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软约束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政治基于G省三市实证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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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软约束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政治基于G省三市实证研究
规则软约束:
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基于G省三市的实证研究-行政管理
规则软约束:
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基于G省三市的实证研究李 学李学,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720140013)、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0220Y07200)。
【摘要】现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堪忧,难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削弱了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效力。
论文采取质性研究的案例研究方法,以访谈资料为基础,剖析了制约公共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政治因素和技术限制;研究发现公开标准的泛化、责任机制缺失、会计制度的漏洞和官僚组织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务消费公开的统计数据质量低下。
研究结论对于提升我国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有效满足公众对财政支出的知情权,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公务消费 信息公开 政治 技术 知情权【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486(2015)02-0073-26一、导论公务消费支出是我国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额的非理性公务消费,给纳税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挤压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空间,成为建设廉洁政府的顽疾,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正日益成为遏制非理性公务消费的重要制度保障。
然而,囿于现行制度的缺陷和执行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现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低下,难以实现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初始目的。
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的数据质量评估框架,本文认为所谓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是指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在真实性、详细性、完备性和可用性方面的可靠程度。
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只有确保相关数据在真实性、详细性、完备性和可用性等维度的质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此类信息公开的目的。
而在现行的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实施过程中,官方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多是一些汇总性的整体数据,缺乏细化的分类说明,在真实性、详细性、完备性和可用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这一现状,不仅难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无法消除民众对政府公务消费的疑心。
而且,既有制度的表面成效,可能营造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假象,转移国家治理者的注意力,降低其强化此类制度约束的激励,使得绩效不彰的现行制度续存下去;致使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嬗变为一种符号性的行政行为,从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因此,如何健全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机制,提升政府机构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质量,确保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准确性、详细性、完备性、可用性,预防公务消费行为中腐败现象的发生,已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
相关部门未能如期或按规定公开相关数据的“爽约”行为,以及掩盖自身部门或所在地区真实消费数据的行为,更是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针对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在发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高层治理者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工作提供政治、技术和制度层面的支持。
在政治层面,新一届政府在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后,并未因官僚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延缓行动,从而为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①在技术层面上,为解决公务消费信息公开面临的技术障碍,明确要求将“公务消费支出”纳入财政预算和决算工作,为公务消费总额设立前置性限制。
在支出管理方面,新规则要求在预算编制中,将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分开列出,明确公务消费的标准,并积极推动公车改革,从源头上减少公务消费支出的随意性②。
在监督机制方面,为解决以往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工作,因缺乏有效监督而引发的恣意行政问题,要求公务接待活动必须“定期汇总本部门国内公务接待情况,报同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备案”;同时加大了财政和审计监督力度,明确了体制内的监督主体;并将公务接待工作,纳入官员问责的范畴之中,从而为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然而,既有制度体系能否保证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的质量,确保民众知情权的实现,仍然是一个有待经验现实检验的开放性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何种政治因素制约了地方政府层面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的质量?
为提升研究结论的现实性,本文选择“质性”的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探讨现行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概括性地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引入研究问题,并对篇章结构做简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说明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第三部分为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具体阐释了论文所采用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方式;第四部分为研究发现,主要呈现了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第五部分为结束语,简要揭示了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并指明有待深化的研究方向。
二、文献综述自2011年中央政府单位公开各自的公务消费数据后,社会各界对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关注点,逐渐从公开的必要性,转移到公开数据的质量问题方面。
然而,相对公众对公务消费信息公开高度关注的社会现状而言,国内关于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专门论及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文献,更是付之阙如。
在既有的理论研究文献中,只有少量文献论及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效果质量欠佳的政治性因素。
部分研究认为缺乏必要的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是导致政府机构公布的相关数据,在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缺乏根本保证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强化监督体系建设,突出审计监督在提升公开效果方面的关键功能(关恋,2012;曾康华、曹丽敏,2012)。
但是,该类研究的理想化色彩浓厚,未能虑及审计监督独立性不足,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亦有研究认为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行政主体的信息公开能力不足,故倡导明确公开主体,加强行政能力建设(陈穗红,2008;刘松、傅博,2009;王晟,2011)。
然而,伴随着相关政策的完善,公务消费信息公开主体,业已明确为财政部门,该类研究的学术使命已经实现。
由于现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是以预、决算公开的形式,予以实施的。
因而,非常有必要将影响国内财政透明和预算透明政治性因素的相关文献,纳入文献综述的范围之内,以拓展本项研究的理论对话基础,深化对研究问题的认识。
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包括政府责任机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效果、管制压力、法制状况,腐败控制能力在内的政治性因素,对其国家的预算透明度,具有明显的影响(Andreulaetal.,2009)。
国内学者同样注意到国家制度等政治性因素,对预算透明度的影响。
立足于政治责任的理论研究认为:
微弱的选举体系、人大预算权的软弱,导致社会公众和人大机构缺乏全面、真实、详细的预算信息,是致使财政透明度低下的基本原因(Ma&Hou,2009;Ma&Yu,2012;Deng&Peng,1980;Dengetal.,2013)。
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同样制约了预算透明度的提升。
研究认为颁布于1988年的《保密法》,尽管在2010年经过修订,但仍倾向于扩大国家秘密的范围,致使政府机构定密的随意性倾向,未能受到有效的制约。
加之推动透明政府建设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法律位阶低于《保密法》。
因而,当二者之间的规定出现矛盾时,必然以《保密法》的规定为准则。
相关法律规则的缺陷,赋予了政府机构在公开相关数据时,享有相当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其可能出于自身需要而任意地隐蔽其自身不愿公开的数据,从而制约了预算公开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成效。
(Deng&Peng,1980;Dengetal.,2013;陈穗红,2008)综合而论,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绩效不佳的原因,已经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相关学人分别从监督体系、政治责任和法律缺陷三个方面,分析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低下的政治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研究结论。
然而,既有理论研究的局限,亦非常明显,相关研究基本停留在初始阶段,既有研究多局限在宏观性的制度层面,“质性”数据缺失,未能贴近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分析制约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微观政治因素。
因而,非常有必要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真实经验世界中,制约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相关制约因素。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界定现代社会是一个传统权威衰落而相互依赖陌生人的时代,为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现代政府承担了错综复杂而且技术性又很强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并不适宜于有魅力的、有感召力或赤裸裸的权威来承担;它们要求更规范和更常规的方法,要求秩序和文官政治(科层制)”(弗里德曼,2005:
46),因而,现代公共管理与官僚组织息息相关。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政府只有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授予给机构才能存活下来,这些机构的人员都是由未经选举的专家行政官员组成。
同时,不能保证对这些行政官员进行合法限制将会动摇宪政秩序和我们对法治的承诺。
”(雷斌等,2006:
738)这种对官僚组织的不信任和现代社会的复杂面向,使得规则与现代治理过程相伴而生,以约束官僚组织成员的自由裁量行为。
在理想的环境下,规则能够理性地、明确地、有效地约束组织成员。
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规则是通过自利的参与者讨价还价的谈判达成。
此类谈判的结果被经济组织的研究者们看作是一组明确或含糊的契约”(马奇等,2005:
12)。
因而,实际运行中的规则包含着模糊性和利益冲突,常常诱发官僚组织成员的策略性政治行动,致使规则的治理能力低下。
所谓规则软约束是指规则制定者受有限理性、政治利益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致使规则的准确性和详尽性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地约束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为规则约束对象提供了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规则约束对象在不违背规则要求的条件下,可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谋求自身利益,从而导致制定和实施规则的目的“悬置”。
规则软约束这一概念,可以有效解释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低下的原因。
首先,当下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规则,只要求公开公务消费的数额,并未对公开的格式、数据的真实性和具体责任,进行详尽的说明。
因而,各级政府只需给出一个数字,即可满足规则的要求,为政府部门提供了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
这一具体执行规范的缺失,导致其他监管部门在实施监管时,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软化了监管的威慑力。
其次,在现行的官僚治理体系中,尽管现行规则规定了相关组织的监管责任。
但这种责任亦缺乏明确的约束条件和相应的责任机制,致使相关的监管主体可以恣意的使用监管权力。
以形式化的监管方式,放弃要求政府部门如实、全面、详细地公开其公务消费信息账单的职责,再度削减了规则的实际约束力。
规则软约束所指的规则,不仅包括特定政策本身的规则,还包括特定政策嵌入其中的其他治理规则。
由于在国内现行官僚式治理体系中,官僚组织及其成员责任机制羸弱、权责不明。
除少数“一票否决制”事务外,诸多行政权力,缺乏切实的责任机制。
具有监管责任的相关行为主体,即使放弃监管责任,亦不用为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承担责任。
因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低下,实质上是两种类型的规则软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
规则软约束这一概念,不仅可以解释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低下的问题,亦可以解释其他类似的政策执行乏力的问题。
当然,其可推广性和适用范围,有待后续研究的发展和验证。
(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执行政治的分析框架国内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建构过程,属于公共利益共享性制度变革,必然具有此类改革特有的共性,即“改革的失利者不会毫无反抗地消失,新的行为主体将会粉墨登场,他们将会重启改革以推进自身的议程。
政策变革不是一次性的静态事务,它必须被视为一个动态的进程,在此进程中,致力于推动公共利益改革的政治势力或将遭致反对势力的抵制”(Patashnik,1980:
3)。
作为一项制度改革,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旨在遏制非理性的公务消费,是一项广大受众获益的改革。
但是,这种改革亦极易产生集体行动的逻辑问题。
在国内特有的官僚式治理权威结构下,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和主要的执行者,均属体制内成员;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力图革除的,正是体制内成员的非正当利益,改革的困境和阻力不难设想。
在此改革情势下,作为具有改革动机、致力于建立廉洁政府和高效政府的高层治理者,预期通过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出台,缓解社会压力,从而增强执政的治理绩效。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官僚式治理的顽疾。
伴随着高层治理权威的层级递减,在权力链条底端的基层政府,往往可以迟滞政策的执行效果。
而最能直接监督制度效力的基层民众,则囿于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和压力产生机制。
在这种上级监管能力受阻、民众监督乏力的体制背景下,官僚组织成员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行动空间。
为深入分析地方政府层面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问题,本项研究拟采用美国政治学者中村(RobertTNakamura)和史默伍德(FrankSmallwood)(Nakamura&Smallwood,1980)提出的分析框架,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估影响财政部门数据公开行为的微观政治因素。
中村和史默伍德(Nakamura&Smallwood,1980)认为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并不局限于执行本身,政策制定与政策评估中的政治性因素,也是诱发政策执行政治空间产生的重要原因。
图1为根据中村和史默伍德(Nakamura&Smallwood,1980)政策执行分析理论,绘制的政策执行中政治的分析框架。
由于不同学者对“政治”概念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厘清本项研究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论认知。
”‘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分析这些约束条件(包括它们的来源、运作方式,以及政治代理人如何在这些约束条件中进行的活动),才是政治研究的核心。
”(古丁、克林格曼,2006:
8-9)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主要关注的是制约财政部门和监督部门的微观政治约束条件。
1.政策制定本身预设的“政治空间”清晰地向执行主体传达政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是政策获得良好执行的先决条件。
然而,囿于决策者“有限理性”和政治因素的限制,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往往难以向执行对象传达清晰而准确的政策信息,这些限制性因素包括:
“技术缺陷—缺乏足以实现目标选项的完备知识和信息;概念的复杂性—无力充分地理解或界定问题;建立政治联盟的考量—为稳健获得政策通过而做出必要妥协的限制。
”(Nakamura&Smallwood,1980:
33-34)政策制定者面临的这些限制,常常使公共政策缺乏准确的目标和明晰的实现方式,导致责任不清、目标不明,从而为政策执行主体采取策略性的行动,回避政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治行动的空间。
国内学者亦关注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性因素的影响(徐家良,2004;高勇强、田志龙,2005;王绍光,2006;王雁红,2011;黄俊辉、徐自强,2012),但这些政治性因素所滋生的政策缺陷,及其对执行过程产生的潜在影响,尚未引起国内政治研究者的重视。
由于受研究进入可能性限制和政治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者难以探究国务院在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制定过程中,面临的制约性因素。
但是,国务院政策文本自身存在的“技术缺陷”,是非常明显的。
因而,本项研究将深入分析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规则,以何种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政治行动空间,致使规则自身的约束力不足,从而降低了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的质量。
2.政策执行中的“博弈空间”在政策执行环节存在三类主要因素,影响执行的实质性内容,分别是“行动者与领域;组织结构和官僚规则;以及沟通网络和遵从机制”(Nakamura&Smallwood,1980:
46)。
这三类因素并非相互独立、截然分开,而是相互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共同构成政策执行的政治空间。
政策执行的参与者,决定了谁在执行过程中,具有发言权。
而参与者之间的组织结构和官僚规则,不仅约束着各个行动者的博弈空间,而且影响着各个行为主体对政策议题关注程度的权重配置。
官僚规则影响执行过程的第三个因素,则为执行组织成员的心理因素和组织规范,“对政策持有深度负面评价的(行动者)可能反对或公开鄙视政策目标……而稍微缓和的执行者可能试图采取诡秘的转移或回避策略”(VanMeter&VanHorn,1975:
473)。
公共政策的遵从机制,亦是诱发执行主体策略性行动的重要诱因。
当公共政策的目标或手段模糊时,遵从机制羸弱,执行主体极易通过符号性的行动,回避公共政策的实质性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博弈现象,早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且获得了广泛的研究。
既有的理论研究重点分析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非正式关系运作、隐蔽违规、政策空传等博弈方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丁煌,2002;丁煌、定明捷,2004,2010;丁煌、吴艳艳,2012;丁煌、王霞,2012;宋林霖、彭丰民,2011;李瑞昌,2012),揭示了执行主体进行政策变通的主观原因。
政治执行外部环境对选择性执行行为产生的诱导功能,亦得到具体而微的细致剖析;此类研究多对政策执行者,持有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呼吁政策制定者关注执行环境复杂而多元的现实,以提升政策的可行性(张永宏,2009;庄文嘉,2010;刘娟等,2012;张群梅,2014;朱亚鹏、刘云香,2014)。
这标志着国内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政策制定质量与政策执行博弈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而,国内学者对执行过程中,组织结构、官僚规则、组织心理、政策遵从机制等微观政治环境因素,对执行主体的约束作用,仍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本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陷,分析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执行主体所面临的官僚规则、组织心理、政策遵从机制等微观政治因素,对公开数据质量产生的影响。
3.政策监督和评估的“政治影响”中村和史默伍德(Nakamura&Smallwood,1980)认为在一个完整的政策系统中,政策监督和评估的效果,对于政策的延续性、相关的资源配置、执行者政治责任的确立,发挥着提供判断标准的功能。
然而,由于旨在“客观”的技术性评估,面临政策目标准确性和清晰度、评估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真实性三类因素的制约,致使其亦难以独立于政治因素的影响。
“如果技术评估者希望实现‘客观’评估的目标,他们必须解决两类潜在的问题。
首先,他们必须具备以可测量的、量化的标准进行衡量的技术能力;其次,他们必须能够抵制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试图影响评估工作的政治压力。
”(Nakamura&Smallwood,1980:
76)如果政策评估者处于不利的政治环境下,在潜在的技术和政治压力下,完全可能会放弃进行客观评估的职责。
在微弱的政治责任机制下,国内政策系统素来重视政策出台,漠视政策评估,相关的监管机构亦囿于独立性不足的影响,深受权力掌控者的深度约束,难以客观地履行评估和监管职责。
在学术研究深受政治影响的氛围下,国内关于政策评估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政治影响的研究,付之阙如,遑论基于监管机构微观政治对政策评估的研究。
因此之故,本项研究力图分析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监管机构,因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而面临的微观政治制约,及其对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影响。
总之,中村和史默伍德(Nakamura&Smallwood,1980)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以及政策评估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的分析思路,非常适用于探讨国内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问题。
由于现行的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规定,未能制定出细则明确、范围准确的公开标准,前置性地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自由裁量空间,造成衡量数据质量有效标准的缺乏。
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预设的政治空间,极易为熟知官僚政治规则的各个行为主体捕获,从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用政策本身提供的自由裁量空间和自身组织的各类政治资源禀赋,与中央政府和民众博弈。
延续或扩大政策衡量标准缺失的政治约束,以减少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规则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最后,政策执行中的博弈性规避行为,如若为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和评估者所获悉,并向政策制定者传递,则政策制定者必然强化规则约束,削减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博弈空间。
然而,在现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政策的执行体系中,承担监督和评估职责的官僚组织,不仅自身的独立性严重不足,而且责任机制不健全。
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甄别其他官僚组织的违规行为,亦不愿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强化规则约束的行动建议。
致使公共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不能形成一个有效地反馈和纠错机制,造成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规则的软约束,制约了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提升。
(三)G省公务消费公开的个案研究设计长期居高不下的公务消费支出,一直是普通民众非议政府的重要原因,需要改革。
然而,宽松的公务消费支出环境,是公务人员的隐形福利之一,任何强化公务消费支出控制的改革,势必引发公务人员的潜在抵制。
在国内开展公共管理实证研究,获取内部资料比较困难的背景下,探讨公务消费支出公开这一敏感的课题,无疑难度更大。
因而,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虑,以及国内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的现实,本项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质性”方法,从经验层面探讨官僚组织成员,在执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过程中,数据质量低下的原因。
基于立意抽样和研究进入可能性的考虑,本项研究选择G省为研究对象。
G省地处沿海开放地区,政府管理的理念和现代化程度,相对内地许多省区,具有显著的先发优势,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效显著,政府透明度较高。
在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地方财政透明度比较研究中,该省的财政透明度连续多年位居前列,预算和决算工作的透明度较高。
而且,G省财政部门的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10年,G省已经要求地方市、县编制地方层面的公务消费信息报表,用于内部统计。
地方财政部门在此工作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直接经验,对于其间潜藏的问题,拥有相对理性的认知。
总之,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工作,在G省拥有良好的实践基础,使其成为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对其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行政实践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现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选择G省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亦有现实方面的考虑,本人与该省多个地级市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比较熟悉,可以解决质性研究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进入问题”,有效避免因研究者进入而引发的“干扰”效应。
由于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涉及到公务人员的隐形福利,以及政府部门的形象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对此类研究,所持的抵制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就算存在私密的个人关系,他们也不尽乐意揭示其间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者表示以签订知情同意书的形式,保证研究的匿名性,并保护受访对象。
但这一国际惯例并不为他们所接受。
为此,研究者尽可能地清晰地说明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形式,承诺在研究成果上绝不出现研究对象所在的地域以及研究者的个人特征,以降低研究对象的心理压力。
此外,为获取访谈对象的合作,在前期联系过程中,研究者告知访谈对象拥有自主地回答访谈问题的权利,可以拒绝回答过于敏感的问题。
尽管这一策略,减低了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深度,但是,基于研究问题的敏感性,这无疑是一种获取宝贵内部信息的有效方式。
毋庸置疑,采用这样的进入方式和访谈策略,可能带来“敏锐度”丧失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通过浏览其他省份相关新闻报道和政府财政部门网站的形式,降低地方性实践及其观念对研究的潜在影响。
此外,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研究者选取了三个地方政府开展研究,扩大信息来源渠道,控制被私密关系误导的风险。
“在案例研究中,理论不仅能够帮助你制定合适的研究设计、方便你收集研究资料,而且也是你对案例研究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的重要工具。
”(殷,2012:
45)为提升研究的质量,聚焦研究问题,本项研究选择政策执行中的政治,作为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理论基础。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为提升研究的可信性,该研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建设质量方面的差异,分别选择F市、M市和P市作为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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