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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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
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兼评公共产品论与双元
社会主义的国家职能、财政职能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规定了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的,它的职能就是运用法权维护、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上层建筑,从而运用国家这个强大的杠杆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财政是执行和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具体讲就是制导社会分配的手段。
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保证国用。
从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来说,一要通过要素的分配来制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进步,保证生产按照生产力再生产规律来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而且是依靠这个手段来发展的”。
这就是国家制定产业政策、远景目标、战略目标的依据,也是制定技术政策的战略要求的依据。
只有实现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的要求,才能达到真正的高速度、高效益。
二要通过利益的分配来制导社会经济结构,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配置不同的生产关系,并使各种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下,各得其所,各守其位,遵守补充的地位,有序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发挥主动性和首创精神。
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生产力再生产的高速发展扫清道路、解放生产力的原理。
这两条原理,就是生产力再生产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逐步达到最终目的共同富裕的方法。
一、认识国家的本质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阶级是由差别而来的,所以国家将随差别的消失而消亡。
商品、货币、市场,也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变化直至自行消亡。
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财政是执行和实现国家职能的工具,离开了国家职能,就不能认识财政职能,由于国家有阶级性,因而财政也有阶级性,离开阶级属性,就不能认识财政的本质。
我们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不能批判阶级观点,更不能批判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弄清楚财政属性,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属性。
(1)公共权力,就是国家。
公共权力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权力。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
“在社会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
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
随着法律的产生,就相应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1〗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国家是以协调社会生产、分配、交换行为规则,维持商品生产、交换的秩序。
正如现代人所说的规范化、法治化的意思。
这一点正好说明了法、国家职能是生产方式的一个要素,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之上又是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这同某些理论家提出的”政企分开”、“国家不管经济”是针锋相对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
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就不应当从“永恒的正义”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
经济条件变了,生产方式变了,经济规律变了,市场运行机制就变了,从而财政的形式也跟着发生变化。
所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一再强调指出: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坚持实事求是”。
资产阶级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好相反,它们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之后,我国的一些学者为了借鉴西方经验,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对比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称之为公共财政。
这是从现象出发不究本质的结果,无疑是从根本上错了位。
我觉得这种主张对我国的现实会起到误导的作用,所以提出来商榷。
公共产品论者的错误有三:
第一是把不同社会制度,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同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市场交换关系混同了。
第二是把国家的阶级性否定了。
等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当作永恒真理,搬了过来,因而把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职能等同了。
从而把执行社会主义二位一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财政职能变成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殖职能等同了。
第三,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再生产”,把消除两极分化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扩大两极分化的资本生产关系混同了。
他们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书中写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才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原理。
公共产品论者对国家本质的观点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
但他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呢?
请听一听、比一比就会明白。
张馨同志引证道:
霍布斯的所谓国家:
“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
霍布斯对国家的这种定义,是社会契约论的典型代表,也是西方从希腊到启蒙学派对国家的传统看法。
这种国家观较之神学家的君权神授说进了一步,但他歪曲了国家形成的真实原因和过程,抹煞了国家的阶级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
张馨同志对这种国家观没有作批判,还进一步申明:
(1)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
(2)政府开支是公共产品的成本;(3)这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阶级为基点的“国家”。
并说,“这种以平等的个人为基点的理论,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一市场经济特有的反映,也是现代西方财政学以个人需要为分析基点的思想根源”〖11〗。
在这里,我不禁要问,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平等的人组织起来的?
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是天生的平等派吗?
是谁同谁订了契约?
谁给谁授了权?
授的是什么权?
劳动人民又是什么样的人格?
把这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学说比较一下,我们就很明白了。
上述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幻想,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瞒天过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这正等于那些不讲人权者讲人权,把种族歧视、剥削与压迫说成是“平等”一样,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同时,把“边际效用”引入公共产品论,更是荒谬。
作者引证奥地利人萨克斯在1883年将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运用到公共财政上来,“使公共服务成为具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从而为公共产品论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学基础”〖12〗。
这明明是把第二重剥削改成为创造价值的谬论,但张馨却说:
“将公共产品与社会成员个人以消费者身份所作的主观效用评价相联系,使得政府活动成为创造价值的提供公共产品活动,在公共产品供应与个人纳税间建立起来等价交换关系。
……都使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得到了经济学原理上的证明,公共产品已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的合理的伴生物,而不再是市场异己力量了。
这使得关于公共产品问题的分析能够形成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13〗。
这种把剥削关系变为等价关系,即资本家同雇佣工人是平等的关系,从而把异己力量说成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爱”。
真是天晓得,把边际效用价值引入到公共产品中来,就使公共产品具有了价值,并且使政府与个人纳税建立起等价交换的关系。
从而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
这不明明是一场谎言吗?
真的是人间天堂。
张馨又说,“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是有着与个人产品不同的效率条件的。
同时由于利益赋税原则是对市场定价的一种模拟,又使得人们忽视了政治程序在实现公共产品有效配置上的作用”。
所以他承认这方面是有所失误的,从而又承认“公共产品供应应遵循什么条件,并经由何种渠道,才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问题,这在当时没能解决的”。
既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是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谎言,作者却在歌颂奥地利学者的贡献时,对瑞典学者威克塞尔加以颂扬,说他“同意公共产品供应应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并提出用“利益赋税原则”来实现这一点,从而使“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给予个人的边际正效用应与个人因纳税损失财富的边际负效用相等”。
边际正负效应为什么会相等、怎么能相等,张馨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却又赞赏起威克塞尔“还将公平问题引入了公共产品论中”来了,他说:
威克塞尔认为,“如果消费者依个人边际评价缴纳税款,可以说是按公平原则办事,但这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为前提”〖14〗。
对于威克塞尔提出的“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这个假设的公平前提,张馨是信以为真了,说威克塞尔“将所得分配公平与利益赋税公平区分开了”。
事实上,这个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的前提,正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
威克塞尔等人抽象地谈论公平,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欺骗善良人民的话,有什么值得赞扬与歌颂的呢?
。
最后作者又把萨缪尔逊模型抬了出来。
但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引证萨缪尔逊的话说:
“存在着一个无所不知的仲裁者,他知道每一个人的真实偏好,在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这个仲裁者,决定着一组最优解,其中每个解都包含着公共产品与个人产品的产量混合,和以个人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割状态。
每个解都处于帕累托效率状态下,都满足消费上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生产上的边际转移率的条件,……这就称之谓萨缪尔逊条件”。
据说“它不同于个人产品的效率条件”之处在于“个人产品最佳效率条件是每个人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同”,即“=边际转移率”。
……这样就解决了“公共产品最佳供应的效率条件问题”。
就是边际替代率=边际转移率。
既然作者认为该组解的每个解都处于最优效率状态下,为什么又提出:
“还需要由一条社会福利函数去确定一个‘极乐点’”?
据作者说:
“这样的萨缪尔逊模型又同新福利经济学的分析相一致”。
既然是最优的又同新福利经济学相一致的“萨缪尔逊条件”,那又有什么必要去找仲裁者和什么“极乐点”呢?
然而,作者认为萨缪尔逊虽然比威克塞尔----林达尔模型进步,但作者还是又回到威克塞尔的“公平原则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的公平为前提”上来了,然而这个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的公平本身就是虚拟的空想,林达尔模型的需求曲线也是空想的。
因而萨缪尔逊模型提出的“个人效用无差别曲线也同样是空想的”。
这种“空想”+“空想”+“空想”,不是子虚乌有还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作者怎么又当作天赐的馅饼来喂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呢?
这里说的将会引起的负面效应是什么,作者是应该明白的!
然而作者本人的结论推翻他自己的论断后,他却仍然执着地崇拜着追求着“通过政治程序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佳供应”。
这个“政治程序”是个什么意思?
其谜底是什么?
我认为作者应予公开说明。
再拿作者推崇备至的西方市场失灵理论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新鲜奇特之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早就得出市场必然失灵的理论,并指出了市场失灵是无政府主义自由竞争规律的恶果,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制度性所固有矛盾的表现。
正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推动,才找到产生这种差距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矛盾。
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通过生产资料私有逐步实现公有(有待小生产向大生产的发展),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两个根本原则,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用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去驾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就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的准确含义。
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作者最后说,西方公共产品是围绕着市场失效、共同消费性、公共产品最佳配置以及“社会抉择”(注意这里正是他上面所指的——无所不知的仲裁者)等,在数百年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我国财政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和理论思路。
这句话是对的,作者介绍西方公共财政学的演变与发展也是无可非议的。
问题在于,作者在介绍时,对西方公共财政学说抱有先验的观点,没有采取必要的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并在没有充分对比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得出西方公共产品学说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这显然是严谨的学者所最不可取的事情。
要知道,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帕来品曾在近代中国风靡一时,但随着旧政权的倒台,这种理论因不适合我国国情而烟消云散。
而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是在经过了公共财---商品货币关系----价值分配论,剩余价值分配论,逐步发展到国家分配论、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国家分配制导论、国家分配调控论的,并广泛吸收和运用了西方数理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投入产出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优秀成果。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财政战线上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实践检验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都认为成就是很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建立,这种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完全抛弃不顾肯定是不行的,照搬照抄西方公共产品学说也是没有出路的。
要知道,认识的迷误,是工作失误的根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这样做既迷误了自己,又会给别人以误导。
应用科学和技术是可以学人家的,基本理论是同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决不能同西方接轨。
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对于政府职能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维护和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财产关系”。
不论是那一派经济学家,都把这个职能当作为政府基本职能,并认为,相对于这一基本职能来说,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活动具有实现的意义。
关于这一点,西方的一些学者往往并不讳言,并把它当作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有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作为共识的原理一样。
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却往往上了当,把这一前提遗忘了,以至走入了误区。
我国的财政学——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在50年代形成、发展,但由于经济工作中间的失误,也影响了财政学的发展。
现在危害最大的是食洋不化和拘泥于习惯势力的小生产思想、个人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等,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相抵触的,特别是小生产观念的狭隘经验主义。
用预算管理学来代替财政学,也是习惯势力的一种倾向。
我是主张在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论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以完善,根据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除差别,最终达到生产力大大发展,产品大大丰富,人民觉悟大大提高——共同富裕为前提。
所以,财政分配不能只限于“国用”,而应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核心,以要素分配与利益分配的协调为基点,构建广义财政学学科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487页。
〖7〗《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26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13页。
〖11〗、〖12〗、〖13〗、〖14〗《财政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27、29、29-3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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