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服饰文化的文献综述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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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服饰文化的文献综述汇总
哈尼族服饰研究的文献综述
(姓名:
李海霞学号:
12012110106专业:
少数民族艺术)
[摘要]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哈尼族的服饰文化从服饰文化的历史与文化、性别与身体、符号与象征、工艺与审美以及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了分类概述,总结了哈尼服饰从遮羞蔽体之物到具有审美时尚的艺术品的全部研究成果及在目前状况下对哈尼服饰的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哈尼族;服饰文化;文献综述
一、引言
哈尼族是聚居于中国西南地区及云南省周边国家的一个一个典型的山居农耕民族,古称“和夷”、“和泥”、“和蛮”。
哈尼族属于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元江和澜沧江之间,主要居住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南岸、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傣族自治县及新平、镇江、元江、绿春、金平等县,建水、石屏两县也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哈尼族自称“卡多”、“雅尼”、“豪尼”、“百宏”、“碧约”、“欧哈”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特有的技能,创造了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服饰是其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作为哈尼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之一,又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一种消费类型,不仅反映了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与他们的社会习俗及其心理意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哈尼服饰类型纷繁复杂,每大类型中又有若干亚类型,因支系不同而各地有异,花样繁多。
因此,不但能成为研究中国服饰起源、发展极有价值的活标本,也为证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共同渊源提供了左证。
“民族服饰是每个民族自然条件、人文背景、传统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综合作用里的结果,它的它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蔽体保暖等功能之上,它还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审美等诸多因素。
”如何透过服饰的物质层面,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而探索巧妙隐藏其中的历史信息,使民族服饰研究成为民族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和突破口。
本文主要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哈尼服饰的经典著作和文章,专注于以哈尼服饰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
在整个评述中,并非强调区域性学术研究的独特关注点,而是以若干相互交叉的、主导不同研究的主题来展开讨论。
二、历史与文化
(一)族源历史
为了便于综观哈尼族服饰文化全貌,有必要将哈尼服饰的历史进程过程略作论述。
哈尼族的历史渊源,民族学和历史学界大致有四种观点:
①东来说;②两向族源多种文化融合说;③红河两岸土著说;④“氏羌系统”南迁说。
东来说以滇南地区部分哈尼族采用父子连名谱系追根溯源到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或山西、河南、江西、贵州等地。
并以此为依据,认为哈尼族与汉族的渊源同出一辙。
两向族源多种文化融合说认为今天从事山居农耕的哈尼族是“由青藏高原南下的北方游牧部落与云南高原北上的南方稻作民族——夷越融合而成的新型稻作农耕民族”。
就族源论,“当是双向的、复合的,即南方土著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与融合”。
就文化论,是一种“南方夷越海滨文化与北方游牧部落的高原文化的化合体。
”红河两岸土著说以出土文物为证据,认为哈尼族系红河地区的土著,与西北高原民族毫不相关。
“氏羌系统”南迁说是比较流行的观点。
它认为哈尼族同今天云南省境内十几个彝语支系的民族一道,其主流均同源于古代氏羌部落族群。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氏羌族群原游牧于青、甘、藏高原。
秦献公时期(公元前384-362年),秦朝势力迅速扩大,大肆进行征服邻近部落侵扰的活动,氏羌族群被迫流迁各地。
在迁徙中,南迁的羌人不断繁衍,形成耗牛种和越嶲羌、白马种、广汉羌等若干部落,活动于今川西南、滇西北、滇东北的广大地区。
史学家将这些南迁的羌人遗裔统称为“和夷”。
和夷名称虽不单指一个民族,但无疑包括哈尼族先民在内。
这一记载,与哀牢山区哈尼族的民间传说基本一致。
哈尼族历史文化渊源的,有关哈尼族长篇迁徙史《尚书·禹贡》和《哈尼族简史》,都有哈尼族历史及其由北向南迁徙的路线和哈尼族源“和夷”的介绍。
近代的书籍,哀牢山区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书中有哈尼祖先生活环境的记忆和现在生活环境的反映,又有对迁徙历史的记录。
李宜林在《哈尼族的历史渊源及社会发展》中提出,公元前二世纪时,叟族即已生活在滇池地区,滇池以南的庐江流域,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有部落组织,他们就是唐代的“和蛮”亦即今天的哈尼祖先。
《云南少数民族》一书,不仅记载了哈尼先民的迁徙路线,更是对哈尼族传说的“诺玛阿美”发源地做了详细的解说。
此后学术界同仁又相继发掘出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先祖过江来》、《雅尼雅嘎赞嘎》等,然以叙史的完整、详尽与生动则首推《哈尼阿培聪坡坡》,故以之为据。
此外,《云南民族史》、《哈尼族简史》等书中则认为,哈尼族属于古代氐羌后裔。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哈尼族居住地是今天的凉山礼州一带,从礼州一带经西昌迁徙到云南地区的,时间大约是唐朝南诏时期,发生在一千五百多年前。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位学者,即朱旭、李泽然,他们合著的《哈尼族局地考》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
一些学者在哈尼族的足源研究中,还有与上述不同的观点,孙官认为,云南红河流域哈尼族先民是哈尼族的主要部分,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本地居民彝族、白族、瑶族的部分先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四川、南京一带迁来的汉族、逐渐融合起来而形成的。
除了以上的研究结果外,当地的民间传说、史诗中“努玛阿美”作为一个祖先的发源地,也引发了一些列讨论。
哈尼族的习俗礼仪中唱到:
“哈尼祖先在努玛阿美,那里是我们祖先开创的家园,那是我们祖先生息的地方。
”努玛阿美不仅作为祖先居住地出现,而且还是灵魂回归的家园。
白永芳博士论文《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中赞同这种说法,她认为努玛阿美不仅是哈尼祖先形成之地,而且是哈尼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有人认为努玛阿美不是哈尼祖先的发源地,而只是迁徙途中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地方。
之所以强化他,是因为它在哈尼族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情节和神圣色彩。
王清华的《梯田文化轮——哈尼族生态农业》中认为,努玛阿美不是哈尼族人种的萌发之地,而是哈尼族最古老的农耕定居之地,因而才具有哈尼族发展史上的“永久的记忆”。
综上所述,无论古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哈尼族的迁徙史。
相传哈尼族的祖先,曾游牧于遥远的北方一个名叫“努玛阿美”的地方,尔后逐渐南迁,居住在“谷哈”和“轰阿”(指滇池、洱海沿岸)广大地区,与“昆明种人”相互交错杂居。
当时的哈尼族先人在诺马阿美建立了由直莫、摩匹、工匠三种能人管理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过渡,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政权,从人口到农耕科技,人畜饲养都达了空前的繁荣,且积累了丰裕的财富。
但好景不长,哈尼族的财富和幸福生活让外族忌妒,再之与外族联姻,统治权被人窃占,与外族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战败,被迫离开了“好地诺马阿美”。
离开“好地诺玛阿美”后,分两条路线往南迁徙:
一条即早先“和夷”自川西南迁经滇池昆明一带,再经南迁至滇东南的六诏山区;一条自滇西北迁经大理湖滨平坝,然后分别南下到今哀牢山、无量山区的景东、景谷、镇沅、新平至石屏、建水、蒙自、开远,继而至元江、墨江、红河、元阳、绿春、江城及西双版纳等地。
哈尼族还有丰富的口头文学,在现今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哈尼族传统文化的资料中,除了有很少一部分是零星的记载于汉文史书中,绝大部分都是靠本族口传整理所得。
哈尼族发达的口传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发达的史诗:
有《奥色密色》《古时候的人》、《哈尼祖先过江来》等等,其中有叙述人类战胜洪水的《洪水记》,讲述万物来源的《创世纪》,既有现实生活的内容,又包含着本族丰富的历史文化。
这些史诗反映了哈尼族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情况。
丰富的民间故事:
主要有《聪明的媳妇》、《吃米的故事》等,内容丰富,颇有历史内涵。
歌谣:
主要分《哈巴卡》和《阿其古》两大类。
《哈巴卡》如《创世纪》、《祭音规矩歌》等,语调低沉,严肃庄重。
(二)哈尼族的文化研究
1、哈尼族文化研究
1.1民族文化
关于哈尼族民族文化的研究,是近十余年哈尼族研究中兴起的热点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论文论著较多。
毛佑全《哈尼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主要从哈尼族的历史、文化源流、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习俗道德、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雷兵《哈尼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全书涉及族称、族源、人口分布、自然概况、村寨聚落、家族结构、梯田文化、生产活动、原始宗教、文学艺术、生活习俗、人生礼仪、语言文字、教育、纪年节日等,基本涵盖了哈尼族文化的各方面,反映出哈尼族文化总体面貌。
史军超主编《哈尼族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一书介绍了哈尼族特殊的迁徙文化、梯田文化、茶文化,宗教习俗、文学艺术、政治军事、教育体育、新闻出版、科技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李克忠《寨神———哈尼族文化实证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一书指出:
“昂玛吐”即祭寨神活动,既是哈尼族重视的民俗和节日活动,又是哈尼族传统文化全部内容的代名词是哈尼族文化的象征。
杨世华、白碧波主编《玉溪哈尼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介绍了玉溪市哈尼族分布概况、婚姻习俗、生育与丧葬习俗、宗教信仰、梯田文化与生态平衡、饮食禁忌、节日、农耕活动、教育状况等。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一书,一部分是介绍哈尼族文化的,其采用的叙述方式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路径。
从哈尼族的历史,文化源流、生产技术、衣食、住行、婚假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史军超的《哈尼族文化大观》也是这方面的著作。
与此同时,戴庆夏主编的《中国哈尼族第二辑》一书是有关哈尼族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同样涵盖哈尼文化的方方面面。
《中国哈尼族第三辑》一书则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哈尼族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哈尼族地区在现代进化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
史军超《论和夷,兼及哈尼族历史文化渊源》、白云昌《试论哈尼先民的生态观》、毛佑全《哈尼族的南迁与稻作农耕文化》(分别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5;2001,4;2000,5)、毛佑全《明清以来汉文化对哈尼族文化的影响》(《云南社科》2001,3)、杨世华《文化互动与社会变迁:
明清以来哈尼族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思想战线》2003,3)、刘亚雄《试论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变迁》(《思茅师专学报》2001,2)、李光荣《试论哈尼族神化的“期待原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1)等文章对哈尼族的文化渊源、哈尼族的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内涵、生态观、血亲家族等进行了探讨。
关于梯田文化的研究,出版了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哈尼族生态农业梯田文化论》(分别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999年出版)。
两书指出:
哈尼族梯田文化是哈尼族农业世代创造性的表现,作为一种特定的农业形态,它是建立在哀牢山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良性的农业生态系统,它为哈尼族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提供了基础。
梯田是自然生态的翻版,平坝农耕文化的移置,社会结构基础,物质生活的依托,自然人生观的桥梁,民族性格的写照等。
王清华《哈尼族梯田农耕社会中的女性角色》一文中,强调了哈尼妇女在哈尼族梯田文化中的作用与贡献。
在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中,哈尼族妇女对梯田农业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们在哀牢山哈尼族社会中受到普遍的尊重。
李期博主编的《哈尼梯田文化论集》一书从历史的角度向我们阐释了梯田对哈尼族社会经济、文化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泽在《红河哈尼族造型文化简史》一文中,从梯田文化、居住文化、服饰文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哈尼造型文化的形成要素好文化内涵。
黄泽《红河哈尼族造型文化简论》(《思想战线》1991,2)一文,从梯田文化、器用文化、居住(建筑)文化、服饰文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哈尼族造型文化的形成因素和内涵。
白玉宝《论哈尼族梯田稻作的生态机制》(《思想战线》1994,4)指出:
哈尼族从天人观念中衍生出来的调整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是梯田文化得以萌芽、发展、传承的人文机制。
哈尼族视水为梯田的命脉,千百年来保持着“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良好生态环境,根本原因在于哈尼族对天神和自然力量的敬畏心理。
李子贤《红河流域哈尼族神话与梯田稻作文化》(《思想战线》1996,3)指出:
在哈尼族神话中表达了水为万物之始的观念,这与他们的梯田文化相对应,成为了稻作文化的象征。
2.2民族语言
过去哈尼族没有文字,1957年,采用拉丁字母形式,以哈雅方言的哈尼次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绿春县大寨哈尼语的语音作为标准音,创立了一套哈尼族文字方案。
次年,即在红河州开展了“大跃进式”的哈尼文实施推进工作,先后在元阳、绿春、金平开办三期扫盲师资培训班,培训师资共500人,在绿春、元阳举办了两期哈尼文教师培训班,培训哈尼语教师40人。
中国政府为哈尼族人民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哈尼族文字,得到哈尼族群众的欢迎,1958年至今断断续续在哈尼族地区试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哈尼族学校教育的发端,最迟在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
据史籍记载,当时土官龙上登赴京受职,逗留京师“遍访名宿”,学成归来,癖爱汉文典籍,“不娴弓马”,兴学校,建文庙,亲撰碑文,论述孟子学说。
由于他的亲自倡导,汉族文化在六诏山和泥地区顺利传播。
(《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清朝民国时期,部分哈尼族聚居区陆续办起了一批学校,但入学者多为汉族、白族等民族子女,哈尼族学生为数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哈尼族地区的教育开始逐步走上正轨,教育水平和教育程度逐年提高。
关于哈尼族语言的研究主要论文论著有:
李泽然《哈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李永燧《哈尼语语法》(民族出版社,1990年),戴庆夏编著《汉哈尼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哈葵、李泽然《汉哈会话》(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戴庆夏、段贶乐《哈尼语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汉哈尼新词术语集》(哈汉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等对哈尼语和语法作了研究。
李永燧《哈尼语调查的新进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3)一文认为,哈尼语应分为三种方言:
(1)哈禔(原称“哈雅”)其内部又分哈尼和禔尼(原称“雅尼“)两个次方言;
(2)豪白方言,自称“豪尼或白宏”;(3)碧卡方言,自称“碧约”、“卡多”或“峨努”。
通过进一步调查,除上述外,又发现有两种话比较特别,一种是木达话,另一种是阿克话。
内容主要介绍木达话的特点及阿克话的特点。
戴庆夏,李泽然《哈尼语的“来”“去”》(《民族语文》2005,5)一文认为“来、去”除区分方向外还严格区分高低。
白碧波《哈尼语存在动词初探》(《民族语文》1991,5)认为,哈尼语分哈雅、豪白和碧卡三个方言。
各方言语法大体一致,但也有差别。
本文根据哈雅方言哈尼次方言绿春大寨哈尼土语,从两个方面描写哈尼语的存在动词。
李批然《哈尼语量词研究》(《民族语文》1992,5)认为,在来源上哈尼语量词与动词、名词、形容词有着密切关系,在类别上除具有动量词和名词外,还有一种“性状量词”在语法功能上阐明了哈尼语量词与其它词类的结合以及在句中充当语法成分,最后推测哈尼语量词的发展趋势。
段贶乐《哈尼族文学语言特征》(《民族语文》1991,1)一文从构词、句法和词的搭配特点三个方面介绍了哈尼族文学语言的特征,认为哈尼族文学语言仅指哈尼人民吟唱传统诗歌时使用的语言。
(三)哈尼族的民俗艺术研究
1、民俗研究
自从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的专业化与制度化发展,有关哈尼族的民族学调查也开始在近几年展开,而且涉及到很多方面。
除了百科全书性的综合著作外,一些学者从婚姻民俗、居住民俗、饮食民俗等方面对哈尼族进行系统繁荣研究。
关于服饰风俗的研究,近年来许多论著有所涉猎,较有影响的专著有:
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书以服饰习俗为线索,对历代服饰风俗作了详尽叙述,同时也分析了历代影响服饰习俗的因素。
对哈尼族进行整体观的民族学宏观研究的著作是高发元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
哈尼族》一书,该书对绿春县大兴镇倮别新村进行了全面的民族学调查,涉及到该村哈尼族的历史、人口、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法律、家庭婚姻、教育、宗教、科技进步、医疗卫生、生态等方面。
郑茜《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人活天地间(哈尼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中国西南最大的哈尼族村寨甲寅老寨李朝珍一家的家庭史,展现了一个家族的发展轨迹。
谢蕴秋主编《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从民族婚俗、习俗等方面出发,(民族出版社,1999年)指出,解放前,一夫一妻制是哈尼族的基本婚姻制度。
男女青年的婚姻多数是长期的相爱并自己做主的。
彭荣生《哈尼族婚俗》以及王清华、史军超的《云海中的奇婚女性(哈尼族)》等也专门介绍了哈尼族婚俗。
王尔松《哈尼族纪年与节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1)一文认为,哈尼族纪年与节日同农业生产紧密相联。
哈尼族纪年具有鲜明的自然物候特征。
毛佑全《略论哈尼族馈赠礼俗及其社会功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2)指出:
哈尼族民间馈赠习俗,是一种有形的文化传统现象,是物质文化、行为传承文化以及民俗行为的综合反映
毛佑全曾在他的另外两篇文章《哈尼族生产习俗》、《哈尼族居住习俗及其他》中对哈尼族生产习俗和居住习俗作了探讨,他认为哈尼族作为山居农耕民族,祖先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最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从前祖先建立起来的古老村寨一般不轻易变动。
门图在他的文章《烟火熏烤的哈尼族饮食》中,向我们介绍了哈尼族的50余种饭菜,从民俗学角度分析了观光旅游下的少数民族饮食习俗。
史军超《哈尼族与百濮民族茶事丛谈》一文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哈尼族的茶文化,他指出,哈尼族的茶技术是在历史过程中独立形成的一种技术,其中混杂了相对于相关植物的驯化和培育,这种技术将历史的茶文化发展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哈尼族茶文化。
毛佑全的《哈尼服饰的文化特质内涵》研究中,介绍了哈尼族服饰文化要素一节特有的民族性格。
随后,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毛佑全在《哈尼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一文中指出一种现代的旅游模式影响下的二元对立范式。
即哈尼族服饰的传统因素正在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一些哈尼族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革往往以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出现。
他首先将服饰作为物进行研究,随后指出来服饰的变化与转型,这对我们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但是在其文章当中,笔者试图对服饰进行活态研究,并分析现代旅游介入后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2、民间艺术
关于哈尼族民族艺术研究主要论著有: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一书收入哈尼族山歌小调、礼俗歌曲、体鸣乐器(竹口琴)、气鸣器乐(簧振类)、弦鸣乐器、曲目、民间舞蹈、绘画、哈尼民居、服饰、风情活动类(叫谷魂)等100多条。
红河州文化局编《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一书介绍了哈尼族传统音乐,民族舞蹈等。
张兴荣编著《云南特有民族原生音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一书详细地介绍了红河县、澜沧县、勐海县、江城县和金平县哈尼族原生音乐27首。
刘金吾《哈尼族舞蹈———从阿腊搓到鋩舞与棕扇舞》载《舞蹈王国再探少数民族舞蹈论文选》(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一文认为,是具有哈尼族舞蹈的共性特征和代表性舞蹈。
其风格特征古朴浑厚、凝重深沉、外柔内刚。
刘金吾《哈尼族舞蹈中的多元文化特征》载《舞蹈王国再探少数民族舞蹈论文选》(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认为,哈尼族舞蹈艺术,具有了鲜明地域性,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各具特色、风格突出的哈尼族舞蹈。
李元庆主编《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族民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一书精选了红河地区哈尼族农耕节日歌唱习俗、生老病死歌唱习俗、幼儿领哄歌唱习俗、少儿游戏歌唱习俗、恋爱婚姻歌唱习俗、社交往来歌唱习俗等民间歌曲306首。
介绍了哈尼族民歌唱词的基本特点和音乐的基本特点等。
哈尼族舞蹈与日本民间舞蹈气质风格极为相似,有些能合上节拍,可以对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大批哈尼族舞蹈多次在全国会演中获奖(《思茅地区文化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
哈尼族民间音乐,大致可分为“哈巴”、“阿茨”、儿歌、习俗歌等类型。
“哈巴”调式较多,门类基本齐全。
其曲调庄重严肃,低缓深沉,是吟唱古规和道德的歌,多限于节日、喜庆、祭祀、婚丧等隆重场合。
按题材划分,可分为节日歌、祝贺歌、祭山歌、哭嫁歌、哭丧歌、诉苦歌等。
红河州曲艺工作者在认真整理了红河、元阳、绿春等县哈尼民间流行的哈巴的主伴唱的曲艺形式的基础上,和哈尼族民间艺人一道,把传统的哈巴形式改为二人对唱,说唱结合,以唱为主,演唱中辅以一定的表演动作,并且运用三弦、四弦、胡琴等乐器伴奏。
演唱到高潮时,三五人的小乐队进行伴唱,气氛热烈感人,使吟唱哈巴成为一种生动活泼的新型曲艺形式,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其中《赶马歌》曾在全国民族曲艺评比中获奖“阿茨”是哈尼族情歌和山歌的总称,可以齐唱、独唱、对唱,曲调丰富多彩。
茨麻调,即大声唱的歌,曲调高亢嘹亮,奔放热情;罗北调,即中声唱的歌,曲调平缓自由,情绪饱满;茨然调,即小声唱的歌,缓慢深沉,缠绵难断;夺虾调,即吟唱的歌,似唱似吟,强烈明快。
如今,曲艺工作者在哈尼传统调式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歌剧《秦鲤鱼》、独唱歌曲《爱伲姑娘采茶忙》、组歌《爱伲山的春天》等民族音乐,拓展了哈尼族音乐的内涵,博得了观众的好评。
哈尼族民歌《阿起咕》、《丰收之歌》、《得拔撮》等一大批歌曲曾参加全国文艺会演,并获得了好评。
3、文学艺术
哈尼族文学的主体是用哈尼语演唱或讲述的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故事、谚语、格言、童话、祭词等民间文学。
哈尼族文学的最初形态是巫觋歌咒和祝辞,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大批表达人们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探索的创世歌谣。
较著名的有《俄色密色》(造天造地)、《俄铺咪攀》(天翻地覆)、《色十加十色》(撒万物种)。
创世歌谣中的精华之作历经各个时代哈尼族祖先们的精心打磨,凝结成规模宏大的创世古歌。
其中著名的有《窝果策尼果》(古歌十二调)、《十二奴局》(古歌十二篇章)、《天地人鬼》、《阿培阿达埃》(祖先的传说)、《葫芦里走出人种》、《木地米地》(造天造地)、《奥色密色》(开天开地)等等。
另一类文学作品反映了哈尼族长达千年的血与火的迁徙史。
其中较著名的有气势磅礴的长篇迁徙史诗《哈尼阿培阿聪坡坡》(哈尼祖先的迁徙史)、《雅尼雅嘎赞嘎》(雅尼人的迁徙史)、《普亚佐亚德西》(在头人带领下建寨开田)、《普嘎纳嘎》(祖先的迁徙与居留);有短小精悍的迁徙歌《哈尼祖先过江来》、《汗交交本本》(人类从哪里来)、《查勒勒本本》(打猎的歌)等等。
再一类文学作品主要是哈尼族在滇南三江两山地区开拓奋斗、民风礼俗、道德规仪的反映,其形式多样,其中较著名的有婚恋习俗歌《妲耶与央才》、殡葬祭词《斯批墨遮》、哭葬歌《密刹威》、农事节令歌《虎珀拉珀卜》、悲剧叙事诗《不愿出嫁的姑娘》等。
最早一批对哈尼族作家创作概况进行评价或研究的文章,如《评哈尼族作家郎确的小说》(施荣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01);《哈尼族作家文学的势头》(尚正宏,《当代民族文学探讨》,1993/01);《刻木记事民族的后代走向文坛一我国哈尼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井力,《民族文学》,1997/02);《浅评哈尼族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马艳,《民族文学》,1997/11)。
关于哈尼族民间文学、文学史研究。
傅光宁、王国祥发表于《思想战线》1979年第5期上的《哈尼族文学简介》,李绩绪发表于1984年第5期《云南社会科学》上的《三十五年民族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史军超发表于1989年第1期《华夏地理》上的《哈尼族的历史分期及文学史分期》等论文都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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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尼族 服饰文化 文献 综述 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