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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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
试论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
2003级考古专业郭长江
指导教师陈洪海
内容提要:
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在汉江中游并行发展,联系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反映在文化面貌上的共同点也比较多。
这一情况,为研究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材料。
因此,笔者从此区域两种文化的陶器、生产工具、墓葬着手站展开讨论,汉江中游对两种文化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
一、前言
汉江中游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交汇之地,而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在汉江中游也形成交汇地带,此区域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在此两种文化系统并行发展,联系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反映在文化面貌上的共同点也比较多。
研究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对于探讨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关系,乃至探讨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融合过程都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笔者拟从此区域两种文化的陶器、生产工具、墓葬着手,来分析讨论两种文化的关系。
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属两个不同流域的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两个流域的典型文化,近年来,对两种文化的研究也趋于全面化,系统化,但针对研究,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资料甚少。
1980年李文杰先生曾在中国考古学第二次年会文集上发表《试论青龙泉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一文,但此文仅从陶器入手,其他方面没有涉及。
随着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考古工作在汉江中游地区得到飞速发展,此区域的考古资料也逐步完善,特别是《青龙泉与大寺》、《淅川下王岗》大型报告的发表,以及《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专著的发展,对研究二者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笔者有幸参加2006~2007年湖北郧县大寺遗址的发掘工作,因此笔者想以此为楔基,对汉江中游两者文化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讨论。
二、研究简史及分期。
(一)、研究简史:
1956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了晚于仰韶文化而早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第二期遗存,不久又在关中东部的华县泉护村,华阴县横陈村和晋西南的平陆盘南村遗址发现了庙底沟遗址二期遗址。
1958年原襄阳专署文化局文物普查时发现青龙泉,大寺遗址,同年10月进行复查,12月开始度掘,1959年10月16---1962年5月9日,中国社科研究所,长江规划办公室考古工作队先后五次发掘青龙泉,1959年~1964年4月,先后五次发掘大寺遗址,此后,配合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在郧县和均县展开调查和试掘,此后,青龙泉和大寺遗址的综合资料于1991年发表。
1959年3月,长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对淅川县下庥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文化堆积较厚,其内涵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
1965年和196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工作队在河南淅川黄栋树遗址两次发掘,发现其文化遗存从早到晚经历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个阶段。
1971~1974年河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长规办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对淅川下王岗遗址进行发掘,只清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乱石滩文化房基43座,陶窑5座,灰坑27个,墓葬656座,出土各类遗物5914件。
1978年7月,商县博物馆对陕西商县紫荆遗址进行首次发掘。
其简报将其新石器遗存共分为四期,而后调查发现了洛南县沟滩和焦村等遗址。
1982年对紫荆遗址进行第二次次发掘,将发掘简了将其文化分为五期。
1991年,1992年春,1992年秋,1994年,1996年,1998年共六次发掘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经历仰韶文化,屈家岭青龙泉二期,石家河青龙泉三期,龙山文化晚期四时期文化遗存。
(二)分期:
根据考古类型学来分析,青龙泉F6是一座长方形双室大房子,保存较好。
出土的器物较多,主要有陶盆形鼎、瘦腹罐形鼎、鼓腹罐形鼎、小口中领瓮、深腹盆、花边状圈足钮器盖、薄胎钵、浅睃钵、斜腹筒形罐、壶形器、瓶、双腹豆、敛口鼓腹瓮,以及石斧、石铲、石锛、骨镞和象牙梳等。
青龙泉Hll为不规则形大坑。
包含物丰富,主要有陶小口高领瓮、高柄杯、双腹豆、红顶薄胎钵、花边状圈足钮器盖、圈足钮器盖、带流盆、宽沿盆、翻唇盆、矮圈足杯、大口瘦腹缸、圈足碗和骨凿等。
青龙泉Fl、F2和F3三者层位一致,形制相同,为长方形单间房子。
所出器物较丰富,主要有陶小口高领瓮、高柄杯、双腹豆、豆、带流盆、红顶薄胎钵、鼓腹罐形鼎、大口鼓腹罐、敛口盆形鼎、大口瘦腹缸、大口鼓腹缸,以及石斧、石铲和石锛等。
大寺H9为筒状窖穴。
出土器物有陶喇叭形薄胎杯、钵、花边钮器盖、鼎足、陶环,以及石锛和蚌镰等。
下集H9为袋状窖穴。
主要出土器物有陶圈足杯等。
黄楝树Fll为长方形双连间房屋,保存较好。
出土器物73件,其中居住面上的陶器有五组,计29件。
主要器类有陶盆形鼎、圈足钮器盖、壶形器、双腹豆、中圈足豆、高柄杯、矮圈足杯、小口高领罐、钵、彩陶纺轮,以及石镞、石球、石斧和骨镞等。
下王岗H199为袋状窖穴。
主要出土物有花边钮陶器盖、石凿、石镞和骨镞。
八里岗H38为袋状窖穴。
出土陶器有彩陶壶形器、圈足钮器盖、薄胎杯等。
八里岗H43为袋状残坑。
出土陶器有大口鼓腹罐、折沿浅腹盆、罐形鼎、豆和喇叭形薄胎杯等。
八里岗H121为袋状窖穴。
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鼓腹罐形鼎、敛口盆形鼎、喇叭形薄胎杯、高柄杯、矮圈足杯、花边状圈足钮器盖和双腹矮圈足盆等。
八里岗H127为袋状窖穴。
出土陶器包括有圈足钮器盖、豆、带流盆和喇叭形薄胎杯等。
八里岗H133为袋状窖穴。
出土物较丰富,陶器主要有鼓腹罐形鼎、红顶薄胎钵、带流盆和双腹碗等。
八里岗H150为袋状窖穴。
出土陶器有鼓腹罐形鼎、壶形器和红顶薄胎钵等。
八里岗HG2为一条不大的灰沟。
出土物较多,陶器主要有鼓腹罐形鼎、喇叭形薄胎杯、高柄杯和大口鼓腹罐等。
从各组器物群的情况可以看出,第一、二组所出的陶器较为接近,其部分陶器与江汉平原屈家岭类型早期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时代相当。
第三组的部分陶器与屈家岭类型晚期的同类器物相近,时代相当。
由此,笔者比较赞同樊力将青龙泉二期类型的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又包括早、晚两段(表一)的说法。
表一青龙泉二期类型分期表
青龙泉
大寺
黄楝树
下集
下王岗
八里岗
早期早段
(一组)
F6
H9
早期晚段
(二组)
H11
H9
H199
H38、H43、H121、H133
晚期
(三组)
F1、F2、F3
F11
HG2、H127、H150
从青龙泉遗址的地层关系考查,青龙泉F1、F2和F3位于T44等探方的2B层下,打破第3层,三者层位相同,结构及走向一致。
青龙泉H11位于T62、T67的第8层下,打破第9层,而T62、T67的第3层为Fl等西边广场垫土,所以Hll在层位上早于F1、F2和F3。
青龙泉F6位于T43、T46、T48等探方的7A层下,而7A层又与T62等控方的第10层相连,际为同一层,故F6在层位上早于H11。
它们的早晚关系为:
F6最早,H11稍后,F1、F2和F3最晚;它们分别拥有代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器物群。
而根据各遗址遗迹单位陶器共存关系的排比可知:
大寺H9与青龙泉F6的时代大致相同,编为第一组,时代最早;下王岗H199、下集H9、八里岗H38、H43、H121、Ht33等与青龙泉H11的时代基本一致,编为第二组,时代居中;黄楝树F11、八里岗HG2、H127、H150等与青龙泉Fl、F2和F3的时代大体相当,编为第三组,时代最晚。
两期的绝对年代可由八里岗Hl33、黄楝树F11和青龙泉FI所出木炭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得知。
八里岗H133属早期,其第四层所出木炭经过测定,年代为距今5570±95年(此数据由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提供,半衰期5730年),数据有些偏早。
黄楝树Fll和青龙泉F1属晚期,年代分别距今4220±95年和4500±200年(半衰期5730年),与江汉平原屈家岭遗存晚期的绝对年代大体相当。
庙底沟二期文化分期:
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分布在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区及洛阳地区,它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主要遗址有:
陕县庙底沟二期,平陆县盘南村,洛阳市王湾二期晚和华阴县横阵村龙山文化层。
主要有两个特点:
(1)几处都有菱形带状纹彩陶罐图案与大河村第四期的网纹近似,庙底沟二期甚至还有小口尖底瓶,说明距仰韶文化晚期还不远。
(2)有些陶器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相似。
如庙底沟二期的圆底罐形鼎。
,其形制、纹饰者与青龙泉中层的很像,薄胎喇叭形杯,与青龙泉中层的蛋壳彩陶标本相似。
盘南村和王湾二期晚都有双腹豆,这都是受屈家岭文化晚期影响的结果,说明前期的年代与届家岭文化晚期大体相当,从而间接地证明它早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
再从C14测定的年代数据来看,庙底沟二期H1558为公元前2310±95年,也的确早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上层。
以上事实说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早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而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前期,应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后期大体相当。
后期的主要遗址有:
偃师县“滑城”(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Ⅳ区(H1)。
以“滑城”为例,与前期相比,共同点是都有平底鼎、大口深腹罐、斜壁盆和灶。
但也有差别,表现在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夹砂陶减少,泥质陶增多,未发现小口尖底瓶。
说明后期距仰韶文化晚期较远,而距河南龙山文化中期较近,恰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
从浒西庄遗址的发掘资料,笔者了解到该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陶器分期的某些情况:
(1)早期的鼎为敞口、宽唇、腹部较圆缓,腹底交接处圆钝或器腹虽然较直,但到近底部时较斜缓地折向底部,鼎足上部与下部的宽度比差较小,晚期的鼎为侈口或直口、窄唇、直腹,腹与底交接处折成直角,足上部与下部的宽度比差较大。
(2)早期的,斝为折腹釜形,短颈,腹径很大,腹部折成锐角;晚期的斝有的为折腹罐形,腹径较小,腹部折成钝角。
有的为圆腹罐形,有的器身为筒形。
(3)早期的大口深腹罐口部较敞,唇外侈,唇内折棱明显;晚期的口部有向内收敛的趋势或呈直口,唇内无折棱。
(4)早期豆把较细长,有的有镂孔;晚期豆把较粗,无镂孔。
(5)早期的深腹盆较矮,腹部较圆鼓;晚期的器身较高,腹较斜直。
(6)早期多鼓腹罐;晚期多圆腹罐。
在关中东部及商洛地区,笔者认为紫荆与横阵遗址可能时代较早。
因为,一方面这两处遗址所出陶器较为接近于浒西庄早期陶器。
例如紫荆的罐口部较敞,唇内折棱清晰,与浒西庄早期大口罐特征一致,横阵鼎,近于浒西庄早期鼎;另一方面,紫荆H124及横阵H37均出有尖底瓶,横阵H91还出有彩陶。
如果我们把底沟二期文化视为脱胎于仰韶文化的看法不误,那么尖底瓶与彩陶的出现就应是该遗存时代较早的反映。
虫陈村及沟滩的年代则可能较晚,这是因为,两处遗址都未见彩陶与尖底瓶,同时又都有一些器物明显接近于浒西庄晚期的陶器。
三、文化内涵的分析
(一)、陶器
以下是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文化内涵分析,笔者将根据陶器的陶色、陶质、纹饰、制法、器形的整体以及局部特征,主要根据考古类型学着手来展开分析讨论,对汉江中游两种文化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陶色: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一般以灰色为主,其次为红色,再次为黑色。
据有龙泉部分探方统计,在该遗址屈家岭文化陶器中,早期灰陶占63%,红陶占25%,黑陶占11%。
晚期灰陶占54%,红陶占31%,黑陶占14%。
黄楝树遗址的屈家岭文化陶色未见详细的统计数据,但三种陶色的多少顺序和青龙泉是一致的。
庙底沟二期文化见表
(二)。
陶质: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
以青龙泉为例,夹砂陶占47%。
其余的为泥质陶。
综红陶色、陶质两个方面的特点,可知青龙泉类型屈家岭文化的陶系特点是夹砂灰陶较多(早期占52%,晚期占30%),其他依次是泥质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
庙底沟二期文化见表
(二)。
摘选庙底沟的三个灰坑(H551、H567、H568),把它们的陶系、纹饰、器形的总数和百分比列表如下,加以说明。
表
(二)龙山文化(灰坑55l、567、568)陶系及纹饰统计表
纹饰: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以素面为主,纹饰不发达。
以青龙泉为例,其屈家岭文化二期,素面陶都占80%,在很有限的纹饰中,弦纹占第一位,其他纹饰都不多。
如青龙泉屈家岭文化二期弦纹11%强,篮纹明显增多,占4%,附加堆纹、镂孔、波形纹、划纹较少,圆窝纹、三角纹等最少。
除一般纹饰外,还有彩陶,有的涂红衣。
彩色多用黑色,少部分用浅红色或紫红色,多绘在橙黄地上。
花纹主要绘在壶形器、盂形器和罐的腹部,少数绘在盘、盆的口沿上,器内绘彩的只有薄胎杯。
花纹比较简单,主要有斜方格纹、平行条纹、漩涡纹,次为棋盘纹、宽带纹,还有仰韶文化中常见的以的圆纹、弧线纹、凹边三角纹、斜平行线组成的图案。
个别的以平行条纹、心形纹、篦点纹组成的图案,绘于蛋壳彩陶杯和红陶杯内。
庙底沟二期文化见表
(二)。
制法: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主要是手制,其次是轮制。
手制器物除少数怀、小器盖等采用手捏外,其他均采用泥条盘筑法,并经慢轮修整,规正匀称,器表多经磨光。
庙底沟二期文化见,全部是手制。
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有的经慢轮修整,规正匀称,器表多经磨光。
平底器的器壁和器底分别制作,而后结合在一起,结合痕迹比较明显。
器形: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主要有罐形鼎、盆形鼎、罐形甑、带流盆、翻沿盆、折沿深腹罐、大口罐、高领罐、缸(有的称尊)、双腹豆、高圈足怀、喇叭形薄胎杯(包括蛋壳彩陶杯)、壶形器、圈足孟、盆形澄滤器、红顶钵(也称红顶碗)、器座、花边纽器盖、纺轮等。
庙底沟二期文化见表
(二)。
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干龙山文化早期,分布在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医及洛阳地区,它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主要遗址有:
陕县庙底沟(二期),平陆县盘南村,洛阳市王湾(二期晚)和华阴县横阵村(龙山文化层),主要有两个特点:
(1)几处都有菱形带状纹彩陶罐(图一,下4、5)图案与大河村第四期的网纹近似,庙底沟(二期)甚至还有小口尖底瓶。
说明距仰韶文化晚期还不远,
(2)有些陶器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相似。
如庙底沟(二期)的圆底罐形鼎(图一,下3),其形制、纹饰者与青龙泉中层的很像,薄胎喇叭形杯(图一,下7)与青龙泉中层的蛋壳彩陶标相似。
盘南村和王湾二期晚都有双豆(图一,下8)。
这都是受屈家岭文化晚期影响的结果,说明前期的年代与届家岭文化晚期大体相当,从而间接地证明它早于青龙泉文化。
再从c14测定的年代数据来看,庙底沟(二期)H1558为公元前2310±95年,也的确早于青龙泉上层。
以上事实说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早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而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前期,应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后期大体相当。
后期的主要遗址有:
偃师县“滑城”(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Ⅳ区(H1),。
以“滑城”为例,与前期相比,共同点是都有平底鼎(图一,下2)、大口深腹罐(图一,下、9)、斜壁盆和灶。
但也有差别,表现在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夹砂陶减少,泥质陶增多,未发现小口尖底瓶。
说明后期距仰韶文化晚期较远,而距河南龙山文化中期较近,恰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
下面具体比较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尤其是后期)的关系,二者文化的共同点,表现如下:
第一,陶质方而,都以灰陶为主,往往同一件陶器各部的颜色深浅不匀或半红半灰,这一点尤其相似。
第二,纹饰方面,从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上层看得最明显,在泥质陶中,除素而(占百分之六五)外,篮纹居第一位,占百分之二十六,在夹砂陶中篮纹占百分之四十七,趟过了素而(占百分之四十六)。
该遗址临近中原地区,篮纹突然变得这么多,显然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影响有关;青龙泉上层的交错篮纹与二里头Ⅳ区(H1)的很相似;另外,有些盆、大口罐缸的颈部施一、两周绳索状附加堆纹,其风格与“滑城”的(图一,下6、9)相同。
第三,器形方面,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文化出现少量的斝,系受庙底沟二期文化影响的结果,因为后者早已有斝,青龙泉上层的斝有三种形式。
(1)扁折腹斝,腹底皆施篮纹,折棱处施附加堆纹(图一,上1),器身与庙底沟(二期)的(图一,下1)相似,唯袋足瘦小;
(2)罐形斝,球形腹,圆锥形袋足,通身施篮纹,与二里头Ⅳ区(H11)的相似,唯后者的腹部呈扁圆形;(3)盆形斝(图一,上2)。
图
(一)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文化的陶器
另一方而,两个文化之间又有若干差异,表现如下:
第一,纹饰方面,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附加堆纹呈带状较多绳索状较少,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均呈绳索状;屈家岭文化有一些篦划纹,庙底沟二期文化则未见。
第二,器形方面,两个文化圈足器的多少相差悬殊,以豆为例,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上层的豆在泥质陶中约占百分之十二,庙底沟(二期)的豆在泥质陶中仅占百分之一强,器物群也不同。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盆形鼎、喇叭形擂钵和厚胎喇叭形杯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见,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平底鼎、斜壁盆和灶(图一,下11)在青龙泉文化中也未见。
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盆形鼎、喇叭形擂缽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平底鼎、斜壁擂缽(图一,下10)的形制不同。
以上从陶质、纹饰、器形三个方面可以看到汉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曾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较大的影响。
当然,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如“滑城”的直筒形缸(图一,下12)和二里头Ⅳ区(H1)的尊,分别与青龙泉上层的直筒形缸和尊相似,这也足以说明屈家岭文化对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2、生产工具
笔者将根据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生产工具的石器、骨器的整体以及局部特征进行综合、分解,根据考古类型学着手来展开分析讨论汉江中游两种文化的关系。
1、石器
屈家岭文化石器中,用于农业生产的,主要有斧、锛、锄、镰、刀等;用于渔猎的,有网坠、镞、盘状器、球。
用于制作生产工具的,有凿、钻、砺石等;用于加工谷物有杵等。
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石器,主要是磨制的,就用途和器形而讲,农业生产工具有斧、锛、刀、镰。
加工谷物:
磨盘、杵等。
渔猎工具有:
镞、叶形石片、弹丸。
屈家岭文化的斧:
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郁是双面刃,主要用于砍伐。
在以刀耕火种为特征的旱作农业中,砍代杂树灌木是不可缺少步的农事活动。
斧身为近似长方形,这种形态的斧多数比较大而厚重,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常见于年代较早的文化遗存。
在屈家岭文化中,则多见于屈家岭晚期一阶段(图二、1),其主要形态和特征和庙底沟二期的斧一致(图三、3)。
还有上窄下宽斧身呈梯形的斧,这种形态的斧一般以中小型为主.多出于年代较晚的遗存中。
例如在屈家岭晚期二遗存中,中小型的梯形斧在比例上就大大超过了晚期遗存,在平原地区的遗址中,此种斧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图二,2),其主要形态和特征和庙底沟二期的斧一致(图三、4)。
实用性斧的逐渐小型化,可能与原始农业的不断进步有关,因为砍伐量和费力的粗活减少了,对大中型厚重斧的需要也会随之减少。
在报告中有种石斧也称作礼仪性石斧,同时也被称为钺(图二,14),形状大多为近似长方形,顶端略窄于刃端,双面弧刃,形体扁薄,通体磨光,上端有对钻的圆孔。
由于此类斧在遗址中出土不多,制作又特别精致美观,所以不大可能用于农事,而极有可能是一种礼仪
性用具。
由于此类斧在遗址中出土不多,制作又特别精致美观,所以不大可能用于农事,而极有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用具。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斧都是长方形厚斧,横剖面作钝角的长方形(图三,1---4)。
斧刃部较宽,顶部及刃部皆因砍击而崩裂,磨制细致,刃部对称与斧身有显著的分界(图三、4),,其主要形态和特征和屈家岭文化的斧一致(图二,2)。
屈家岭文化的锛:
数量仅次于斧,形状一般与斧相似,但以长条形的较为多见。
锛是单面刃,装柄的是刃部与柄垂直。
锛主要用来刨掘土地,也可用求刨砍树皮等(图二,3),其主要形态和特征和庙底沟二期的锛一致(图三、5)。
图
(二)屈家岭文化的石器
1、2、斧3锛4盘状器5刀6、7镰8球9~~11镞
12锄13、16凿14钺15钻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锛一般的形状均鞍小,都作扁平的长方形,横剖面也作长方形,单面刃。
有的锛(图三,7)顶端稍窄,刃部鞍宽,可能利用仰韶文化的石铲改制而成的,用来刨掘土地。
有的锛(图三,8)顶残缺,磨制精致,单孔,可能是用有孔石斧改制成单面刃的。
可用求刨砍树皮。
进入金属时代,锛逐渐变成木工器具,从而失去了农用功能。
在青龙泉遗址发现锄很多,大寺等遗址也有发现,但中原地区未见,因此它可能是一种适用于山区旱作的农具。
锄全部是打制的,一般用石片制成,特点是上窄下宽腰带肩,弧形刃(图二,12)。
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掘资料中暂时没有发现锄。
屈家岭文化的镰大多数遗址都有发现,以青龙泉和屈家岭两个类型发现最多,如屈
图(三)庙底沟二期的石器
1~~4斧5~~8锛9~~11刀12、13镞14叶状石片
家岭和黄楝树各出土十件。
镰属于复合型的装柄农具,主要用于收割禾类植物(图二,6、7)。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镰(二,1),在陕县庙底沟仅1件。
已残缺,作长条形,在一长边有刃。
屈家岭文化的刀:
多见于青龙泉类型,一般为长方形,有些一边钻有至二个小孔,作穿系用。
这种刀是从仰韶文化中延续而来,其功用较多,既可以割取禾穗,也可以加工食品(图二,5),其主要形态和特征和庙底沟二期的刀一致(图三、9)。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刀从制法上看有打制和磨制两种。
利用由砾石上打下的石片,先修成矩形,再在两侧凿成缺口;也有不加修整,在椭圆形的石片上凿出缺口的。
总的特点较仰韶文化的打制石刀在刃部及边缘上加工稍多。
(图三、9)。
磨制的刀多呈钝角长方形,单孔,刃在长边的一端。
穿孔法有下列三种:
①由单面钻(图三,10);②从两面对钴;③两面用凹沟划透,或再在沟中穿孔(图三,11)。
屈家岭文化的镞大多数遗址都有发现,但以山区及丘陵地带发现的居多。
青龙泉谈址出土九十五件。
屈家岭遗址未作统计,从报告上看,数量也不少。
形状如树叶或近似菱形,脊棱不明显,确的无铤,有的有铤,分化不显著(图二、9~11)。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镞(图三,12、13;)皆呈三角形的薄片,其大小相差不多,一般长度都在3厘米左右。
其中(图二、10)其主要形态和特征和庙底沟二期的镞一致(图三、14)。
屈家岭文化的网坠发现数量不多,全部为打制,但在2007年的大寺遗址发掘中发现较多(资料尚未公布)。
在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暂时没有发现网坠,这很有可能和两种文化的地域生活环境有关。
屈家岭文化的盘状器主要发现于青龙泉遗址,采用石片或砾石打制而成,多保留有砾石面(图二,4)。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叶状石片(图三,14)全体呈叶形,一侧微经加工,可能是石矛的末成品。
屈家岭文化的球:
见于青龙泉、屈家岭和下王岗遗址,大多经过琢磨(图二,8)。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弹丸(图三,10),由天然砾石稍加磨制而成。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磨盘扁平,两端残破,正面因研磨而成凹槽。
从形状较大、研磨面平整来看,和仰韶文化研磨赤铁矿的磨盘不同。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磨杵(图版染拾,3)利用天然砾石制成,在研磨面上附有赤铁矿的痕迹,背面有供握手用的鼓起的凸柄。
这两者和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有着很大的关系。
由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都是粟作农业,两者恰是加工粟作农业的工具。
在汉江中游以及长江流域很少发现磨盘、仅仅发现少数磨杵。
屈家岭文化的凿按形态和功用分,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为长条形,单面刃,发现较多。
这种凿可能主要用来加工木料(图二,13)。
第二种为圭形,双面刃,也有的报告称为雕刻器。
这种器形出现于大溪文化和仰韶文化中,屈家岭文化中继续沿用。
是一种很有特色的石器。
有人认为它是切割石料的工具,切割方法是以刃部带动解玉砂将石料磨断。
在太溪文化中还发现一些石器或石料上有尚未切割断的豁口,与圭形凿的刃端颇相吻合,从而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图二。
16)。
钻头:
主要发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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