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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我说未病
我说“未病”
“人生非大病,寿终是正寝”当属人生极求。
谁都熟知“生命不逆转,不病皆大福”。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很多人混杂努力在名、利、的身外,世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湿襟”。
一个又一个生命非正常的逝世,折射出这个日新月异、绚丽多彩世界的不祥阴影,强烈折射出“防病不病”的呐喊,强烈呼唤改变“温水煮青蛙”的生命环境,强烈催促医道转型。
近年来,“现代瘟疫(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呼吸道疾病、精神心理疾病、新型传染病等)号井喷状,越来越流行泛发,越来越年轻,普通医院、诊所、中医、西医、各类药店、到处林立,人满为患,健身中心、减压中心、美容中心、调理中心,蔚为城市景观,良莠难分。
各种健身方法、中外养法、减肥瘦身、保健商品、养生讲座,可谓琳琅满目,人难择从。
医学科技飞速发展器官可以移植,断体可以接续,血管可以打通,面孔可以整型,胚胎复制,人造婴儿,基因组合,干细胞运用,冷冻细胞等,回望健康现状,却发现除一些古老的传染病因公共卫生改善而减少外,“早熟、早衰、早夭”现象却扶摇直上,人们惊叹,“活得太累,病死得太多”苦延“残”“寿”。
强烈渴求“无病人生、无病世界”,这一强烈期望,正好契合中华民族的社会专利“中医治未病”的伟大理论,我们应持经达变,司故纳新,造福国人。
一、未病“今”说
古今文献和医家对“未病”有多种说法,大致有:
一说“未病”就是“无病”,二说“未病”是指无病的情况下采取生方法,防止发病,三说“未病”是指刚发生的轻微的没有变化的疾病,四说“未病”包括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前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五说“未病”包括“未发、未传、未变、未重、未复和未襄”。
众说不一。
据考证“未病”一词由来悠久,源于《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忆病者,何谓也?
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于脾,故先使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说治未病焉”。
《金匮要略》曰“上工治未病,何也?
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从字义来看“未病”即“疾病未成”,广义的“未病”是指人的身体内已有病因存在但尚未致病,包括疾病未发、未传、未变、未重、未复和未襄的人体状态,治未病包含“未病先防、既病防传、控病防重、快愈防复、平为期”的一种整体动态养生防病的人生状态。
治未病理论既是古代医家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更是古人养生修为、处事方略、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为人生活的策略和方法。
故“《国语·晋语八》有:
上医治国,其次疾(治)人”之说,《周易·采辞传》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象传》亦谓“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老子》七十一章又谓“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淮南王·说山训》则谓“良医者,常治未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未乱之患,故无患”。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泻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
因此,“治未病理论提示人们必须调摄,予防于平健康无病之时,慎防痢疾发生,积极及时调治已病之使促进疾病早日治愈,而在疾病初愈时,亦应慎为保养,康复正气,防止疾病复发或迁延痼结”,其内涵的深远与广泛,可以说是对于所有人以及所有人的整生命过程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养生保健原则和生活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20世纪末,全球医学齐经过大讨论,所得的共识是“好的医生应是使不人生病的医生,而不仅是把病治好的医生”。
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是关于健康的科学。
一致公认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其理论是全世界“最先进、最超前”的思维,又将人们的认识带“无病世界,无医世界”的境界,因此,治未病理论和实践是解决当前人类健康和医学创新的重大取向。
一是治未病理论将推动医学模式的重大变节,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相结合的新模式转变,医学理念由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由治已病之人向治未病之人转变,对人的健康和疾病实施全方位、整体联运转变。
二是治未病将促进和提升健康自治水平,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全面。
普及,全面推广,全面实践可促进人们未病先除、有病早治、已病防变、病后护,提升健康自治水平降低生病率,进而提升健康水平。
三是治未病旨在降低医疗费用,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治未病使人们不生产,少生产,生未病或缓解病,可以降低医疗费用的日趋高涨,减少医疗的巨大损失,均为保护劳动,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平。
四是治未病可以促进中西医学的科学发展。
“治未病”对中医的发展既可继承中医学术,彰显中医药特色,也能更好发挥中医的独特优势,全面提升中医水平,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中西互动,促进中西医学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造福人类。
总之,治未病是解决生命危机的首选战略。
治未病是治病难治之症照根本之,治未病是确保健康的唯一途径,治未病是最终实现“无病世界、无医世界”的智慧选择。
二、未病“史”说
治未病的实践活动,发端于原始社会早期,原始人生活在风雨、饥饿、野兽、虫害、疾病的威胁之下,为了生存“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钻燧取火以化腥臊”,“除虫排水清扫卫生、遍采集野果杂草”,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知道讲究卫生,洗脸。
洗手、洗脚、洗澡,建立起卫生习惯,随着酿酒技术和用来制药的汤液的发明,从伏羲教民渔牧、造字、画八卦、制九针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到黄帝教民耕织、制造舟船和运用医药,这些说明人类刚刚迈出脱离动物属性的第一步时,就已经开始了最简单的治未病实践。
到殷商时期,《商书·说命》曰“唯事事及其有备,有备无患”。
说明当时人们已意识预防的重要性。
从大量古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如《诗经》在个人卫生方面“预发曲局、薄言归沐”,在环境卫生方面“洒扑穹窒,洒扫庭内”,在除虫不断鼠方面“穹窒熏鼠,塞向瓘户”,如奇书《山海经》虽不是一部药物专著,但收载药物达一百余种,在预防疾病方面,提到了防疫防蛊,防灭防皮肤病、防五官疾病、防外科病、防脏腑疾病等,在药物使用方法上已采用了内服和外用,内服方法有“服用“和“食用”,外用方法有佩、浴、坐卧、涂抹,这些方法直到今天,有的还在继续沿用。
如《礼记》中记载“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疾病内外皆埽”。
饮食必时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男女婚姻三十曰壮有室。
古代医学从西周时起,已经摆脱了巫术迷信的羁绊,而开始走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设立了完备的医司制度和卫生保健制度。
《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亡,十失二次亡,十失三次亡,十失四为下。
《养生方》有甲、乙两编,共计二百支,包括《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与《杂禁方》大量记载了养生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养生必须遵循天地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水源、生命曾说,人体现象就有了较客观的认识在治未病理论上则提出了改善个人,环境卫生,合理调配饮食等主张,防病保健方面出现了大量治未病的思想,如《周易》的阴阳平衡观,《周易·采辞下》“君子安而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正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理论渊源。
如道家顺应自然的生命观,《道德经》《庄子》有大量的阐述主张人的生命活动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涤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贵秉动形达郁等。
如《道德经》第十六章“治之于未乱”,《孙子兵法·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司马法·仁本》“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如《管子》虚欲存精的固精观,明确提出“道”即“精气”,精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主张虚其欲以存精,提出“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的养生方法,如儒家形神兼养的调神观,《礼记》《中庸》《论语》《孟子》有大量的记载,如《论语·德》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即勤洗衣服,不要偏食,不要久坐等养生防病的道理。
如《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精神调摄的原则至今都是无可挑剔的。
如杂家趋利避害观,《吕氏春秋·尽数》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故必须要作为舞以宣导之。
春秋战国时期,“有备无患”的思想是进一步加强,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说,“书曰: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管子·牧民》曰:
“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这一时期,治未病思想及概念,形成影响较大的当属《易经》《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淮南王》等思想流派,孔子在《易经·象》中解释此卦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提出“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淮南王》“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这些都为治未病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治未病一词完整出现标志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形成,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一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
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爱肝之邪,故曰治未病兮……”《难经》运用五行的理论,丰富了治未病中有关疾病传变的论述。
《难经·十三难》曰:
经言知一为下工,知工为中工,知三为上工,上工有十全九,中工者十全七,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谓也。
以上是《难经》对照《黄帝内经》在治未病认识上的补充和发挥。
到汉代张仲景发展了《金匮要略》中“上工治未病”于首条。
从防治学角度提出了预防和治疗的观点,认为人之所以生病是由于外围虚邪风的侵犯,因此应该养慎,未病重防,扶助正气,既病防变,变而未重,善后及早调理康复,华佗提出了早期治疗和注意生活调理,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的思想主张动形防病药饵养生,仿五禽戏导引,这一时期养生防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量的养生文献和著名医家、养生家,如嵇康《养生论》《答难养生论》,葛洪《抱朴子内篇》,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颜子推《颜子家训·养生编》,张湛《养生要集》,到隋唐时期,治未病理论已经全面系统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特别贡献的是孙思邈,是历代医家享年最高的寿者之一,他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生防病之说,著成《备忘千金要方》,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备忘千金要方》中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以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
”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道家养生防病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防病功法,对我国治未病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特殊贡献。
到宋金元时期,治未病理论和方法更趋完善,如《太平圣惠方》提出安人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道,乃凭于药,故摄生者,先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又如《圣济总录》《养老奉亲书》《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玄机原病式》《脾胃论》《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文献提出了“人和自然合一观”,四脏之气皆禀于脾,食养倍胜于药,阳有余阴不足,吐纳导引等观点丰富了治未病的理论和方法。
著名医家是金元四大家,如刘宪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提出养、治、保、延一体的养生观,即“少年宜养,壮年宜治,老年宜保,耄年宜延”。
张从正倡导食补,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饮食相五脏之所宜,毋使偏倾可也。
若未病之前,从预奉养之法,亦复不生病,纵有微疾虽不服药可矣。
《儒门事案》曰:
李东垣《脾胃论》认为治未病要重视脾胃的训养以扶助正气,抵御邪气提出“养生当实无气,欲实无气,当以调脾胃。
”朱丹溪《丹溪心法》曰“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病之先,盖疾成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夫如是刘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
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
如邹铣《寻亲养志新书》全面阐发治未病思想,到明代著名医家徐灵胎著《医学源流论·防微论》,万密斋著《养生四要》,吴有性《瘟疫论》,汪绮石著《理虚元鉴》等医家和文献全面阐发和运用治未病理论,充分体现了“防微杜渐”的治未病思想。
到清代治未病思想更趋完善,喻嘉言《医门法律》中“未病先防,已病早治“,张金路《张氏医通》,王清任《医林改错》专篇列有“未病”之形状,叶天士《温热论》,吴通《洞晓病条列》主张用药即预防疫病,倡导清理环境,杜绝病源的守险思想,节饮食、重食疗,以食化药的郑重思想,慎起居,重卫生的生活方式等,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1950年,毛泽东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向面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成为我国最早的卫生工作方针,治未病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进入21世纪,治未病顺应健康现状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荣,其精髓将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开启中医药的新时代,将进入改变生命环境提升健康水平的新阶段。
三、未病“治”说
中医治病之“治”,多释为预防和治疗,《内经》之“治”含义①为“治疗、医治”《素问·阴阳应急之谈》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
《素问·标本病传说》说“先病而后逆才,治其本”。
②为治理、管理,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者,土也,治中央”即治理之意。
③调理、调养,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
《素问·阴阳象大论》说“从欲快志于座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所谓治神、治身之治,皆调理、调养之意。
④条达、调顺,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说“坚成之纪……天气洁,地气明,阳气隧,阴治化,燥行其政”。
⑤安定,《灵枢·五乱》说“何失而乱,何得而治。
”中国古代医学理念将医分为三个层次,上医为养生,中医为预防,下医为治疗,中医治未病之治可概括为“无病摄养,未病防因,已病速治,既病控变,变病防传”,全面康复,身心调护、动态衡和。
(一)正气
正气是治未病的首要法则,《内经》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正气在内邪不可干,气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根本,刘河问《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强调,万物的生、长、壮、衰、病、死,均取决于气的盛衰乱绝,他说“人气者,形之主,神之母,三木之本,万物之元,适之也”。
由是气化则物生,气变则物易,气甚则物壮,气弱则物衰,气正则物和,气乱则物病,气绝则物死。
养气治未病主要是保养正气,养气法宋代陈直提出七法,可资借鉴:
一者少语言养真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岂,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节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念养心气。
在实际操作上,是一顺时养气,主要是顺应春、夏、秋、冬的生长、收藏之气的变化和顺应一日之中的平旦、日中、日西的生、隆、虚的变化而顺养,则能防病祛病;二是能养气,养气切忌“体劳、心劳、心劳”进度,耗真散气;三是服食养气,调和饮食,勿偏五味。
明代陈维儒《养生肤语》曰“人生食用,最宜加谨……多饮酒则气升,多茶饮则气降,多肉食谷食则气滞,多辛食则气散,多咸食则气堕,多甘食则气积,多酸食则气结,多苦食则气抑,修真之士,所以调燮五脏,流通精神,全赖酌量五味,约省酒食,使不可则可矣。
”四是情志养气,调和情志,正气则稳,《内经》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五是导引养气,吐故纳新,导引行气是养生的重要法门,法则天地,顺理阴阳,训气、守气、交气、和气。
六是慎药养气不得乱用,要用药物,操作正气。
(二)固“精”
治未闰中,保精是通过固摄阴精,保持阴业的盈满充盛,以达到预防祛病的目的,精是人体生命的根本,阴精充盈因秘,同时,阴精难成易亏,因此保精就是因摄阴精,防止其妄泻妄耗,所以古人说保精有五要,一曰寡欲,二曰节劳,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慎味,因此在日常保精防病要做到一要藏精泻火,二要摄精节欲,三要固精定志,四要补精节度,五要慎精防衰。
(三)守“神”
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及精神思维活动均属神气所主窜,守神起到任万物而理。
《道德经》曰“淡然无为,神气自滞,以此为不死之药”。
《内经》曰“精神内守,病化来”。
守神者生,失神者亡,《类经》曰“善养坐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养生之要》“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
”在守神的方法,主要是一是神志,二是节思虑,三是去忧悲,四是喜怒,五是常达观,六是顺本然,六是静耳目,坚守身心的清静,做到神气的潜藏内守。
提高抗邪防病的能力。
(四)服“食”
治未病通过食饮“服”体以补益精气,生化阴血,祛除病邪,纠正脏腑阴阳之偏而到体内平衡,防病治病的目的,《国礼·天官宰》曰“五味、五符、五药以养其病”。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补骨气以精,谨道以法,长有天命”。
病从口入,积聚则灾。
《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量,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
因此服食防病必须因人因地因时因体质,辨证旗食,四气五味,寒热温凉,药食谨和,食饮体服,真正做到“食对、食安、食淡、食温、食补、食养、食服”达到防病祛病的目的。
(五)治“过”
《素问·经脉别论》云:
“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
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
同士宗注:
“过用,即饱甚、夺精、远行、恐惧、劳苦也。
”张介宾注:
“五脏受气,强弱各有常度,若勉强过用,必损其真,则百病之所由起也”。
所谓“过用”即是说人体疾病的产生与气候、饮食、劳倦、情志、药物等因素“过用”密切相关,自然界有四时更替、六气的不同,人类生活又有饮食劳动及七情变化,当种种致病因素超过了一定常度,违反了事物固有的规律,便会导致人体脏腑气血阴阳偏盛偏衰,机体功能夫其常度而造成疾病。
阴阳学说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相对平衡协调就意味着健康,所谓“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素问·调经论》)“平人无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在)。
若体内阴阳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出现阴阳的平衡失调,则人体由生理状态转为病理状态。
为预防疾病的发生发展,则需“谨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
此外,五行的相生相克、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人的情志活动都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
只有保持这种太过、无不及的状态,一切才能归于平和,才能使人的生命活动、自然现象及世界万事万物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否则就会出现失衡的疾病状态或异常的存在、变化和发展。
中医养生学对于疾病的防治始终贯穿着一个调整阴阳平和的原则,不断纠正失中和的状态。
如《内经》中提到的“顺四时而适寒暑”“心安而不惧”“和喜怒”等养生法则,这也表明了养生立足于匆“过用”原则的合理性。
“生病起于过用”从一个发病观的角度体现了中医养生思想,揭示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真理,劝告人们对外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对内要“恬淡虚无真气守之”,顺应自然规律,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避免因气候过用而造成的疾病。
《素问·宣明五气篇》还指出一定要“谨和五味”,不可偏嗜。
“太过”致病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四气的过用:
四季正常气候变化是人体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人与自然界关系密切,自然界的变化会对人体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中医理论“天人合一”整体观的重要思想之一。
故《素问·生气通天论》云:
“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
此因是之序。
”若违背“因时之序”,反常,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太过或不及时,均可造成人体对“时气”的过用。
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云:
“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命曰气淫”。
第二情志的过用:
精神情志是生命活动的表现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适度有益于健康,若精神反常,情志太过,是为“过用”,过则为病。
《如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则伤脏”,不节制喜怒,病从内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云“暴怒伤阴,暴喜伤阳。
”又如《素问·举通论》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第三饮食的过用:
饮食五味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后天之本。
《素问·五脏别论》云“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
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
若暴饮暴食、饥饱失常或五味偏嗜,饮食不洁,均可造成“过用”,是为发病之因。
故《素问·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素问·生气通天论》亦云“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
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
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
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
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素问·热论》曰“热病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
强调过食肥甘厚味或者五味偏嗜可使疾病迁延难愈或者复发。
要东垣对此多有发挥,云“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义,及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大作。
”
第四劳逸过用:
劳力、劳心、房劳。
运动太过即为过用。
如《素问·举通论》云:
“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素问·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乃为白淫。
”又如《素问·腹中论》曰“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素问·宣明五气篇》云“五劳所伤: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亦云“若入房过度,汗出浴则伤肾”。
可见劳逸太过而致病者,可涉及劳力、劳心、房劳等方面。
第五药物的过用:
药物各具偏性,过用亦能致病。
如《素问·腹中论》云“石药发癫,芳草发狂。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
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即明确说明五味各走其所喜,药性皆偏,攻补皆不宜太过,过量便可致病,甚至可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所以《内经》提出了用药准则,即《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入;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
六、补“虚”
“虚”为百病之由,治虚为去病之要。
冯兆张著《锦囊秘录》中说“经曰: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邪之所凑,其正必虚。
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与故风寒外感,表气必虚,饮食内伤,中气必孙,易感寒者,真阳必亏,易伤热者,真阴必耗。
”治本病对补虚的认识以养生、延年为主,多强调平调缓补量体用药、补虚应审体质盛衰、阴阳消长,择和平纯粹之品保精生长,扶正祛邪,在具体补虚上坚持辨体施行,阴虚补阴,阳虚补阳,气虚补气,血虚补血,阴阳无偏颇者,则用缓和之品实施阴阳平补,在补虚时坚持饮食为主,重视脾胃功能,注意开合灵通,分辨轻重缓急,补虚中必须坚持同时施补。
春季重在补阳,不充滋阴,扶正补益,预防春温、调节情绪,疏肝养肝。
夏季养阴生津,谨防暑湿,健脾温阳,助运化湿,宁心养心,清泄心火。
秋季补虚坚持,润燥养阴,协调阴阳,润肺养肺宣通肺气,培土生金,养胃健脾。
冬季补虚坚持冬宜收藏,毋泄阳气,补贤益精,阴阳并调,动以养身,静以养心,要因人理虚补虚,如阴寒体质,用温热散塞,阳热体质用清润滋阴,阳虚体质用温阳补虚,阴虚体质用养阴补虚,肝阳体质,用平肝潜阳,血虚体质,用补血益气,痰湿体质,用调补温化,瘀血体质用活血祛瘀,气虚体质用益气平补,正常体质用食调通补,从而达到阴阳平和百病不侵。
七、抗“衰”
延缓衰志,推迟早衰,尤其是截断病理衰志的恶性进展是治本病的重要法则,人体衰志是有规律的《黄帝内经》曰:
“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
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
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茶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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