289~299页;李济,1936;夏鼐,1984),也都是这种广义的历史学的概念。
这是新史学的历史概念,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要放在这种学术结构以及发展过程来看,如果不之此图,而硬以“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来突显与近代考古学之不搭调,并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实情。
在傅斯年受命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大约半年之后,李济便离开清华国学院,加入史语所的行列。
他对“历史”和“重建”的认识,可以说是傅斯年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
李济的安阳考古,一开始就抱定希望在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基本材料上“能渐渐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1930a;《选集》232页)。
新历史植基于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取得则靠田野考古。
李济说:
“田野考古工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要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
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李济,1936;《选集》53页)。
”田野考古者和狭义的史学家只有分工之不同,其追求历史重建的终极目标则无异,而且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他们的学问即是广义的历史学,李济故说:
“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
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同上)。
”缺乏以科学手段获得资料作基础的历史学的确容易流为政客的工具,不过在学术能独立自主的环境中,考古学若脱离历史,有可能沦为只是提供资料的工具,没有弘大的发展性。
他显然寄望田野工作者不要仅满足于从田野发掘资料,还要进一步成为考古学家,也就是和狭义的历史结合,从事历史重建的工作。
考古与史学原本分不开,换句话说是共同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
从研究方法说,傅斯年新史学重建历史的方法论是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他说的工具即是学科;而且对于“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也不少说”(傅斯年,1927、1980,68页),也就是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杜正胜,1995)。
此一原则性的宣示随着世界学术的发展,工具的精神和概念的更新,可以不断扩充,最终目的是要把研究对象完整深入并且彻底地呈现。
即使像新考古学家Binford所悬揭的目标(1962),从出土文物讲到生态环境(technom-ic)、社会文化系统(sociotechnic)以及社会体系内的意识成分(ideotechnic),也不出“把材料说尽”的范围。
所以傅斯年新史学的方法论可以吸纳学术界不断创发的新方法。
我们固不宜夸大20年代的先见,但也不必乐观相信后代方法一定和前人对立。
中国考古学萌芽伊始所表现的浓厚史学倾向,早在李济与傅斯年合作之前,他发掘西阴村的动机就很明显了。
民国14年冬至翌年春,李济先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做考古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理出头绪,部分以历史遗址,部分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他前进的路标,历史遗址包括传说的舜陵和夏陵(李济,1927a;李光谟,1994,19~28页)。
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在寻访夏代陵墓的途中发现的,他所以决定发掘,部分是这位置正处在传说夏王朝——中国历史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李济,1927b;李光谟,1994,29~30页)。
发掘结束后,李济给清华国学院师生解释他选择山西工作的原因,因为《史记》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这些古代名城都在山西。
据当时的学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在场,也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戴家祥,1989;李光谟,1994,170页)。
民国17年11月李济应聘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继董作宾之后在小屯发掘,计划以小屯为中心彻底工作,“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借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史语所档案”元25-3,No.348,民国17、12、20李济致傅孟真函附致蔡孑民、杨杏佛函)。
可见他看重的是三代史料,而这里后来证实的确就是殷都。
30年后徐旭生调查豫西,也是抱着寻找夏墟、夏文化的态度到田野去的(徐旭生,1959)。
从王国维、李济、傅斯年到徐旭生,不论涉及考古领域深浅,都有以考古学解决历史问题的倾向。
新考古学家或许要归咎于中国人无可救药的“历史癖”吧?
然而在中国土地上,尤其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铲子下去,非经宋唐汉周各层无法达到新考古学所赖以建立理论的史前阶段,硬叫中国考古家不理会历史问题也难,这就是上文所指出的,资料不同会产生不同之考古学的道理。
当然中国考古学的浓厚历史兴趣连带把史前部分也建立历史的秩序,最近几十年中国最主要的考古领导人如夏鼐或苏秉琦,不是说史前史等于史前考古(夏鼐,1984),便以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考古学之终极任务(苏秉琦,1991)。
自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科学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这期间李济主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夏鼐参与和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大抵都把考古学当作历史学看待。
即使在美国学风中成长而且参与新考古学革命的张光直,前后四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基本上也是一部上古史。
即使以提倡著称的俞伟超,他从事的楚、羌等“历史民族区”的实证研究(俞伟超,1985),无一不是历史的著作。
然而不论新考古学家或者更新的后新考古学家,凡想给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生命的人,该怎样看待过去这70年的考古学史呢?
三 以科学工具重建历史的考古学
检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应深入其发展过程,发掘它所强调或忽略的地方,再分析其中的长短优劣,而不是以后世的概念或理论作批评的准绳。
譬如上文提到新考古家企图熔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系统和社会意识成分于一炉,这些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成为学术的主流课题,李济的考古学因时代的限制,未突显这些概念是很自然的,但并不表示所谓中国“传统”考古家的成果就是一些零星文化现象的拼盘而已。
大家都知道傅斯年的新史学特别重视史料,他那句“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928)的宣言,能同情地了解的人并不多(许冠三,1986,215~216页)。
上面已说过,在新史学的体系中,史料之所以占居绝对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史料可以塑成学术的方向,可以规范治学的方法。
那么在中国这种不重视理论的学术传统中,对李济这种不喜欢徒托空言,而宁愿实证研究的学者,他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学的意义了。
李济考古学的方法论见于他申论古史重建的7类材料范围中(1962;《选集》,90~92页):
1.属于人体解剖学与生物学的古人类化石,以及东亚现代地形尚未形成以前的地文、地理、气候和动植物;
2.与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气象、古生物等研究成果;
3.人类文化遗迹,史前古器物;
4.属于体质人类学的遗骸;
5.“狭义的”考古发掘品(青铜时代及以后的文物);
6.民族学和民族志的资料;
7.文献史料。
这7类材料可以归纳为4门:
生态学(1、2)、民族学(4、6)、考古学(3、5)、狭义的历史学(7)。
从新考古学来说,第三、第五是他们批判的传统考古学,也是现在有些人对中国考古学不满的所在。
第五、第七属于历史时期的资料,基本上是新考古学未触及的领域,倒是关于生态学、民族学的材料和新考古学颇有相通之处。
不过李济考古学涉及生态和民族的部分,意涵仍与新考古学有所差别,单论时空范围似比新考古学悠远宽阔,这是与傅斯年强调“科学的”学风息息相关的。
傅斯年的新史学以自然科学为师,他肯定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要观察地形的方法,但惋惜如果能有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亭林的成绩必更卓越。
他相信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所以现代科学如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术无一不是供给研究历史之工具,史语所的目标也想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地精确,在中国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傅斯年,1928)。
当时中国能发挥这类工具效应的机构,尤其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课题有关者,首推民国5年(1916)成立的地质调查所。
大约半世纪后,李济总结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写成《安阳》(Anyang)一书,第三章标题作“田野考古方法”(fieldmethod),却专讲地质调查所及其科学家——美国人葛理普(A.W.Grobau),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和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正反映李济(或史语所)考古学方法上的兴趣。
地质调查所这5位外国专家,不是地质学家就是古生物学者,后来从他们的专业领域伸入考古而成为考古学家。
上述李济7类材料范围属于生态和民族者,都和地质调查所有过密切的合作。
先说民族学。
心理学和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出身的李济,他的学术有两大课题,一是中国民族的原始,一是中国文化的原始,二者合成为李济考古学的核心(李济,1954;《选集》81~87页)。
李济考古学把民族和文化等量齐观,恐怕是有更基础的历史学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以追究民族的起源和流变作为解答他的历史观的方法。
他在博士论文中把现代中国人分作五大民族单位,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勾画他们的迁徙情况,公元3至6世纪及11世纪两次移动的规模最大,促使中国的民族变化比任何其他单一原因造成的后果都更剧烈(李济,1922;《选集》6~7页)。
李济虽然根据多项标准划分民族,最基本的则是人体测量,如身高、头形、鼻形、肤色等,终其一生不曾忘情于地质人类学(李光谟,1996,150~152页)。
我们发现民族一项在傅斯年的史学同样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几乎都是环绕中国古代民族这个课题。
有趣的是傅斯年大学时代就提出与流俗迥异的中国历史分期法,秦汉是纯粹汉族的“第一中国”,隋唐是汉族为胡人所挟、另成系统的“第二中国”,他认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宜据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历史分期之标准(傅斯年,1918;《全集》四,179~182页)。
于是史语所人类学组乃有地质人类学之研究,这不但是李济考古学的特色,也是傅斯年新史学的特色。
探索民族的原始主要是把人体测量方法应用于考古发掘的人骨资料上,李济致力的“北京人”研究即凭借上述地质调查所步达生和魏敦瑞的成果(李济,1965;《选集》98~127页);步达生也曾利用安特生提供的出土人骨材料研究华北史前居民和现代居民的体质特征(Black,1925a、1925b、1928)。
像这样把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工具引入考古学,不但构成李济考古学的重要成分,也成为中国考古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门。
考古发掘重视人骨资料遂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传统。
首先是史语所殷墟发掘的人骨,50年代以后累积的资料时空范围更广,时间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青铜时代或更晚,空间遍布中国各地,研究的目的也不外想阐明人种起源和发展,了解史前各地居民体质特征以推定其种属,进入历史时期则想印证文献所记载的各种民族(韩康信、潘其凤,1984),基本上还是沿袭李济的传统。
傅斯年也认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连应该特别注意人骨测量(1930;《全集》四,294页),故史语所设有人类学组研究田野考古所得的人骨资料,李济在台湾大学则创办考古人类学系。
但这两个机构的考古学却没有走上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路子,不像Binford根据阿拉斯加NunamiutEskimo、南非Bushmen或澳洲土著等民族学调查研究而解释考古遗址之结构功能(Binford,1983,144~192页)。
李济考古学的民族学成分虽然也理论性地包含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但对现代民族志的运用是相当谨慎而节制的,深怕超过比较参考的范围太远而引出荒谬可笑的议论(李济,1962;《选集》97页)。
因为基本上他认为民族学家调查公布的材料,可靠度的差异甚大(李济,1941;《选集》37~45页),比起古生物学、体质人类学,是够不上称作“科学”的。
科学工具应用到考古学,第二个领域是鉴定动物骨骼以推断当时的生态环境。
李济这方面的工作也和地质调查所分不开。
他主持殷墟发掘,一开始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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