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发挥汉字云时代新诗创作的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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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发挥汉字云时代新诗创作的作用
正确发挥汉字云时代新诗创作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诗歌形式—诗、词、曲、赋等在世界上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公认的。
“五四运动”至今,我国诗人们探索诗歌的新形式已达八址馀年,但仍未形成一种特色鲜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可以与唐诗、宋词、无曲比美的艺术形式,这是令人遗憾的。
为什么不能出现令人满意的艺术形式呢?
我看主要毛病是对汉语言文字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足,甚至对汉字的客观存在采取怀疑或全盘否定的态度。
有许多诗人一味追求拼音文字,拼音语言类型的形式,致使诗句洋化(欧西的或印度、日本的)、诗歌体裁乱杂,扰得读者厌烦。
多睥来学术争鸣就不够,再受“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使诗坛暗淡无光。
自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争鸣的限制放宽了,新诗篇潮涌而出,在诗意创作方面出现了新的动向,在数量上出现的频率为前所未有的高,这当然是好事。
但就质量而言,还不理想。
要问新诗有几首能使人百诵不厌的?
人们很难回答。
这不得不使人们反思。
《诗刊》1988年第一期上辟开《我观今日诗坛》一栏发表诗人和评论家意见。
诗人公木同志以《说与“北海若”诸神君……》为题,在文中说:
“新诗潮”独标超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给诗坛带来活力。
但跑远了,把诗发展到变幻莫测,或诉诸理念,或崇尚直觉,或超自我,或反艺术;既不反映,也非表现;认为诗只是一过程,一种怪味儿的形式,抽象性和超脱性,正成为“拳诗潮”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职是之故,也就不免于“抽象”到“超脱”了公众的审美观念和欣赏趣味。
于是作为逆反,旧体诗词的作者群和读者面在近年来也迅速扩大起来,诗词社团蜂起,诗词报刊层出,传统格律大有“兴盛”的架式,甚至出现貌似“繁荣”的局面。
[12]
从这段话中,我们确实看到“新诗潮”的“崛起”,旧体诗词的“复兴”现状。
目前一些青年诗人倡导的“新诗潮”,在意念上,似乎与“文革”前的白话诗不同,在形式上,甚或是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
因此我在这里把它们合并起来讨论。
由于新诗体没有太大的突破,适应力的,所以有些人去写旧体诗的。
其中极力提倡写新诗的人,到老年也多写旧体诗了。
郭法沫若便是突出的一例。
另外著名的新诗诗人减克家在《减克家旧体稿》一书序《自道甘苦学旧诗》中说:
“我爱新诗,更爱古典诗歌,我写新诗,也写旧体诗。
[13]”他为什么写旧体诗呢?
他说:
我暗中在比较新旧体诗的短长。
我觉得,新诗在表现时代与现实生活方面,容量大,开拓力强,但失之散漫,不耐咀嚼。
古曲诗歌,精美含蕴,字少而味多。
当然,我个人并没有放弃新诗,专写旧体写。
由于年龄关系,接触沸腾的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少了,写新诗的劲头小了,新诗产量少了[14]。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主语已有较大的区别,写旧体诗束缚较大是众所周知的,当今似有“复兴”旧体诗之势,实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
新诗如何做到不失之散漫,耐人咀嚼,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都能写,而且都可以写出流传千古而不衰的作品,这便是新诗体改革的希望。
欲述此目的,必须诗人、评论家,语言文字工作者作不懈的努力。
现在我国诗坛上对诗歌发展的状况抱什么态度呢?
看来有几种:
第一种态度:
认为无论古的、新的;民族的、洋化的;自由的、格律的;象征的、超脱的、艺术的,反艺术的等等一切新奇的诗歌形工都应让它充分地表现,不用阻拦,也不必倡导什么,各派各流,各体共存。
第二种态度:
主张“路子宽一些好!
一是百花齐放,一是有所倡导。
”应提倡“中国特色”[15]。
第三种态度:
把目前的所谓“新诗潮”说成是全瓣创举,它已从“原先的‘异端’,正在变成‘正统’”[15]。
它已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代表。
当前诗歌创造的无秩序所展开的缘繁,体现着诗的无所不往的征了。
[17]
第四种态度:
认为所谓“后新诗潮”(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诗潮)并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其诗作不是走前辈诗人走过的路,便是“跟在西方流行观念后面亦步亦趋”的[18],要重新寻觅新诗创作的道路。
第五种态度:
感到天下大乱,想出来收拾残局[19]。
还有其它的态度。
总的说来,我认为特第二种和第四态度比较切后实际,有利于未来诗歌的发展。
中国长期未诗歌创作的竞争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倒应该放宽,在晨家鸣中人才才会逐渐出现。
不满足于现状,成就才会辉煌。
倡导“中国特色”,绝不是“复旧”、“保守”、“卖古董”,全盘恢复旧体诗创作样式,而是创造最适合中国人喜欢的形工,这种形式包括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中国现代时代意念的特点、审美特点,国际交流特点等。
凡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诗作形式都是相对地有稳定性的,凡是不稳定的,一闪而过的诗作形式,在世界上绝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白话诗的创作从开始至今八十有馀年,其间也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如胡远、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克家等等,但是没有哪一家创作称得上“稳定”,能作为现时代中国诗歌创作形式的代表。
“新诗潮”中某些诗人、评论家自名为中国诗坛的“主流”、“代表”,读者似乎还通不过,还需要经时间的考验。
一个时代能有一种有代表性的形式,同时还有其它形式相得盖彰,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没有代表性的诗作形式是不正常的。
为此我衷心地期望我们中国的诗人力创!
创造出真正代表中国现时代的,能与中外古今最优秀的诗作形式比美的形式。
在此,我想献上两点建议,请诗人们、评论家们,学者们斟酌!
一、中国诗歌创作宜发挥汉语、汉字的优势。
(1)“言简意丰”。
汉语与世界各国语言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简短明确”[20],古今受到外国人赞赏的便是这一优点。
唐诗对西方现代派诗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用简明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容,这便是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诗词和现代的名作翻译成西方,丰富的内涵显得单薄,百读不厌的。
如何对待这种现实?
有人认为应抛却汉语这一独有的特点,向“外国”看齐。
“外国”是一个泛称,一个模糊的概念。
究竟向哪一国看齐呢?
英美?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苏联?
阿拉伯?
日本?
印度?
……各国语言都有其特点,只不过用西文的国家相互间差别略小而已。
各国诗作都有其特殊之处,中国放弃自己的“特殊”,模模糊糊地学那些连自己也不甚明白是什么国家的语言来创作,创作出来的诗句,中国人听起来好像是说“外国话”,外国人听起来也不像自己的话。
如是,若稍微认真地推敲,便使人有人间之外的语言感觉了。
用这种语言写的诗作朗育,听起来当然模模糊糊。
听者老是听不懂,再好的内容也感动不起来。
逐渐就不想听了。
当前诗作虽多,读者寂寞,语言的“外国”化,看来是一大原因。
因此首先应该发挥汉语“言简意丰”的作用。
现化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这是时代的语言特点,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练句,便会形成既不同古汉语又不同“外国”语的新型诗语。
(2)在诗句中保持汉语两个音节连用的优势。
上文已阐明,这是中国汉人数千年来的言语习惯。
这一习惯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它使言谈清晰。
现今民歌民谣的发展仍保留这一特点。
新诗句若能做到既保留其优势,又有价变化,定然会受人民大众欢迎。
(3)造句多注意偶句的作用。
“对偶”是汉语汉字特殊的修辞句型,别的语言文字是无能为力的。
对偶句在形式上有均匀整齐之美,内容上有相映、相衬、相对之妙,心理学上有容易记忆的效果。
古代的名诗句,能让人们记往而传统的,多数是对句。
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李商隐: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
”龚目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等等。
中国民俗喜欢对联,家中选一副或几副对联贴着挂着,借以表现自已的雅致、希望、崇敬、心意等,其乐无穷。
有许多对联就是从诗中取来的。
“五四”以来的白话诗诗句入对联者罕见。
这就缺少了一个容易给读者记住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应提倡偶句。
胡适是第一个写白话诗的人,他在1917年《新青年》上提出新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的一条就是“不讲对仗”。
[21]现在看来不妥。
“对仗”还是可以用的,不必特别讲究平仄工对就是了。
我这里讲的“偶句”,条件还可以宽些。
字数相等、词类相同、句法相同、成双作对地排列,其中有少量同字相对也可以。
汉字还有书法艺术之美。
中国的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一般不宜用标点符号。
因此无标点的长短白话诗句似与条轴无缘,因为写出来别人唯断句。
古诗诗式均齐,一看即懂;词虽是长短句,但有词牌规定的格律可循。
如果白话诗句也有注意“偶句”或齐整的句式,佳者能作法书欣赏,岂不美哉!
(4)发挥汉语音韵和字调的特点
现代诗作主要是用普通话写的。
普通话音节中的韵母声音响亮明确。
它的韵母除鼻尾韵外都是元音收尾的,而鼻尾竟[—n]、[—η]收尾的音读起来也响亮清晰,因此注意诗句的用韵和谐、音节搭配的优美,使之琅琅上口是最吸引人的。
西语音节收尾不响亮的辅音很多,如[—f]、[—t]、[—p]、[—k]等,协韵不响亮,这是很大的弱点。
协韵可以两类:
一类是韵母相同,不论字调;一类是韵母相同,这要论字调的。
写现代诗两类都可酌用。
以往多注意用第一类,不注意用第二类。
这是忽视了汉语是有声调的语音特点,雷同西文。
语言字调,旧体诗中是平声协平声、仄声协仄声的,这很有好处,它使韵味和美。
现代和未来的新诗是用普通话写的,根据普通话的特点,没有入声字,以阴平、阳平为平声,以上声、去声为仄声,用平协平、仄协仄也是和谐的。
因为普通话平声调的调值有高平和之势,仄声调的调值有降之势(上声调是先降后升),分别相押,音调和谐。
写诗,在不害意的情况下增加音乐之美,这也应该是受人欢迎的。
再说字调。
整句的字调也应该注意反搭配和谐悦耳。
外国人不中国话字调念不好,说起话来缺乏抑扬顿挫,中国人听起来就不是那么舒服,因为中国人对字调的和谐与否特别敏感。
一个长句子或几句相连,都用一种调就不好听。
(5)充分发挥汉字以“视觉为主”的作用。
诗歌有两种大类型:
一种是以视觉为主的,一种是以听觉为主的。
以“听觉为主”是接近口语,遣词造句浅明易懂,即景咏涌,听者都懂。
古诗,如柳宗先《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立翁,独钓寒江雪。
”王之焕《鹤鹊楼》:
“白云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日,更上一层楼。
”李白《朝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等等。
白话诗多数属这一类,朗诵诗尤为明显。
以“视觉为主”的诗,语言离口语较远,用词造句较深奥,同音同形异义字、同音异形异义字、典故、冷辟字等多。
如:
李白《古风·第十首》“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
却泰振英声,后世仰未照。
意轻千全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詹荡人,拂衣裳可同调。
”李贺《梦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二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怀中泻。
”这两首诗,朗诵给不知道内容的人听,肯定听不懂,要慢慢看,慢慢读、慢慢玩味才能懂的。
以听视为主的诗,在文字上一听而过,无咀嚼之味,以视觉为主的诗,好的,越嚼味道越好。
汉字,既可以写以听觉为一的诗,又可以写以视觉为主的诗。
古诗中则以后者为多。
西文一般只能写以听觉为主的诗,这是西文之不足。
我认为中国新诗歌创作既可以有以听觉为主的诗,又可以有以视觉为主的诗。
诗歌总是对人寻味的好。
说到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所谓“言文一致”的问题。
“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学的作家、诗人、主张文字改革的语言文学家曾提过必须做到“言文一致”的口号。
当时,大家认为是正确无疑的,至今影响也很大。
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及考察,我发现不论哪个民族都做不到“言文”完全“一致”。
口语和书面语(或说文学语言)总是有区别的。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
问题是口语与书面语距离太远就会阻碍人们的思想交流、意思的表达、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
如中国的文言文就是距离口语太远才改为白话文。
改革,改到言文接近,不防害意义的表达便是最理想的了。
[22]因此以视觉为主的诗必定会不断出现,在中国,它应该是较丰富的。
(6)巧妙地利用汉语语法特点,节省篇幅。
汉字是没有形态标志的,词性不能从汉字上看出来,因此汉书面语言的词序非常重要,不能随便颠倒,颠倒了,往往词性就变了,表达意思也就变了。
古人写诗为顾及押韵、平仄等有时颠倒读者是可以理解的,胡乱颠倒则不允许。
古文无标点也易读通,这表明其语法清楚。
现代汉语语法有些是从古汉语发展来的,按理说,规律是明确的,但是现在有些混乱外国话的句子、汉语方言句子都大量混入,这样乱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要注意规范化。
吸取外来语、方言要有个限度。
诗句更应该注意。
目前有的诗作句子定得很奇、很怪、或无标点、或乱断句、或乱提行、乱颠倒、或乱造新话等等,使读者感到这些诗不仅不像中国人写的,而且象不大会说话的人写的。
诗要求语言美,语言拙劣,诗如何美起来呢?
有一种“反艺术”的检法是不妥的。
所谓“反艺术”,是指“反造作”的话,那是对的,但也不皆用“反艺术”之名目。
没有艺术便不成其为诗。
语言的艺术是以加工越深、越精而读起来越自然为佳。
不求加工的自然语言也可能写成诗,因为成诗还有看诗意(即内容)的一个条件。
但这种诗正如有些同志所说的,看一遍后不不想看第二遍了。
这能算好诗吗?
所以我认为诗句要讲究加工艺术的。
加工不是把诗句越拉越长,而是越炼越精。
汉语有时可以把一些虚词省略,如马致远的名句:
“枯藤老树昏鸥,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等,这就节约篇幅了,用科学的话来讲,是加大了信息量。
根据上述这些优势、特点,我认为中国诗歌的主流以有格律为往。
这种格律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有固家形式,又有一定的申编性。
固定不必全属四句成方的“豆腐干块”或欧州的“商籁”型、日本的“徘句”式。
形式太死不易表达思想,太散不耐咀嚼,故以固定诗句加变或诗句为宜。
二、正确认识诗作国际交流问题
世界走向信息化社会,我国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国际上的文化交流势必越来越烦繁,诗作的交流也不例外。
在诗坛上有人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有人提出“让世界走向我闪”的口号。
[23]新诗创作“走向世界”是什么意思?
是将中国独创的诗歌特点、优点传播世界,还是使诗作外国化,广泛吸取外国诗的特点、优点?
“让世界走向我们”如何理解呢?
是让世界各国学习中国诗作艺术的特点、优点,还是把外国诗作的特点、优点取来?
提口号的人和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两种口号在字面上相反,理解者却可以一致。
事实上是本民族诗作的特点、优点播之世界,世界各民族诗作的特点、优点,有益于本民族诗歌创作作者认真吸取。
此古来有之,世界上其它民族有之之事。
我们强调国际交流即可,不必用上述口号。
至于诗作的对象,不论哪个民族诗作都是以其本民族的人为主的,侨居外国的可以例外,古今该然,不太远的未来也必将如此。
新诗创作,宜以中国读者为主,适当顾及国外读者的兴趣,不能“喧宾夺主”。
我国古人写唐诗、宋词并没有考虑到给西方人看,但西方人喜欢它、学它。
古希腊的荷马、英国的泰戈尔、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日本的松尾芭蕉等,他们不是为中国人写诗的,但中国人很崇敬他们,喜欢他们的诗、学习他们的写诗。
如果上述这些诗人的诗作,不首先为其本国、本民族的人,而是泛泛地为“外国人”写作,那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绝不会成现今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影响也不会这样大。
张桦同志在他的《走入世界文学前列—中国文学光荣的梦想》一文中说:
中国的方块字表意性强,灵活性强,凝炼概括性也强,具有独特的美威。
但也正因为这些独特,便给中国与世界的文学交流增添了许多独特的麻烦。
它使中外翻译家的筋疲力尽,结果依然是事倍功半。
诗歌的音韵节奏没有了,同音互借没了,个性浓郁的方言土语没有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也没有了,连汉语发音和句式的简示在翻译过程中也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堆基本上丧失了汉语魅力的故事情节。
[24]
这段话是反映了客观事实。
她接着说:
可文学者首先是一门语言艺术,失去了语言独有的魅力,其价值尚存几成呢?
张桦同志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值得探讨。
如果诗人们因此而彷徨,甚至放弃中国的语言特点,那就错了。
我们要好好分析。
诗作语言艺术的魅力主要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水平。
以魅力大为优,价值高;反之,为劳,价值低。
不应以翻译的语言文字作标准论价值,这样论是绝对论不正确的。
汉语言文字表现力强,把外国的诗作翻译成汉文,相对而言难度不太大,但也不是绝对无困难,外国的语言有些地方用汉字也不容易表达。
有的外国诗,几个人翻译会成几个样子。
例如高尔基的《海燕》,有瞿秋白、戈宝权等人翻译的。
瞿、戈的译词相去就很远,而两个都是有名翻译家。
我们能把瞿的译词或戈的译词当作高尔基的原句加以评价吗?
不能。
又譬如:
日本的俳句,它由十七个音节组成,分为“五个音节—七个音节—五个音节”三段。
日文一个假名(字母)就是一个音节。
日文复音词很多,一首俳句虽有十七个音节,实际上构成的词可能只有十个左右,而汉语基本上每字可以成词。
因此用十七个汉字(音节)对译,有时就得加些敷衍多余的话。
1983年学林出版社出版彭恩华著《日本俳句史》一书,书中附录《古今俳句佳作一千首(日汉对照)》,彭恩华全部用五个汉字的两句或七个汉字的两句翻译。
我们能把彭恩华的译文当作日本各俳句的原语句来评价吗?
不能,译文至多只能达到近似。
因此中国诗人不必担心用汉文写诗价值不高。
汉字有很大的优点,汉字是以视觉为主的文字,西文和日本假名是以听觉为主的文字。
世界的未来—信息化社会,全世界的文字必将走以视觉为主的文字为主,以听觉为主的文字辅之,相辅相成。
[25]今后世界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以听觉为主的文字向以视觉为主的文字靠扰。
例如现今英语中词的形态标志已有不少脱落,格的表示已不那么严格,性的表达方式已出现汉语式的,如:
男学生:
menstudent;boystudent
女学生:
womenstudent;girlstudent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已有人撰文,不详。
汉语拼音字母现在只起注音拼音作用。
汉语拼音文字尚在研究之中,研究成功,可见的将来只是起辅助的作用,它不能取代文字。
汉字还要向前发展,以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要。
诗人应更富有远见,不受全盘否定汉字的偏见束缚,要看到汉字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伟大作用。
我想如果中国的诗人们能正确地发挥汉字在中国诗歌中的作用,中国的诗坛必然重放异彩。
新时代的、与唐诗字词比美的新诗歌形式必能形成。
愿诗人们、评论家们和语言文字学家们共同努力,胜利已经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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