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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专题史历史上的中外关系
第十章历史上的中外关系
一、与日本的关系
1、两汉时期:
中国在汉时期已与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
汉武帝时,日本有30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往来。
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最早的记录。
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日本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光武帝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
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2、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3世纪前半叶,邪马台国在日本兴起。
曹魏景初二年(283),邪马台国女王首次派使者到洛阳,一直到西晋,邪马台的使者又数次来访,赠送礼品。
实际上,邪马台国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所谓女王也只是联盟的酋长。
女王死后,联盟陷于混乱。
公元3世纪以后,邪马台国逐渐从汉文记载中消失,一个称为大和的国家出现了。
当大和国出现时,中国、朝鲜流移日本的人口渐多。
西晋太康六年(285),我国江南的缝衣工匠经百济到达日本,儒家经典《论语》也由百济传入日本。
随着两国交往日趋频繁,中国文化或经使者往返而传入日本,或经百济、高句丽再传入日本。
大和国王10次派遣使者到东晋、南朝,馈赠方物。
南朝宋、齐、梁也都派遣使臣到日本,授予大和国王以王、都督等称号。
3、隋代:
隋朝时,日本从百济得到由中国传入的佛经。
他们相信佛教,使用汉文。
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国王多利思北孤曾遣使到隋朝,隋文帝命询访其国风俗。
大业三年(607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携国书至隋。
明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日本国王接见了裴世清。
他回国时,日本派小野妹子随同到隋,并命高向玄理等8人入隋学佛法。
●4、唐代:
唐朝与日本也建立了密切的官方往来。
隋时日本即曾四次遣使前来,到唐朝沿袭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
终唐一代,日本共遣使十九次,其中四次未成行或中途折回,实际到达者十五次。
使团多时达数百人,包括大量留学生、求法僧人、工匠、翻译等。
唐朝亦时遣“送使”同回,不少人因而留居日本。
扬州僧人鉴真赴日本传授佛教戒律,出行五次皆遇风涛折回,第六次始最终成行,将律宗传到日本,同时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
日本现存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
后卒于日本。
在此期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
646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多仿唐制。
(1)政治方面。
日本孝德天皇进行“大化革新”,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主持改革。
他们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
根据《唐律》制定了《大宝律令》。
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
这些仿唐改革,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
(2)文化教育方面。
在京都设立大学,分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学习内容和学校制度与唐相仿。
在8世纪以前,日本一直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
吉备真备、空海利用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同时空海带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经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
空海编写的《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对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贡献。
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中进士,更名晁衡,擅长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有密切交往,且在长安任职,后卒于长安。
日本僧人圆仁在扬州、五台等地学法近十年后归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也传入日本。
(3)科学技术方面。
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术等陆续传入日本。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藤原京,景云元年(710年)修建平城京、贞元十年(794年)修建了平安京。
这些城市、宫室、寺院的设计、布局,都仿唐长安城,几乎完全一样。
(4)生活习俗方面。
日本受唐朝多方面的影响。
唐人打马球、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作药用,到平安时期,兴起喝茶之风。
唐朝服饰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
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也是从唐朝传入为日本人所接受的。
5、元代:
忽必烈继承了历代蒙古大汗以扩张为天职的传统,并不以统一中国为满足。
灭宋前,他就多次通过已成为元朝藩属国的高丽与日本进行联系,后又直接向日本派遣使节,希望迫使日本臣服朝贡,达到扬威异域的目的。
但日本的镰仓幕府始终拒绝答复。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即遣军远征日本,登陆后因后援不继,仓促撤回。
到至元十八年(1281),南宋已灭,忽必烈遂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日战争。
远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高丽出发,一路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志在必取。
两路军队在日本沿海会师后,因将帅内部出现矛盾,且日军防守严密、无隙可乘,故而驻于近岸岛屿,逗留不前。
不久台风大作,元军战船多毁,大批军士淹死。
将帅乘好船逃走,大部分军队被丢弃在岛上,遭到日军猛烈袭击,几乎全部被歼,得还者仅五分之一。
这次大张旗鼓的侵日之役,遂告惨败。
6、明代:
东南沿海的倭寇是明朝边疆主要对手之一。
倭寇的产生始于元朝。
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统治衰落,经济凋敝,大批中小武士陷于贫困化,下海从事走私贸易,很多人亦商亦盗,常以劫掠为生,元人称之为倭寇。
对倭寇除在沿海修建城戍防备外,又实施经济封锁,亦即“海禁”,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
而对于其他海外国家,明太祖仍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即使对日本也是以防御为主,并未轻言出兵,这多少是吸取了元朝海外扩张失败的教训。
从洪武至正德,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
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望海埚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
正统以下,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
到嘉靖年间,倭寇活动进入了空前猖獗的时期。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之役”。
是年日本诸侯大内氏、细川氏均遣使至宁波通贡,细川氏使团后至,但其中的华人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得先行贸易。
大内氏使者宗设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复折回宁波大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
此事充分暴露了明朝沿海军备的虚弱。
明廷由此认为“倭患起于市舶”,罢市舶司,厉行海禁,绝日本贡使。
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
另外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很多人靠商业为生,沿海地主、富民往往从海外贸易中获利。
厉行海禁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中国的海上走私集团因而发展起来。
他们亦商亦盗,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日本支持下袭用倭人的服饰旗号从事劫掠,大大加剧了倭患的声势。
见于史载的嘉靖倭寇重要首领,也是以华人为主。
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这是其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嘉靖中叶,倭患已蔓延东南数省,烧杀抢掠,造成巨大损失。
明廷先后派出朱纨、张经、胡宗宪等高级官员前往主持平倭。
朱纨在闽、浙强化海禁措施,力图切断内地与倭寇的联系,捕杀许栋、李光头和“通倭”的富豪商贾多人。
朝中闽浙官员攻击其“擅杀良民”,朱纨被革职按问,自杀身亡。
张经奉命总督东南诸省军务,在浙江嘉兴取得王江泾大捷,但后被下狱处死。
胡宗宪代为总督,用离间、诱降等计谋杀死徐海、王直等倭寇首领,倭寇势焰稍挫。
著名将领戚继光奉调至东南平倭,在浙江招募农民、矿夫等“乡野老实之人”组成一支新军,严加训练,时称“戚家军”。
同时,又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在阵法、兵器等方面进行创设和改进。
结果“戚家军”屡战皆捷,名闻天下。
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招募组建了“俞家军”。
到嘉靖末年,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荡平。
嘉靖以后,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割据的诸侯逐步统一,昔日分散和相对独立的武士、海盗集团被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对外扩张,扩张的重点则放在朝鲜。
因此明朝东南沿海没有再产生新的倭寇,中国海盗也不再假借倭名。
朝鲜政权是在明初取代宋、元时期的高丽而建立的,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是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邦。
日本统一后,军阀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关白(相当于宰相),掌握实权。
他积极策划对朝鲜发动战争,企图通过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军队在朝鲜南部登陆,不足两月,朝鲜大部分国土即告沦陷。
明廷决定出兵救援,将日军逐回朝鲜半岛南端。
此后中朝联军与日军长期处于相持状态,中间还进行了和谈,但未获成果。
万历二十五年,日本重新发起进攻,联军尽力抵御,又形成拉锯战局面。
适逢次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无心恋战,乘船撤回,中朝联军追击于海上,击沉、焚毁大批敌舰,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
这次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朝鲜得以转危为安,但明朝的国力也大为损耗,衰颓趋势进一步加剧。
二、与朝鲜的关系
1、两汉时期:
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朝鲜和中国两国就有了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
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徙到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西汉初,燕人卫满乘燕王卢绾逃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渡浿水(鸭绿江),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
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
到卫满孙右渠时,汉武帝因右渠引诱汉人入朝,于元封二年(前100)秋,派将军杨仆、荀彘进攻朝鲜。
元封三年(前108),汉军击破朝鲜,陷其都,以其地设乐浪等四郡。
汉武帝在其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
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
三韩中以马韩最大,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最高。
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三韩在
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高句丽、百济、新罗是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经常有使者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频繁。
汉魏之际,高句丽建都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
当时,高句丽不断和汉辽东、玄菟、乐浪三郡以及鲜卑等族进行战争,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高句丽转而向朝鲜半岛发展,攻占平壤。
慕容氏建立前燕,高句丽又再度进攻辽东,结果被前燕所败,丸都也遭毁坏。
至后燕时,高句丽乘虚夺取辽东。
高句丽长寿王十五年(北魏始光四年,427),迁都平壤,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
高句丽与我国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政权、南方的东晋南朝交往频繁,几乎每年都互派使者。
高句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国中设立太学,派人从中国取去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
中国的医药、历法随之传入。
前秦时,佛教也传播到高句丽。
中国文化还从高句丽传到了百济、新罗和日本。
公元4世纪中叶,百济兼并马韩其它部落,建立了国家,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
百济也与中国南北政权保持友好关系,既派遣使者到北朝都城洛阳、邺城、长安,又派遣使者到东晋、南朝都城建康。
百济仰慕汉文化,用刘宋“元嘉历”。
萧梁时,百济使者到建康,表请汉文经典,梁武帝一一应允。
百济使者还带回去大量的手工业品。
新罗是继百济之后,由辰韩、弁韩联合而建立的国家。
其地处朝鲜半岛的东南部,都于庆州。
早在西晋时期,辰韩就曾经3次派使者到过洛阳,互赠礼物。
南朝时,新罗使者4次远渡重洋到建康访问,双方关系良好。
新罗和百济文化都受到从中国传入的佛教文化的重大影响。
4、隋代:
炀帝在位后期,对高丽发动战争,将隋朝统治推向了崩溃边缘。
高丽长期以来据有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虽服属于中原王朝,但亦时有骚扰。
隋文帝曾发兵征讨,因高丽谢罪而班师。
炀帝欲令高丽王高元来朝,未获理睬,遂决计大举东征。
大业七年(611),发布动员令,征调兵马会于涿郡。
百姓困于苦役,死者相枕。
次年春,炀帝亲统大军出征,共发兵113万余人,规模超出平陈之役。
高丽坚壁清野,顽强抵抗。
隋军劳师远征,饷运难继,前线事权不一,兵士又无斗志,屡战不胜,被迫于七月班师。
高丽趁机反击,隋军损失惨重,进攻平壤的30万军队只有2700人生还。
以后又于大业九年、十年继续征伐高丽。
但同样未获战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国内局势却已经糜烂不可收拾。
●5、唐代:
唐太宗晚年,企图解决隋朝遗留的高丽问题,亲统大军亲征。
但遇到了与隋相近的困难,饷运难继,气候不利,尤其是高丽防御坚固,使唐军陷入持久战,最终无功而还。
至唐高宗朝,继续用兵高丽。
当时半岛上另外两国立场不同,百济与高丽结盟,而新罗依附于唐。
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唐军由胶东渡海,与新罗王金春秋合兵攻灭百济,高丽之势已孤。
时值高丽内乱,大臣争权,唐朝遂出动大军,由名将李勣、薛仁贵等率领,最终于总章元年(668)攻克平壤,高丽灭亡。
唐于其地设9都督府42州,皆统于安东都护府,治平壤。
此时半岛上独剩新罗。
新罗表面上事唐甚谨,实则利用唐鞭长莫及之苦,逐步蚕食百济、高丽故地。
唐朝不得已步步后退,将安东都护府治所一迁至辽东郡故城(今辽宁辽阳),再迁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默认了新罗对大同江以南土地的占有权。
此后双方一直维持稳定的朝贡关系,贸易往来不断。
大量新罗人入唐求学、求法(学佛)、经商、游历甚至应举做官,很多城市都建有专供新罗侨民居住的“新罗坊”。
新罗在当时“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受唐朝文化影响甚深。
如土地、赋役制度和国家机构设置皆仿唐制,又设立儒学,开科取士。
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
以汉文为书面文字,士人多能用其进行文学创作。
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立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民族语言的方法,称为“吏读”,成为朝鲜早期文字,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新罗人崔致远13岁到唐,19岁中进士,在唐任职,30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卷。
后来新罗内乱频作,半岛又趋分裂。
10世纪初,王建建立后高丽,甄萱建立后百济,新罗仅据有半岛东南部,重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不久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中原五代政权亦照例予以册封。
朝鲜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受到唐人欢迎,为太宗“十部乐”之一。
6、明朝:
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尤为密切。
洪武二年,明廷受高丽国之请,封王颁为高丽国王,互派使节,定期进行朝贡贸易。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称土,经明廷承认改国号为朝鲜,此后一直友好相处。
明万历年间还曾出兵援朝抗日,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粉碎了丰臣秀吉企图占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阴谋。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总体上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
例如朝鲜将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发展为铜活字,又传入中国,并输入中国大量纸张。
明初还从朝鲜输入近10万头牛马,缓解了当时畜力不足的困难。
中国则向朝鲜输出大量绢布,并供给或赠予中药、白糖、牛角,以及火药、箭镞等军用物资。
元末刊刻的《农桑辑要》以及植棉、棉纺技术也于此时传入朝鲜。
三、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1、汉朝:
自古以来,中国同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
秦汉之际,真定人(今河北正定)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
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很频繁。
中国大量铁制用品运往越南,越南的象牙、犀牛、玳瑁、珍珠等产品,也经常输往中国。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其后苏兖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
建武十六年(公元40)交趾麊泠县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民的响应。
征侧、征贰自立为王,成为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
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的军队所镇压。
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王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10余条等。
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经济往来。
中国古书上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
汉武帝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询问大夏人得知是从身毒贩运去的。
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
缅甸是中国西南的友好邻邦。
公元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两国人民之间就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
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
秦汉时期,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是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和徐闻。
汉朝使者所到达的最远之地是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
当时,南海、孟加拉湾海上交通已相当发达,大秦王安敦的使臣就是在东汉末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从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的。
2、魏晋南北朝时期:
吴国使臣还曾到达南海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诸国。
归国后,分别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但已失传。
两晋南朝期间,扶南的使者不断。
梁武帝亦授其主以将军、扶南王的名号。
扶南亦赠送方物作为报答,中国则回赠丝织品等。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经西域逐渐东传,中国与天竺的关系日益密切。
公元4世纪前半叶,笈多王朝占据恒河流域,征服了许多小国,统治势力臻于极盛。
前秦建元十七年(381),笈多王朝遣使到长安访问,赠送火浣布。
22年后,僧侣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自长安西行,涉流沙,逾葱岭,备经艰险,终于达到北天竺、中夭竺等地。
法显在中天竺得到一些佛教经典,并学会了梵书梵语。
他又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搜求典籍,然后从海道归国。
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法显返抵青州,第二年到达建康。
法显译出所获经典共百余万言,还把亲身所历三十余国的见闻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
《佛国记》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法显所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后来,笈多王朝与南北朝都有着友好往来。
北天竺与北魏有着良好关系,北天竺的犍陀罗国5次派使者到洛阳,乌苌国6次派使者到洛阳。
北魏西行取经的宋云曾到达乌苌国,受到隆重的接待。
中国与天竺的经济文化交流,范围非常广泛,影响非常深刻。
中国的蚕桑、丝织技术和纸传到天竺,促进印度的文化的发展。
而天竺佛教文化的东渐,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3、唐代:
随着海陆交通的发展,唐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商业联系、外交往来进一步密切起来。
林邑在越南中部立国,多次遣使入唐。
终唐之世,近300年,林邑使臣来唐15次。
唐朝典章制度传到越南,佛教也从唐传入越南。
唐朝诗人社审言、刘禹锡、韩偓都到过越南,与越南诗人唱和赠答。
越南也以诗文取士。
真腊(今柬埔寨),在隋唐时派使者来中国。
两国贸易频繁,唐朝的巨型帆船带去大批中国物品,真腊船只也驶至中国港口,主要贸易在广州。
真腊的音乐、扶南音乐舞蹈传入唐朝,唐朝设有扶南乐。
真腊乐舞丰富了唐朝歌舞内容。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当时统称天竺。
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即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以后,不时遣使与唐通好。
唐与天竺贸易往来频繁。
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
中印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印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
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摩揭陀学习制糖技术。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有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
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份。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佛教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朝高僧玄奘和义净。
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求法,途经今新疆及中亚各国,历尽艰险到达天竺。
他遍游五天竺,走访天竺名憎,潜心研究佛教经论。
在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举行的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提出论文《制恶见论》,无人能破玄奘学说,深为天竺僧俗各界钦佩。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结束了长年跋涉5万余里的行程,回到长安。
他带回梵文佛经657部。
此后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19年中,他译出佛经74部1335卷,计1300万言。
贞观二十年(646年),玄奘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取经所历和传闻的13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山川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玄奘之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又一位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印度。
他滞留南洋10年。
他周游30余国,历时25年,于证圣元年(695年)回到洛阳。
带回400部梵文经书,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是研究东南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可贵资料。
斯里兰卡在唐朝史籍中称狮子国。
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狮子国两次遣使来唐,送来了大珠、钿金、宝璎、象牙、白■。
当时广州的外国船,以狮子国的为最大,每年来多次。
这说明中国和斯里兰卡在唐朝时期贸易关系是很密切的。
4、元朝:
忽必烈在位后期,两次对安南(今越南北部)发动战争。
安南早已向忽必烈称臣,但忽必烈屡次提出“臣服六事”的条件,要求其君主入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事实上是要取消安南的国家主权,故而受到拒绝。
至元二十一(1284)、二十四年,忽必烈命其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两次发兵攻入安南。
安南军民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断骚扰、待敌之疲然后反击的战术,两次大败元军。
曾参与平宋的元朝著名将领唆都、李恒、樊楫都在征安南之役中丧生。
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必烈又调发军队2万人远征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虽有所掳获,但丧失士卒3000余人,亦是得不偿失。
直到忽必烈去世,对外征伐才基本中止。
四、与中、西亚各国的关系
1、汉朝:
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
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
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各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
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于通达。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以后,连年派兵进攻匈奴,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
元狩四年(前119)左右,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携带的金、帛价值数千巨万,用作为馈赠的礼物。
汉使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还到达了奄蔡、安息、条支、犁靬等国。
此后,中亚、西亚各国也经常派使节到汉朝长安,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道,有南北两条。
南路从长安、金城(今甘肃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即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
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
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
再往西即达条支,即今伊拉克一带,最后,直到大秦,即罗马帝国。
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而达大秦。
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成为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
2、唐代:
唐朝前期,中亚地区有粟特昭武九姓国以及吐火罗诸国,西亚有波斯萨珊王朝,后皆为大食(阿拉伯帝国)所灭。
粟特人居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建立了康、安、石、史等一批小城邦国家。
据载他们最初都来自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击破而迁于河中,故自称“昭武九姓”,示不忘本。
这些国家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唐灭西突厥以后,九国名义上附属于唐,但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
昭武九国善商贾,他们同唐朝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九国中有的人为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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