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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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资产阶级对清朝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
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
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就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
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对外国商品的进入有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的工业品没能占领中国市场。
为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英国想通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以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得到法国、美国的支持。
清政府拒绝了“修约”的要求。
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
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
咸丰六年(1856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得到英法的支持。
清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
英国认为,只有采取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权益。
于是,英、法两国各自寻找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1856年,英国终于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逮捕了船上2名海盗和10名涉嫌船员。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端生事,说该船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放还人犯并道歉。
两广总督叶名琛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交还人犯。
但巴夏礼拒绝接受。
10月23日,英国军舰悍然开进内河,挑起战争。
叶名琛不作任何准备,反而下令不准放炮还击,致使英军长驱直入,迅速将内河沿岸炮台攻占,并一度冲入广州城内。
广东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对进犯的英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打击,迫使英军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
1857年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建议法国政府共同行动。
在此之前,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正在向中国交涉,进行敲诈勒索。
于是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先后到达香港。
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支持英法的行动。
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集结完毕。
额尔金、葛罗在27日向叶名琛发出通牒,限48小时内让城。
叶名琛以为英、法是虚张声势,不作防御准备。
12月28日,联军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
29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纠结北上。
1858年4月,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
英、法公使限定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
美、俄公使佯装调解,劝清政府赶快谈判。
清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英、法下一步的行动,又指望美、俄调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又没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葛罗在联军进攻准备完成之后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律,并限令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
上午10时,联军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各台守兵奋起还击,打死敌军100余人。
但是由于清朝官吏临阵逃跑,后路清军没有及时增援,致使炮台守军孤军奋战,最后各炮台全部失守。
联军随即溯白河上驶,到达天津,还扬言要进攻北京。
清朝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立即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6月26日和27日,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
美、俄两国则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这些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增开商埠以及赔款等内容。
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在5月底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
1859年,英国派普鲁斯为公使到中国赴任和换约。
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6月中旬带领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开到大沽口外。
清政府安排英、法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普鲁斯断然拒绝,坚持要清政府拆除白河防御、乘舰带兵入京的无理要求,并限期撤防。
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军炸断拦河大铁链两根。
25日,英国舰队司令率10余艘战舰、炮艇突袭大沽炮台。
此时大沽炮台经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整顿,加强了兵力,改善了武器装备。
面对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600余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
联军受此挫败,狼狈逃出大沽口。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大为恼怒。
额尔金、葛罗再次成为全权代表,分率英军1.8万人和法军7000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
1860年4月,侵略军占领舟山,5月、6月占领青泥洼(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
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舰,集结于北塘附近海面。
北塘没有设防。
8月12日,联军在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北塘西南的新河、军粮城和塘沽,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
8月21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
僧格林沁所部退至北京东南的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带。
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清政府立即派人至天津乞和,英、法联军不予理睬,进逼通州。
清政府又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英、法联军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
9月18日,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京郊八里桥。
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
咸丰帝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
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圆明园,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圆明园烧毁。
大火延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
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
10月13日,联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
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占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
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
清军在历时4年的抗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治腐败、反动,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其次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
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
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王朝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
南京条约》即中英《江宁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臻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又译作“臬华丽”或“康华丽”)上签订。
它宣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马克思指出:
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页)。
《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
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
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
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主要内容有:
一、强占香港。
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一处。
鸦片战争爆发前,查顿向帕麦斯顿献策,认为可以占香港。
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
《穿鼻草约》订立不久,英国即已霸占香港。
《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任便立法治理。
”从此,香港建立起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巨款。
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
这笔巨款,相当于那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C3。
三、五口通商。
《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的限制。
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
《虎门条约》还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
之后,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并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四、控制关税。
所谓协定关税,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从此,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增减海关税率。
《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应起的保护作用,从而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五、领事裁判权。
《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
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恶例。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
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
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就是说,以后不管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应该同样享受。
后来,中美、中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定。
这样,各国侵略者利害相关,结成了共同侵华的伙伴关系。
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
对于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监禁,也必须“加恩释放”。
这样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且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美国在鸦片战争中和英国狼狈为奸。
鸦片战争一结束,又趁火打劫,捞取许多侵略利益。
1839年林则徐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中,有1540箱就属于美国鸦片贩子的。
5月间义律不准英商具结,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时,又是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甚至在英国船上插美国旗,运货进口销售。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又在“中立”的伪装下,派军舰到中国领海,为英国侵略军助威壮胆,充当帮凶。
英、美是鸦片战争前从海道入侵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尽管它们之间有利害冲突,但在掠夺中国这一点上,又有共同利益。
中英《南京条约》的订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迅速派遣大鸦片贩子家族出身的顾盛为专使,率舰队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
盛既以“面见皇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搜取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闯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
条约的最末一款,还规定12年后修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特权,预埋了伏笔。
《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趾高气扬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
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法国也派舰队到东方来,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签订《黄埔条约》,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中国不能“触犯毁坏”教堂等条款。
不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来的天主教禁令。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
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统给予满足。
1849年,葡萄牙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在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
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结束。
从此,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清朝统治下的封建国家。
清朝统治者对内顽固坚持传统的专制统治,不思改革,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日益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
和清朝日益衰败形成鲜明对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发展。
最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到18世纪末叶又率先开始产业革命,近代化的工业迅速发展。
19世纪初,英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把许多国家沦为它的殖民地,中国成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毒品鸦片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特殊武器。
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
自1800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
英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禁止鸦片入口的禁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利用特制的快艇,进行武装走私。
走私的范围遍及整个东南沿海。
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
而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严重损害了清朝财政,也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
中国朝野上下,严禁鸦片的呼声日趋高涨。
清道光皇帝意识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便于1838年12月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广东人民的支持下,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将从鸦片贩子手中收缴的走私鸦片两万余箱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禁烟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但英国资产阶级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一场旨在保护鸦片走私的不义的侵略战争。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
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1841年1月下旬义律发布《穿鼻草约》为止。
1840年6月28日,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并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
7月初,英军驶经福建海面,炮轰厦门港。
7月4日,英军驶抵定海水域,清军水师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反而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
英军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交给姚怀祥,限次日下午二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
姚怀祥返城后与文武官员商讨防守之策。
7月5日下午二时,英军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下令英舰发起进攻。
清军水师奋起抵抗。
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严重,只得向镇海方向退却。
英军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定海城东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轰定海县城。
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1840年7月28日,义律率英舰8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于8月9日进泊天津大沽口外,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
道光皇帝事先已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考虑到天津海防力量不足,所以8月9日接到直隶总督琦善关于英军已到大沽口外的奏报后,立即命令琦善不要随便开枪开炮,如有投递禀帖等事,不管是汉字夷字,“即将原禀进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派人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送呈北京。
道光帝接到照会后,得知英国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
道光听信谗言,以为是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办理禁烟之事不善才引起英军入侵,只要惩办林、邓等人,英国就会退兵。
于是,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要重治林则徐。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
英方因当时军中流行疫病,不便采取军事行动,乃于9月15日起碇南返,并同意在广东继续与清朝谈判。
9月17日,道光帝任命自夸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并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11月末,琦善到达广州,将珠江口防务设施撤除,水勇、乡勇遣散,以讨好英国侵略者。
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只对割让香港一事,表示不敢作主,答应向道光请示。
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初,向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清军英勇抵抗,打死打伤英军100余人。
但由于清军防守兵力不足,琦善又拒发援兵,加上英军炮火猛烈,兵力也占优势,两个炮台终于失守。
副将陈连升父子以下600余人阵亡。
琦善屈服于英军的强大压力,于1月中旬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
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便在1月20日单方面抛出《穿鼻草约》。
《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
6天之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
第一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
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
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
于是,广东的谈判停顿下来,中英双方又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
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月26日清晨,英军3000多人向虎门炮台发动猛烈攻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琦善拒绝派兵增援。
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守。
英舰驶入省河。
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
3月2日,英军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
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但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
义律也因兵力不足,不敢轻易进攻广州。
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达成临时休战协议。
4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万余人先后齐集广州。
奕山一到广州,便诬篾“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第六册,第118页),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
为了报功邀赏,奕山于5月21日夜贸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分兵三路袭击英军。
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战果。
22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发动进攻,向清军猛烈发炮轰击,清军溃败,英军乘势进攻广州城,占领城北炮台和山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城内。
万余清军收缩城内,奕山等高级将领惶惶无主,乱作一团。
5月26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
次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
条约规定:
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天内撤至离广州城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
第二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国扩大侵略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
1841年5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前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而此时的清统治者却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不久即率兵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厦门陷落。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才意识到战事并未停止,于是下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停止裁撤军队,加强防守。
英军攻陷厦门后继续北犯。
守卫镇海的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积极布置浙江沿海的防卫。
9月,英军侵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领守军英勇抵抗,以身殉国。
10月1日,英陆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登陆,定海失陷。
英军攻占定海后,继续进攻镇海。
10月10日,英军以强大的炮火猛烈轰击镇海招宝山、金鸡山炮台,陆军乘机登陆。
守军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
但终因英军火力猛烈,两座炮台相继失守。
浙江提督余步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贪生怕死,逃往宁波。
裕谦率部死战,后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
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
10月13日,英军又攻陷宁波。
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于10月18日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省调集军队。
奕经携带大批随员南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
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
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
具体部署是:
水路(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
陆路(南路)分为两支:
一支集结在慈溪西南15公里的大隐山,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集结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准备进攻镇海。
英军对清军的作战意图已有所了解,并作了相应准备。
3月10日夜,清军攻击开始。
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一度冲入城内,但在英军阻击下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没有成功。
进攻镇海的一路,由于英军已有准备,清军虽经三次冲锋,也没能攻入城内。
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溪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
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3月15日,英军进攻慈溪,占领大宝山、长溪岭清军营地。
清军退往绍兴。
3月20日,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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