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保险深圳金融扬帆启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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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深圳金融扬帆启航
深圳金融扬帆远行(下)
预告短片:
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第一次为促进金融立法,新的定位不但要把深圳金融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还要使深圳成为港深都市圈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此举有着什么金融背景,深圳和香港可以进一步开展什么金融合作,深圳金融的优势何在?
著名的经济学家樊刚、财经评论员朱文晖、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陈昌华、深圳证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深圳发展银行党委书记王骥,“博时基金”首席策略师杨锐,群英汇集,高谈阔论,句句珠玑,与您一起对话改革。
王梅: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对话改革》,我是主持人王梅。
其实大家都讲得很细了,条例中提到的深港金融合作的内容其实也非常非常地多,比如深圳将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建设人民币离岸结算业务中心,同时支持深圳香港两地的银行开展多种形式合作,逐步形成同城化。
还有深交所和港交所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同时还要拓宽两地在保险市场上的合作范围,积极探索双方在业务合作培训后援服务外包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等等等等。
应该说涉及的内容非常多。
郭院长,您认为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涉及这些条例的时候,它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郭万达:
我觉得首先一个,确实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前期研究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在讨论,第一就从监管的角度上看,哪些东西是可控的,哪些东西是不可控的。
所以,现在注意到这个条例,它只是提出到一个原则性的意见,是一个促进条例。
比如说具体刚才讲到的,比如在资本市场上,在银行之间的拆借上,在银行货币的一些结算方面,各个方面,包括保险业务,其他各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无论是从民间也好,机构也好,都做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探讨。
我的认为有两点,我想强调一下,一个就是说,相互之间的这样的关联我的感觉它已经有基础了,实际上已经大量的,大量地已经民间已经在发生了,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它已经在做这个事。
比如说我们讲股票,这已经是都知道了,为什么有港股直通车?
很多人在买卖,香港那边也有,话说回来,它就像地道战一样,它已经有通道在那,这个通道我们知道,这个通道只不过它是暗的,现在我们把它调查清楚了,我在制度上我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明的?
那么我可以去管制它。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两地的机构之间,我觉得包括政府层面上,确实已经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相互之间的叫互联互通,相互之间的来往,制度的安排,它毫无疑问,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壮大两地的市场。
不是说,我光是我好了,或者你不好了。
但是你现在,很多银行发展还不够大,那么怎么去发展大,而且又有这么多企业的支援,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共同去分享。
朱文晖:
对,我们要是仔细观察一下深港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你发现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经济合作程度,它的人流的来往程度,甚至民生方面的程度,恐怕都比金融的合作程度要广,要深。
所以这里面其实市场有一个很明确的需求,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个制度安排。
但对深圳而言,这个制度安排,它又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香港能够和内地进行合作,能够和深圳进行合作,它是和中央的一个框架,它不是和深圳的这么一个框架。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从这个意义上去探讨,怎么样在已有的那么紧密的经济和民生的合作情况之下,而且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深圳特区马上就30周年了,那么未来两地的金融业怎么样走得更好,更快?
那么怎么样去服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大局?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金融的促进条例,确实值得我们去更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感觉,在这个领域上,深圳做了很多工作,香港方面来看,它恐怕可能要提出一些更技术性的东西来。
陈昌华:
这个问题怎么样呢,就是说,香港一直跟国内的交流就是,我口对着中央,什么事情都找中央。
香港一直没有一个传统,就是跟国内的省市去做很多的合作,但是一个情况也可以在变。
现在香港很多居民,星期六星期天就去深圳渡假,可能住在深圳买的房子里面。
深圳里面可能很多居民,星期六星期天来香港购物一下。
所以实际上,下面的经济力量已经在比这两个政府,香港跟深圳特别非常明显。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有机配合这个东西。
比如说,将来如果说制度安排下我们应该目标是怎么样呢?
就是一个小时以内,在香港市中心能到深圳市中心,过关这些东西全都做完。
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客观的环境已经在变。
郭万达: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我们对服务业的开放,也是有一个误区。
比如说我们评估CEPA,CEPA刚开始补充协议1、协议2,到协议4的时候,银行业也都开了,证券也都开了。
但是香港那边感觉到,好像作用不太大。
其实我们仔细去评估它的时候,国内也讲了,我们用一个词叫大门已开,小门未开。
大门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门,门槛,你进了。
这个小门,小门在哪儿呢?
在很多各个部委。
这个服务业不像制造业,服务业它大量涉及到你的法律,你的政策的配套。
不要说别的,一个注册的问题怎么来界定,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调查。
为什么小门反而难开呢,一个方面是各个部委,另外一个方面跟地方有关系。
我觉得(金融)促进条例很重要的,不光是写了我深圳和香港之间应该怎么样的关系,怎么样在市场上合作。
很重要的是改善我自己的金融生态环境,怎么样使得我地方的金融业整个的配套服务,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适应深港金融合作的需要。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全部,有一部分可能是要中央来批的,但是我觉得小门这个事,咱们自己是能够把它解决的。
然后再来说,在这个小门,咱们自己把它先开好了,再紧跟国家的战略的大门这个问题上,咱们做一些探索,OK,我觉得深港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就很重要的贡献了。
王梅:
二位一上来都说现在深港合作,到了一个最佳的时期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谈深圳跟香港的金融合作,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金融体系又不同,可能行政地位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合作上的事呢,就是好像说得多,做得少。
那么你们认为,要做到实质性的合作,最关键的是什么。
郭万达: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比较强调,比如说我们法律的体系,监管的体系,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将来你想完全一样,我觉得也不可能。
香港是香港,深圳是深圳,我们一国两制嘛。
但是我觉得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法律体系,或者是监管,这个事情就不能合作。
国际上大量的跨境的,跨不同的监管,大量的这种合作的成功是很多的。
我觉得要说关键的一点,我觉得第一点,确实是双方,我觉得得都有共同的这种认识。
王梅:
有一个共识,对,一定是互惠互利的。
郭万达:
我觉得很值得高兴的,就是这个共识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样的,这个共识已经在形成。
如果你要倒退到10年以前,我觉得这个共识可能不行,但是陈先生讲的,香港确实什么事,可能到北京,到其他(部门)。
但是现在,我的感觉这个时候合作已经不是说着玩了,我觉得可能回头我们要做这个研究。
如果我用反事实度量,未来这10年我们不合作,你会怎么样?
我敢肯定,你香港也好,你深圳,肯定你的经济都走不到你这么理想的一个状态。
王梅:
所以过去有人说,深港合作是深圳一厢情愿,过去说得多,现在可不是一厢情愿,是两厢情原了。
郭万达:
这个要问陈先生了。
陈昌华:
这样说,我不能代表香港政府说什么。
但是,这样说吧,实际上,你看香港整个社会里面,跟中国组合得最紧密的是什么领域?
跟商业有关的,很多事情,你想想,但是香港的整个工商界,跟国内是非常紧密的。
就是说,看什么事情就很容易做出来。
所以问题是,如果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以在交易所的层面解决的,就远远比非要两方的政府坐在一起去解决简单得多了。
因为那个事,有些东西也只能慢慢来。
客观的环境,两方面肯定是要越来越加强联系的。
但是商业利益永远是最快的,在商业利益看到有利可图的地方,他们就立即去做了。
王梅:
总之现在深港要合作,这已经是双方的一个共识了。
好了,刚才在节目的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深港金融合作的一个制度框架,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深圳金融自身的制度环境的优化。
感谢两位嘉宾,可以下场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短片。
[短片]
2006年3月,伦敦金融城深圳项目筹备小组在深圳五洲宾馆揭牌,这标志着深圳与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国际合作推向纵深。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希望:
香港金融机构能不断扩大在内地的业务,而内地资金、投资者及金融机构也更多利用香港作为平台走出去。
2007年11月20日,香港金管局局长任志刚在深圳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深港金融合作,争取深港两地资金自由流动试点资格,成为内地首个试点资金自由流动的地区。
而秉持“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理念的深圳,正充分发挥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着力把深圳打造成香港金融业的后台服务中心和拓展内地市场的重要基地,进而把深圳建设成区域经济中心。
2007年8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金融产业布局规划》和《深圳市金融产业服务基地规划》。
11月19日,深圳金融业以福田中心区为金融产业发展的主中心,以罗湖、南山为副中心,以平湖为后台金融服务基地的产业布局雏形已现,深圳金融产业又一轮大发展大幕已经拉开。
王梅:
欢迎继续收看深圳卫视《对话改革》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深圳金融扬帆远行》,我是主持人王梅。
刚才在节目的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深港金融合作的一个制度框架,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深圳金融自身的制度环境的优化。
我旁边的嘉宾主持,仍然是财经评论员朱文晖先生。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还有深圳证交所的宋丽萍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党委书记、特别顾问王骥先生,还有“博时基金”首席策略师、混合组投资总监杨锐博士,欢迎。
在我们这个条例中提出,金融业作为深圳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重点要突出投融资财富管理和金融创新功能,这些听起来都非常新颖,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深圳的金融发展,要追求一种差异化的发展?
宋丽萍:
我觉得深圳是很有条件成为财富管理中心,因为比如说像杨先生他们为代表的投资基金在深圳市16家,它管理的规模还有净值,是全国的三分之一。
杨锐:
超过三分之一。
宋丽萍:
超过三分之一了,这是全国第一。
另外也知道,全国只有两个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就在我们深圳,在我们深圳这块热土上诞生,在这儿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它特色就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刚才大家都议论到了创业板下一步推出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创业投资,创业机构,它的资金额在全国也是第一的。
基于这个条件,深圳市跟其他的金融城市和大城市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王梅:
刚才宋女士一下说出了你们的很多第一,你自己也说一说吧。
杨锐:
从我的角度来体会这个条例的话,是体现了差异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其实在目前这个时点上来看,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看,到了一个关键的时点,过去的30年的发展模式到了一个要变化的阶段。
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可能这个产业结构升级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深圳在这个时点的话作出这么一个重大的条例的推出,可见是对整个的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的理解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把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和香港的一个促进。
我们注意到,“纽伦港”,纽约伦敦和香港,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确实是这么一个几十年发展得到这么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
作为深圳,比邻香港,同时的话,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么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10年来,资产管理业的发展,深圳成为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应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一些像“博时南方”,一些基金管理公司为代表的这么一些资产管理行业。
在整个中国,就是说,财富管理,或者老百姓的金融服务的意识的不断地苏醒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同时我们还看到,比如说这是公同基金的情况,还有一些信托产品的其他方面,深圳同样也形成了这么一个全国的投资的这么一个很集中的地方。
那么,所以你说的差异化,这些地方是其他不可比拟的。
同时,作为从业人员,不仅是目前管理,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财富的阶段,目光到了香港。
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仅到了香港,可能更超越了香港,可能到了美国,到了英国。
这么一个看法。
朱文晖:
对,刚才其实我听完两位的介绍之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想法也是和我最近一年看内地的有关的报道是连在一块的。
就是谈到深圳的时候,就是谈中国的金融发展,比如说有一个上海领导他就问,为什么上海不出招商银行,为什么上海不出平安保险?
特别是刚才杨博士也谈到了,宋总谈到了,像深圳的创投也好,我们的基金管理也好,它其实在这一块纯市场发展出来的,它没有国家给它一些什么政策,以前我们只是自身定义为叫区域金融中心,它不是国家的金融中心,它居然能管到,比如说基金能管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强的这么一种规模,所以在那么蓬勃的一个市场发展和那么好的一个基础之上,下一步可能就需要一个制度的设计。
这个制度设计可能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说是怎么让这些事情在政府层面更好地跟他去配合。
市场主导,政府促进,促进它去更好地发展。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如果我们和香港进行一个更好的对接,也是符合全国金融对外开放。
所以我特别想听听我们王行长这边,因为深发展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它的银行本身,还是在资本市场上,都是非常好。
就是说,您是怎么走过这条路,未来怎么看待这种发展趋势。
王骥:
其实要我看,政府最好的作用,或者咱们深圳政府最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少管。
这个我在深圳,这一轮在深圳工作了11年,一直在银行,我从来没有接到过某一个条子说得放某一笔贷款。
这个也是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深圳为什么能够有招商银行,为什么能够有平安保险?
王梅:
我插一句,您是说正确的最好的就是少管,那么(人大)唐杰主任他们牵头搞的这个条例,在你来讲,它不是管,是什么?
王骥:
它是促进,这是另外一个含义。
我想刚刚大都在谈差异化的概念,谈一个怎么跟香港合作的概念,我觉得这里我们确实要想清楚,我们深圳到底跟全国其他地方比,有些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跟香港比,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通过跟他们的合作,给我们整个国家金融事业的发展,能带来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几个题目。
香港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国际金融中心,它并不需要在制度、人才、基础设施等等等等方面,可能对我们有什么需求。
它最大的一个需求是需要整个中国这个市场,不是深圳,是整个中国市场。
但深圳,刚才我说了,这刚巧是我们第一个特点,我们离香港最近,是香港这个金融市场,跟中国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的一个桥梁,这是我们一个特点,也是他们对我们的需要。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说到底,就是我们需要让我们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经济强国,所最缺的最短的那块板,就是刚才他们说的那个坎。
金融这块,我们需要他们的经验,需要他们的人才,也需要他们很多的技术,需要他们很多的产品,也需要他们的监管经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刚才大家都讨论,说我们现在还必须很谨慎地开放我们的金融,其实不是开放整个金融,我们的金融应该说很开放了,但我们就是不敢把资本市场最后这个闸门轻易地打开。
为什么?
说到底,是我们的人才缺,我们市场运作的人才缺,监管这个机构的人才缺,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人才还缺。
这三缺,就让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对待资本市场开放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借助香港这样一个人才的基地,一个优势的地方,把它逐步地引过来,让我们在这三方面,从业者,监管者和金融政策的决定者三方面人才都能够积累出来,那资本市场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放开了
那我们深圳有没有这个条件做呢?
在全中国最有条件的就是我们,金融几大块,一块是个人业务,在这个地方,深圳是最有条件的,深圳是我们整个国家,人均GDP最高的一个城市,工资收入基本上是最高的一个城市,理财需要最多的一个城市。
再一块就是企业业务,一个企业从生到它最终成为一个很辉煌的企业,在它的每一个阶段,需要的金融服务是不同的,银行只是其中的一段。
前面也缺一段,后面也缺一大段,现在,在我们整个国家来看。
但是我们深圳有一个特点,拜90年代改革开放所赐,我们有宋总坐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的交易所,有交易所,最终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者和需要投资的企业。
第三个,作为金融银行从业者当中,最看重的一个事情,在中国只有深圳能够做得好,这就是同业业务。
那么我把这些话综合在一块,说白了,在整个金融业的几大块当中,我们都有条件,甚至我们是唯一有条件的地方。
谢谢。
朱文晖:
其实刚才大家,我们在前面两节的讨论当中都谈到了深交所的问题。
深交所的发展呢,宋总是最有发言权的,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创业版怎么推出来?
特别在我们这个条例当中,很大的篇幅也讲到了,在资本市场和香港进行有效地合作。
所以我在第一节的时候也问了樊纲教授,第二节陈昌华先生也提出探讨了,就您觉得我们刚才谈的那些方面,您有哪些看法?
或者有哪些意见。
宋丽萍:
我觉得刚才特别第二段讲的那个很具体,跟我们现在的工作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理解这个促进条例,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从立法机关,人大,到市政府,市长亲自兼任金融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就相当于伦敦,伦敦有党派的市长,还有伦敦(金融城)的市长。
所以我们许市长呢,就相当于这个,又是政府的市长,又是我们深圳,作为城市金融中心的市长。
他的整个金融意识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这个首先的意义在这儿。
第二个呢,确实抓住几个将来发展的要害的突破口。
但是它毕竟是个促进条例,它不是一个实施方案
我们讲资本市场,一定要讲一个上市资源的力量,另一方面就是投资的结构。
深交所有个金融创业实验室,对投资者的结构进行认真的分析。
所以我想,我们无论谈我们的中小板,我们的主板,我们的创业版,还有什么资本市场的对接,一定要立足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投资者。
你比如香港的投资者大家知道了,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平均才几年,才三四年。
深发展上市的时候,那时候才多少股东?
还动员人家,劝人家。
王骥:
900万股,900万股卖不出去。
宋丽萍:
领导干部带头,这就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考虑很多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我们的市场的环境。
就是说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投资者结构,我们离不开投资者的风险意识,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个一定要面对。
朱文晖:
所以就说,在发展或者是向外开放和风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宋丽萍:
是。
那么找到平衡点这句话说很容易,我觉得难就难在这儿。
朱文晖:
对。
宋丽萍:
什么点是平衡点?
那么在这个前提工作呢,就要把这个分析得一定要透。
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投资者?
他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他能够承受什么样的风险?
他能够认知什么样的创新产品?
这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然后你才能分析出来,找出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工作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王梅:
刚才王行长讲的,我还有一点印象特别深,他就说到这个人才,我们特别缺的一个金融人才。
其实让我们深圳多一些像三位这样的金融人才,可能我们的金融开发的力度,会更大一点。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金融发展促进条例:
中,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对金融机构的引进和扶持,以及优化金融布局,对金融业务的鼓励创新等等等等,说得非常细了,您觉得这些对我们这个金融的发展,是不是都会从细小的,或者是宏观的或微观的,都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杨锐:
确实就是说,金融这个行业人才是最根本的。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司,所以深圳为什么就是说,会发展得这么好,就是出现了一批特别优秀的公司。
我举一个例子,我做基金经理,我自己在我的组合里面的股票,买的时候没有刻意地说,一定要买广东的股票,深圳的股票。
那么时间长了一看,我的那个组合里,前面都买了比较重仓的股票,那个深圳的股票比较多,这也说明一个什么事实,比如说在竞争性行业当中这些公司,能够不断地做强做大的确实是深圳的公司。
那么深圳的公司为什么能做强呢,那么可能就是说一个企业要做大自己内部,形成这么一个优良的传统,这么十几年,几十年这么一个累计,在各个关键的岗位,培养了人才,那么让这个企业,不断地向前推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就像宋总刚才说到了,银行业面临着什么呢?
面临着很多创新,很多我们自己在目前这个时间,看未来不是看得特别清楚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培养一个人才,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并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关键的业务拓展,关键的业务发展方面,可能要引进一些外国人才。
所以这两方面的人合到一块,确实就能够使深圳的企业在这么一个条例的促进下,不断迅速发展。
这里还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平安是上市公司,我们是买方,他们的关键业务方面,在几年之前,已经是国际接轨的人才,国际接轨的薪酬,所以是国际接轨的业绩。
王梅:
有了这个条例的出台之后,我相信我们的金融人才,在深圳会越来越多,也形成了一个积聚的效应。
那么刚才王行长还提到了这个,他说最好的政府,政府应该是少管,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宋女士跟朱博士,您觉得对金融业的发展来讲,政府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好?
宋丽萍:
我觉得你比如说,从大的方面来看,金融市场实际上,我们通俗地讲,资本市场是个早产儿。
为什么说它是早产儿呢?
一般来说,货币市场应该是首先诞生的,是吧。
同业拆借、隔夜拆借,我就需要这笔钱,我马上就融到。
我们恰恰资本市场诞生,交易所成立的时候,货币市场还没有形成。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到现在收益率曲线还没有形成,政府最该做的,就是说你得想方设法,快点把三十年国债先发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收益率的曲线,那么我们固定收益市场,就有一个基准。
这都同意吧,对不对。
恰恰这些工作没人去做,那么固定收益市场,我们大家又说回来,又被若干个部门分管。
所以就是说,大的环境方面,我觉得在完善整个金融市场的体系方面,至少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工作,都应该由政府去尽快地把它做了。
那么何况还有什么法律啊,执法啊,各方面政府需要的工作,做的工作是很多很多的。
因此呢,就是说,我觉得政府它不是没有可为的事情,它有很多必须要做的,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政府是要做的。
王骥:
那这里呢,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要高度重视解决好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人的流动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谁是拿这种工作签证的,或者是有工作来往需要的人,我们给一个特别的通道,这很简单。
但是要做,万达刚才说得很对,要把小门开好。
第二,每一个行当,每一块,金融的业务里边,都有大量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
就是有新的需求出来的时候,有金融产品,有金融服务,有金融手段,能够跟上。
这个主要是各监管部门的责任。
第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在深圳能够让更多的金融从业人员,有更高的收入。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不容,说让这个高端产业的人,能够多一点收入的话,那咱们深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剩下的咱们就没什么了。
王梅:
在我们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我们的嘉宾主持,朱博士为我们今天整个节目做一个小结。
朱文晖:
这个节目呢,其实我自己来作为主持,我也感到很受启发。
就第一个,首先是认识到我们深圳本身的金融市场发展之蓬勃,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到,市场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么蓬勃,一个市场的土壤,那么你政府做很多事情,它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第二个确实我们看到,在很多时候,政府的很多东西是落后于形势的需要,特别是涉及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方面,它已经明显落后于我们两地经济整合的程度,也落后于两地民生的这种要求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就很多这种期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了,需要我们政府出台的条例,那么需要我们相关的宋总这样的监管者,她能够对市场进行促进。
可能还需要我们杨博士,王行长这样的参与者,去开拓更多的产品,在这个程度上进行创新。
所以我总的觉得,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把这个条例做好的话,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各个方面层次的人都要参与进来。
王梅:
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通过今天大家的讨论,有这样的共识和体会:
一是《深圳金融发展促进条例》是深圳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过程中出台的一部重要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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