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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传达与历史再现
精神传达与历史再现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部在10月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百年风云-壮志丹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展览由中国美术馆具体承办,本人有幸参与了展览策划工作,在历时大半年的筹备过程中,策划小组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并数次南下对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省的相关单位与个人进行了调研,这些工作使我们对于10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对于100年来以美术形式表现辛亥革命历史及精神的创作予以了初步的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图像。
历史与创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对辛亥革命美术创作意义的再度探寻。
本文对于百年来辛亥革命相关美术创作的界定,不仅仅局限于关于辛亥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而且还将参与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之书画作品纳入到本文讨论对象中,这里的讨论着重于观察辛亥革命对于辛亥人物书画创作的影响,反过来也就是他们的书画创作如何体现出辛亥革命的精神。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表现辛亥革命历史和精神的美术创作构成了艺术史特定的内容,而通过这特定内容的勾沉,来解读美术创作背后的内容,窥探图像之外的各项指征。
这就使辛亥革命美术创作的讨论具有了艺术史的意义。
本文的叙述先从辛亥人物的作品开始:
一、辛亥人物的书画作品
(一)翰墨壮志:
孙中山,黄兴等人的书法作品
书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最基本最通用的文字交流媒介,是读书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书法在日常应用的同时由于它特有的美感而使之进入到艺术的层面。
千百年来,文人在陶醉于书法美感的同时,利用书法托物言志,抒发情怀。
辛亥革命时期,书法不仅为辛亥先驱们抒怀之用,而且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激发革命斗志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的书法作品在辛亥革命时期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人心之作用。
孙中山最为人熟知的书法作品就是《天下为公》和《博爱》,这两个内容被孙中山反复书写,赠送给参与革命的同志。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两幅《天下为公》,其中一幅为横幅,纵为41厘米,横为153厘米,用行楷书写,从款识“星五先生属”可知这是为“星五”先生而作。
另一幅为竖幅(见本期第22页图),纵为131厘米,横为65厘米,有意思的是从题款看出这幅作品为慰劳会奖品。
“天下为公”语出《礼记?
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孔子与言偃的对话。
孙中山还有一幅书法作品写下了对话全文,这幅作品现存广东省博物院,纵为126.5厘米,横为26.5厘米,以行楷书为之,内容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而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从以上几件书法作品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推崇,并将此作为革命实践追求,他又将“天下为公”的理想贯彻到“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中去,通过书法作品表达他的政治理想。
并将这些作品赠送与他人。
激励革命同志,宣传革命目标。
孙中山的书有“博爱”内容的作品也比较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就藏有一幅(见本期第23页图),此作纵为37厘米,横为75.7厘米,无年款。
以行楷体而作。
这两字语出《无量寿经》“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博爱”之意是对天下人要有无私之爱,人人之间要彼此关心,彼此关爱,以致人人平等,这种思想在天主教、佛教教义中都得以体现。
孙中山借此思想希望建设一个彼此关爱,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如果说孙中山借“天下为公”,“博爱”的内容表达他的政治愿景,那么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的一幅内容为“功名儿辈事,天地圣贤心”的行楷书五言联则是他内心世界博大情怀的表白。
孙中山一生在功名面前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根本、以中华民众的利益为前提,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四个月之后毅然让位于袁世凯,而不以个人私心专营于权利,这件书法作品印证了孙中山的高尚的人格和他的圣贤之心。
黄兴作为辛亥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也有许多书法作品留存下来,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两副对联,其中一幅行草四言联纵为103厘米,横为33厘米。
上联为“热心济世”、下联为“冷眼看”,从款识看送与“学彬”这位同志的。
另一幅行草五言联,纵为137厘米,横为33厘米(见本期第25页图),上联为“豹隐南山雾”,下联为“鹏搏北海风”,这是清代邵武学者余元昂的诗句,上联出自汉代刘向《列女传-陶苔子妻》:
“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
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
”比喻怀才畏忌而隐居的人。
下联典出《庄子?
逍遥游》,用来比喻勇猛向前的斗志。
这两幅对联以行草体而成,笔法遒劲,气势磅礴。
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从中可以读出黄兴的人生态度与壮志豪情。
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和黄兴用书法的形式宣传革命理想,鼓舞革命士气,赠送给同志友人,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在今天通过他们的书法作品不仅可以看到这些革命先驱在当时的壮志心声,还可以从这些作品内容之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性情与理想。
在这些历经百年逐渐发黄的宣纸之上,浓墨而就的书法内容在述说着百年前的故事,传达着辛亥革命不朽的精神。
从书法艺术角度而言,孙中山和黄兴甚至不算很好的书法家,但他们作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领袖的气度赫然纸上,他们将个人的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气象融入到笔墨之中。
形成一股震撼人心的浩然正气。
辛亥革命人物的书法除了孙中山和黄兴之外,其他还有很多,当时参与辛亥革命的主力大多数家境优越,能够留学海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
他们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的同时。
又能够拿起毛笔像传统文人一样写诗作赋。
因此,这些参与辛亥革命的先驱在参与革命斗争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书法作品,这些书法创作成为体现革命精神和斗志的最好例证,也是辛亥革命美术创作的最早内容。
后世许多书法家感慨先烈的精神,以辛亥革命先烈的诗文为书写内容,表达对辛亥革命先烈的敬意,这类作品也构成了表现辛亥精神的内容。
(二)丹青抒怀:
李铁夫,“二高一陈”与何香凝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人物中,还有一批近现代中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艺术大家,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辛亥革命精神对于近代艺术创作的影响。
其中有被誉为“中国油画第AY的李铁夫,还有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
他们也都是同盟会会员,直接跟随孙中山参与革命,后来个人的际遇不一,大多没有参与政事,却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李铁夫(L869-1952)是广东鹤山陈山村人,原名李玉田。
他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欧美学习油画的艺术家,并且在油画Shtk取得了很高成就,受到广泛赞誉。
19世纪末期,孙中山在国外宣传革命,李铁夫即追随孙中山,在美国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孙中山给于他艺术很高的评价,称他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1995年,油画家徐坚白、谭雪生共同创作了油画《东亚巨擘――孙中山与李铁夫》可以印证这段历史。
19110年底,孙中山打算把起义成功后将要正式使用的“国旗”印在筹饷的金币券上。
但过去起义的旗帜图样很不统一,需加以标准美化,这时,孙中山想到了李铁夫。
他们一起设计修改起义旗帜的图案,不久便印在金币券上,后来这面旗帜还飘扬在美洲华侨团体庆祝辛亥革命成功的会场上。
李铁夫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回国,后独自清贫地生活于香港,1950年从香港回广州,1952年病逝,临终时他把自己的100多幅作品及遗物献给了国家。
后世画家潘嘉俊和杨之光都为李铁夫画过肖像,一幅以油画表现,另一幅以国画表现(见本期第43页右上图),巧的是两位对于李铁夫的形象均来自于同一张照片,同样的是两人都画出了晚年李铁夫儒雅和蔼的气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依然可见刚毅、坚韧的性格,正如其名“铁夫”。
李铁夫是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革命者,他的艺术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革命服务,他回国后有一个重要计划就是创作《辛亥革命历史画》和一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肖像画,但是因为条件限制未能完成,仅创作了一幅《蔡锐霆就义》。
蔡锐霆是同盟会元老,江西水巡总监、讨袁军副总司令。
1914年1月18日,蔡锐霆被袁世凯秘密枪杀于九江公署,当局拍下了蔡锐霆西装革履倒在血泊中的现场照。
1946年9月,时年76岁的李铁夫在-南京参照照片,用写实的手法画下了烈士就义的情形,震撼迫人的真实场景表达了李铁夫的义愤之情,揭露了袁世凯的虚伪与凶残。
这幅油画是最早直接表现辛亥人物的作品,也是李铁夫重要代表之作,现藏于广州美术馆,作品纵100厘米、横177厘米。
李铁夫还善水彩、水墨,兼及书法,他的水彩、水墨在画法上是一致的,基本是以西方绘画的造型方式作为基础,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水墨绘画的笔法。
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创新的表现手法,和岭南画派的主张比较接近。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一幅他的彩墨作品《渔村乐》,纵66.5厘米、横65.5厘米,此图完全采用西方写生所采用的焦点透视的观察方法,蓝天白云亦用比较明显的笔触按形状排列出来,这和中国传统画法截然不同,但是在物象的表现上,却有传统的笔法运用。
作品完成后,作者用毛笔进行了题款,上写道:
“晚霞红罩渔村乐,写于海上旅社,铁夫”。
其实李铁夫的书法是非常具有个性的,广东博物馆藏有李铁夫一幅行书五言联,上联为“气豪天也炻”,下联为“诗好世空传”,款识为“木林先生雅属,玉田李铁夫”。
从该幅对联可以看出李铁夫有着相当的传统基础,他的书法以碑入帖,气格清雅但结体遒劲有力,可以强烈感受到李铁夫性格特点。
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为“二高一陈”,他们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1879-1951)。
广东省番禺人,少年时期随居廉学画,后又赴日本学习绘画,1906年参加同盟会。
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刺杀凤山的行动。
孙中山逝世后,他放弃从政,办春睡画院。
收徒授艺,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
高奇峰(1889-1933)是其弟。
随兄赴日本学习绘画。
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与高剑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及在广州出版《时事画报》。
鼓吹革命。
后在广东执教,1933年因病去世。
陈树人(1884-1948)和高氏兄弟一样,同乡,年少时即随居廉学画,后赴日本学画。
1905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任首任国民政府秘书长。
“二高一陈”有着几乎同样的生活、学习和革命经历,因此,他们的画风相互影响,艺术观念比较接近,成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一幅高剑父作于1916年的作品《豆棚双鸡图》(见本期第28页图),从中可见高剑父如何在居巢居廉传统花鸟画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创新的。
首先高剑父继承了二居善于写生的特点,此图豆棚之下的双鸡形象来源于生活中所见,不同的是支撑豆棚的竹竿以及扁豆、豌豆都采用了明暗法,染出了三维体积。
具有了立体效果,这显然吸收了西洋绘画的表现因素,但从画面的整体布局,以及双鸡,坡石的表现来看,则是在传统水墨笔法的基础上融合了日本近代绘画的元素。
高奇峰的作品在风格上和其兄接近,亦是将日本画元素融合到中国传统水墨中去,并结合写生的要素而成。
从广东省博物馆所藏高奇峰所做《猛虎图》(见本期第34页右图)、《猴月图》、《芦花雁》三幅作品中可见高奇峰对于禽兽形象的处理,他在用水墨及色彩塑造一个立体而又生动的形象,并且能够适度地处理好体积感与用笔之间的关系。
以便保证传统中国绘画的体貌特点。
这种画法融合了外来绘画的因素,已经在中国传统的墨线设色的方法之上进行了拓展,形成了岭南画派的基本特征。
陈树人和二高不同,二高在革命之后,引身而退,专心从事绘事与教学,陈树人则半官半艺,他的绘画也学自居廉,强调写生,同样也受到日本画的影响,但在风格上还是和二高有着较大的差别。
中国美术馆藏有近百幅陈树人捐赠作品,所做题材以写生的山水和花鸟为主,如陈树人去世前两年1946年所做《剑门》(见本期第29页右图)即是根据实景写生再创作而成,图中题识:
“细雨骑驴人剑门,陆放翁句,三十五年秋陈树人写于南京”,从这幅作品中表现了四川剑门关奇险、雄壮的山势,两崖相对,中间有瀑布自上而下,一条山道从山脚而上,山顶可见剑门关巍峨而立,点缀骑驴人物和担夫跋涉于山道。
陈树人对于山石的画法,多以勾线为主,用线笔法注重顿挫、粗细的变化,山石之中基本不见皴法,而是以青绿法,设以绿、赭色间以淡墨而成,注重山体的体积感的表现,树木则是用墨线勾枝干,以色点染。
陈树人对于山石的处理可以从居廉的花鸟画中的石块处理找到一些来源,但他对于山水的写生更多地融合了西化的风景写生的观察方法,比如在此图中山顶的处理,陈则是照实处理。
结果在画幅顶端形成了一个“V”型,这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是比较少见,甚至是忌讳的构图。
在陈树人的花鸟画作品中,可以更多地看到他借鉴日本绘画的痕迹,中国美术馆藏《柳蝉》是一幅很有诗意的作品,画面上端选取局部柳树枝干,墨笔为之,皴染并用,表现枝干的斑驳遒劲的效果,绿色而成的柳枝与柳叶自上而下随意点撇而出,在左上角有枝干息伏一只蝉,款识为:
“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姜白石曰,丙寅新秋陈树”,画面意境一目了然,陈树人是一位诗人,先后出版多种诗集,因而他的画中有诗意,也有文气。
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随夫廖仲恺赴日学习美术,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她在艺术上曾受教于高剑父,从绘画风格上和高剑父、高奇峰比较相近,被列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画家。
她擅长花鸟、尤擅梅花、狮子、老虎。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一幅绢本《雄狮图》(见本期第24页下图),画中雄狮盘卧于山下,威风凛凛,目光如勾,似乎正等待着猎物的出现,随机而发。
一钩明月烘托出夜晚的氛围,寥寥数笔勾勒出杂草环绕。
我们将此作和上文所提高奇峰的《猛虎图》《猴月图》相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风格上的相近之处,采用写实的手法刻画动物的形象,简略的环境营造意境和氛围。
在《雄狮图》和《猴月图》中都出现了月亮,这种意象在日本绘画中较为常见。
以上所列参加辛亥革命的艺术家,他们虽以艺术而流传后世,但是他们毕竟在年轻时参与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革命,这种经历与他们的艺术之间缔造了深刻的关联,对于他们的思想、艺术创作乃至艺术风格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从他们绘画题材来看,充分发挥了绘画的托物言志功能,在雄狮与猛虎的形象之中,让人更多地联想到革命斗志与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在梅花图中表现了铮铮傲骨和不畏严寒的气势。
而李铁夫更是想用写实油画手法表达对辛亥同仁的哀悼与纪念。
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以高剑父为首的岭南画派他们是传统中国画的革新者,他们采用写生,借鉴西法,建立新的画风,无疑是艺术的革命者,参与革命的经历在他们身上发挥了作用,辛亥革命的精神在他们身上转化为革新的勇气。
和辛亥革命一样,革命者遇到了保守派的攻击,在艺术革新上,他们也同样遇到保守派的嘲笑,但这对于具有顽强革命精神的高剑父等人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高剑父等人在艺术上的革新最终形成一个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地域性画派之一,这其中有着辛亥革命精神的推动。
这些辛亥老人的绘画作品并非表现辛亥革命历史和人物,但是他们在绘画中极大地发挥了辛亥革命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推进绘画的变革,因而本文将他们的艺术均列为辛亥革命美术的内容。
二、辛亥革命主题的美术创作
(一)创作历史回顾
辛亥革命主题的美术创作主要包括辛亥革命人物和辛亥革命历史两个方面内容。
民国建立之初,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形象就以艺术的方式开始出现了。
这和人类历史上偶像崇拜的传统有很大关联,但是关于辛亥革命其他主题的创作还非常少,唯一可知的便是李铁夫对于表现辛亥主题的理想和他所画的《蔡锐廷之死》。
新中国成立后,辛亥革命主题创作最早的要算1958年傅天仇等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做的浮雕《武昌起义》(见本期第14页图),这件作品成为武昌起义创作的经典。
1961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约请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班学生王征骅创作了油画《武昌起义》,此图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新时期以来,表现辛亥革命人物的美术创作开始陆续在一些全国美展中出现。
如1980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获金奖的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王公懿创作的黑白版画组画《热血――秋瑾》,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获铜奖的广东画家汤小铭创作的油画作品《孙中山先生》。
此后,辛亥革命主题创作逐渐多了起来,但主要还是个人自发应展览而作,最常见的还是孙中山形象的艺术表现。
另外,1987年山东画家路璋还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了一幅油画《武昌起义》。
1995年,爱国华侨姚美良先生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和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肖峰共同组织策划了狲中山与华侨世界巡回展”,这个展览发动组织了当时全国一流的画家参与到展览的创作中去,并请历史学家对“孙中山与华侨。
这个主题进行历史把关,经过艺术家的精心筹备,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辛亥革命主题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构建了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全过程,用美术的形式还原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这是艺术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大规模进行辛亥革命主题画的创作,可惜姚美良先生在巡回展中因劳累而英年早逝,但他为辛亥革命主题创作所做的贡献令后人敬佩。
2007年,在南京举办的2007?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中金奖作品之一《走向共和―――九―二年一月一日晚十一时》(见本期第1项图)令人关注。
这幅巨作由贺成、贺兰山父子花费两年时间创作而成,这是由南京画家表现的发生在南京这块土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2006年随着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展开,一批辛亥革命主题的历史创作精品力作应运而生,比如章仁缘等人创作的油画作品《蔡元培与光复会》,冯远等人用水墨创作的《武昌起义》,杨松林创作的油画《开创共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此后,各地方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陆续展开,其中由于广东省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最大,因此广东画家创作了_一批辛亥革命主题作品。
如宣新明的油画《黄花岗起义》,祝明的油画《义士潘达微葬七十二烈士》,张西的油画《共和之光》,黄河的雕塑《走向共和》。
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辛亥革命主题作品由于是在国家资助和主导下创作的,因而这批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1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周年,许多组织和单位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的画展先后亮相,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辛亥革命主题创作的新高潮,但是。
遗憾的是,这些由新创作的作品构成的展览,与重大历史题材活动或是姚美良先生组织的那批作品的水平相比,在艺术水平和精神表现上还相距甚远。
很多作者仅依靠辛亥革命时期的老照片描摹一番,照片化倾向严重,精神性普遍缺失。
一百年来,辛亥革命主题的美术创作很多,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仅举“孙中山主题创作”,与“武昌起义”主题创作做简要分析。
(二)孙中山肖像主题
民国之初,革命先驱孙中山形象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钱币,邮票之中。
1925年,孙中山去世,画家司徒乔怀着崇敬的心情,带着画具来到孙中山的灵堂前。
用油画对灵堂进行了实景写生,真实记录了当时灵堂的场景。
这幅作品应该是最早的用艺术形式向革命先驱表达致敬之作,此作后一直藏于上海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去世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先驱,许多地方铸造了孙中山铜像立于街头供人瞻仰,1927年四川成都春熙路中山广场树立了中山先生的肘挂“文明棍”立像,后因造型欠佳,1944年成都当局又聘请刘开渠先生在原址重塑中山先生像,刘开渠将立像改为座像,像高183厘米,中山先生着对襟马褂,端坐于太师椅上,左手握着展开的《建国大纲》,凝神深思,后根据该像重新以玻璃钢翻模,此尊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内。
1929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变卖家产请日本雕塑家牧田祥哉铸造了四尊高2.9米,重1吨多的孙中山铜像,分别立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和澳门国父纪念馆。
民国时期,解放区的延安艺术家就已经有用版画形式开始表现孙中山形象了。
1949年,版画家曾景初创作了黑白木刻《孙中山》,这是一幅具有领袖像特点的作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1984年,广东画家汤小铭创作了油画《孙中山先生》。
作品在第六届全国美展获得铜奖。
此作是以中山先生工作场景作为背景的肖像画,作者在墙上还画上了中山先生的墨迹“天下为公”,来传达作为革命家的中山先生的理想和追求。
在孙中山的逢十诞辰之际,中国邮票公司都要发行中山先生肖像的邮票,以资纪念。
1986-g,正值孙中山诞辰120周年,靳尚谊先生受中国邮票公司之约,创作了油画作品《孙中山先生》(见本期封二图),作为邮票母本发行。
该作品采用古典写实的油画表现方法。
中山先生着中山装,左手持文明棍。
凝视前方,背景为江边的欧式建筑,寓意着沦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天空乌云滚滚,预示着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洪流即将到来,这是一幅最为经典的孙中山的肖像作品。
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中山先生的逢十诞辰,艺术家表现中山形象的作品就多了起来。
1996年,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爱国华侨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孙中山与华侨”的主题性创作,涌现了一批以孙中山为中心主题的作品。
其中,时年27岁的田忠利创作了中国画《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见本期第17页图),此作为三联组画,纵为235厘米,横总长为390厘米,画面中心以写实手法表现着中山装的中山先生肖像,背景则将辛亥革命进程中的若干片段参照敦煌壁画的故事表现方法融合于画面之中,并以老报纸的灰黄色调营造历史的沧桑感。
画面上方有蓝色、黄色的圆形,被喻为地球和月亮,黄色的地球破碎不堪,寓意中国的山河破碎。
圆球左方画一精卫鸟衔荷花。
寓意革命党人的精神如精卫填海。
这幅一作品在“孙中山与华侨”那个展览中获得金奖,也是一幅成功的孙中山肖像作品。
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领袖,在辛亥革命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许多表现辛亥革命历史进程的作品中,孙中山都以主角的形象出场,但这些作品和纯粹的孙中山肖像画在内容上还是有所区别。
(三)“武昌起义”主题:
在表现辛亥革命历史的美术创作中,“武昌起义”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引人关注的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出现了五件和“武昌起义”相关的美术创作。
1958年傅天仇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了汉白玉浮雕《武昌起义》,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许多艺术家,如滑田友,邹佩珠、董希文、张文新等人都参与到了方案与图纸的设计之中。
从现存的草图可以看出这座浮雕的创作是融合了集体的思想,该浮雕纵为200厘米,横为346厘米,画面表现的是武昌起义中革命军冲入湖广总督府的那一瞬间。
画面构图引导观者的视线随着革命军战士冲锋的气势从左至右延伸开来。
这幅经典之作为后世的武昌起义主题创作提供了创作起点,1961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学生王征骅的毕业创作《武昌起义》,作者应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约而作,作品纵为189厘米,横为225厘米,画面同样表现了战争场面,一群革命党人在夜色之中冲向湖广总督府,和浮雕中表现冲锋战士侧面形象不一样的是此图表现了正面的战士形象,从构图上看明显借鉴了法国画家欧仁?
德拉克洛瓦于1830年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
1987年,山东画家路璋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了一幅油画《武昌起义》,此幅作品避开了正面战争的场面,而是描写了黎明时分战争结束后,革命军在总督府前聚集的宏大场面,此图的场景是根据历史照片和实地考察创作而成,更具有真实的历史感。
1996年,南京军区油画家陈坚应“孙中山与华侨”展览创作了题为“共和曙光”的另一版本的《武昌起义》,作品纵为99厘米。
横为130厘米,画面同样表现了清晨时分战争结束的场面,和路璋的宏大场面不同的是,陈坚将场景缩小到胡广总督府门前,将士们聚集于石狮之下,硝烟还未散尽。
陈坚作品以蓝色调营造了清晨的氛围,以写实手法集中刻画了几位义军的形象,此作虽非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但是以一个新的视角再现了武昌起义的一个片段,使作品更加真实可感。
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冯远,杜滋龄、鲍凤林用水墨的方式创作了巨幅《武昌起义》(见本期第32页图)。
作品纵306厘米,横451厘米。
此作亦以战争场面作为表现内容,画面表现了义军冲进城门的瞬间,在人物的构图上,与60年代王征骅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此幅将城门作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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