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计划单列始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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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计划单列始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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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计划单列始末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之后如何把改革引向城市和企业,成了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
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在错综复杂的行政和经济关系中,打破常规,确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选取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由此,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本刊推出这篇文章,将重庆计划单列的台前幕后细细道来,读者会从中更清楚了解中央对重庆的期望,以及重庆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1983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把廖伯康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一项中央决定:
由他出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
此时中央已经批准,温江专区并入成都,成都市领导班子亟待加强。
1948年上半年,因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廖伯康奉中共中央上海局之命,从上海带一批党员和新青社社员回重庆,加强重庆地区工作,以后廖伯康就一直待在重庆。
建国初任职共青团重庆市委,1962年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因为直接向中央反映四川极左造成的恶果而得罪了某些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下放重庆某建筑公司当工人,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先任重庆市建工局副局长,后调任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
稍作思索,廖伯康对书记说:
“对这个任命我没有思想准备,组织决定我服从,但希望有点时间让我了解成都市的干部情况,是否晚一个礼拜宣布决定?
”后因为温江合并,又增加一周时间调研。
两周后廖伯康又来到杨汝岱办公室,对书记说:
“现在可以宣布了。
”但书记却说:
你不去成都了,中央决定调你去重庆。
廖伯康愕然。
这除了消息来得突兀外,还有层原因,就是文革中对他的诬陷之辞尚未彻底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领导核心,他毫无思想准备。
书记说:
“对你的任命实际上就是起到了清除影响的作用。
”
“何时去?
”廖伯康问。
书记要他最好第二天就走。
书记说:
重庆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薄一波同志带着20多位部长已经到了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同志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位熟悉重庆,并且有见解的同志协助他。
经过大家推荐,中央也认为,你是最合适人选。
事后有人透露,他这次是中央主要领导点的将。
薄一波到重庆后向中央反映,应当给班子增加点力量,中央很快答复:
调廖伯康协助王谦。
薄老于是给杨汝岱打电话,杨汝岱说中央已安排廖伯康去成都。
薄老大声说道:
“我代表中央到重庆,关于廖伯康的去留,由我直接跟中央谈。
”听到这些情况,廖伯康豁然明了,知道当年仗义执言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现在的重庆需要他像当年那样实事求是,敢闯敢干。
廖伯康感受到一种历史使命感。
:
此时是1983年仲春,重庆疏枝摇曳,春芽绽放。
此前不久,主管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着20多位部长,四川省委的刘西尧、何郝炬带着20多位厅局长,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和市长于汉卿带着几十位各部门干部,大大小小二三百位官员,聚集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现改称渝州宾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会商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实施方案。
一场在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路,以发挥城市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中心内容的重大改革,大幕正徐徐拉开。
北京在关注,全国,尤其各大中城市更在热切关注。
这时,廖伯康到了重庆。
百回千转,终于找到那只巨大的推手
重庆古称江洲。
公元前316年,秦军灭掉巴国,由秦将张仪镇守江洲。
为防备长江中游的楚军来犯,翌年张仪在长江和嘉陵江边筑起厚墙,将江洲围护起来。
由此,开启了重庆“城”的历史,也初步奠定了重庆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最早的重庆城,在两江环护之中,居高临深,且有三峡屏障和舟楫之便,具有极高军事价值,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军事要塞。
后来秦军由此发兵,浮舟万余,杀出三峡大败楚军,完成了统一大业。
漫漫2000多年,在历史浪花的推涌下,重庆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全,在长江上游乃至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日见彰显。
最具代表者,当数抗战时的陪都和建国初的西南首府,以及1950年代的中央直辖市,还有冷战时期的大三线基地。
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重庆留下的斑斓华章。
然而回溯历史,重庆却是先有“市”后才有“城”。
考古发现,早在石器时期,重庆就有人居住。
由于有两江汇聚,一线相通的自然交通优势,重庆很早就有商贸,并在物流中聚合起人气,逐渐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一度还是巴国首都,其辖治范围包括现在重庆市大部分地区,以及川南部分地区,辐射范围远达云贵高原。
也因为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优越,一个多世纪前,西方列强阴鸷的目光就盯上了重庆。
1875年,一个叫立德乐的英国青年,在参与一起中缅外交事务中到了西南,事毕他没了工作,带着发财梦到处转悠,重庆的码头经济让他像发现新大陆般兴奋不已。
他回国后通过各种关系游说政界和实业界,终于促使《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即俗称的《重庆通商条约》)在1890年出笼,重庆被强迫继上海、南京、武汉和宜昌之后开商埠,西方工业资本带着血腥踏上了长江上游这块经济高地,就是管理海关税收的“长江上游巡江司”,当时也由英国人当“一把手”。
《重庆通商条约》出笼次年,有3家“洋行”在重庆挂牌,其中1家就是立德乐的。
这个曾因杀戮太平军将士“有功”而被清廷封为“游击”的原英国士兵,在川江再次展示了他的野蛮。
他仗恃《条约》撑腰,在清廷官员和当地船工一片反对声中,开着火轮闯进川江。
原生态的川江航业乃至原生态川江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
第一次试航,火轮就浪沉了数只木船,死伤10多人。
逝者亲属哀恸不已,他却拥着满钵金银狂笑不止。
近代经济史中的重庆,在血泪中蹒跚。
但无论何种外力的碾压,也不能阻拦自然经济地理的张力。
近百年来,重庆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西南地区前列,就是在全国也首屈可指,建国初,重庆已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大城市。
遗憾的是,从1950年代后期起,重庆的发展速度不尽人意。
到1980年代初,在全国15个重要城市中,重庆固定资产占第5位,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占第7位,劳动生产率却倒数第一,1983年一二月份,重庆工业产值增长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财政收入更比上年下降。
似乎重庆往日的生气和锐气,在历史的烟尘中慢慢消散了。
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此深深忧虑。
老人少年时由重庆踏上革命征程,中年统率大军解放重庆并主政西南,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深切了解,也比常人深刻得多地了解全国政治和经济格局,多年来他一直对重庆十分关注。
早在1954年重庆划归四川省时,他就特意叮嘱四川省最高领导李井泉“必须高度重视重庆”,要李井泉“每年应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重庆工作”。
1980年7月他考察三峡,在朝天门码头,面对前去送行的四川省和重庆市领导,小平同志说:
“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
”
老人第一次在朝天门乘船,是1919年秋,那时他刚满16岁,为寻求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良策,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弹指60年,真个是物是人非呀!
从老人的话中,省、市领导感受到压力,省委领导尤甚,因为重庆作为省辖市,省里的政策直接关乎其进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四川省委开始考虑重庆的发展问题。
那年省委书记随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访东欧,这是中国政府决心走出传统困局之前的一次高层次“拓宽视野之旅”和“解放思想之旅”。
第一站到南斯拉夫,他们就很有感触。
由于处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前卫地带,东欧各国最先感受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凉热,在中国文革后期,东欧各国就对二战后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了反思。
中国政府领导访问时,他们的改革已进行到一定程度,重点是从上向下放权,让生产者尽量同生产资料结合,解放生产力。
人民欢迎改革,南斯拉夫到处呈现勃勃生机。
省委书记感慨不已,归程中他向华国锋提出请求,让四川改革先行一步。
他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给农民,特别是盆周山区的贫困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的权力,焕发他们的生产热情,让农民尽快脱贫;二是赋予国企改革分配制度的权力,激发这些生产单位的活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同时提出能否将中央直属的军工企业下放地方管理,以便统一实施改革。
华国锋同意四川搞改革,但不同意军工企业下放,他强调了块块和条条的分野。
这次谈话让四川得到一个政策,而重庆却失掉一个机会,因为四川境内的军工企业大部分在重庆,而且重庆最主要的工业构成就是以军工为龙头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不久四川改革展开。
一名外国记者无意中加速了这场变革的进程。
这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对省委书记进行采访中,问书记:
为什么农民自留地里的农作物很好,而集体地里的庄稼长不好呢?
提问尖锐地指向生产组织形式中最本质的问题,即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在不提倡私有的年代,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很高。
书记没正面回答,但在他主持下,省委批准将农村自留地每人扩大1倍,当时这在全国是很大胆的举措。
四川农业生产很快复苏,一度与安徽齐肩,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板。
工业方面,四川先在10多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以后又把范围扩大到100家,效果也还明显,增强了企业活力。
但由于外部环境不配套,许多措施无法到位,何况改革没有触动属于条条管理的大型骨干企业,所以社会经济指标未见明显增长。
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基本如旧。
但此一轮改革实践让四川省委发现一条线索,就是企业改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换言之,就是企业改革需要城市改革与之配套。
但这又触及到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超越了一省的权力范围,四川省爱莫能助。
所以,当听了小平同志关于重庆发展速度过慢的批评,早有同感的四川省委领导更加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
不过他们也对前景抱有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听说,党中央、国务院已在关注城市问题。
在农村改革全面展开并已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城市和工业战线的改革问题显得尤其突出,那时各行各业都试图将农村的承包制度移植到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一度“包字进厂”、“包字进店”、“包字进城”甚至“包字进机关”成为一股潮流,但无论怎样变来变去,“包”字进了工厂和城市就没了在农村时那样大的“法力”。
一个最挠人的问题是,包了数量,质量必然下降,而当数量和质量同时都包时,又出现了拼设备的问题。
中国改革在取得一个阶段性胜利后,面临一个新阶段的冲刺。
为了研究、解决改革开放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中央新建一个机构,叫中央财经委员会,由党内老资格经济专家陈云同志作主帅。
陈云以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作风,派出7个小组到各地调研。
其中一个组由刘明夫带队,到了四川。
刘明夫也是国内经济界“老资格”,文革前就是国家计委副主任,陈云同志老部下,复出后改行搞经济研究,担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
刘明夫文革中靠边站,已经多年没出来了,看了重庆他吓一跳。
在他记忆中,重庆是实力很强的工业城市,中央在“大三线”投入1200多个亿,其中1/3在四川,四川的大头在重庆,全国80多万台军工设备,重庆就占了30多万台,重庆应有较高的产能。
但现实中的重庆,城市建设破破烂烂,还有四五百万平方米抗战房(抗战期间临时盖的非永久性建筑),还在用北洋军阀时期的机器,财政收入一年不足10亿!
除了向省里交6亿,因为省里要贴补少数民族地区和其它贫困山区,重庆手头剩不下多少钱,维持简单再生产尚且捉襟见肘,基本上不能搞技术改造,更别说扩大生产规模。
当然刘明夫也清楚,10亿元的年财政收入并不真实反映重庆产能,因为还有一批大中型国企的产值未能计算进来。
这些企业属于条条(中央和省),它们的固定资产占了重庆工业的“半壁河山”,它们生存于重庆社会,但游离于重庆体制之外。
刘明夫感叹不已。
他说,国际上都知道重庆是大工业城市,哪知道在体制内重庆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地区,本质上与万县地区、涪陵地区没有区别。
回到成都,在向四川省委汇报调查情况时,刘明夫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感受,提出了“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的概念。
他认为,城市是企业和商贸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生产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城市有几个特殊功能,即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和服务功能,一个城市必定是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肇始于元朝的省制行政管理,注重了政治和军事的作用,忽略并抑止了城市功能发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
他主张对现行城市体制进行改革,让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统一管理和协调企业,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由城市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省委领导非常赞同刘明夫观点。
刘明夫的理性归纳,让省委领导更清楚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们极力支持刘明夫向中央汇报,同时打算先在四川按这个思路进行改革。
省委主要领导说,把省里有的经济权力都给重庆,让重庆尽快发展起来。
但在讨论方案时遇到阻力,多数省级部门希望维持现状,因为重庆也有他们管的企业,他们也舍不得拿出来。
讨论会正进行中,有人借口上厕所,出来就拨北京长途,向他们行业领导“告状”:
“四川想把企业放给重庆,你们赶快想办法。
”
好在一位省委领导不久调到国务院任职,刘明夫的观点被他带进北京高层。
于是刘明夫同四川省委领导的那次谈话有了全国意义。
几年后,“中心城市”这个概念出现在我国“六五”计划中。
国务院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强调:
“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
”
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更明确要求:
“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
”
两位学者在历史接点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总结先前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变革,步步推进的,无前例可沿,初始阶段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对新事物的认知和经验总结尤显重要,改革中理论界异常活跃。
“六五”计划公布前,四川省在100家企业推行的扩大自主权改革,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准备效仿。
“六五”计划公布后,为了探索城市改革路子,深化企业改革,国家体改委安排沙市、常州进行城市改革试点。
这两个城市轻纺企业较多,厂子规模不大,既使改革失败,对国民经济也影响不大。
这时,中央领导收到四川大学一位教师的来信,信中说,我国国有小企业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小,对国民经济影响大,不宜扩大自主权。
这封信对大企业扩权改革前景提出质疑。
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其成员都是经济学家,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担任总干事。
中央领导将那位教师的信转到中心,请大家讨论。
讨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信中观点,他们认为,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更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大,更应当扩大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但对怎么进一步改,最后没有定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两位学者决定到首钢搞调研。
两位学者的一生,都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其中蒋一苇是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曾同陈然一块办《挺进报》,文革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另一位学者叫林凌,也是老地下党,不过活动范围在北京,斯时在四川省社科院当副院长,活跃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第一线。
一次偶然机会,他们碰在一起,并由于性情相投成为学术伙伴。
他们有个共识,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无法从上到下做好规划再搞,只能自下而上地冲,他们称为“撞击反射”。
基于这个思路,他们对一线企业十分关注。
他们选择到首钢调研,缘于三个因素,第一,首钢是当时国家确定的8个试点企业之一;第二,首钢本身对改革有强烈要求;第三,林凌解放初参加了对首钢的接管,并在那里当过工会主席,熟悉那里情况,还有老战友在首钢。
这最后一个条件很重要,因为他们到首钢的调研工作纯属学术行为,没有政府背景,而他们的工作又离不开首钢的支持。
首钢欢迎他们。
在愉快合作的40天里,一个叫“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方案逐步成形。
这个方案的基本点是,以承认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为前提,承认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单位的相对独立性,在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后允许其自主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上缴任务后,允许其将余下的利润自主用于技术改造和分配。
这个在现在看来有很大局限性的方案,当时相当前卫,它在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上较之以前进了很大一步。
当方案快要划上句号时,两位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方案将会遭遇阻力,因为方案中提出的部分扩大企业经营权利和分配权利的问题,肯定会引发企业主管部门不满,而且实施这个方案还需要一定社会环境,首钢所在的北京市当时却不具备。
于是,在林凌极力倡议下,蒋、林将他们于1982年4月14日写成的调研报告通过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越过首钢主管部门和北京市,直接呈送国务院主要领导。
在报告中,他们除了详细介绍方案外,附带提出:
“我们认为选择一个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很有必要。
常州、沙市情况比较简单,重庆比较复杂,但正因为复杂,才能通过试点,探索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例如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如何纳入统一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经济中心等等,都只能在重庆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
”
马洪支持蒋、林的建议,在转呈蒋、林报告时,马洪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出:
“关于重庆是否也同沙市、常州一样,作为综合试点城市,也请考虑。
”
重庆,就这样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视线。
4天后,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
“在重庆搞综合试点,原则同意。
请体改委议一下。
”再过一周,主管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重要批示。
蒋、林非常高兴,两人一商量,立即南下重庆,拟作进一步调研。
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和市长于汉卿听到消息也很高兴,赓即抽调人力,配合蒋、林工作。
调研人员兵分三路:
蒋一苇守北京,随时了解高层信息;一拨人赶赴沙市、常州,摸摸试点情况;林凌则留在重庆准备材料。
林凌在重庆会仙楼宾馆待了1个多月,去时天气尚好还能穿衬衫,结束时已是初秋,调研工作前后7个月,高潮期正是重庆骄阳似火的夏季。
当时宾馆没配空调,电扇吹着热烘烘的风,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着改革的大文章。
林凌起草的调研报告,首次使用了“中心城市”这个概念。
意指大城市又是众多周边小城市的中心,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小城市带动周边地区,从而形成一大片经济区域。
重庆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这是在3000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对为什么选择重庆进行综合试点,调研报告强调了5条理由:
第一,突出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认为搞好重庆市的改革,既可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经验,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第二,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广泛的城市之一,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第三,强调了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重庆的关怀和希望;第四,强调重庆是全国唯一不是省会的特大城市,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第五,提出了“点”内“试”的原则。
就是在操作时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在试验成功之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
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建议。
通过特殊渠道,调研报告在第一时间送达国务院主要领导和薄一波手中,供决策参考。
重庆市委也有一份复印件。
不久,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全国党代会。
大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地铿锵迈步。
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创新局面”热潮推动下,重庆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其中许多内容来自蒋一苇和林凌的调研报告。
这时的方案还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厢情愿”,最终需要中央、国务院拍扳。
但报告的抬头是:
“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这是组织原则。
四川省委省政府对重庆市委市府报告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头前1月,刘西尧同志已代表省委带人到重庆,同先期到达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一道,与市委市政府进行了沟通,中央、省、市之间已有共识,核心内容有3条:
国家对重庆计划单列,赋予重庆省一级经济权力,在重庆的所有企业下放重庆。
要达到的目标是:
改革城乡分割、条块分割、领导多头的管理体制,实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城乡结合、条块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那时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指标均由国家控制,因此计划单列这一条,在重庆改革中具有突破性意义。
尽管事先已经沟通,四川省委还是很慎重,1983年1月6日下午至7日上午,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重庆市委市政府方案。
参加扩大会的有省委新老常委,省政府新老正副省长,以及有关部、委、厅、局的负责同志。
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会上回忆了一件往事。
那是1965年毛泽东将他和江渭清叫到一块,在谈到管理企业的问题时,江渭清建议省不管企业,统统由市管。
毛泽东说好,然后问谭启龙的态度。
谭启龙说除保留几个大企业外都可以下放。
毛泽东批评道:
“你思想不解放。
”
谭启龙在省委扩大会上感叹:
“3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是不行的,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
省长鲁大东强调了解决军工企业出路的重要性,他说:
“试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贯彻了军民结合(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试点会搞得更好。
”
3天后,即1983年1月1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向中央、国务院呈送报告,建议中央、国务院尽快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
林凌起草的重庆调研报告是1982年11月送出的,之后,蒋一苇和林凌就一直忐忐忑忑地盼望结果。
其间他们多次同安志文等国家体改委负责同志接触,侧面打听消息,顺带对报告中的观点和思路作些解释。
1983年2月8日,也即是四川的报告送出去20来天,十二大胜利闭幕刚刚5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3)7号”文件,文件标题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
在这份标明“秘密”,发至省军级的文件中,中共中央指出:
“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
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
听到消息,蒋、林狂喜。
家坪会商
潘家坪招待所地处重庆近郊,是重庆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
在一般市民眼里,这里总透着几分庄重和神秘,因为它与许多大事有关。
在中共中央7号文件发出半月后,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到了重庆,住进潘家坪招待所一号平房。
此时春节刚过,招待所大门还挂着“欢度春节”的大红灯笼。
此前10天,即7号文件下达4天后,他在北京把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等28个部、委的负责人叫来,把文件同大家见了面,初步作了动员。
他要求各部门对重庆试点工作积极支持,并希望春节后就派得力干部去重庆,参与各项改革的试点。
结果,各部门来的都是部长(主任)或副部长(副主任),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当时是财政部长的王丙乾。
潘家坪招待所一下住进中央、四川省及重庆市三级,总共二三百名官员。
自从划归四川省,重庆很少办过这样高规格、大规模而且直接决定重庆命运的会了。
也难怪,按照中央批准的试点方案,重庆的经济管理权限和义务将从四川省剥离,这就好比孩子要从大家庭分开单过,牵涉许多权力、责任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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