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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的获得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李煜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
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
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关键词:
教育获得制度变迁教育不平等
作者李煜,1969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教育获得是代际流动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核心问题是,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而这个过程又是如何随社会历史变化而变迁的?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是这一研究传统的第一个里程碑,它确立了以微观视角的家庭资源秉赋理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即以家庭所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成就。
它的局限在于,忽视了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代际不平等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故而对教育获得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以社会变迁的视角才能完整把握社会分层的真实过程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
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经历多次变革,从文革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到恢复高考,及近十几年来的市场化冲击;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从计划经济下的平均化社会向多元化分层社会转变。
这些变迁对教育机会的获得有着怎样的影响?
家庭背景的作用是如何演化的?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和机制如何随之而变化?
未来发展的态势又会怎样?
本文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这一研究框架,描述和分析中国各历史时期教育不平等的状况和成因,并以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其进行验证。
一、教育获得中代际继承的模式和机制
代际流动是研究一个社会是如何将不平等传递给下一代的,其不仅关注不平等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而且更关注代际传递是如何实现的。
在农业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以“先赋性”直接继承为特征。
两种最主要资源——财富和技能,前者以遗产继承的方式传递,后者则通过口耳亲授而子继父业。
在现代社会,教育成为代际继承或流动的中介,成为不平等传递的主要途径。
一方面,教育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利用其各种资源优势,确保其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
所以,教育在现代社会的流动中扮演一种双重角色:
它既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来源,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
现代化理论乐观地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将日益盛行,“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在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本文的观点是,若探究“先赋”与“自致”效应的此消彼长,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分析社会继承的具体模式和内在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不平等延续的过程和逻辑。
具体而言,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呢?
或者说,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呢?
笔者试图提出三种理想类型,以概括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不同影响模式,并讨论它们发挥作用的特征、机制及其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
这三种模式分别是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
文化再生产模式
文化再生产模式是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
于是,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主要有三个:
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教育期望是指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其更重视教育,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也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而子女也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一观念,自我的教育期望和学习热情也较高。
家庭教育背景作用的机制是来自父母和老师的鼓励、督促和影响。
其中,父母的鼓励是孩子保持学习热情和取得较好学习表现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机制是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受教育过程是一个接受和传承文化资本的过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和传递文化资本职责的社会机构。
在这个意义上,较高教育程度家庭后代在获得教育成功的机会上具有先天优势。
新近经验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在于,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子女,因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会更多进行一些有助于学习成绩的知识学习(如课外阅读等),进而提高学习表现。
第三个机制是人力资本。
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有能力对其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答疑,并改进其学习方法和技巧。
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子女的学习表现。
上述三种作用机制共性在于,家庭文化优势首先转化成子女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表现,进而转化为教育机会。
从学习表现到教育机会的转化,需要教育体制遵循绩效原则,确保教育机会分配依据学习表现择优录取。
只有如此,这一转化才能顺利实现。
否则,文化再生产模式的代际传递之链会就此中断,家庭教育背景的效能也将大大降低。
所以,教育选拔是否遵循绩效原则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
具体而言,入学和择校的筛选过程越是遵循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升学的作用就越大,文化再生产模式也就越成为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成因。
显然,在该模式下,教育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之间。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其教育机会也就越多。
资源转化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资源转化模式,它是相对于文化再生产而言的另一种理想类型。
在该模式下,家庭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长期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后代教育获得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家庭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指父辈的经济能力、权力特权和社会网络资源等。
与家庭教育背景相比,它们是外在的、易变的,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影响。
在现实中,家庭的教育背景与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是密切相关的。
但在理论上,后两者对子女教育机会影响的机制完全不同。
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机制在于高阶层家庭利用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
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直接”排斥”和“隐性”排斥。
“直接”排斥主要有两种机制:
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
特权排斥是指在教育制度设计中特别为某特定阶层——通常是权贵阶层——预留了位置。
典型例子是特纳所描述的英国庇护流动模式,即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子弟从小就进入专门的学校,然后保送到一流大学,从而确保其子女日后的精英地位。
经济排斥是现代社会最常见排斥的方式。
富裕家庭送孩子进入收费高、质量好的私校,或是居住在“高尚”社区的人们享有品质好的学校。
另外,当前升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一所学校有高、低两个录取线,仅仅通过低录取线的学生需要以“捐助”或“择校费”等形式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后才会被录取,这在本质上是以经济资源换取教育机会。
对于社会下层而言,当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已经构成经济负担,就会出现“考得取、上不起”的现象,这也是经济排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除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之外,通过使用社会网络等其他社会资源也可以实现排斥的目的。
以上排斥机制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机会的垄断和“插队”。
垄断是指升学过程完全背离择优录取原则,仅考虑社会出身或经济能力,从而将非特定家庭背景的子弟完全排斥在外。
“插队”运作是指在升学或择校时,基本按成绩择优依次录取,但存有一定的制度空间(通常在正常录取线的边缘)允许“插队”。
如赞助入学、原双轨制下的“自费生”等。
之所以称之为“插队”是因为被录取者插在了同样考分但因没有经济能力或社会关系而落榜的人之前。
“隐性”排斥是指在升学决策时,因为低阶层对升学风险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低,一些人会过早地退出升学竞争。
隐性排斥的发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支付教育的直接成本,而是觉得相对的机会成本太大。
它不像直接排斥那样赤裸裸地设门槛实现排斥,而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让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选择,在自愿的表象下隐蔽地实排斥之目的,故称之为“隐性”。
可以看到,资源转化模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文化再生产是以家庭的文化资源促进子女的学习表现,进而得到教育机会;而资源转化模式是在某一个升学阶段(甚至可能发生在小学入学阶段),高阶层利用资源优势直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
换言之,即使孩子的学习表现相同,在资源转化模式下高阶层仍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为了实现排斥,教育制度中需存有能实现资源转化的制度空间:
基于特权和经济的机会垄断靠教育制度提前为权贵预留了位置;“插队”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教育体制不能把绩效原则贯彻始终;而隐性排斥是教育体制不能保障所有孩子都有参加竞争的公平机会。
以上制度空间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绩效原则。
而且,教育机会分配的过程排斥机制越盛行,就越背离绩效原则,家庭资源的转化就越有效,相应产生的教育不平等也就越大。
不同阶层拥有不同量的社会经济资源。
社会经济资源越多的阶层就越有能力转化成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在这一模式之下,一个社会的教育不平等水平还将受到社会分化程度的影响。
如果阶层间资源拥有差异不大,那么高阶层所能倚仗用以“排斥”的资源也就相对减少,排斥将难以实现或者收效甚微。
相反,当社会分化剧烈,阶层间拥有的资源量差异巨大,这时如果又存有一定制度空间使排斥机制能有效运作,那么资源转化模式将成为产生教育不平等的主导逻辑。
政策干预模式
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分层时,学者们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了直接干预。
它们不但采取低学费或免学费、普及基础教育等手段,而且使用配额的方式优先录取工农子弟。
虽然政策干预效果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削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其中以中国文革时期尤为明显。
政策干预也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将教育资源优先给予贫困社区,旨在削弱代际不平等的传递。
这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否定或部分否定“绩效原则”,采取照顾劣势群体的制度设计,来达到削弱代际不平等传递的效果。
如文革时期激进的教育政策――取消考试,根据政治成分和表现推荐升学;又如,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高校对有色人种降低录取条件。
政策干预虽然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削弱家庭背景影响的效果,不过其代价是破坏了机会公平原则。
这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只不过选择的方向与资源转化模式相反,有利于较低阶层家庭。
表一概括了上述三种家庭背景影响的理想模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模式分别依赖于不同的制度条件。
当制度条件发生变化,各模式的适用性和效能亦随之变化。
在1949年后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
这一结论也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经验研究的支持。
表一:
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理想类型
文化再生产模式
资源转化模式
政策干预模式
特征
促进子女的学习表现,进而得到教育机会
资源优势转化成子女额外的教育机会
直接分配教育机会
机制
教育期望和激励、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直接排斥和隐性排斥
政策干预
制度条件
遵循绩效原则
违背绩效原则
违背绩效原则
后果
教育不平等程度高
与社会分化程度正相关
教育不平等程度低
受益群体
高教育背景家庭
高阶层背景家庭
一般工农家庭
下面将在描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特征及其变迁的基础上,以上述三种理想类型为理论框架,分析各时期家庭背景作用的模式和社会后果,进而提出研究假设并对之进行实证检验。
中国教育最主要的不平等存在于城乡之间。
但受资料的局限,本文的讨论将仅限于城市家庭。
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到文革时期,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分别高于90%和80%。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对小学和初中入学的影响已经相当微弱。
所以本文仅讨论高中和大学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升学。
二、各时期教育制度变迁与家庭背景的影响模式
1949年以来,根据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建国初期(1949-65)、文革期间(1966-76)、改革初期(1977-91)和改革深化时期(1992年至今)。
这一划分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教育体制的变迁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建国初期的教育体制整体上处于恢复、改造和过渡阶段,本文将不就这一时期提出研究假设,并把文革时期作为分析和比较的起点和基准点。
本文重点分析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机制及其变迁。
研究涉及教育不平等的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教育不平等程度在各历史时期的变化,即教育不平等相较于前一阶段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二是教育不平等具体模式的变动态势,即不同家庭背景子女的相对教育机会的变化。
表二列出了各历史时期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化、教育不平等的主导模式,以及相对应的研究假设。
表二:
各历史时期制度变迁和家庭背景的影响模式
文革时期
1977-1992
1992-
教育制度及变迁
政治标准
(非绩效主义)
恢复高考
(绩效主义)
市场化冲击下的教育产业
(绩效主义,但被侵蚀)
社会分化程度
低
低,但有所增加
高
主导模式
政策干预模式
文化再生产模式
文化再生产模式和
资源转化模式并存
研究假设
教育不平等状况
低
高
高
家庭教育背景作用
低
高
有所降低
家庭阶层背景作用
低
低,但有所增加
高
文革时期(1966-1976)
文革时期实行一系列激进的教育政策。
一方面,这一时期以全民教育为目的,基础教育得到充分发展,这为削弱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打下了基础。
为了实现“教育平等”目标,当时的教育收费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都十分低廉,这对于一般城市家庭并不成为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在非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筛选废除了绩效原则,全面否定“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升学普遍使用推荐和配额等形式,家庭背景中的政治出身起到关键作用。
尤其是高等教育,“推荐入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录取方式。
所以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成分好的工农子弟无疑具有优先权;干部子女比一般人略有优势。
文革时期,整个社会不平等的主轴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家庭背景中政治出身成为教育机会差别的主要原因。
但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政治歧视主要是针对少数特定人群。
就教育而言,政治选择过程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被歧视的人群所占比例不大。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文革期间是典型的政策干预模式,这一时期采取有利于广大工农子弟的政治性选择标准,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废除绩效主义的选拔原则后,文化再生产模式中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机制无从发挥作用。
同时,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费用的低廉,这些都有效地阻止了家庭资源向子女教育机会的转化。
所以,作为历史比较的基础:
在文革期间,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教育机会差异较小,总体教育不平等程度低。
改革初期(1977-1991)
1977年恢复高考,高等教育升学的推荐制度被废除,代之以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为依据而择优录取。
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教育筛选的标准从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转向了“绩效原则”,从而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性质也从“革命化”转变为“精英化”。
在恢复高考的刺激下,教育系统重新分化组合。
特别是在中等教育阶段恢复和重建了重点学校系统,升学的标准也转变为以“分数”为中心。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绩效主义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本准则。
教育筛选遵循绩效原则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发挥效用的制度前提。
教育体制在文革后回归到绩效原则,这时家庭教育背景的影响日益重要。
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督促,父母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都能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进而在升学中获得优势。
所以,在这一时期,文化再生产模式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凸现,不同家庭教育背景子女间的教育机会差异增加,教育不平等整体程度随之增加。
研究假设1a:
改革初期,基于家庭背景的整体教育不平等水平比文革期间显著增加;
研究假设1b:
改革初期,家庭的教育背景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文革期间显著增加。
文革中升学标准的政治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处于劣势的普通工农阶层。
教育制度的变迁中止了这一带有阶层庇护色彩的政策,普通工农阶层与优势阶层的差距显现出来。
同时,改革初期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虽然社会分化已经初显端倪,但总体上差异不大。
而且在这一时期家庭所承担的教育费用仍然十分低廉,“择校”现象也不普遍,家庭资源转化模式中的各种排斥机制作用有限。
改革初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要大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所以,在这一时期,虽然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主导模式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亦有所增强。
故有:
研究假设1c:
改革初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文革期间有所增加。
改革深化时期(1992至今)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自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
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教育产业日益受到市场的冲击和影响:
教育资金从全额财政支付到中央、地方和市场分担;管理体制从完全由政府“计划”管理,逐渐通过“给政策”下放部分事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办学主体逐渐多元化,民办和合办的教育机构纷纷涌现,而且份额日益增加。
随着权力下放和市场投入比重的增加,教育机构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进而向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演进。
虽然整个教育体制仍然在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但教育机构经常通过各种形式的博弈,从国家和市场中获得最大收益。
因为教育改革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尚不完善,有效的监管制度也未形成,教育机构的利益最大化过程往往会以牺牲绩效原则为代价。
最明显的变化是家庭教育成本的显著上升。
十几年来,高等教育费用的涨幅远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和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普通城镇居民已经构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在高中阶段,各种名目的收费大行其道,教育成本明显上升。
同时择校和借读现象盛行,“进门费”甚至高于大学的学费。
同时,教育产业化下新涌现的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招生权,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提供了又一个升学选择。
在西方,阶层间教育资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不同阶层的居住社区间的教育质量的不同。
在中国,随着住房商品化的进程,社区阶层化也已经明晰可辨。
这些都是资源转化模式中排斥机制的表现,它标志着家庭资源能够比以往更容易而且更有效地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
故在市场冲击下的教育,绩效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蚀,资源转化模式的机制日益发挥着更大的效用。
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特征是剧烈的社会分化:
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各阶层间在社会经济资源方面差异分化明显,这使得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教育资源和机会的获得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暗示着基于阶层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将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而上升。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由于市场的冲击和社会的加速分化,资源转化模式的作用日益凸现。
资源转化模式的成功必然会侵蚀绩效主义原则。
虽然高考和中考等制度仍然占据教育筛选机制的中心,但对依赖绩效原则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来说,其效用将有所下降。
所以,这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模式将是资源转化和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但后者所造成的不平等会减弱。
故有:
研究假设2a:
92年后,基于家庭背景的整体教育不平等程度比改革初期有所增加;
研究假设2b:
92年后,家庭教育背景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改革初期有所下降;
研究假设2c:
92年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比改革初期显著增加。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本文数据依据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10月合作完成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本调查采用全国分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访问对象仅限于城镇住户。
样本总量为5894。
问卷详细记录了被访者教育经历、父母情况以及相关资料。
本文关心的是中国城镇居民教育获得的代际影响,为避免统计模型的偏误,只保留那些被访者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城镇居民进入分析。
对于教育获得,本文严格定义为正规全日制教育,不但非全日制教育不计入,而且在职或委培性的全日制教育也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对于升学的不同阶段,本文关注完成义务教育后的高中阶段(包括中专技校)和大学(含大专)阶段。
满足以上各项要求的有效样本数为,初中升高中阶段3237,高中升大学阶段1763。
本文分析目的在于探查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
受美国社会学家梅尔的影响,现代教育分层研究已不再使用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来评估家庭背景的作用,而以logistic模型代之,从而避免了由于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所导致的结构偏误。
该模型在教育升学研究中被称为转换率模型(ModelofTransitionRates)。
其一般表达式为:
具体而言,
是个体i从教育层级k(如初中)成功升学到k+1(如高中)的概率。
因变量
是
的Logit转换的结果,即其概率比(odds)的对数。
自变量为
到
,其系数分别是
到
,
为常数项。
本文模型选择(ModelSpecification)的方法为向后选择法,以获得较大的统计检验力。
具体的做法是,以全模型(Full-Model)为基准(Baseline)模型,逐步剔除无效用的变项,目的是在最大限度保留全模型解释力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最精简的模型。
模型的因变量为初中到高中和高中到大学两次教育升学转换。
升学年代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1966年前、1966-76、1977-91和1992-2003年。
模型分析最关心的自变量是家庭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两项。
按传统的测量方式,家庭教育背景以父亲在子女18岁时的教育水平为指标,具体分成四类:
小学或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技校)、大学(包括大专)。
小学或以下组为参照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用18岁时父亲阶层归属来测量,分为四个阶层:
管理阶层(包括单位负责人和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如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等)、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以及体力劳动阶层(包括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一般从业人员)。
体力劳动阶层为参照组。
分析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和升学时的户口等级,以及18岁时父亲的工作单位类型、工作单位级别和党员身份。
全模型包括上述七个自变量、以及它们分别与入学年代和教育阶段转换的二阶和三阶交互效应。
因为自变量多为类别变量,以虚构变量形式进入模型,模型实际上共耗费119个自由度。
全模型拟合后,比零模型(nullmodel,只包括常数项)多获得1432.6个卡方点的解释力。
以全模型为基准,逐步对各高阶交互项进行诊断:
对于不显著的高阶交互项予以剔除;对于交互项中的各类别,无差异的进行有效合并,或根据情况实施线性化处理,最后只保留统计显著的交互项,并基于此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家庭背景变量效用的变迁。
经过17次模型精简,获得最后模型的卡方值为1414.5,消耗89个自由度。
与全模型相比节约了30个自由度,只减少了18个卡方值。
两模型比较的结果,代表两模型相似性的P值高达0.956,说明最后模型在充分保留全模型解释力的基础上,又大幅度节约了自由度,是已有模型中的最佳模型。
四、统计结果及发现
在统计模型中,所有历史时期和升学层次效应被转化成高阶交互效应,这不便于对统计结果有直观的理解。
所以在报告研究结果中,将模型估算结果转化为概率的形式。
表四报告的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家庭教育背景和阶层归属分别对子女升学机会的影响状况。
表四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报告的是在四个历史时期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的升学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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