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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精华
中国古代文论讲义(提纲)
第一讲绪论:
中国文论概况
一、文论(文学理论)的产生
人用文学和艺术来表现,用批评和理论来解释。
刘若愚说:
“所有文学和艺术试图表现不可表现者,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理论也试图解释不可解释者。
”(《中国文学理论》5页)
文学先于文论产生和发展。
文学产生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以后,要整理,于是出现了文论,就是对于文学的评论、批评。
整理,一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非文学)的不同,一面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的“本同而末异”。
批评就得有眼光,有标准。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批评的理论产生了。
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对作家也有借鉴。
于是,批评变得有力量、有价值、有意义。
二、文论的演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先秦到南北朝,上古期,约2600年);
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从隋唐到宋,中古期,约700年);
一是文学观念完成期(从元到清,近古期,约700年)。
上古期,论文的风气偏于“文”,重在从形式上去认识文学;
中古期论文的风气偏于“质”,重在从内容上去认识文学;
后一时期,是批评家试图建立一种完善的批评理论,使得批评言之有据,所以谓之完成期。
这是一个大概的轮廓。
可以再说详细一些。
1、文学观念演进期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先秦为一期,
两汉为一期,
魏晋南北朝为一期。
先秦时所谓“文学”,是广义的文学观念,也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
当时的“文学”是和学术不分的,文学兼有“文章”和“博学”两重含义。
孔子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文,莫(大约)吾犹人也。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论语》1-6、7-33)文,文献。
到了两汉,“文”和“学”分开来讲了。
人们把属于词章一类的作品(讲究形式与修辞)称之为“文”或“文章”,把含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称为“学”或“文学”。
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以离(罹,遭受)谗贼”,但“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
(《汉书艺文志》)虽说“文学”一词与今天的含义不同,但毕竟汉人对“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到魏晋南北朝,人们对“文学”认识得更清了。
他们把学术分为“经学”、“史学”、“玄学”和“文学”数种。
文学的含义与今相同。
更进一步,他们把文学再细分为“文”与“笔”两类;
“文”是指情感的、美感的文学,
“笔”是指理智的、应用的文学。
即今人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
可以看出文学观念的演进。
2、文学观念复古期也分为两个阶段:
隋唐五代为第一期,
宋(主要是北宋)为第二期。
第一期尤其是唐人,批评六朝的“浮靡”文风,取消“文”、“笔”之分,反对骈俪,看轻讲藻饰、音节而言之无物的文章,以“笔”为“文”,重在内容,主张文以明道,标榜他们所作是以古圣贤为法的“古文”。
所以态度是复古的。
如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李白《古风其一》: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
唐人主张明道,结果还是偏于学文;
到了北宋道学家那里,才完全重道轻文,主张文以载道,为道而作文,不是以“笔”为“文”,简直是以“学”为“文”。
所以到第二期又取消了汉代“学(文学)”与“文(文章)”的分别,“文章”和“博学”又合而为一了。
这两个时期为文学观念复古期。
3、完成期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南宋元金,是“明而未融”的时期。
第二期,明代,学风偏于文艺,批评偏于纯艺术,“空疏不学”成为时代病。
第三期,清代,学风与明代相反,不是偏胜,而是集大成。
清代学术的特殊在于,没有自己一代的特点,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
如文学上,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称,清人没有此外的特殊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
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以前所有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清人没有不加以演绎而申述之的。
清代可谓文论极为发达的时代。
再之,清代学术有它特殊的风气,就是不喜空论,犹重实验。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一般学者持守的信条。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1、批评文本的文学化
中国古代文论从先秦的子书,到汉代的序跋、书信等都具有文学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更是批评文本的彻底文学化,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骈体文、陆机的《文赋》是赋体。
唐代流行的是以诗论诗,杜甫《戏为六绝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宋代诗话大盛,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其风、严羽《沧浪诗话》收其尾。
明清流行小说、戏曲的点评,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是代表人物。
2、批评方式(话语)的诗性化
如比兴的方式。
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诗经》中常用的创作方法。
古人论理时也常用此法。
如《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子不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老子》中“上善若水”、“三十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11)。
《孟子》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庄子》中“庄周梦蝶”、河伯与海若的对话等。
骈偶的形式。
由自然之道启发的思维形式。
刘勰说,“造化赋形,支(肢)体必双”、“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
皋陶: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益:
“满招损,谦受益。
”所以,骈偶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自然精神的美学体现。
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
3、批评文体的泛体化
即先秦的序、跋,汉代的书信,唐的以诗论诗,宋的诗话,明清的点评等。
无定体,而无所不体。
四、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及著作
最早的文论史著作应是1925年出版(东京弘文堂)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包括《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三篇长篇论文)。
此书主要集中在诗论方面,很不完备。
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
时任(1921—1924)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的陈中凡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所谓科学的方法即由西方接受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七年后,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相继出版。
1943年,罗根泽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出版。
1944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明书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出版。
这几部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和基本构架。
尤其是郭绍虞的治学方法特别值得研究与借鉴。
首先,把材料的搜集与观念的确立结合起来;其次,把文论现象与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再次,特别注重汉语言文字的特性与中国文学之关系。
参考教材: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刘若愚(美)《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1975年出版,1980年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007年9月2日
2009年5月6日
2011年2月21日
第二讲先秦文论概况
一、先秦文化思想对文论的影响。
先秦指夏(前2070—1600)到秦(前221—206)统一二千年的时间。
先秦文化思想指周初到战国末期(前11世纪到前3世纪)近800多年形成的文化思想。
周代的礼乐思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
先秦的“文学”概念还属于广义的文学范畴,没有从文化、艺术里分离出来;这时的文论思想散见于经书和子书中,呈片段、零星状,不成系统。
周代的文化思想主要指礼和乐。
礼乐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和礼仪制度,强调秩序与友爱,是用来调和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加强阶级统治的。
《周礼》:
“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这种关于乐礼功能的认识就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
上古时期,乐的概念并不单指音乐,还包括诗和舞,诗、乐、舞三位一体。
最初,乐占主导地位。
后来,诗逐渐取代乐占据了中心地位。
《左传》记载的季札(吴王诸樊的弟弟)观乐(鲁襄公29年,公元前544年,孔子7岁),对于乐与政治关系的评论(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是中国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文学评论。
听了《周南》、《召南》,说:
“美哉!
始基(教化开始奠基)之矣,犹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
”《郑》:
“美哉!
其细(音节琐碎)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观《大武》:
“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
后来,周室式微,礼乐崩坏,引起后世诸子对以乐为主的文艺的不同评价。
孔子是周文化的继承者。
他的理想是“克己复礼”。
但是,孔子的“礼”与周礼略有不同。
后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前者强调“齐之以礼”。
孔子对礼、乐、诗都非常重视,认为是培养君子的人格(“文质彬彬”),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他对诗的特性与作用(“兴、观、群、怨”)有生动的论述,对后世文艺观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孟子继孔子之后,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阐述了文艺审美性质的心理基础。
老子虽然没有直接谈乐,但基于“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社会现实,主张剔除“文化”,使人“复归于婴儿”。
他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
墨家主张“非乐”。
认为统治者喜好音乐,浪费财物,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国家的灭亡。
这是对的。
但是墨子把文艺活动仅仅看作娱乐,所谓“乐以为乐也”,显然太狭隘。
他不了解文艺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所以,荀子批评他“蔽于用而不知文”。
韩非子认为文艺对社会秩序有破坏作用。
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学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又说,只要统治者以法治国,也可以“毕弋驰骋,撞钟舞女”。
又不否认文艺的娱乐功能。
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于文艺的大致态度。
儒家对诗乐格外重视,尤其看重文艺的教化作用;墨、道从社会下层利益出发,否定文艺的积极意义,主张取消文艺;法家站在服务并取悦于统治者的立场,只承认文艺的娱乐功能。
二、先秦文论成就
1、文学观念的萌芽
2、以儒家诗论为核心的文论思想的初步形成
3、诗言志——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
三、《尚书·尧典》中的文学观
1、《尚书》简介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史书,主要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是虞、夏、商、周几个王朝(2000多年)的历史文献汇编。
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汉代以前,《尚书》称为《书》,汉代今文学家始称为《尚书》(也称为书经,始于《荀子》)。
《尚书》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
《今文尚书》是由秦代博士伏生传下来的。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共28篇;最早用秦通行的小篆书写,后改用汉通行的隶书,到汉中后期古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本出现后,被称为“今文三家”(伏生所传,西汉形成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三家《尚书》)。
但经过历代学者考证,由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等七个《古文尚书》本均为伪造本。
只有西汉所传的28篇今文本内容是真的。
但据近人考证,《虞书》、《夏书》多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然疑未可;《周书》多为当时史官所记。
所以,《今文尚书》也有真伪之分了。
2、《尚书》的论文思想(见教材27页)
《尧典》是舜帝给主管音乐的夔下的一道命令。
其中表达了先秦人的文学观念。
有两点最为重要,对后世文学观影响很大:
(1)诗的性质。
《尚书》的作者提出“诗言志”的命题。
强调诗是人的主观情志的抒发。
这里的“志”与情同,或者说,前者包含后者。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诗言志”这种观点,反映了周人的文艺观。
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史记·太公自序》)《诗经》中已经有作品明确谈到作诗的目的。
如《陈风·墓门》讽刺陈国公子陈佗杀死桓公太子,自立为君:
“墓门有棘,斧以斯(砍)之。
夫也不良,国人知之。
知而不已,谁(唯)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鴞(猫头鹰)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指责)之。
讯予(子)不顾,颠倒(跌倒)思予。
”
《卷阿》: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莑莑(蓬)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
君子之马,既闲(熟练)且弛。
矢诗不多,维以遂多。
”(陈诗歌颂周王的)
战国时诗人屈原也表达了这种观点。
《抽思》(抒写悲怨之情):
“道思作颂(一路把哀思写成诗),聊以自救(自解悲伤)兮。
忧心不遂(不畅快),斯言谁告兮。
”
朱自清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文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辩序》),对后来的文学理影响深远。
汉代刘安《淮南子》里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
“举重劝力”就是劳动者的“心志”。
后汉何休在《春秋公羊传》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爱、恨、情、愁,都是人内心的情志,而人的情志与人的生活状态有关。
后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引了《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后,解释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诗言志”的“志”是人心所感发的“哀”与“乐”。
汉《毛诗序》阐述得更详备: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2)诗的效用,诗乐可以用来协和人神(神人以和),教育青年(教胄子),培养年轻人正直而温和、宽容而庄重、刚强而不苛刻,简易而不傲慢的品性。
后来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与此相同。
强调诗的教育作用这一点,对后来的文论影响颇大。
由于言志的诗能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并促进人的道德品性的形成,所以,中国传统“诗教”非常重视诗所言志的内涵与性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到后来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到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把“诗言志”的“志”规定了一个严格的范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诗与歌的区别与联系。
“诗言志”是说,诗是表达人的情志的;“歌永言”则表明,歌是用拖长的声音,把“诗”唱出来。
当然这并不表明,诗与歌在这个时候是分离的。
但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诗与歌的区别,是毫无疑问的。
如上引班固的“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就是对“诗言志,歌永言”很好的阐释。
先秦时,诗与歌、舞、乐是不分的。
所以夔在教育贵族子弟时,是诗、歌、舞、乐并用的。
伴随着舞(百兽率舞)乐(击石拊石),人们有说(诗言志)有唱(歌永言),载歌载舞。
4、东西诗学比较。
与《尚书》时代略同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约前460——370)都认为诗歌创作是靠灵感和天才。
如德谟克里特在《著作残篇》里说:
“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
”灵感和天才是创作诗歌的重要而神秘的因素,但又不同于“诗言志”的“志”。
2009年5月7日
第三讲孔、孟的文论观(上)
一、孔子的文论观
孔子的文学观大部分表现在《论语》中。
《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与他的弟子的对话。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信而好古”,开门设教。
他教学生什么呢?
《论语》: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先进》:
“文学(熟悉古代文献),子游、子夏。
”这里的“文”、“文学”是指古代的典籍,还没有把文学与学术(文章与博学)区别开来。
但是,从孔子对于《诗》、《书》等古代典籍的谈论中,大概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的文学观念来。
1、兴、观、群、怨:
文学的审美与社会作用
《阳货》(17):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谈的是诗的社会作用,如“事父”“事君”,增长知识;但是,还应该看到兴、观、群、怨这组概念所涉及的诗歌欣赏的美感心理特点。
“兴”,孔安国注:
“引譬连类”(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注:
“感发意志”、“托物兴辞”(《论语集注》)。
把这些解释联系起来,可以对兴有全面的了解。
“兴”有譬喻、类比,借物达意的意思,譬喻、类比、借用物象就是创造诗歌形象;其目的是使读者的精神感动奋发。
这种精神的感发,是和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活动分不开的。
所以,孔子说的“兴”与后来作为创作手法之赋、比、兴的“兴”不同。
它是就诗的欣赏而言的。
“观”,郑玄的解释是“观风俗之盛衰”(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是“考见得失”(《论语集注》)。
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和政治风俗的情况。
也就是说诗歌的欣赏活动包含了人的认识活动。
如《左传》襄公29年关于季札观乐(诗)的记载,就是很好的例证。
他听了《郑》乐,说:
“美哉!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听了《陈》乐,说:
“国无主,其能久乎?
”听了《齐》乐,说:
“美哉!
泱泱乎,大风也哉!
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国未可量也。
”这些评论,表明他在诗乐欣赏中,看到了社会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
“观”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观志”。
从诗中看出诗人之志,以及诵诗人之志。
“群”,孔安国的解释是“群居相切磋”(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是“和而不流”。
就是说,通过诗,可以使社会人群的思想得以沟通和交流,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
“切磋”,表明不同观点的商榷、交流,“和”是融和,“不流”是不同。
“群”的最终含义是“君子和而不同”。
“怨”,孔安国的解释是“怨刺上政”(刘宝楠《论语集解》),朱熹的解释是“怨而不怒”。
其实,怨并不限于“刺上政”,凡是对现实生活(政治风俗等)表示一种带有否定性情感的都属于“怨”。
清人黄宗羲已指出这一点。
“怨而不怒”是强调情感的控制,不要过分,要把握一个尺度。
这一点符合儒家“中庸”的哲学观和美学观。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诗歌观,对于诗歌欣赏的心理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
其深刻性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孔子认识到艺术欣赏活动的复杂性,它是多种因素、多种内容的统一。
“兴”、“观”、“群”、“怨”这四点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清代王夫之说:
“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
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
”(《草僵斋诗话》)在孔子看来,艺术鉴赏活动不单纯是感性活动,同时包含着理性活动的内容;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认识活动,同时是情感活动;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被动的接受,同时是主动的抒发;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个人的活动,它在本质上社会性的活动。
这样联系起来理解孔子关于诗歌欣赏活动的观点,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
第二、孔子强调诗对人的精神的感发作用,从而把握住了艺术欣赏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在“兴”、“观”、“群”、“怨”中,孔子把“兴”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这表明孔子对“兴”的作用的重视,所以特别加以强调。
后世许多思想家、文论家都看到了这一点。
如王夫之说:
“诗言志,歌永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
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
”(《唐诗评论》)他把可不可以“兴”,看作是区别诗与非诗的根本的标准。
为什么?
他说:
“能兴即谓之豪杰。
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
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益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于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俟解》)朱熹笼统的说“兴”是“感发意志”,王夫之对“兴”的心理内容、心理特点(即社会功能)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指出“兴”就是诗歌对人的灵魂起一种净化的作用(荡涤浊心),使人摆脱世俗物欲的羁绊,产生精神上的跃动、飞升,达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理解孔子这一文艺思想,就是在艺术欣赏时,首先要强调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的感发、激励、净化和升华,而不是只指出某一局部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功能。
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其开创者是孔子。
2、文质彬彬:
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雍也》(6):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讲人的修养的。
“质”是指人内在的道德品质,“文”是指人的外在的修饰。
孔子认为,一个人缺乏文饰就显得粗野;一个人单有文饰而缺乏内在道德就显得虚浮。
只有“文”和“质”统一起来,才是一个君子。
“文”和“质”统一,也就是“美”和“善”的统一。
历代美学家、文艺批评家,把它引申为对于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理解,即要求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质胜文”(内容高于形式),“文胜质”(形式高于内容)这两种偏向。
根据这种“文”“质”(美善)统一的观点,孔子提出了他的文艺批评的标准。
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文学批评的标准
《八佾》(3):
子曰: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意思是说,艺术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
它只引起人的心理、精神的活动,不能挑动人的生理的反应。
当然,这是从创作的角度说的(读者阅读是另一个角度)。
这种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情感。
孔子主张“放郑声”(《卫灵公》15),为什么?
因为“郑声淫”,即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限度,不合“礼”,不美了。
《为政》
(2):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是“归于正”。
“正”就是不过、不偏、不倚,就是“中”。
“思无邪”就是说,《诗》的情感符合“中和”之美。
“和”这个概念在孔子之前就有。
史伯(前806—前770)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
“和”就是把性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同”是把性质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史伯认为,只有不同的声、色、味的统一,才产生美。
否则,就没有美。
后来,齐国的晏婴(?
—前500)也区分过这两个概念。
他说: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声亦如味。
一气(须气以动),二体(舞者有文、武),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八方之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传》昭公20年)
孔子继承了春秋时期“和”的美学思想,把它用之于文艺批评。
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后来的荀子所继承和发挥,对后世影响极大。
中国历史年表:
五帝:
前30世纪——前21世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夏:
前21世纪——前17世纪(400年)
商:
前17世纪——前11世纪(600年)
周:
前11世纪——前8世纪(西)——前5世纪(春秋)——前3世纪(战国)(800年)
秦:
前3世纪前221年——前206年(15年)
汉:
前3世纪末——后3世纪初前206年——公元25年(西)——220年(东)(446年)
三国:
3世纪初——3世纪末220年——280年(60年)
晋:
3世纪中——5世纪初265年——317年(西)——420年(155年)
南北朝:
5世纪初——6世纪末420年——589年(169年)
隋:
6世纪末——7世纪初581年——618年(37年)
唐:
7世纪初——10世纪初618年——907年(289年)
五代:
10世纪初——10世纪中后907年——960年(53年)
宋:
10世纪中后——13世纪后960年——1127年(北)——1279年(319年)
元:
13世纪初——14世纪中后1260年——1368年(108年)
明:
14世纪中后——17世纪中1368年——1644年(276年)
清:
17世纪初——20世纪初1616年——1911年(295年)
第三讲孔孟的文论观(提纲下)
二、孟子的文论观
孟子(前372—前289)是孔子之后儒家重要的思想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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