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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科学奖
第五讲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科学奖
诺贝尔奖对20世纪科学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李政道所说:
“诺贝尔奖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到2000年,全部六个奖项已有700人获奖;其中3项科学奖获奖总人数469人,占总获奖人数的67%。
但是在获奖者中只有6位华裔,仅占获奖人数的0.86%,与华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不相称,而且他们的工作没有一项是在中国做的。
为什么中国不能在本土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第一节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
诺贝尔科学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或医学奖的总称。
和平年代,人类在体力与智力两个方面进行的大角逐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奥运会金牌的争夺战和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发。
1984年,当奥运会进行到第79个年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5年,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现在,诺贝尔奖已经走过了100年历程,新中国科学界已奋斗了50年,可是中国仍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
没有人认为,唯有获得诺贝尔奖才是科学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和从事科学研究目的,才是国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
但获得诺贝尔奖是一种标志,是一个国家鼓励原始创新、在科学发现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标志。
因为诺贝尔奖所奖励的原始性创新科技,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起了重大作用。
一、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前十名的国家
按公布的国籍统计,诺贝尔奖获得者已分布到近50个国家。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却不能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表1~3列出了获得诺贝尔奖前10名的国家c:
\iknow\wq\LocalSettings\Temp\Rar$EX00.395\33.htm-注。
获奖前10名的国家或者是科技、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或者是具有创新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丹麦。
表1、1901~200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人数前10位的国家排序
位次
1
2
3
4
5
7
9
国家(人数)
美国(72)
德国(21)
英国(19)
法国(10)
原苏联(8)、荷兰(8)
瑞典(4)、瑞士(4)
丹麦(3)、日本(3)、奥地利(3)
表2、1901~200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学奖人数前10位的国家排序
位次
1
2
3
4
5
6
7
9
国家(人数)
美国(46)
德国(26)
英国(24)
法国(7)
瑞士(5)
瑞典(4)
荷兰(3)、
加拿大(3)
日本
(2)、
意大利
(2)
表3、1901~200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人数前10位的国家排序
位次
1
2
3
4
6
8
国家
(人数)
美国(82)
英国(22)
德国(17)
法国(7)
瑞典(7)
瑞士(6)
丹麦(6)
荷兰(3)、澳大利亚(3)
比利时(3)、奥地利(3)
二、华人科学家六次获奖
中国未能获奖,但海外华人科学家却梅开六度获此殊荣。
他们是:
杨振宁,1949年与费米教授一起提出基本粒子的结构模型即费米—杨模型,1954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1957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1954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
1957年与杨振宁携手走上诺贝尔奖台,当时年仅31岁,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次年轻的4位得主之一。
丁肇中,1974年8月发现一个新粒子即“J粒子”。
1976年与斯坦福大学的里克特(B.Richet,1931-)教授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远哲,1986年因在化学动态学的交叉分子束法研究的成就与哈佛大学赫希巴奇(D.R.Herschbach,1932)、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波利亚尼(J.C.Polanyi,1929-)教授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朱棣文,1997年与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菲利普斯(W.D.Fillips,1948-)和法国学者科昂·塔努吉(C.Cohen-Tannoudj,1933-)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因开发了超低温冷冻气体方法而获奖。
1998年,崔琦因发现分数量子霍尔现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尽管诺贝尔科学奖被认为是最公正和公平的,但仍不时传出争议。
诺贝尔科学奖的争议热点多在一些已获奖成果的被遗漏者上,因为本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榜上有名。
在华人角逐诺贝尔奖的比赛中,除上面6位华人获奖者外,还有3位美籍华人被公认是遗憾的“被疏漏者”。
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首先对物理学的经典理论——宇称守衡定律提出了质疑,并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推翻这一定律的相反定律——宇称不守衡,认为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是不守衡的。
但理论总是灰色的,至多不过是一种假说,还得由事实来说话。
用实验来证明这一理论的是旅美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这一成果轰动了全球。
但是在1957年的诺贝尔获奖者中却只有李政道、杨振宁,没有吴健雄。
1987年,物理学奖授予“在发现陶瓷材料的超导性方面的重大突破”的两位合作者——德国的乔治·贝诺兹和瑞士的亚历山大·缪勒,而美籍华人朱经武却被评奖机构因科学以外的原因忽视了。
贝诺兹和缪勒是超导现象的最初突破者,于1986年初发现了绝对温度30K的超导陶瓷材料,使传统的超导理论受到严重冲击;1986年底朱经武领导的研究小组却合成了绝对温度90K以上的超导陶瓷材料,则给了传统理论致命一击。
许多人都认为朱经武至少应成为第三得主,但公布名单时朱经武却名落孙山。
可能的原因是,在朱经武发表消息的前后,另有一中国小组和一日本小组公布了类似的结果,评奖机构为避免国家荣誉纠纷,只好忍痛割爱,朱经武遂成为不幸的被遗漏者。
1993年10月,美英两生物化学家罗伯兹(R.J.Roberts,1943-)和夏普(P.A.Sharp,1944-)由于发现分离基因的卓越贡献获诺贝尔医学奖。
10月底,美籍生物化学家周芷夫妇致信瑞典皇家科学院,说明分离基因是自己首先发现的,引发一场“分离基因发现权”的争议。
因为当年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周芷夫妇主持电子显微镜分析小组,罗伯兹主持核糖酸的剪接实验。
罗伯兹的获奖论文刊登在《细胞》杂志上,论文作者中周芷的工作无人能取代,但结果却未能改变,周芷被诺贝尔评奖机构挡在了领奖台之外。
三、中国科学家痛失的几次获奖机会
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甚至可追溯到建国前。
1923年美国科学家康普顿提出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1924年与中国科学家吴有训合写论文。
1926年吴有训发表《在康普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的强度比率》等论文,进一步证明了康普顿效应。
康普顿因此获取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物理学史上的“康-吴效应”的吴有训却与诺贝尔奖无缘。
1930年,美国科学家狄拉克根据量子力学的研究结果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
同年,赵忠尧(后为新中国高能物理所奠基人之一)发表《硬γ射线在物质中的吸收系数》和《硬γ射线的散射》等论文,发现了γ射线通过量子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即正负电子对湮灭现象。
他当时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赵忠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断了,而继续研究的日本学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1946至1947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合作发现铀核裂变的三分裂现象。
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钱三强写出长篇论文,在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有理有据地对原子核三分裂现象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但他的发现直到60年代才被大量重复实验进一步证实。
1941年王淦昌设想出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写成论文,投寄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于1942年1月发表。
同年美国科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的设想,在实验室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后来美国科学家莱因斯(F.Reins,1918-)在王淦昌设想的启发下,用核反应堆做实验比较精确地测定出中微子物质的存在,并因此与别人分享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实验的最初设计者王淦昌却被遗忘。
1960年王淦昌在前苏联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带负电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当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发现的带负电的超子,这一发现至今仍被列为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可惜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王淦昌再次失去了一次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
新中国至少有一次能获诺贝尔医学奖,也是中国科学家最有希望的一次,那是因为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经过7年的刻苦拼搏和协作攻关,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
其结构、生物活力、理化性质、结晶形状等都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首次人工合成有生命活力的结晶蛋白质,使人类在认识生命的奥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自然,世界不会忽略中国科学家的贡献,70年代起开始有人提名为牛胰岛素研制者得诺贝尔医学奖。
因为胰岛素的合成涉及的单位和人较多,国内为上报名单争论得相当厉害。
最后,达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一致意见:
“要上一块上,要不都别上”。
结果报给诺贝尔主次机构的名单达14人之多。
诺贝尔的评奖原则是只奖给作出主要贡献的两三个人,最多不超过3人。
可是当时中国讲集体主义,不能突出个人,诺贝尔评奖机构又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主持研制人,虽到80年代初还有人为中国提名,因为中国的科研制度问题,也因为诺贝尔奖评选规则,但我们最终痛失了机会。
机会失去了,就没有再来。
第二节未能获奖的原因
一、不能获奖的原因分析
中国人在美国能获奖在大陆本土的科学家却与诺贝尔奖无缘,值得我们深思。
一些中国人有酸葡萄心理:
开始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稀罕;后来想得却又得不到,便抱怨人家有偏见。
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奖项的评选都会有瑕疵,如在长长的获奖者名单中,没有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门捷列夫、化学热力学创立者之一的吉布斯、开尔文温标创立者威廉汤姆生、口服避孕药发明者杰拉西等伟大的科学家。
所以,这并表明诺贝尔评奖机构对中国有偏见,因为诺贝尔奖只对个人,不对国家和民族,否则就无法解释一直受欧洲人排斥的犹太人会有那么多获奖者,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国也有人获奖。
关于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获奖,根本一点是科学水平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因此,分析为什么没能获奖,实质上是分析为什么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比较低。
赵红州、胡乐真等人最先做过分析。
赵红州认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4点原因:
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
胡乐真认为我国科学家不能获奖,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
①我国的科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缺乏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即使在国内,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也依然处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封闭状态。
②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处境艰难。
本来为提高科技人员待遇的职称评定,也往往被各级官员捷足先登,结果不仅使在职的科研人员感到寒心,也造成大量科技精英外流。
③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论资排辈”倾向,青年科学家难于脱颖而出。
例如,重大项目一般都由资深甚至年迈的科学家主持,在职务评定、工资级别上,即使是有才干的青年科技人员也必须耐心等待,结果是在极富创造力的最佳年龄阶段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④在机构建制上,基本上是官办科研机构一统天下。
按其所从事的RD活动的层次,不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按其所从事活动的领域,不论公共领域或者市场领域,都由政府兴办或政府出资支持。
⑤在科技发展战略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脱离我国国情片面只求全面发展,其结果是面面俱到,平分兵力,重点不突出,有限的人才、资源得不到合理使用。
二、科学精神失落
科学精神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人类在从事科学活动时所体现的精神,是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体现。
亚时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
他认为高级学术并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出说明”。
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学术的理想主义科学观。
这种“爱智”精神的本质是非实用、非功利的,它显示了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古希腊哲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欧洲复苏而绵延数百年,至今仍是西方理解科学的主导观点,其精髓就是对宇宙万物之“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好奇心所驱动的探究精神。
我国与诺贝尔奖科学奖无缘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度,应用科技发达,思辨与逻辑落后。
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思想严重制约了科学家的理性思维,他们缺乏以物为本的精神,主、客体不分,普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因而从根本上怀疑深层自然规律的存在与稳定。
我国古代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学”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而是人的教化。
儒家教育哲学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知识增进,道德完善,但在求真与成德关系中,强调以成德为目的,求真只是手段,严重忽袖了科学知识教育和向外开拓进取。
胡适认为东方文明抛弃、拒绝了求知欲,是一种畏难的懒惰,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
扬振宁指出,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
中国近代科学是伴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中国的,并非传统文化的自然产物。
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实用理性发达,理论理性薄弱,难以酝酿出现代科学。
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自觉自愿,而是受外部环境逼迫,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历史主题相关联的,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铺垫和引导;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从“器”与“技”开始的,学习西方技术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导致中国学习现代科学的不正常心态。
中国人学习任何知识,必须能立见其用,否则一概拒绝,这种心态是滋生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沃土。
隋末唐初以后,我国学校教育一直实行科学制度,它把学校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学习的唯一目的,这一制度沿袭到清朝,已积弊很深,科学精神在中国未得到很好地培育,科举制度要负主要责任。
教育与政治结合科学精神便难以形成,教育只有摆脱政治羁绊,超越党派利益,才能对社会、对民族发挥巨大作用。
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阐明教育只有摆脱政党控制,才能完全实现教育的全部目的,即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其潜能,造就自由人格。
教育与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政党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一种特殊的群性,抹杀个性;它只求近功,不顾远利,违背教育是百年大计的根本。
政权更迭,教育方针随之改变,教育“成果”便化为乌有。
中国政治不仅影响教育,还终身束缚科学家的思想自由。
中国古代本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萌芽及几千年的“注经式”学术传统,近代隐约可见的一点科学精神也是由早期欧美留学生从西方引进的。
建国后,仅具雏形的科学传统又遭受政治因素影响,对知识分子进行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是两千多年前“以吏为师”的现代翻版,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不能融会贯通,身心得不到全面发展,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受到压制。
大学科学教育单纯重视科学知识传授而忽视科学精神培养。
课堂教学偏重讲解科学原理和概念;实验教学注重按照规范的实验程序验证已有的定律和现象;学业考核侧重知识的再认和重现。
贝尔纳曾经指出,科学教育有两个目的:
一是向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基础,二是有效地传授过去和将来用于探索及检验知识的方法。
第二方面恰好是我国科学教育最大的失败。
我国学校教育强调效率和整齐划一,导致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忽视,这与科学精神的培养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上述原因,科学精神在中国一直难以生根,致使科学文化的灵魂在现实中时常飘逝。
三、功利主义因素
中国科学基本是循依功利主义科学观发展起来的。
功利主度是一种很强的工具主义科学观,它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和功利价值,并以科学的实用来评价科学。
因此,“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
功利主义科学观由来已久,17世纪初,“培根已经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的基本目的是‘增进人类财富’这些格言中唱出了功利主义的调子”。
但是,培根的功利主义科学观是着力于长远的,他认为从长远看,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将会、也应当会大大造福于人类。
他不宣扬任何目光短浅的观点,例如那种认为每项科学研究无论开始或结束时都应当根据其实际效果来评价的观点。
相反,他告诫世人,这种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只会败坏自己,正像阿塔兰塔在赛跑中由于停下来拾金苹果而失败一样。
由于科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功利主义科学观在当今社会传播非常广泛并居于支配地位。
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在于它有可能导致科学的片面发展,例如只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深层探索与发展,以致最终妨碍科学的前进。
极端功利主义科学观狭义地解释功利规范,对科学强加限制认为只有当科学直接可获利时才是可取的。
有用性一旦变成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具有内在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会遭到排斥。
因此,功利规范限制了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有趣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
将科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功利价值,正如将艺术价值仅仅归结为商品价值一样,是相当肤浅的。
科学最宝贵的价值是科学精神,它比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加宝贵,是科学的生命。
科学是一种高品位的学术活动,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逻辑,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正如默顿所说:
“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科学的因素。
”科学作为一种探求知识和有趣的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因为科学活动的核心是提出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
首先,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往往并不能同社会对技术的需要直接挂钩,它们同实际应用往往存在很大距离;其次,科学理论往往具有超前性,即在眼前看来不一定是“有用的”,只是在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导致某种实用结果;再次,有些科学理论的提出和证明其意义甚至只是理论上、认识上或智力上的,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用”,因此不能用功利主义观点来评价它们的意义。
所以,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必然导致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研究的忽视,从而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科学发展奉行的实用主义策略将功利主义科学观推至极端,它所倡导的“致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应用,更多的是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求的急功近利。
中国不关心科研成果实际用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纯科学研究项目很多,而是这些束之楼阁的科研成果其“用途”就是为了烘托教授、学者和名目繁多的奖项,真正的应用价值并不在考虑之列。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生于内忧外患之时,兴于改革开放之际,其整修发展过程都因肩负“强国”使命而具有工具理性色彩,在“博学穷理”与“学以致用”之间后者是当然之选,因而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便放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这不仅使高等教育近乎专业训练,其至出现了实用性凌驾学术性的不良倾向。
中国科教界的功利主义非常严重,从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政策到科研人员从事研究的心态,从学校制定的学科与教育发展规划到学生选择专业的倾向,无不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量利而行”、“惟利是图”已成为普遍的行为取向。
这种对待科学与教育的功利性态度,不仅使我国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少、科研后备力量薄弱、科研水平低下等,还彻底侵蚀了科教界应有学术品格与精神。
中国学术重“术”轻“学”,只从科学的物质成就去了解科学,从根本上远离了科学精神。
功利主义科学观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如不缺乏功利主义,强大的外部动力足以促使科学研究主体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是外部动力却很难惠及基础科学研究,公众和社会集团意识不到纯科学的意义,他们只需要现成的技术和产品,很少关心技术的源,因此,在中国大力培育科学精神并不会丧失科学的功利价值。
四、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启示
二十世纪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获得56和36项诺贝尔奖,名列全球之冠。
分析这两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发现,科学精神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剑桥大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希腊强调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获取知识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反对教育有其它功利主义目的和为某种职业做准备。
具体表现为:
在教学目标上,强调发展智力重于获得知识;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关怀,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重视学术性专业与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在教育目的上,强调理发原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培养等。
在这种办学理念引导下剑桥大学形成了注重学术与自由、重视知识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
自由教育思想及由此而形成的剑桥学术传统熏陶了历代剑桥学子,使他们学术功底深厚,各种能力,尤其是质疑创新能力出类拔萃。
作为美国的“剑桥学院”--哈佛大学不仅保留了剑桥自由教育思想的传统,而且美国自由、宽松与务实的环境使其教育更具融通性。
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坚持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相融合的办学思想,对哈佛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承认大学的职责是报效养育自己的社会,但同时也坚持外部环境不应迫使大学牺牲其独立性而做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性和自由的事情,因为公开性和自由是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特性。
1991年就任的哈佛校长陆登庭指出:
“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
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研究。
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
”
可见,大学要想获得重大成就,产生出杰出的学术大师,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只追求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以及多种学科广泛会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
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诺贝尔奖摇篮,其根源就在于它们历来不为外部环境所左右,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独特的自由教育传统,从而使不同学科能够按照内在的逻辑发展相互融通、结合和渗透,逐渐在校内形成了博大恢弘、兼容并蓄、视野广阔、富于综合创新的精神。
诺贝尔奖并不青睐功利主义者,只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
纵观100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发现,诺贝尔奖通常不奖励应用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家,90%以上的奖项都被授予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
公众一般对实用技术类科学成果有切身感受,而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与理论由于与经济和日常生活距离较远,往往不能引起人们重视,但它们却是技术的基础和源头,对于保持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诺贝尔科学奖偏爱基础科学成果的传统,对于激励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使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科学家的创造活动深受科学传统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我国现在要做不是在口头上追求诺贝尔奖,而是要培育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创新意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
总之,诺贝尔奖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杰出成果的体现,科学精神在每位获奖者身上都得到集中反映,我国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必须从遏制功利思想、铸造科学精神开始。
第三节中国科学家挑战诺贝尔奖的努力方向
一、挑战诺贝尔奖的10大标准条件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分析了百年来诺贝尔获奖情况后,提出了10个讨论的问题,可以算作是对诺贝尔获奖者的一个评价,可以称为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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