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与大屠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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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与大屠杀
就如齐格蒙·鲍曼在作品里说的:
“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的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大大多数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生活里也从未想过去杀人”。
但他们在国家,这个冷酷的最无情的形而上的动物召唤下,把人性最恶劣的一面以服务于国家的名义给展示出来并付诸于实践了,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认为“他是在致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齐格蒙·鲍曼给人最具启发性的观点则是“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哥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
“大屠杀漫长而曲折,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它肇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
如果没有现代化理性产物的官僚制,大屠杀在齐格蒙·鲍曼看来,绝对不可能这么有组织,有秩序,有步骤的实施,这一点齐格蒙·鲍曼的看法是建立在历史的论证上的,因为在大屠杀过程中,人的道德性之所以被扼杀,原因齐格蒙·鲍曼认为是“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风”。
齐格蒙·鲍曼认为原因就在于,德国在向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国家转化过程中,社会功能的失调,导致了的道德本能的分崩离析,使得的民众的道德归属感没有了基础。
这样原来属于社会与道德自我调整的领域被国家权力代替,因此“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
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
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
“最终的结果是,取代冲突权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的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
“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
“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在把个人对族群的偏见转化为一种系统的思想过程中,这个知识谱系的逻辑如此被演绎——首先是希特勒等个人偏见,其次在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后转化为种族主义歧视的一项政策,最后通过系统的官僚制转变为一种思想。
这个逻辑过程“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统治。
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并对指令从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力的人所为”。
“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这本着则要求站在犯罪的一边”。
齐格蒙·鲍曼认为,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到彻底靠理性设计生活方式,不仅被证明是彻底为本人性的,扼杀人的道德性与自省能力,是一种失败的表现,也是耻辱,因为“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理性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
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
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
现代性与大屠杀》
(英)齐格蒙·鲍曼译林出版社2011
1、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P9
2、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
P10
3、鲁本斯坦《历史的狡计》,“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
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
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
.....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P13
4、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必须牢记(各族灭绝的)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
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
”P33
5、犹太人与基督教是相生相伴的。
正因为如此,犹太人跟基督教世界里所有其他令人讨厌和无法被同化的群体不同。
与任何一个异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既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开端并因此有望获得结局的插曲。
相反,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基督教实质性的他我。
P49
6、基督教如果不维护和强化使犹太人分离的基础——一个本质上既是希伯来人的继承者又是其征服者的观点——就无法再生产自己,当然也就无法再生产使全世界达到基督教团结的统治。
这样,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成了对犹太人的疏远。
P49-P50
7、作为基督教自我构成和自我再生产之副产品的犹太人之不协调的生产是使得犹太人在其他“欧洲内部的恶魔”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主要原因。
P52
8、拉奎尔《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在活人的眼中,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的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剥削者的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的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
”P54
9、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
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可以把犹太人看做是所有被愤恨、被恐惧或者蔑视的事物的化身。
他脑子里有布尔什维克思想,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同时又代表着腐朽的西方民主的自由精神。
在经济方面,他既是资本家又是社会主义者。
他被指责是好逸恶劳的和平主义者,但非常的凑巧,他又是战争永不止歇的煽动者。
”P54
10、马克思承认“犹太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它们都以鼓励个人利益、进行交易、追逐金钱而闻名。
而如果要把人类的共存建立在更加安全、更加理智的基础之上,就不得不把两者根除。
它们共同胜利了,但也将共同灭亡。
两者同生共死,一个消亡了,另一个也要被毁灭。
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从犹太教义中解放出来,反之亦然。
P63
11、犹太人不仅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外来者。
总而言之,他们抹杀了主人与客人、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差异。
并且当民族变成群体自我建构最重要的基础时,他们就开始抹杀最基本的差异: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
P69
12、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
现代性也使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
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惟一衡量尺度的时代,需要提这样一种理论,以便在新的、跨越界线比以前更加容易的环境下来划分界线和维护界线。
简而言之,种族主义就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P83
13、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却宣布存在着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地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
P88
14、在纳粹分子对完善社会的设计中,他们所追求并决定通过社会工程实施的方案将人类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将得到关心备至的培育并获得“生存空间”,而无价值的生命则将被“保证距离”,或者——如果距离疏远不可行的话——进行根除。
P9·1
15、总而言之:
在纳粹分子建立毒气室之前,他们就依照希特勒的命令企图通过“仁慈杀害”(虚伪地起了绰号叫“安乐死”)消灭精神不健全和身体受损的同胞,并通过人种优越的男人对人种优越的女人实施有组织的授精以培育更优越的人种(优生学)。
P97
16、大屠杀不仅神秘地避免了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冲突,也正是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
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
P118
17、1938年11月9日,德国发生了历史名为“碎玻璃之夜”的事件。
犹太人的商店、礼拜堂以及家园被一群难以控制的、实际上受官方怂恿和秘密控制的暴徒的袭击;它们被破坏、被点上了火、被摧毁。
大约有一百人在此事件中丧生。
P120
18、杂草之所以必须被除掉,与其说因为它们是杂草,倒不如说因为这是美丽的而井然有序的花园所要求的。
P123
19、现代化是一种园艺文化。
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
P124
20、一旦现代主义者的梦想被能够在垄断理性行为的现代工具的绝对力量所采纳,一旦这种力量害到了不受有效的社会控制影响的地步,种族灭绝就会接踵而来。
一个思想上迷乱的权力精英和现代社会熏陶出来的理性而系统的行为的巨大便利之间,相对而言是很少会发生短路的(有人几乎想说:
是一种偶然的碰面)。
但是,一旦发生短路,在其他情况下更不明显并因此很容易“被理论忽略”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就会被揭示出来。
P126
21、现代大屠杀在双重意义上具有独特性。
之所以在其他的历史屠杀事件中它是独特的,是因为它是现代的。
之所以它较之现代社会的普通性是独特的,是因为它使得一些通常被分离的现代性的普通因素结合了起来。
P126
22、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与偶发性屠杀相反,系统的灭绝只有通过极端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得以实施,并且也许只有在战争时期的掩护下才能成功。
”P127
23、总而言之,现代文明的非暴力特征是一个幻觉。
更确切地说,这是其自然辩解和自我美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被它合法化的神话。
P130
24、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的内在能力。
要进行这样一个行动,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比方一个种族单一的社会或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以及最重要的是绘制这些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
两种现时代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相遇就产生了大屠杀。
P141
25、如果我们现在质疑谁是致使大屠杀发生的元凶,民主的崩溃(或未出现)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
在缺乏传统权威时,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惟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
P147
26、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
P151
27、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的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理性(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
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
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
它破坏了它自己的目的,几乎摧毁了道德自抑——它惟一的束缚和潜在的救世主。
P197
28、两种理性的一致——行动者的和行动的——不取决于行动者。
它取决于行动所处的场景,而该场景又取决于规则和资源,它们都不为行动者所控制。
P197
29、作为一个复杂的有目的的运作过程,大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
差不多每件事都以最小的代价和付出赢得最大的收获。
.....实际上,大屠杀的组织化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
P198
30、不过,权威的官僚化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却是,个人行为中的道德怪癖遭到揭露的可能性,以及一旦被揭露就会陷入痛苦的道德困境的可能性都萎缩了。
P209
31、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
P259
32、总的来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能依靠理性为他们服务。
但纳粹的统治者又扭曲了游戏的赌注,使得幸存下来的理性会让所有其他人类行动的动机都变成非理性的。
P265
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剥削和死亡集中营。
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宗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
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
结果就是出现了很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
对这些行为是为他们的命令而做的那些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口头上或想象当中;他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它们。
而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则会把它们看成别人的行为,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见注释一)
在活人的眼中,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受剥削者的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的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
随着最初的反现代主义抗争遭到失败以及现代性胜利已经铁定如山,冲突移到了暗处。
在潜在的状态下,冲突则表现为对空虚的极度恐惧、对确定性永无止境的渴求、会有阴谋出现的偏执狂式的神话,以及对永远难以捕获的一致性的狂热追求。
习惯性卷发的犹太人和身着有腰带长袍的犹太人较少受到嘲弄……而跟他们同一教派的、模仿基督教国民的犹太人中的德国爱国主义者却相反……现代反犹主义与其说来源于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倒不如说来源于缺乏差异的威胁、西方社会的同质化、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沿袭已久的社会与法律屏障之被拆除。
外来者之所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团结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因为外来者使群体本身对一个地区实行的控制或者以熟悉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变得不确定了,倒不如说是因为模糊了界线自身,并抹掉了熟悉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的(错误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
得益于现代文明化成就的政府——能够构想没有癌症、害虫和杂草的生命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其掌握的物质资源将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尽管纳粹政权对种族主义宣传投入了大量资源,纳粹教育付出了集中努力,以及用恐怖来威胁对种族主义行动的抵制,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
人们拒绝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实。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有恶意,而是因为他们已知的一切无法让他们去相信。
我们现代理性社会怀疑并抛弃的正是像成吉思汗和彼得隐修士那样的冒险家和半吊子。
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
在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发生的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并把接近暴力的机会进行了再分配。
这种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产品的距离,以为着官僚体系等级中的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
在很多中情况下,他们发现很难让那些结果被看得见。
通常,他们对这些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
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
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官僚体系按部就班地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它按部就班地衡量最佳值,不会区分一个目标同另一个目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区分人和非人目标之间的差别。
重要的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过程的成本。
现代科学中最受尊敬的原则和成就的致命潜力已经被揭露无疑。
将理智从感情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在科学的一开始就已成为其战斗口号。
但是,这些口号一旦被执行,它们就使得科学及其产生的大量可怕的技术应用变成了不道德力量手中温驯的工具。
由于价值和规范被宣布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于是工具性就成为剩下来的惟一一个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
科学要求价值无涉,并以此为荣。
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基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实验室、数额日见其多的工资单,好奇心就得不到满足,真理就不会发现。
大多数旁观者按照文明的规范建议和鼓励我们对不雅和野蛮的事物做反应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少数站起来反对残暴的人却无法找到支持和安慰他们的规范或社会认可。
他们是孤独者;那些替他们反对罪恶进行辩护的人只能引用他们杰出的前人曾说过的一句话:
“我无法改变。
”
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
生存策略的个人化导致了普遍争夺被认为有利或有特权的角色和地位,也导致了讨得压迫者欢颜的努力泛滥横行——代价却总是别的受害者。
可以预料,用处最大的是数字游戏:
数字最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
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次最高和反复重现的语句。
关于大屠杀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以及我们由此对大屠杀的执行者有所了解的,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想到我们也能够去屠杀。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
……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若说大屠杀的造成是由于理性制度的衍生物而来,譬如与受害者的隔离、技术化、官僚组织运作等等,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同样这般冷漠的理性制度来给予众人幸福,其实也是一种徒劳与妄想?
进而言之,不论是怎样的制度,奴隶的、君主的、民主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只要一旦进入社会组织的技术层面,便都背离了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道德责任感,也就是“善”?
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哪一种制度,因着人们对于或大或小的集团利益的认可,总是不可避免地对另一些人造成伤害,制度本身都不具备善的属性,他们的好坏仅在于如何能够尽可能减小不善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其中最关键的两点:
一是无论何种情境下都以利他为首要考虑(这本身与制度无关,但制度却可以影响我们选择利他时所需做出的博弈考量);二是社会声音的多元性,并且保证这些声音的发出与被倾听,如果只是能够发出而无影响或不能被他人倾听,实则也意义不大。
很早以前看过的书,突然想起来是因为那个洛阳的地下室。
为什么那些受害者到后来居然会对罪犯产生依赖,还会为他争风吃醋。
书中讲过一个类似的心理学现象,在绑架案中人质会对绑匪产生类似的情感,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黑格尔从精神与历史的关系中讲过类似的主题,在争取承认的生死斗争中,有人因为怕死所以选择做奴隶,奴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成为主人的附庸。
他们自愿走入了一个封闭的心理洞穴,成为丧失独立意志的被动者,进入奴隶状态,甚至在被拯救时还有抵触情绪。
而在大屠杀中,犹太人对纳粹的积极配合,也可以说是这种心理现象与现代社会大工业、官僚制集中管理的一种结晶。
犹太人进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境地,部分地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人性。
作者批评的不是纳粹或犹太人,也没有简单地将大屠杀归咎于特定的人,比如希特勒这样的人在心理上的恶。
人性的恶自古就有,希特勒不见得在心理上是最大的恶人,但他制造的恶果却最大。
这恰恰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
反犹主义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过,但为什么从来没有过导致大规模种族清洗的结果,其背景正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逻辑。
通过反思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鲍曼批判的正是现代性。
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
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
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所谓“官僚”,是指这种组织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含有一般语境中使用“官僚”一词的贬义。
为了避免误解,有些学者把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改称科层组织。
韦伯认为,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在基本形态。
韦伯指出,在这三种组织类型中,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
因为无法保持领袖人物魅力的弥久弥新,或者领袖人物隐退去世等等,个人崇拜组织从诞生起,衰败也就不可避免。
例如宗教组织在其创立时必须依赖于领袖的神圣光环,但要将信徒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教义和规则,它就开始转变成传统组织。
古代王朝的创立时期,常得益于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们信赖他那种拯救社会的神力,对乌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对领袖的拥戴,并焕发出“打江山”的动力。
而一旦转入“坐江山”,就得实现权威的转变,把神力变成传统,制定典章制度,个人崇拜组织随之平凡化,变成传统组织。
传统组织与官僚组织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实质有很大不同。
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
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
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
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
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
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
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
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
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
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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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的特征
官僚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
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
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
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
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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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面临的挑战
官僚制作为行政组织的一种“经典组织范式”在管理机构得到了广泛的推行。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官僚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过分强调了层级节制体制,要求下级对上级在职务上绝对服从,忽视了下级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民主精神。
(2)过分强调组织利益和组织效率,难以应付社会个性化的发展要求,难以应付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3)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和职能权限的划分,忽视了宏观协调以及消除本位主义的问题。
(4)过分强调人员的稳定性,无过失便终身任职的制度,最终造就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管理人员,造成管理人员得过且过混日子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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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组织的合理性
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
(2)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
(3)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
这种组织的形式、结构和运行机制,表现为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体系。
它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具体表现为它仿佛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具有精密的结构设计,从而具有特定的功能,功能的发挥是依靠所有部件的紧密咬合和秩序协作而完成。
官僚组织充分地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所的追求是通过稳定的、有秩序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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