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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固有结论的冲击,莫过于对茅盾的评价。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和“二十世纪的别林斯基”的小说大师和理论批评家茅盾,已在重读文学名著、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受到严峻的诘难。
怎样重新认识茅盾的巨大成就、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全面而科学地评价茅盾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化史、思想史、报刊史、翻译史等方面的活动及其贡献,走出低谷开创茅盾研究的新局面,建立和完善作为一门显学的茅盾学,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需长期不懈进行攻关的重大课题。
虽然茅盾研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现在已走过了70多个年头,但由于茅盾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如此丰富,以致迄今为止,这一领域还有广阔的空间有待开发。
茅盾研究自50年代就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当时研究基本上是结合大中学校的现代文学教学进行的,所以以评析作品为主。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50年代中期之后,茅盾研究开始由名篇名著的评论分析向系统的综合研究发展,先后出版了五种专著:
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1954)、王西彦的《论〈子夜〉》(1958)、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1959)、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路》(1959)以及艾扬的《茅盾及其〈子夜〉等分析》(1960)。
这批专著突破了那种局限于作品评论的狭小格局,具有了一定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标志着茅盾研究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一时期,茅盾著作与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开始得到重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茅盾文集》,山东师院、中山大学、上海师院相继编印了一些内部出版或油印的茅盾著译目录、年表与研究资料。
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茅盾研究热潮,随着1963年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和电影《林家铺子》的运动,很快就冷却下来,到1965年,茅盾研究的发展热头已告中断,文革十年,茅盾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状态。
总的来说,前十七年的茅盾研究工作,其格局基本上处在创作道路和重点作品的研究阶段,研究范围窄,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分散,还没有完全摆脱依附于现代文学教学的局面,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
另外,前十七年的茅盾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发表的300多篇论文中,有半数以上是对电影《腐蚀》和《林家铺子》的大批判文章,粗暴武断、否决一切的政治判决书式的研究流播于学界,这只能使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虽然这一时期也收获了如孙中田、樊骏、王积贤、乐黛云、何家槐、丁尔纲、胡从经、刘绶松、黄侯兴等人所写的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但应该看到,大部分评论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化、平面化、模式化乃至庸俗化的偏向,茅盾研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突破。
“文革”后茅盾研究开始复苏和发展,1981年茅盾逝世后,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恢复了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与伟大革命文学家的本来面目,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茅盾研究史上的两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此次历史性评价影响深远,廓清了茅盾研究道路上的迷雾,推动茅盾研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与全面展开的重要历史时期。
近二十年茅盾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恢复与重评阶段(1977—1983年)。
这一时期在茅盾研究领域内主要进行拨乱反正和重新评价作家作品等工作,清除文革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使茅盾研究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虽然这个时期基础研究方面有了提高和发展,研究方法与视角有所更新,开始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可喜局面,但研究格局基本上仍处于零散而无总体规划的状态。
二、发展与深化阶段(1983—1991)。
1983年3月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成立,对茅盾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茅盾研究开始从零散状态向集约化发展,从无序格局向有序格局发展,从局部向整体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预料之外的突进,茅盾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最活跃、研究成果也最丰硕的重要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几次影响较大的学术论争:
关于对《子夜》及吴荪甫形象的学术评价问题,关于茅盾与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关系,关于茅盾创作与象征主义关系问题。
这些富有生气的论争表面上看来互不相让、各持一端,其实又都在互为吸收、调整,这对茅盾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国际性学术交流得到加强,通过与日本、欧美的直接对话交流,国内茅盾研究得到了新的参照系和研究视角,研究工作中呈现多方切入、纵深探索的格局,同时,国内茅盾研究也挟其强大的学术实力开始形成由内向外的渗透。
三、回落下滑的阶段(1992年至今)。
1991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五次茅盾研究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议,是茅盾研究自兴盛阶段逐步走入低谷的一个转折点。
其实,危机自8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当时茅盾研究在呈持续发展势头的同时,业已面临着内外交困和种种新的问题。
随着90年代以来外部环境的困扰和商品经济大潮对纯学术研究的冲击,以及茅盾研究内部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队伍的转移与流失,研究观念和方法缺乏更新等等,茅盾研究步入了曲折与低潮时期,各类茅盾研究著作、论文、研究资料和茅盾著作的出版,呈全面锐减的趋势,甚至连《茅盾研究》会刊也因经费匮乏而中断出版。
然而,困境也是一种机遇,目前坚守茅盾研究阵地的是一批经得住考验、真正潜心于此的研究者,他们为了推动茅盾研究走出低谷、迈向成熟,正在通过拓展学术视野、更新研究课题、加强科际整合等途径来多方探索,这有利于提高茅盾研究的学术品位,将来的茅盾研究的全面复兴和振起必然是在最高层次上实现的。
纵观近二十年来,茅盾研究无论从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观点与方法的更新等方面来看,均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和新的开拓。
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以来有60多种茅盾研究学术和资料著作公开出版,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种研究和评述文章多达一千六百多篇。
这一时期的成果,比“文革”前半个世纪茅盾研究的各类成果要多出好几倍,其中不少属于填补空白的项目,如茅盾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文体论、茅盾与外国文学思潮流派、茅盾小说创作的综合研究、茅盾与儿童文学等专题性的论著,以及茅盾传记、年谱和书信集、词典的编纂等。
文革之后最早出现的叶子铭、庄钟庆、孙中田、唐沅、邵伯周等同志评《子夜》、《林家铺子》、《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野蔷薇》等小说以及《白杨礼赞》等散文的一些文章,大多带有重评的性质,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十年动乱期间流行的一些歪曲、否定茅盾作品的极左观点与奇谈怪论予以驳斥及澄清,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做出实绩,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格局上并没有创新突破。
在前十七年产生过广泛影响、长时间以来被看作茅盾研究入门书的两本专著:
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此时也相继增订出版。
这两本书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批系统综合地论述茅盾文学历程的专著,对茅盾的作品与生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钩沉考证,第一次把茅盾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联系中去考察其主要成就,确定了茅盾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基本常识。
这两本书的再版标志着新时期的茅盾研究起步于上一阶段研究工作的最高成就之上。
80年代初我们收获了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这两本有份量的专著。
把茅盾的全部创作看成一个完整体系作历史主义的连贯分析,并从中寻找其固有规律,是孙、庄两著的显要特色。
由于占有材料的增加,孙、庄两著在一些方面开创新说,如孙著开拓了对散文大家茅盾的研究,庄著对以一九二五年为界来分析茅盾早期文艺观的传统提法有异议,提出一九二二年说。
这两本书虽然散发新时期的气息,但是作为学术性评传来说还是显得胆识不足,写作上也倾向于历史教科书式的程式化叙述,没有树立自身鲜明的表达风格,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作家实体来。
80年代初发表的学术论文,从广度上来看,除了大量的创作评论外,开始注重对文论的研究。
开放性是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得到公认,但在这个一致认识的前提下,对茅盾与进化论、自然主义和艺术社会学之关系认识仍不一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使深入发展的研究更接近于茅盾早期文艺思想发展的实际。
此外,关于茅盾小说的典型人物提炼问题,关于茅盾的作家作品评论和建国后的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以及儿童文学创作与神话研究等等,都有人开始涉猎。
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也被引入到茅盾研究中来,例如乐黛云的《〈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和《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就是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983年之后,茅盾研究进入全盛时期,这一阶段对茅盾的传记研究开始起步,分别有以下专著:
庄钟庆的《茅盾史实发微》、孔海珠、王亦龄的《茅盾的早年生活》、陆维天的《茅盾在新疆》、邵伯周的《茅盾评传》以及李广德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各家评传互为参补,使茅盾形象日趋丰满,我们对茅盾认识的多侧面与深广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其中,邵伯周的《茅盾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是一个重要收获,该书作为一本宏观整体性批评著作,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茅盾一生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活动,对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及其思想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写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历史上的茅盾。
该书对建党初期茅盾政治哲学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探索与评述,对五六十年代出任文化部长时茅盾的矛盾处境与矛盾心境的剖析,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又很有说服力。
随着宏观研究的加强,过去较少涉及的茅盾思想研究,包括世界观、文艺观、伦理观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已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有大量的论文已开始涉及这些领域,例如丁尔纲的《论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政治道路》与查国华的《论茅盾早期的妇女观及其他》分别就茅盾早期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及其与茅盾美学思想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展开了论述。
有关的专著有叶子铭的《茅盾漫谈》、朱德发等人的《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杨健民的《论茅盾早期的文学思想》以及曹万生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等等。
由于对茅盾思想进行全线开发,许多尚未清理的重要课题被提出来了,其中,关于革命家思想家的茅盾和文学家的茅盾的关系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
1986年张光年提出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的观点,(《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完美结合》,《茅盾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鲍昌在《期待茅盾研究的新突破》的讲话中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象他那样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并不多见。
”茅盾思想包括政治、伦理、文化、历史、教育乃至科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侧面,舍此,就不会有一个“主体的、完整的茅盾”,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的打开,是新时期茅盾研究改变狭小的研究格局的一次大规模突破。
茅盾的作品研究,较之其它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充分的,但主要是指小说而论,从体裁上讲,茅盾散文、杂文、诗词、童话以及神话理论的研究都显得薄弱,尚待进一步深入开发。
历来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的《子夜》研究,在新时期由于研究视角、模式、方法的更新,开辟了许多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新思路,出现众声喧哗的学术争鸣局面。
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社会剖析派”的分析,从思潮流派史的角度肯定了茅盾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精审地概括了这一流派所具的“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的创作风貌,肯定了新文学这一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又如不少研究者从都市文学角度来立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批评。
孙中田的《〈子夜〉与都市题材的小说》(《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谭桂林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都从文化生态角度对《子夜》进行了新的阐释,谭文还就“新感觉派”摹写的“酒吧文化”和《子夜》刻写的“客厅文化”的不同蕴涵进行了比较,认为《子夜》更为典型地凝结和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冲撞。
姜文的《论〈子夜〉创作的多重动因:
〈子夜〉动机模型假说之一》(无锡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则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动因进行了深层心理剖析,排列了茅盾的三重情结:
参与情结、丰碑情结、乡土情结和原型情结,他反对在“重评文学史”中那种以“政治图式”说、“时事命题”说解释《子夜》的创作动机的简单化倾向,突出强调动因“多重说”。
80年代末,随着现代派文学思潮汹涌而来,茅盾及其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茅盾小说的理性化倾向,成了茅盾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成了招致非议的焦点之一。
一批研究者从文本分析向作家主体转移,对茅盾创作个性、审美特性和心理图式进行深入开掘,着重于探讨茅盾审美价值观中是否存在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情感与理智的对立与失衡,程度如何,怎样看待与评估的问题。
王晓明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丁帆的《论茅盾早期创作的二元倾向》以及徐循华的《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和《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其中,王晓明的论文写得最有才气,深刻精微地剖析了茅盾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就怀抱着强烈的功利欲求,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灵魂中顽强的政治热情怎样时时萌动,以致到《子夜》阶段掩抑了艺术质素的充分发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
蓝棣之认为《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的社会文献”的观点,比30年代右翼文人与60年代至70年代港台海外学者否定《子夜》的一些说法走得更远,虽然不无偏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指出了理性对于茅盾艺术个性的束缚(《上海文化》1989年第3期)。
关于吴荪甫形象的学术评价问题引起了争论。
吴荪甫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形象是否具有两面性问题,针对王瑶、唐弢、邵伯周等同志的传统评价,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赵开泉坚持吴荪甫是“反动资本家”典型(《试论吴荪甫的形象》,《茅盾研究》第1辑),冯镇魁则提出对吴荪甫形象再评价,认为吴是一个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悲剧性人物或失败的英雄人物(《一个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资本家:
吴荪甫形象的再评价》,《茅盾研究》第1辑)。
茅盾小说创作与象征主义的关系也是争论的热点之一,王功亮、丁帆撰写《论茅盾小说创作的象征色彩》一文,提出茅盾小说创作中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和塑造象征主义形象问题,不仅认为《追求》是一部象征主义小说,而且茅盾早期小说中有许多“象征性人物”,李庆信对此持不同见解,认为茅盾小说中象征主义只是一种修辞格(《小说的象征形态》,《四川文学》1991年第4期)。
在茅盾小说研究领域,既有对茅盾小说的美学特征、时代性、社会性、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历史贡献的宏观研究,也有对茅盾小说的具体作品及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具体人物的描绘、艺术构思与情节结构等的微观考察,除了对《蚀》、《子夜》等茅盾的代表作品继续进行探讨外,许多论文的触角伸向了茅盾一些不很著名甚至有争议的小说,如《锻炼》、《多角关系》、《路》、《三人行》、《走上岗位》、《少年印刷工》、《野蔷薇》等。
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课题在新时期研究中蓬勃展开,这实际上是个比较研究题目,但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相对落后,因而就研究方式与性质而言属于“接受与影响研究”一派的居多,不过,对作为受体的茅盾自身固有的文化品格及其立足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土壤,研究者普遍能加以注意并予以深入开掘。
对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黎舟的《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历程》(《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及杨健民的《茅盾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理论》(《论茅盾早期的文学思想》,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作了仔细的梳理。
茅盾还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开拓者之一,过去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应有的注意,1983年发表的孙昌熙、孙慎之的《茅盾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文第一次系统介绍了新文学运动初期茅盾在比较文学方面的理论观点(《文史哲》1983年第5期),到后来李岫的论文《茅盾——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已上升到综评性质,系统论述了茅盾对比较文学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对新文学思想方向和创作方法的影响。
1984年李岫推出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撰写的论著《茅盾比较研究论稿》,突破了几十年来一直在社会学框架内徘徊的研究格局。
关于茅盾所受外国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对此进行总体探讨的有黎舟、阙国虬的论文《茅盾与外国文艺思潮流派》,认为茅盾以理性的态度对外来文艺思潮进行广泛而又有重点的吸收、改制(《文艺研究》1983年第6期),而丁柏铨则认为早期茅盾的文艺思想是充满矛盾的,其中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写实主义等杂多的成分,这恰恰是由于茅盾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理解消化不深刻的原因。
(〈茅盾早期美学思想评议〉,〈社科信息〉1989年第8期)80年代中期,关于茅盾与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关系曾有一场论争,黎舟的《论茅盾早期提倡新浪漫主义与介绍自然主义》,王中忱的《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丁帆、罗钢、徐学、费勇等青年学者的参与讨论,使这次学术争论显得较有生气。
茅盾小说创作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大量论文涉及了茅盾与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思潮及与左拉、托尔斯泰、司各特、大仲马、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家的文化渊源关系及创造性择取。
其中,以茅盾与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论文数量最多,成果也最为显著。
丁亚平、孙慎之、翟耀、吴承诚、陈幼学等人的文章可为代表。
另外,对《子夜》与左拉小说《金钱》的比较是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翟秋白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子夜》曾受左拉《金钱》影响的观点,新时期研究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曾广灿首先发难,认为《子夜》与《金钱》是“两个国度,两个时代,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子夜〉与〈金钱〉》,《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邵伯周也持此论,但将《子夜》与《金钱》都列为现实主义作品(《两部成就不同的现实主义小说——〈子夜〉与〈金钱〉的比较》,《茅盾研究》第1辑),张明亮则认为“翟秋白高度概括的论述是极为严肃和精辟的”,《子夜》是“带着”而非“全受”《金钱》的影响。
(《〈子夜〉与〈金钱〉比较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3年第3期)其实,茅盾创作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本来就是多元的,孙中田的《〈子夜〉与外国文学的因缘》就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单向探源上,而是对这部现代文学杰作所受外来影响作多向性的深入考察,既分别具体阐明了托尔斯泰、左拉、辛克莱等作家的创作对《子夜》的影响,又精辟地分析了《子夜》在创造性背离中所体现的独异风彩(《北方论丛》1986年第3期)。
对茅盾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双向考察研究的论文有:
邵伯周的《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叶子铭的《茅盾:
创造新时代的文学》以及吴福辉的《在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结中把握传统——茅盾的民族文学借鉴体系》等,这些论文都属于宏观研究范畴,大气包举,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对作为著名新文学批评家茅盾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历来较少注意,缺乏系统探讨,新时期以来有较大突破。
茅盾留下庞大的理论批评遗产,总数不下五百万字,对此进行系统清理的专著有罗宗义的《茅盾文艺批评》一书,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探源》列有茅盾专章、专节,在宏观意义上指出了茅盾的批评理论与实践对促进传统印象批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茅盾批评观念、手法、模式及其内在矛盾性,并对其得失作出评判,此外,丁亚平的《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以及邵伯周的《茅盾评传》都对茅盾文艺批评演进轨迹作了详尽周密的分析。
关于茅盾的文艺批评建树,出现从文学批评史角度阐明茅盾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超过鲁迅的大批评家的观点,吴国群则持论谨慎,他的《试论茅盾的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宏观价值》则具体而微地指出茅盾文艺批评所具有的恢宏气度和深遂识见,正是其批评价值所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90年代之后出版了4种茅盾传记研究专著:
李标晶的《茅盾传》、叶子铭的《梦回星移——茅盾晚年生活见闻》、钟桂松的《茅盾与故乡》及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
茅盾创作研究依然占有极大分额,孙中田的《〈子夜〉的艺术世界》、党秀臣的《〈子夜〉的人物和艺术世界》注重回到文本的深入开掘,丁茂远的《茅盾诗词鉴赏》的出版使这一长期薄弱的环节得到加强。
关于茅盾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如史瑶、王嘉良、钱诚一、骆寒超的《茅盾文艺美学思想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及李标晶的《茅盾文体论初探》(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均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另外,关于茅盾研究的研究的著作也出现了,如邱文治、韩银庭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和李广德的《茅盾学论稿》,两书都显示出研究的力度与深度。
总的来说,90年代之后的茅盾研究虽然仍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已无复80年代时的活跃与辉煌。
新时期“文学现代化”观念的提出,出现批评标准和研究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性转换:
从政治层面转到了历史的、美学的局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这使长期以来受制于此的茅盾研究走出新天地,研究视野和思路得到极大的拓展,茅盾本人及他的文学道路与文学业绩,被放到广泛的世界联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理解和定位。
另外,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新方法热和科际整合热深刻地影响了茅盾研究,在这两股强劲浪潮的推动之下,茅盾研究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趋势,传记批评、比较批评、鉴赏批评、文化批评、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叙事学批评等等,不一而足,又都以其所专擅,从不同角度掘进研究对象,使整体研究日趋丰富深刻。
近二十年的茅盾研究确是有了长足进展,队伍扩大、成果纷涌、水准大增,但进入90年代以来,昂扬的发展态势不能继续保持,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
除了种种客观因素外,也跟茅盾研究的特殊性有关,对茅盾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影响极其深远的文化巨人,并不是一次性探索便可穷其奥秘,所以,观念与方法要不断更新,思维方式与研究视野要不断开拓,并努力造成一个宽松的不同观点与方法平等讨论与争鸣的学术环境,才能推进茅盾研究全面深入的发展,而现在的研究界由于存在了一些权威说法、经典意识,便显得谨慎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缺乏生机勃勃的活力,难免路子越走越窄。
1984年丁尔纲在《茅盾研究的突破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的一系列尚待开发、尚待深入的课题,(《嘉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84年增刊第1—9页)近十几年来学界并未交出完满的答卷。
茅盾思想研究今后仍要加强,特别是茅盾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研究,要从各学科门类的多方面多层次开掘推进,脱离开对作为思想家的茅盾的整体深度把握,是难以真正理解和认识茅盾的,这一方面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与较为成熟的鲁迅思想及发展道路研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对解放后作为政府文化部门和文艺界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茅盾的生存处境和复杂心态如何把握,怎样看待《夜读偶记》的功过得失,这些问题也是研究界较少涉及的,这与禁区多、背景材料复杂有关,虽然丁尔纲、邵伯周等研究者已在这个领域有了一定探索,但还有很大的有待开发的空间。
另外,茅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也较为薄弱,对茅盾编订、选注中国古典名著(如《中国寓言初编》、《庄子》选注、《淮南子》选注、《楚辞》选注、《红楼梦》节编等)的研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茅盾研究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把自身的研究和当前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结合起来的问题,茅盾研究无法如鲁迅研究一样形成与当前社会人生对话的态势,如何总结茅盾及其同时代人参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为今天提供一个参照系,这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而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于与“鲁迅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茅盾传统”的研究,这个突入到整个现代文学史现象中去深刻讨论的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文化巨人茅盾的研究领域还极为广阔,已有的许多研究成果还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也许还需要一代人花费毕生精力才能取得与茅盾的建树相称的研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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