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东民间信奉的财神及其财神节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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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民间信奉的财神及其财神节概要
关于山东民间信奉的财神及其财神节
(根据相关资料整合)
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民间自古有信仰武财神赵公明和关公的古老传统。
建国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民间农历七月过财神节的习俗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财神节已在山东半岛地区得以恢复并日益兴盛,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俗文化空间。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财神节在山东半岛兴起并迅速向周边地区传播。
财神节一大早鞭炮就开始响起,祭祀财神是这一天活动的中心。
这一天,红烛高烧,燃香,烧纸,放鞭炮,用面做成元宝、圣虫,或用钱做成钱龙等。
供品除了酒水、点心、时令水果之外,以荤素菜肴为主。
财神节传统的饮食是吃水饺,水饺出锅后,首先要供财神,水饺谓之“元宝”,意味招财进宝。
财神节这一天大小酒店爆满,宴请亲朋好友,预祝这一年大家都发财。
许多经商、开工厂的老板与员工聚餐、联欢,还有的在这一天向员工发放红包、福利。
不少商家张灯结彩,对店面添加新的装饰,还做一些优惠酬宾活动。
夜幕降临,全城鞭炮齐鸣,礼花绽放,祝福发财的短信满天飞,一直持续到深夜,其隆重热闹程度堪比春节。
在山东,农历七月的财神节过去只是存在于某些地方的民间习俗,主要流行于经商做买卖的人群中间,一般家庭并不过这个节。
说它是一个节日,也只能算一个很小的地方性节日。
当代山东财神节已覆盖了整个山东半岛地区并向周边地区传播。
虽然依然是经商做买卖的最为热衷,但已经不再限于这一社会群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融入这个节日。
过节的活动趋于多样化,并且是公开的,在城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俗文化空间。
财神节在山东民间各地的时间不一,主要是农历七月过的财神节。
这一节日在山东各地有财神节、财神诞、财神会、财神生日等不同的叫法。
改革开放后,山东半岛各地的财神节大多定于农历七月二十二这一天(也有一些地方如高密是二十一到二十三),人们已经普遍称之为财神节。
一、财神节的由来
山东半岛信仰武财神赵公明和关公的习俗由来已久。
元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载:
“赵元帅,姓赵讳公明,终南山人也。
其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者,金溝水气也。
面色黑而胡须者,北气也。
跨虎者,金象也。
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剪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莫大焉。
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
”明初宁波知府王琎在《琅琊金石辑注》中说:
“财神者,姓赵名朗,字公明,琅琊古来有之。
昔者天上生十日,帝命羿射九日。
其八坠海为仙,海上八仙是也。
余一陨于天台,其身为石,太阳石是也,其精为人,赵公明是也。
既长成,至峨眉山修炼,得神仙之术。
商周交兵,遂受闻太师之邀下山助商,失利为太公所杀。
太公岐山封神,郎受封玄坛真君,日精再归天台,遂真阳附石,神体合一。
辖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专司人间迎祥纳福之责。
此后石下有庙供真君之位,天台山亦易名财山焉。
”
从王琎的记述看神仙赵公明的职司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元帅”“天将”;二是财神。
而王琎的记述特别突出的是赵公明作为财神的职司。
财神赵公明为道教神仙,道教之前身来自方仙道,齐地琅琊一带乃方仙道之源头,琅琊一带为远古“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日照金代状元张行简)。
元明时期,赵公明演变为财神。
琅琊天台山之财神庙可能为中国最早祭祀财神赵公明之神庙。
姜太公封神时赵公明是否就兼具“元帅”“天将”与财神这两方面之职司不得而知,从历史文献来看,赵公明早期主要被当做“天将”“鬼帅”。
晋干宝《搜神记》说:
“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秀,各督鬼下取人。
”梁朝陶弘景《真诰·协昌期》有:
“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位甲乙年如千岁,生值清真之气,死管神宫,前身冥冥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
明代《列仙全传》说:
“赵公明为八部鬼帅,周行人间,暴杀万民,太上老君命张天师治之。
”《典籍实录》:
“赵公明乃‘日之精’。
上古时,天上现十日,尧命羿射九日,八日落入青城之内为鬼王,发病害人。
唯一一日幻化成人,骑黑虎,执银鞭,隐居蜀中,乃赵公明也。
后天师张道陵让其守护丹室,丹成之后得一份,变化无穷,法力大增。
天师又使其护玄坛,故以‘玄坛元帅’称之。
天师升天后向天庭保举,封其为‘天将’”。
从王琎的记述上看,赵公明财神的职司似乎有后出之意。
可以肯定的是至晚在明初山东沿海琅琊一带赵公明就作为财神得到供奉和祭祀。
山东半岛民间的财神信仰习俗与这一地区经商传统是分不开的。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姜太公封齐“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发展工商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任清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东莱人吕海寰在位于上海闹市的山东会馆“创修山东会馆碑”中写道:
“昔管仲相齐,擅鱼盐之利,发山海之藏,率霸齐国。
嗣是以来,流风未泯,大率四处谋生,以佐耕之不逮。
吾乡濒海,番樯市舶,无所不通。
论商业者,各国为通商之前,以吾乡为极盛焉……”。
山东半岛地区的经商传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先秦莱夷文化、齐文化的传承影响;二是山东半岛便利的航海交通条件;三是胶东半岛“地狭人稠,所产不足以给,故民多逐利于四方”的谋生方式。
虽然作为武财神的赵公明在山东沿海一带最晚在明初已得到供奉和祭祀,但是山东半岛民间在农历七月过财神节的习俗始于何时,史料上却没有记载。
研究初步推断应在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财神崇拜普遍化,这时财神群体基本定型。
山东半岛地区七月财神节在各地过去有财神会、财神诞、财神生日、财神节等不同的叫法。
这与当时全国各地普遍盛行财神信仰是一致的。
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山西《隰州志》记载:
当地“正月二十三财神会”。
顾禄《清嘉录》记载:
“(三月)十五日为玄坛神诞辰,谓神司财,能致人富,故居人多塑像供奉叹谓神回旋,不食猪,每祀以烧酒,牛肉,俗称‘斋玄坛’”。
在潍坊有这样一个传说,光绪年间,在即墨古城有一个姓周的掌柜,经营一家叫“春兴永”布匹丝绸店。
他在七月二十一那天夜里,一连做了三个完全相同的梦。
梦中的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在照顾生意,门外突然来了个披头散发的老者,一进门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对他念叨说:
“明天是我的生日,很多年没有人给我过忌辰了,谁给我过,保证他生意亨通……”。
周掌柜是生意人,为讨个吉利,第二天一早就早早准备好香纸、供品、鞭炮,在梦中老者的嘱咐下,燃放鞭炮,祭奠先祖..说来也怪,那天来看热闹的人不少,看完后都纷纷涌到店内帐割绸布,本来冷清的生意立马红火起来,周掌柜迎财神的事儿很快被好事者一传十,十传百。
所以,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即墨城的家家店铺都效仿,流传至今,形成了迎财神的习俗。
建国以前,山东半岛多地都有在农历七月过财神节的习俗。
而这一习俗最盛行的地域则是现在的日照地区的一部分、青岛地区、潍坊地区的大部、烟台地区的南部,这一区域大体就是古代最早信仰财神赵公明的地域范围。
具体来说,即墨、诸城、高密、平度、潍县等地历史上都有经商贸易的传统,清代以后,仍是本地区的商贸中心,民间一直有过农历七月财神节的风俗。
民国三十年印刷的《潍县志稿》记载:
“七月二十二日,谓为财神生日,各商家无论钜贾小贩皆设祭供神,饱恣饮啖。
虽近迷信,但相沿已久,至今不绝。
”
当地一些老者对建国前的财神节仍记忆犹新。
潍县商家都兴过财神节,放鞭炮不如现在多,但过节的气氛比现在要浓。
祭祀完财神后,店主用供品招待伙计,大吃大喝,谓之“犒劳伙计”。
有的店家在这一天还给伙计发放红包,有的是一块银元,感谢他们的辛劳付出。
即墨沿街的商家,在财神节这一天,把桌子抬到店外街上,桌子上摆放着水果、点心,招徕客人,过路的小孩可随意拿取,午后把桌子抬到店里,关门过节,祭祀财神,聚餐。
而一般穷苦百姓,这一天该吃瓜干还吃瓜干,生活没有任何改善。
平度财神节又叫财神会,节日期间举行山会,商家在财神节大吃大喝,然后就停业、关门、放假,人们都去赶山会。
建国以前,青岛、烟台、威海的商家也有过七月财神节的习俗。
青岛是在清末才形成的一个现代化移民城市,优良的港口,胶济铁路的修建,使它很快取代烟台成为山东最大的商贸中心,其影响力辐射到华北地区。
在它的形成初期,周边胶州、即墨、高密诸县的人口大量来到青岛谋生、定居,把家乡过七月财神节的风俗也带到了城市里来。
烟台、威海都是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商埠,烟台是山东近代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而威海同青岛一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西方殖民统治。
航运、商贸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增多,使它们成为本地区乃至山东重要的商贸中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烟台玉皇庙山下“所城里”建有财神庙和关帝庙,分别供文财神比干和武财神关羽。
财神节这一天,商家、百姓会张灯结彩,放鞭炮、耍龙舞狮,来此祭拜,后来两庙宇均被拆除。
调查发现,虽然过去烟台、威海商家有在七月过财神节的风俗,但当地民间却不大兴过这一节日,似乎可以推断烟台、威海商家在七月过财神节的风俗主要源于商贸发展与对外交流增多而从外面传入的结果。
建国以前,无论是即墨、高密、平度、潍县,这些传统上就有在七月过财神节习俗的地方,还是像青岛、烟台、威海这些新兴城市,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财神节主要流行于经商做买卖这一社会群体,其他社会群体认同和参与度不高。
虽然在一些城镇商业繁华的区域也会组织庙会、山会这样的活动,财神节这一天形成了一定的节日氛围,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一个遍及城乡的文化空间,就像民国三十年《潍县志稿》把当地七月二十二财神节看作封建迷信。
其实从民国初到改革开放前这七十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就不断经历文化批判和政治干预。
但从实际情况看,民国期间对传统习俗的批判和政治干预其影响主要在于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建国后,新政府与民国旧政府在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文化政策上有一脉相承之处。
由于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地转变,政府对民众生活的控制能力空前强大。
对“封建迷信”的文化批判和行政干预是借助于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对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直接的影响。
过去财神节主要是在经商做买卖的人群中盛行,所以五十年代前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和合营)使这一传统节日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几乎不复存在,而五十年代后期,在农村进行的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则使农民“顾不上”去过这个节了。
六十年代以后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文化批判和政治高压双管齐下,到改革开放前的十多年,财神节作为“四旧”在社会公众视线中彻底被“消灭”了。
建国后财神节的中断,除了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外,经济因素(生活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当代山东财神节的兴起、传播、分布、形态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对极“左”政策的全面调整,宗教自由政策得到落实,社会文化环境趋于宽松,过传统节日的恐惧与忌讳逐步消除,七月过财神节的习俗在山东半岛一些地方开始恢复。
在农村,之前有些人关上门在自己家里偷偷摸摸地给财神爷过生日,后来逐渐公开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财神节在山东兴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项基本国策得以确立,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地位重新被肯定,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仅得到国家政策、法律的认可、肯定、鼓励,而且现实中有了更多的可以实现的途径、机会。
城镇化的推进,使很多农民成为没有稳定工作的“城里人”,他们要么给别人打工,要么从事个体经营。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其规模和活跃程度都不能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一历史时期同日而语。
于是,财神节在山东半岛地区传统上有这一习俗且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的地方兴起,如即墨、诸城、高密、潍坊、平度、青岛的崂山区和城阳区等。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财神节越过越兴盛。
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城镇)已形成一个独特的民俗文化空间,财神节成为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是春节、中秋、清明、端午之外的又一大节。
过财神节的活动及形式趋于多样化,在地方上约定俗成已形成一定的节日模式,以青岛的崂山区和城阳区为例:
当地财神节一般定在农历七月二十二这天(在高密等地过节三天,从七月二十一到二十三,沿续了历史上财神会举行三天的习俗)。
早晨,各家各户开始做过节的准备,收拾庭院卫生,采购过节的东西,准备摆供,商铺张灯结彩,装饰店面。
中午,大小酒店爆满。
有的是做生意的宴请亲朋好友,有的是老板与员工的聚餐。
有的因生产或生意不能停,老板就在店里、厂里准备一些酒菜,中午加餐,犒劳员工。
有的工厂、公司人员太多,就发放红包、福利。
当天下午,工厂、店家大多放假关门,三四点后,沿街的商家在店面前悬挂、摆放鞭炮。
鞭炮声不约而同地响起,在店里的财神像前点燃红烛、上香、烧纸,迎请财神。
供品多少不一,除了酒水、各种时令水果外,以荤素菜肴为主,鸡、鱼、豆腐、青菜为大宗,取其大吉、有余、多福、拔财、生财的谐音,也有人讲究六色供、十色供等,希望这一年里财神保佑招财纳福。
晚上有的企业、公司举行联欢晚会,共庆财神节。
日落时分,再一次鞭炮齐鸣,夜空中礼花绽放,鞭炮声此起彼伏,有些地方一直要持续到深夜。
财神节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方节日,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和参与。
过去城市里上班族一般不过财神节,而这些年大多数也开始过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祭祀财神日子,不祭祀财神就不算过节。
在这些地方至今有些人(包括一些信基督教的)并不认同这个节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财神节在山东半岛兴起并开始向周边扩散。
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传播可谓迅速。
传播的区域覆盖了整个半岛地区和环渤海的东营、滨州等地。
从地理上说,这些地区与原有财神节习俗的地域相连接,从文化形态上看同属(接近于)海洋文化带。
这些地区历史上民间可能不大兴过七月财神节,但民间有较浓厚的信仰财神的习俗,并且有经商贸易的传统。
财神节的传入似乎没有什么征兆,对许多人来说是在一夜之间透过那密集的莫名其妙的鞭炮声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节——财神节(财神爷过生日)。
人们对财神节从哪儿传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东北传入说。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九十年代至今,大批的东北人来到山东半岛,他们从事各种职业,经商做买卖的很多。
当地人看到他们热衷于过财神节,于是就有了财神节从东北传来的说法。
近些年来,农历七月财神节也在东北多地兴起。
东北过财神节的习俗有可能是清代以来“闯关东”的山东人、河北人带去的。
当代山东财神节由东北传入的说法并不符合实情,但当代山东财神节的传播过程中,因不同区域社会人口流动而导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因素不可忽视。
南方传来说。
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不少南方人来到山东经商做买卖,南方人超前的经商意识,做生意的精明灵活,对神佛的崇信(如初一十五上香、摆供、拜菩萨、财神等),自然也影响和感染了本地人,于是就有山东的财神节由南方传入的说法。
这其实与山东七月财神节习俗曾经中断过和以前不普遍有关系。
在这些地方,这个新传入(兴起)的节日主要受到经商、做买卖的这一社会群体的热捧,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时尚,看到别人参与其中,自己也不能置身于外,看到别人求财神爷保佑发财,自己也要求财神爷保佑发财,别人放鞭炮,咱也跟着放鞭炮。
过节的活动形式呈现在公众社会的主要是放鞭炮,比较单一。
其他社会群体与这个新兴的节日还有些隔膜。
可能他们不信真有财神,有些人宣称“什么神我也不信”,更不信财神能保佑你发财,“钱财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你能求到的”。
有些人不能认同这种过节的方式,“如果真有财神,这震天动地的鞭炮也把财神吓跑了,还能保佑你发财?
”他们已习惯了安静、平和的生活和整洁优美的环境。
财神节把这一切都打破了,噪声扰民,空气污染、交通堵塞。
现在人们由最初惊奇到慢慢接受承认这个节日,即使不认同这个新兴的节日,人们也能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别人对财神的信仰、崇拜,对节日的热衷。
“咱不信不说别人信的错,咱信不说别人不信的错。
”这是当今人们普遍的态度。
三、财神节祭拜的财神有哪些
1、赵公明(武财神)。
关于赵公明的早期记载见于《淮南子》、道教经典《典籍实录》和干宝的《搜神记》等,其名字为“赵光明”,形象为“骑黑虎,执银鞭”,身份是道教“玄坛元帅”,是“冥神”。
直到元明时,他的身份才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财神。
元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载:
“赵元帅,姓赵讳公明,终南山人也。
……元帅之功莫大焉。
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
”明初王琎在《琅琊金石辑注》中说:
“财神者,姓赵名朗,字公明,琅琊古来有之。
……辖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专司人间迎祥纳福之责”。
武财神赵公明在古琅琊以及胶东一带影响很大。
这一带供奉的财神多为武财神赵公明。
近现代武财神赵公明的形象多为:
右手举钢鞭,左手托金元宝,四周还有奇珍异宝等装饰。
2、关公(武财神)。
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是河东解州(今运城市盐湖区西南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今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
解州自春秋战国之后,一直是早期晋商活动的中心,那时的晋商主要靠贩卖解州盐池的食盐而知名,因此最早发达的晋商是盐商。
由于关公是晋商正宗的老乡,关公死后,晋商便开始尊奉他为财神。
晋商走到哪里,就把关帝庙修到哪里。
关公“诚信仁义”的精神一直被晋商所秉承。
明清时,晋商“贸易天下”也“富甲天下”,受晋商成功经营的影响,关公随即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商贾们普遍信奉的武财神。
武财神关公在山东的影响(尤其距离山西较近的鲁中鲁西一带)很普遍。
作为武财神的关公,形象威武,左手捋着长须,右手紧握青龙偃月刀,气宇轩昂,威风八面。
武财神关公在胶东一带的影响仅次于赵公明。
以上两位武财神在中国北方影响较大,在中国南方也有一定的影响,属于全国性的财神。
3、增福财神(财帛星君)李诡祖。
近二十年来,在青岛市区、城阳区、崂山区、黄岛区以及即墨周边地带有把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财神节说成是增福财神李诡祖生日的说法。
有人考证说据《许真君玉匣记》(相传晋许逊撰)所载,增福财神(财帛星君)即李诡祖,淄川人,北魏孝文帝时曾经当过曲梁(今河北省曲周县)县令,廉政有德,爱民如子,常以俸禄布施贫民,民以为德。
去世后立祠祭祀。
《玉匣记》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是增福财神李诡祖的生日。
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封其为“神君增福相公”,元代封“福善平施真君”,明代则在后唐封号基础上,封其为“增福财神”。
增福财神李诡祖在二三十年以前,并没有在胶东一带产生影响。
研究者认为,增福财神李诡祖之说可能是近二三十年东北人来山东传入的(当年闯关东人中有许多河北人),可能与李诡祖曾经当过曲梁(今河北省曲周县)县令有德政有关。
具体来由有待调查研究。
4、文财神比干。
比干为商纣王的叔父。
他对商纣王荒淫失政常常当众犯颜直谏,为此遭到了商纣王忌恨。
据明代成书的《封神演义》所言:
有一次商纣王以治妲己心口痛病为由,竟当众向比干索要他的心脏,盛怒之下的比干执剑剖腹,摘下心脏掷地而去。
相传由于比干舍去自己的私心,剩下的都是公心,所以在明代便被民众尊为公正无私心的文财神。
神龛上的比干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手捧如意,足登元宝,长须冉冉,一副典型的文官财神打扮。
文财神比干在山东半岛民间有一定的影响。
其他各路财神:
陶朱公范蠡(善经营生财有道的财神)、刘海蟾(撒钱济贫的财神)、文昌帝君(护佑读书人的财神)、五路财神、利市仙官、和合财神等等。
这些财神除了文财神比干之外,其他各路财神在山东民间的影响极为有限。
在即墨及其青岛周边地区,最有影响的是赵公明武财神,其次是武财神关公和文财神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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