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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思政经济权利创立的因素
金融资本思政经济权利创立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形态演变与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包含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二重含义,其中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前提和条件,社会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构成生产方式整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冲突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形态不断发展和演化。
14世纪中叶出现的手工工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具体形态。
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工厂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0世纪初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形成了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该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
第一,以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生产技术及其相应的生产组织形成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通过集体谈判形成的劳资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带动了大规模消费,从而推动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资本之间由无序、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转为有序的垄断竞争;第四,调节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熨平了经济周期并维持了有效需求,使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第五,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至70年代末,可以说是金融资本的休眠时代,此时期,金融资本服从和服务于产业资本的积累。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这种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一方面保证了资本可以稳定获取高额利润,当然,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途径来自实体经济的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这种资本积累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引进和推广。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业资本积累体制的内在缺陷由于外部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不断显性化:
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不复存在,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日益困难,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由于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环境开始趋向不稳定。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业资本积累体制出现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开始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革,即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
与此相适应,新的资本积累体制即金融资本主导下的资本积累体制开始酝酿。
为了应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利润危机,资本采取了二种选择:
一是打破原有资本积累体制下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联系机制,实行弹性工资体系,即通过减少工资以恢复资本利润;另一是进行生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企业组织创新,改变劳动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润。
以上两种方法是资本仍然试图通过生产来提高利润的努力,效果如何?
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就是答案。
为了积累,资本只能重新寻找新的利润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金融业资本的迅猛发展和经济金融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整套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于是,金融资本重新恢复和确立起了自己的霸权统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复杂系统变迁和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主要动因,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完全是由生产方式自主决定的。
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重新恢复和确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重新恢复和确立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停滞趋势对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推动①
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1966年合著的《垄断资本》中着力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为极少数垄断者或寡头生产巨额剩余的庞大生产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剩余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如果不能够为这些剩余寻找投资出路,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停滞,危机就会出现。
所以,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写到:
“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
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的,因而是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
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
在一定的资本总额和一定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之下,这个制度的开工率不会高过生产出来的剩余数量能够找到的必要出路的那一点。
而这就意味着现有人力和物力的经常使用不足。
……如果听其自然———即是说,当不存在构成这个制度的所谓‘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抵消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
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未表现出停滞的态势,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当时主要是通过国家干预(扩大政府支出和军费开支)、企业的商品促销(销售努力)、第二轮自动化浪潮等途径来吸收这些大量增加的剩余,推动经济走出停滞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发达经济体内部还是从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来看,巴兰和斯威齐所说的这种“剩余”不但没有减少,相反进一步增加了。
如“中心”国家通过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渠道从外围国家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从而给位于世界体系“中心”的投资者和贷款者这些金融资本者带来了收益,也积累了更多的剩余。
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如何消化日益增多的经济剩余以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二种方式以应对这一问题:
信息产业的发展和金融业资本的扩张。
由于信息产业未能有效带动产业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破灭,信息产业发展方式未能解决问题。
金融业资本的扩张成为主要资本主义消化经济剩余的最重要方式,使“剩余资本找到了最后发财致富的场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业资本的扩张对资本积累有积极作用:
其一,金融部门的膨胀,带动了办公建筑、通讯设备等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其二,金融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利息收入的增加,刺激了服务行业和奢侈品的消费。
因而,不论从投资方面还是从消费方面,都起到了抵消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停滞趋势的积极作用。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产生了金融业资本扩张的可能,进而成为当代金融资本霸权形成的最重要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率下降对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推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发现了利润率下降规律。
利润率是资本家能否实现其积累目标的关键,但越积累,他们就越难以获得充足的利润去支持积累:
“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
”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
利润率下降必然带来盈利性投资机会的缺乏。
资本主义经济要继续增长,就必须为其日益增加的生产剩余寻求到新的投资渠道。
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我们一再看到的景象却是资本主义巨大生产能力所带来的盈余资本无法找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
这种情况与垄断资本主义紧密关联,主要有以下原因:
(1)成熟经济体的基本工业结构不再需要从头开始建设,而只需要进行再生产投资(因而可以由计提的正常的折旧费来提供资金)。
(2)任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的产生,对经济的刺激和经济转型的作用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汽车的引进(甚至普遍使用的电脑和互联网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比不上早先的一些变革技术)。
(3)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限制了经济中最底层民众的消费需求,随着过剩生产能力的逐渐积聚,人们倾向于减少投资支出,富裕的人们用他们的资金进行投机而不是投资于生产商品与提供服务的“实体”经济部门。
(4)垄断的过程(寡头垄断)弱化了价格竞争的调节作用,而价格通常被认为是经济体系中最具灵活性和活力的主要力量。
那么,在剩余不断增加与利润率趋向下降和盈利性投资机会日益缺乏的情况下,如何为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发达经济体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通过金融部门的增长来吸收剩余资本并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
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而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正是当代金融资本霸权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最重要体现。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的演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势和利润率下降趋势,都推动着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开始崛起,进而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的霸权。
新自由主义体制与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美国开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以相当快的速度强加于世界,这个新秩序被人们称作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兴起以及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密切关联。
(一)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
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如何兴起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
本文只对其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它既是一种经济体制,又是一种理论思潮,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兴起和发展,二战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
这种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度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在英国和美国成为主导的政策主张,随后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兴盛并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思潮和意识形态。
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和一种资本主义新的经济体制的新自由主义,它到底有什么特征?
“与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特征的调节资本主义或者说凯恩斯主义体制不同,新自由主义体制主要是围绕增加有效供给展开,其主要特征有:
国家干预的削弱、税收和福利的大幅缩减、国有企业及其职责的私有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工会组织的瓦解等。
”其中,尤以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最为显著。
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
(1)主张极端私有化,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主张极端私有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本质和核心特征之一。
尽管主张私有制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创,但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这一主张却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坚持将极端私有化作为自己的体制核心,其主要理由就是认为私有化一定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高效经济。
关于私有化定能带来自由和民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观点最为典型。
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
“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
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
弗里德曼也一再强调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假设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坚决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削弱甚至取消国家福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全世界国有资产总量最大的国家却是向其他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最卖力的美国,单是其联邦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资产就达到2.85万亿美元,超过20万亿人民币。
(2)主张以金融资本自由化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
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完全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之一。
新自由主义体制之所以坚持推进以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核心的全球化,其理论逻辑是:
全球资本主义存在的空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所有阻碍商品、技术、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都应被排除。
伴随着这种全面的自由的全球化,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进而,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将缩小。
正是打着这一发展世界经济、缩小国家间差距的旗号,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手段逼迫世界各国接受其全球化主张。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建构这一理论逻辑的目标仍是为了从外围国家榨取更多的剩余,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金融自由化这一渠道,以给位于世界体系“中心”的投资者和贷款者以收益。
这一点,无论是从实行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后果还是从当前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都可以说明。
(3)资本与劳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一方面是自由市场作用的恢复和国家作用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资本力量的大大加强和劳动力量被大大削弱,这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调节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资本与劳动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妥协,即凯恩斯主义妥协。
在这种体制下,资本的力量被限制,劳动的地位明显提高。
凯恩斯所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状况和同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福利待遇的提高以及强大的工会组织等就是资本与劳动力量对比的典型写照。
与调节资本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根本不考虑工薪劳动者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只是依据自身利益行事。
事实上,作为一种新体制的新自由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资本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
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收益的大幅度增加和劳动者收入的减少以及失业的膨胀,随之而来的则是两极分化的愈益扩大和社会的不稳定。
(二)新自由主义体制对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推动
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上述核心特征主要通过二个维度推动了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
第一,新自由主义体制推行强资本弱劳动政策主张,即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打击工会、降低劳动报酬等)与放弃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收入和财富分化日益加剧),大大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增强了资本的力量。
但是,这也造成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资本过剩情况的进一步加剧,如何为这些大量增加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自然就成为资本主义的首要问题。
第二,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于是,金融资本寻找到了新的获利渠道。
一般说来,推动私有化的动力主要有三种:
军事占领、政治内部交易和金融力量,这三种动力通常是同时存在的。
自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推动下,美欧、第三世界和后苏联国家掀起了一轮私有化的浪潮,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金融手段和内部交易两者的结合。
与私有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新自由主义体制对金融自由化的快速推动。
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1929到1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曾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断了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美国金融资本的力量受到抑制。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力量大大增强,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霸权恢复之旅。
金融资本全球化与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
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关联,这毫不奇怪。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是承载着金融资本的印记。
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如19世纪末期或者资本主义经济“滞涨”危机之后,金融资本都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机会来塑造金融资本积累体制和霸权统治秩序。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含义
全球化是一个经常被使用却颇多争议的概念,大家更多地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个词语。
经济全球化指一国在商品、服务和资本等方面向国外开放,将本国经济纳入全球市场。
学界通常使用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支柱,指一国金融体系对于国际资本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开放。
这个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或金融资本全球化实际是指金融业资本或者金融业领域的全球化,与本文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概念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有本质的不同。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笔者在研究金融资本新霸权问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笔者认为,当代金融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控制和支配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生活,从而确立起了自己的新霸权,也就是本文所指称的当代金融资本霸权。
据此,笔者将金融资本全球化界定为: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本主导的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垄断资本全球化。
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但并不等于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包含经济全球化基本内容的发展了的经济全球化的高级形式。
从一定意义说,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就是资本向全球扩张运动的历史。
从诞生的第一天,资本就开始了追求自身价值增殖的永无止境的运动,而且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不断扩张以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最大化。
经济全球化正是资本广度扩张的表现和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三个要素,其中,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向导,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金融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支柱。
无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还是金融全球化,都是资本的不同表现形态。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当代资本的这些表现形态中,金融资本是其中居主导地位的资本。
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全球化当代发展的高级形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以金融资本为主导,而不是以非金融资本为主导。
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不是也不同于中小资本、弱势资本、非垄断资本和非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实经济生活中运行的资本主要就是金融资本,因此,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可以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能形成超越民族国家主权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
第三,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最重要载体或者组织形式是垄断性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垄断性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进行对外经济扩张,攫取最大限度利润,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生产、销售网,控制所在国家的经济的一种国际化资本组织形式”。
它是当今世界最具有扩张性的金融资本组织形式,也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最重要载体。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必须要借助跨国公司这个载体才能进行,没有这个载体,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资本可以区分为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跨国公司也可以分为金融资本性质的跨国公司和非金融资本性质的跨国公司。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载体和组织形式大都是金融资本性质的跨国公司,它不同于一般的跨国公司:
从国别上看分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从规模上看是巨大的占有明显资本、技术优势的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对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资本逐利本性的不断强化和资本间竞争大大增强、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推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金融资本全球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金融资本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当代金融资本霸权逐渐确立的过程。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集团主导和控制的,自然,他们也是主要的受益者。
在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不需要枪,也不需要炮,不抢房子,也不抢地,只要允许它们自由流动,金融资本就可以凭借霸权优势对其他资本、其他国家进行疯狂的金融突击和金融掠夺。
对于金融资本而言,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只要有利可图,哪管“机会”之后洪水滔天。
而全球化正是金融资本的“机会”。
跨国公司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最重要载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贸易领域、全球金融领域、全球生产领域和全球技术领域都居于绝对的垄断和控制地位。
我们首先以跨国金融机构为例,看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业垄断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
据报道,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23个曾向国际清算银行汇报的国家的银行的国际资产头寸总计99500亿美元,其中包括86000亿的境外资产。
到2010年12月,向国际清算银行汇报的40个国家的银行国际资产头寸已经增长到293800亿美元,包括境外资产261000亿美元。
并且,不仅仅只是上述国家发生这种国际资产头寸疯狂扩张的现象。
相关资料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英国银行的国际资产从15000亿增长到了5200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国际资产从7400亿增长到23000亿美元。
事情还不仅如此。
越来越多的养老基金机构、保险机构和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出现,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5年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460000亿美元。
金融业垄断资本向全球、尤其是所谓的“新兴市场”扩张的结果就是国际资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中不断积累,这一趋势在近年来越发强劲。
跨国公司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但不是唯一的载体。
金融资本也经常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从中获取超额利润。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1988—1995年私有化计划,使发展中国家出售了近110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其中50%以上被跨国公司以各种手段并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中赚取了丰厚利润。
同样,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相对封闭的亚洲经济体(诸如韩国)的大幅贬值的实际资产向贪婪的资本家开放,这些资产后来被重组、转卖时,美国金融资本获取了巨额利润(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韩国仍在为美国贪婪的资本公司———孤星公司收购韩国外汇银行而恼火。
孤星公司转卖该银行获利30亿美金,该公司在比利时进行交易,避开了韩国的全部征税)。
综上,金融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空间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从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垄断势力,为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重新恢复和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结果一旦获得就立即转化为条件,一方面,增强了当代金融资本在全球空间的霸权,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将全球利润转移至国内,当代金融资本也加强了对国内经济的控制。
可见,当代金融资本通过全球化,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霸权利益。
当然,这二种霸权本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为因果,很难在现实中区分开来。
资本主义国家力量与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
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恢复和确立起霸权,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强大的经济、金融、军事和科技等国家主义力量为其铺路搭桥密切关联。
在前文已经分析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与金融资本全球化对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推动过程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身影。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兴起和推广以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的“贡献”。
为了避免重复,这一部分则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推动,即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当代金融资本通过经济金融化掠夺和获取巨额利润的过程,从而也即是当代金融资本确立霸权的过程。
我们以发达资本主义美国为典型,分析美国的国家力量是如何推动经济金融化进程进而推动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的。
美国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启动离不开美国政府的长期高度介入,甚至可以说,经济的金融化正是美国政府长期有意的战略安排的结果。
自“大萧条”以来,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有形的手”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增大的作用,即便是在极端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也是如此。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行以货币和金融为核心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以及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科技力量。
美国国家主义力量在经济金融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二种途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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