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研院迁台未果.docx
- 文档编号:15919203
- 上传时间:2023-07-09
- 格式:DOCX
- 页数:27
- 大小:42.68KB
1949年中研院迁台未果.docx
《1949年中研院迁台未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49年中研院迁台未果.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1949年中研院迁台未果
1949年中研院迁台未果
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长蔡元培。
总办事处设在南京,研究所在南京有气象所、天文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社科所、地质所、史语所,在上海有物理所、化学所、工程所,心理所在北平。
有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
“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
盛宴惊雷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
蒋介石在阴雨朦朦中前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以及教育界名流张伯苓、吴贻芳等也参加了开幕礼。
8l位院士中只有51位出席。
会场布置简朴,未摆设鲜花,天气很阴,亦未开灯。
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意味。
院士代表发言,推举年长的张元济和望重的胡适。
83岁的张元济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大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是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界的龙头。
他对硝烟弥漫的国共内战忧心忡忡,他说:
“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
”这番话使在场者相顾失色。
当晚,举行宴会。
据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回忆:
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
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
那道惊雷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
仓皇去乡
1948年秋冬之交,国内战争的焦点逼近长江,国民党当局的机关单位纷纷南迁。
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闻院士率家人首先离去。
临行前,他告别同仁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
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其南京住宅召开谈话会,研究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的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作出了选择精品文物运往台湾的决议。
史语所大部分人已迁台,手忙脚乱的朱家骅又让傅斯年临危受命,负责抢运平津的一批学人。
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张。
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见蒋介石。
蒋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3人共同负责。
当时他们商定,要接的学者分4类:
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一派死寂。
胡适与傅斯年共度岁末,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
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
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
“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
最后遗响
1949年12月18日,解放军的炮火已威胁到成都机场,朱家骅率同国民党当局行政院官员不得不在匆遽之中飞离成都抵达台湾,继续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长。
随国民党当局到台湾的院士一共只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等9位,另外去了美国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其余50多位院士留在大陆。
中研院原有500多人,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3个单位共50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选择留在大陆。
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18位,去台的也仅4位研究人员和1位行政人员,所长姜立夫完成搬迁任务后,坚辞所长之职,返回大陆广州任教职。
史语所原有41位研究人员,也仅20位去台(另有2位赴美),规模基本上维持完整。
(摘自《时代周报》)
中科院成立后海外科学家4成回国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精英科学家们面临抉择:
是跟随国民党残部去台湾?
还是留在祖国大陆建设红色新中国?
绝大多数科学家选择了后者。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新政权对旧有的科研布局进行了整合与重建,成立学部,评选学部委员;同时对海外发出号召,鼓励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
在北京,政府在海淀北部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保留了相当发展用地,"中关村"开始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生联系。
凤凰卫视11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
对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实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一百多年前我们的老大帝国不知不觉,已经从人类文明的顶峰,坠入到积贫积弱的深渊。
于是乎现代西方科技挟船坚利炮之便呼啸而来,趁虚而入,一番含羞忍辱,割地赔款之后,国人惊觉,非经一番彻底的改造,我们已无生存的空间。
此后有识之士决心师夷长技以治夷,他们倡维新,弄洋务,送孱弱的学童飘洋过海,直到五四狂飙,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双双请进门来,中国人握手近代科学,竟是如此的羞和难。
屠跃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长):
中国科学院历史还是很悠久的。
何亮亮:
跟新中国基本同龄。
屠跃明:
对,它比共和国晚了一个月。
最早的档案我们还有解放以前的,就是我们科学院的前身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这些都有,应该说,我们新中国的一个科技发展主要的一些历史,在我们这有很大的体现。
解说:
在中国科学院院史档案馆,摄制组找到了一张60多年前的照片,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鸡鸣寺1号,一幢崭新的民国建筑前,现代中国的科学精英拍下了这张合影。
彼时,他们刚刚接受了中央研究院赋予的院士桂冠。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48年,中研院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院士计81人,其中包括陈寅恪、竺可桢、冯友兰、胡适、傅斯年、李四光、郭沫若、茅以升、梁思成、华罗庚、陈省身等等。
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之一流自不待言。
然而院士们看似平静的表情背后,大时代的变革早已波涛汹涌。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最后破裂,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一夜之间集结到长江北岸,一水之隔的南京城里,国府各机关开始紧急疏散,在政府高官和地主富商各显神通往南跑的时候,中研院院士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去留,颇为引人注目。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
中央研究院当时计划是都要搬到台湾去,先往广州搬,然后再往台湾搬,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都是消极怠工,绝大部分的研究所都是做点表面的应付,有的连应付都没应付。
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特别地了解国共,特别是共产党,但是因为国民党那时候是很腐败呀,很多知识分子都对他们失去了信心,所以大部分人就选择了留下来了。
解说:
首先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向代理院长朱家骅的搬迁决定提出异议,他说搬与不搬要和全所同人共同商议,以多数人的意见为重,结果社会学所以一票优势否决搬迁。
远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给他任所长的地质所发来专电,认为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
赵理曾(赵九章之女):
当时气象所是在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很大的所,而且在我父亲的多年的治理下,不管从人员还是从资料,各方面都是非常强的一个所,所以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是非常希望要把这个所给弄到台湾去。
我父亲采取的方式就是拖,他先是说要装东西呀要干嘛,你也不能说直接不去,就装,一点一点的就先给运到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吧,他根本就没想走,就我们是在上海迎接的解放。
解说:
为躲避去台,气象学家竺可桢悄悄来到上海,在位于岳阳路的中央研究院某研究所里,他闭门谢客,潜心读书,似乎已经超然于疾风骤雨的世事之外。
竺安(竺可桢之子):
可能是5月6日,他出去的时候呢,在街上正好不巧就碰到了蒋经国了,蒋经国很惊讶,你怎么还没走,意思你应该已经去台湾了。
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蒋经国,就是蒋经国那当然还是请他去台湾,竺可桢就说了,你台湾一个小岛,你还能坚持多久,是吧,半年,一年最多了。
这样子就不欢而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国民党腐败不堪,它不可能再领导中国,共产党呢,要走着瞧,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解说:
1949年5月27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手,细雨蒙蒙的清晨,一早出门的他惊讶地发现,为了不打扰市民,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抱着枪,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和衣而卧。
两个月以后,竺可桢欣然加入中共组织的代表团赴东北参观,旅行结束,他与陶孟和、吴有训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宣称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最终由蒋介石授意,蒋经国、傅斯年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仅仅争取到10来人赴台,朱家骅费尽口舌笔墨,也只能把14个研究所中的史语所和数学所的一部分搬到台湾。
正在加载中...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汇入欢庆的人群中,他的名字叫钱三强。
三年前,在法国巴黎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实验室里,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惠,在铀核三裂变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5月,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钱三强夫妇抱着半岁的女儿来向导师辞行。
葛能全(时任钱三强秘书):
伊莱娜居里,就老居里夫人的女儿,她亲自下厨做了几样法国点心,而且呢还特别送给钱三强一些非常宝贵的放射源。
在当年,除了在法国居里实验室,除了这两位对中国友好的科学家,别的国家不要说送你这东西,让你看都不让你看,因为那些东西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学,必不可少的东西,太珍贵的东西,送给他。
她说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类服务,就这么两句话,所以钱三强这句话记一辈子。
解说:
这天,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钱三强的寓所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丁瓒,任职于共产党的临时机构北平文管会,丁瓒通知钱三强他将随解放军的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葛能全:
接到通知以后呢,他就想啊,这次到巴黎去,而且世界和大的那个执行主席,就是约里奥居里,他说我到巴黎去肯定能见到约里奥居里啊,那么这次正好呢,请约里奥帮我们买一些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发展原子核物理的仪器、资料,技术资料。
因为那时候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封锁制裁,所有的渠道都不通,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把他的想法就告诉丁瓒,丁瓒就问他带多少钱,他说二十万美元,多则二十万,少则五万,这个丁瓒一听就吓一跳。
解说:
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前夜,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连夜签发了一份电文,一笔5万美元的巨额拨款,将被用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用途新中国未来的科学事业。
此时上百万国民党残部仍在负隅顽抗,战争形势依然严峻,无疑对于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来说,眼下的第一需要不是核技术,而是实实在在的钢铁和大炮。
多年以后,回忆起拿到五万美金的那一刻,钱三强仍然感慨万千。
葛能全:
什么原因呢?
这个美元啊霉味特别大,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中共没有像样的保险柜,没有国库,转战南北,这些美元就跟着部队到处转移,今天埋在这个洞里,明天放在那个山脚下,所以拿到美元他就感慨万千。
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新的领导人,这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毛泽东: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说:
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为人民所有的、凝聚全国科学力量的中国科学院便宣告成立。
何亮亮:
科学院(的)第一任领导班子可谓阵容强大,除了陈伯达,其余四位都是原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可以说中共的用意显而易见。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院长郭沫若位置显要,但因社会事务繁杂很很少亲政,陈伯达的工作在中央,让他挂名副院长,其实是为了让这个阵营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李四光呢,更重要的工作其实在质部,那么至于旧社会科学的掌门人陶孟和,上任后不久呢,就因不够马列,而长期闲居任上,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何亮亮:
1949年前后,中国滞留海外的学者共计五千名左右,那么其中多数是在美国,少数在欧洲,开国大典的礼炮震撼着漂流四海的炎黄子孙,而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把争取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向海外发出了号召,诸学友思想进步,有专长,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建设。
解说:
1949年10月6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中国留学生的中秋聚会上,物理系教授钱学森郑重宣布了回国的消息。
作为一流的火箭专家,二战期间他曾参与了美国绝密的导弹核武器研发计划,并被公认为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然而科学家的归航并不平静,50年代初的美国,以反共著称的麦卡锡当局,为中国学子的归来设置了重重障碍。
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以及拒绝揭发朋友,钱学森被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气愤之余,钱学森灵机一动,不久他以此为理由提出了回国的要求。
然而钱学森没有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很快美国国防海军次长金贝尔,拨通了司法部的电话,他态度强硬地发出指示,不能放走钱学森,宁可枪毙也不要让他离开美国。
罗佩林(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一块到洛杉矶城里边去买票,轮船公司说,罗佩林的票我们可以卖,因为他是学生,你这个你是教授,你们的票我可不敢卖。
正在加载中...
解说:
赵忠尧,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上世纪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他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反物质的湮灭,虽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迅速成长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
1946年,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派出学者,他怀揣秘密使命赴美国访问。
边东子(科学家传记作家):
当时中研院的负责人给了他一点钱,12万美元,让他买加速器,可是买加速器在当时在美国至少得40万,所以他在美国非常辛苦,辛苦什么呢?
一个他得,因为这点钱根本就不够,他得想方设法就是买一些,中国还不能生产的部件,把这个部件运回中国。
解说:
靠在实验室打工,将加速器元件逐一购全之后,赵忠尧惊闻千里之外的祖国已经换了人间。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出现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数月的踌躇之后,他将目标锁定了中国大陆。
此行,赵忠尧并不孤独,和他同行的还有100多位留美的中国学者,其中包括钱学森夫妇。
然而汽笛鸣响之际,意外发生了。
几个美国特工冲上甲板,一番搜查之后,钱学森连同他的八百公斤书籍和笔记被扣留了,特工声称,这些都是与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
震惊之余,赵忠尧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一个月以前,他已将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了祖国。
没有想到,渡过万顷波涛之后,威尔逊总统号在横滨港,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无理盘查。
最终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三人被带下船,关进了曾因关押二战战犯,而名噪一时的巢鸭军事监狱。
赵维志(赵忠尧之女):
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紧张,台湾的在日本的代表团来了人,就是硬逼,就
跟他说啊,你这个事情美国人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可是如果你要是愿意回到美国去,或者你愿意到台湾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帮你疏通,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我爸爸说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是回国,回到祖国大陆上。
解说:
赵忠尧被扣留的消息一经披露,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提出抗议,钱三强挺身而出,联合国际知名科学家发起声援赵忠尧的活动。
一时间,谴责美国暴行,营救中国科学家的浪潮在国内外此起彼伏,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只好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11月28日,赵忠尧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不久之后他带回的器材和零件,将被组装成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并成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敲门砖。
在自由女神俯视的国度,钱学森遭到了麦卡锡当局的非法禁,白天他被迫接受无休止的审讯,夜里,警卫每隔十分钟开一次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入睡,度过了屈辱的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了。
蒋英(钱学森夫人):
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解说:
此后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为了能够随时回到中国,也为了躲避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和家人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而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就再也没有打开过。
边东子:
那么这个问题呢,一直拖到什么时候呢,1955年左右,美国有一批间谍飞行员在朝鲜战争期间开着飞机进东北,空投特务啊,接收特务,干这种事,被打下来了。
那么飞行员被活捉了,时间长了呢,这些家属就不干了,要求跟中国政府接触啊什么的。
解说: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表示将提前释放11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
三天后,钱学森接到移民局的通知,允许他离开美国,对此,一位美国同行意味深长地评价说,我们知道,他不是回去种苹果的。
果然回国后不久,钱学森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由此开国者相信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不再只是梦想。
大洋彼岸,1956年9月,康奈尔大学草坪上一次轻松的冷餐会,突然喧嚣的人群陷入死寂,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中国人神情平静地将一摞手稿付之一炬,他叫郭永怀,被他烧掉的是他自己多年的心血之作。
正在加载中...
李佩(郭永怀夫人):
他们不是一吃饭都是什么烤一点肉,烤一点什么热狗啊什么的这类东西,那不是还有好多的没有灭的火星,郭永怀就在那儿一页一页的就在那儿把他的东西都给烧了。
他因为自个儿心里有数,就是凡是没有正式期刊上头发表过的文章,如果你要是美国人,你要把这带走的话,你就等于是替美国泄密。
但是呢我觉得那次他在那烧了这些个资料还是很有意义,为什么呢?
有些个中国学生看了之后就跟他说,郭老师你有这种的胆量,你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
解说:
论文烧掉了,郭永怀头脑里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没有烧掉,未来,他将为中国自主研制导弹发光发热。
到1956年,侨居国外的近五千名科学家、留学生中,已有近两千人陆续回国,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因他们的归来而群星璀璨。
解说:
文津街,一条与中南海毗邻的街,1950年6月,科学院成立不久,院部机关即从平安大街的马大人胡同,搬到了这条街上,如此不到半年时间,新政权授意的中国科学的最初布局,便从文津街3号延伸到整个中国。
王扬宗:
在1950年6月份的时候,就成立了科学院的第一批研究所,一共15个研究所,这15个研究所就基本上利用了以前的那些研究机构,但是把它们打散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对他们不是太信任。
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太愿意,所以把这些研究所进行了重新整合,北平研究院弄一部分,中央研究院弄一部分,或者是从静生生物调查所弄一部分,这样整合了一些研究所。
解说:
随后,为了配合国家的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科学院在东北和其他地区,陆续建立了更多的研究所。
短短几年之内,中国科学院的规模便超过了原中研院和平研院之和的数倍之多。
何亮亮:
科学院成立以后,很多南方的研究所需要迁进北京,而在京的研究所也要扩充实验室和办公场所。
当时摆在院领导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北京为科学院的长远发展,选择一个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基地,即所谓永久院址。
从此中关村开始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亚东(原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
当时中关村就在清华大学的基本正南方向,出了清华大学那个南墙外面就是中关村,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叫中关村,就知道比较洼,暗暗的,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跟北京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好像很黑那么一片,很破旧的那么一片地方。
解说:
然而,在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桢看来,中关村破则破矣,却是永久院址的不二选择。
他认为科学院的研究所,应当靠近高等学府,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交通、水、电搞建设,更重要的是未来科学院的发展,必定要借助大学里的高级人才,就这一点而言,中关村无疑是一座近水的楼台。
一番运作之后,1951年4月,北京市政府同意在清华以南,海淀以东,京绥路以西的地段内,为科学院保留相当发展用地。
11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大楼正式动工兴建,中关村的建设从此拉开了帷幕。
在中关村北区这片新旧混杂的住宅区里,13、14、15号楼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却被这一带的孩子公认为“特楼”。
那个年代,能够入住特楼的不是大科学家就是所级领导。
边东子:
我呢是小学五年级搬到这个所谓特楼吧,当时我们家呢住在13楼104号,我们对门呢是103号汪德昭家,汪德昭是著名的国防水声学家,我的楼上204,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家。
再上面呢,是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家,那么我们的对面呢,还有化工冶金专家陈家镛、郭慕孙,这样是六家是一个单元。
解说:
据边东子说,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挂帅人物钱三强、钱学森和赵九章,都曾住在特楼里。
边东子:
这三个楼呢,应该讲是琴声不断,歌声不断,你看14楼,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教授,歌唱艺术家,她练歌弹琴,琴声不断。
汪德昭的夫人李惠年教授,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声乐家,桃李满天下。
再有杨嘉墀的夫人徐菲,那是钢琴教授,也成天叮叮当当弹钢琴。
比如说郭永怀教授,郭永怀性格是寡言的,他不太爱说话,但是非常喜欢音乐,他带了好多的贝多芬的黑胶唱片,从国外带回来的。
赵理曾:
我父亲非常喜欢文学,在他的床头总是放着唐诗三百首,还有就是宋词,那些歌赋,他非常喜欢,他经常有时候念到一些好的句子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你们来看。
就在195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请各国的代表团团长唱歌,我父亲就唱了一首,那个时候他们念唐诗都是叫吟诵,的确是带着调的,不是说咱们这么朗诵。
念的是那个,就那个月落乌啼霜满天那首,然后当时日本都懂,可是苏联人不懂,苏联人说赵先生你歌唱得那么好听啊。
边东子:
很多科学家动手能力非常强,比如修表,修手表,我记得汪德昭就经常跟人开玩笑,一见面你的表还没坏呢,说表坏了怎么办啊,我给你修啊,他会修表,会修表的还有好几位。
还有会吹玻璃,吹玻璃,会吹玻璃有好几位,比如说郭慕孙,因为那时候你要做仪器,它没有现成的,就自己吹。
再有呢,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郭慕孙先生,他自己自创一种叫几何动艺,就是用一个什么铝板呀,把它裁,裁的一点废料没有,然后用尼龙丝把它串起来,做成一个比较抽象的立体雕塑,就是这样。
你把(它)挂到天花板上啊,放在桌子上啊,你稍微有一点,这屋子里头你比如人说话呀或者怎么样,有一点人感觉不到的气流的流动它就变形,变得非常漂亮,大家一看,都眼睛一亮。
解说:
新生活是愉快的,为人民的工作是愉快的,在愉快工作,愉快生活的同时,从国外、从旧时代走来的科学家们,也在悄悄的同时又是执着地改变着自己。
他们脱掉西装,换上中山装,在科研之余捧起全然陌生的马列著作,在各种场合,他们用崇敬的目光追随工人阶级和劳动者。
他们相信,假以时日,他们一定能够融入最广大的人民,融入火热的新生活。
何亮亮:
背负着光荣而沉重的文明传统,咀嚼着一百多年的屈辱和梦想,中国人的科学事业,就这样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
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掀开了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满目疮痍的瓦砾堆上,科学的高楼大厦将如何平地而起,内外交困的峥嵘岁月,科学家们将怎样追寻心中的强国梦想,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向科学进军》。
傅斯年:
“走”不是问题问题是要带走什么
石齐平:
陈寅恪的晚年双目已完全失明,但仍然写出了堪称煌煌巨著的《柳如是别传》。
他发现柳如是这个在青楼卖笑的烟花女子,竟然秘密从事着反清复明的活动,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弱女子,有着比五尺男儿更浓烈的爱国之心,陈寅恪的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
但也正是这种独立与自由,让他在1949年有些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而对另外一些,也同样是在追求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但是已经被贴上某些政治标签的知识分子来说,去与留的选择就要简单得多了。
1949年8月毛泽东点名说胡适、傅斯年和钱穆,是被帝国主义跟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新派知识分子。
而对胡适跟傅斯年来讲,离开是早已作出的决定,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1949 年中 研院迁台 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