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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最终整理版
名词解释:
六经:
庄子提及。
诗书礼易乐春秋。
唐代九经:
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礼的注书汉代才出现)
春秋:
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易、诗、书
宋代十三经:
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礼的注书汉代才出现)
春秋:
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易、诗、书
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竹简:
策木牍:
方
文→独体字→合体字(字)
单音节→双音节词(汉代始)
汉字产生新字的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字”合体字
铁云藏龟:
1902年,王懿荣长子王汉甫将家中甲骨全部出售给刘鹗。
刘鹗又通过其他途径继续收集甲骨,总计收藏超过5000片。
1903年,他从中选出1058片编为《铁云藏龟》,石印出版,是我国商代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
甲骨四堂:
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
史籀篇:
《说文·叙》: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宣王即西周末年的周宣王(前827—前782)。
大篆十五篇即史籀篇。
西周三大青铜器:
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毛公鼎。
象形:
形体完全依据物象构造,是物象的真实反映
亚象形:
形体表面上的象形,实质上已不能完全物象,是表物象形体向表音义形体转变的过渡。
守丘刻石:
战国时期中山国刻石。
三晋书体。
现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刻石为一天然河光石,在其一侧的平整处竖刻文字2行,共19字,右行有一合文,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为敬告后来的贤者而刻制的。
鸟虫书:
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一种美术字体。
铜器上有时用鸟虫书作为文饰,常见于戈矛剑之类,都是吴、楚、宋、蔡、越国之物,从地理上看鸟虫书大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侯马盟书:
1965年12月出土于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此地为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田”所在地,盟书距今2400多年。
遗址共出土玉石片5000余件,有字可识者600多件。
石质盟书以圭形为主,玉质盟书有圭形和璜形两种。
温县盟书:
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发掘,地在今河南省温县。
共有十六坑出土书写盟书的玉石片,总数达1万余。
盟书用毛笔书写,字迹为黑墨。
玉石片多为圭形、简形。
此前于1930年、1935年,1942年在此地多次出土圭形石片,后流散。
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沁阳盟书”11片,也是此地出土的。
温县盟书的时代与侯马盟书相近,也在春秋末期,主盟者为晋国的韩氏。
秦駰玉牍:
玉牍共两件,双面有镌刻和朱书文字,两件文字相同,单件文字299字,器主駰即秦惠文王“驷”,属战国时期遗物。
内容是秦駰久病不愈,向华山之神祷告之事。
诅楚文:
是北宋时在今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刻石,原本有三石,今皆亡佚,拓本也不存,仅有摹刻本。
有字300余,时代为战国后期。
帛书:
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帛书是被盗掘的,今存美国。
帛书有五种,关系不明,最大的被称为“第一帛书”,帛书原物略成方形,中间有正反方向颠倒的两大段文字,一段13行分3章,通常称为《甲篇》,另一段8行也分三章,通常称为《乙篇》,两篇各有长方形分章符号。
帛书外层除彩绘四木、十二月神图像外,还有12段文字。
每段结尾都有朱色长方形符号,其后另有月名和小标题,通常称为丙篇,三篇文字基本完整,加上合文和重文,共计961字。
甲篇言天灾产生原因,乙篇言创世神话,丙篇言十二月神宜忌。
《说文》古文:
《说文解字》标明的古文形体是500多个。
《说文·序》: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又北平侯张仓献《左氏春秋传》。
”说文古文三个来源:
①孔子壁中书②张仓献《春秋左氏传》③许慎所见到的出土铜器铭文
孔子壁中书: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焚书时在壁中的书籍。
熹平石经:
东汉末年的汉灵帝熹平四年命蔡邕校正经典文字,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刊刻于石碑之上,立碑于洛阳太学,后称“熹平石经”。
三体石经:
东汉以后,由于古文经盛行,魏曹芳正始年间,又用不同字体刊刻经典于石碑之上,同样立碑于洛阳太学熹平石经之旁,后称为魏“正始石经”或“魏石经”,魏石经大体上是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的,故又称为“三体石经”。
汗简:
北宋初年,郭忠恕采集各种资料中的古文字形,汇编成《汗简》一书。
全书共七卷,共收2961个字,其征引的71种资料,95%今已佚失。
古文四声韵:
北宋庆历四年,夏竦以《汉简》为基础,增加古文材料,编成《古文四声韵》一书,全书共5卷,所收字以《切韵》四声分类,每卷之中又按韵排字,故名“古文四声韵”。
据统计此书收古文(包括隶定古文)9000余字,共引用资料98种。
敦煌遗书:
清代以来发现的敦煌古文献,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17窟藏理洞发现的最多,其它还有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发现的等等。
敦煌遗书总数超过5万件,其中汉文写本4万件以上。
其中五分之三在国外,中国仅存约2万件。
遗书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
北朝以前的字体基本为隶书,南朝及隋唐五代宋写本为楷书或草书。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
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
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
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
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
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
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
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
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
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
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
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
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
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
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
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
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
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
吐鲁番文书:
1959年到1975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阿斯塔那村北和啥拉和卓村两地先后进行了13项发掘,共发掘晋代至唐代墓葬400座,共出土2700多件纸质文书。
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文书100多件,割据的高昌王朝时期700多件,唐代至少1700多件。
主要是汉文﹐其次是古粟特﹑突厥﹑回鹘﹑吐蕃文等。
据文书记年,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前后历时五百年在这批资料已编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已在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等教经卷四大类﹕就目前所知﹐大部分均在国内。
吐鲁番文书除少数作为随葬品的文书较为完整外,大部分残缺不全,这是因为这些资料是作废纸剪裁或死者穿戴的鞋靴,冠帽,腰带和枕褥,棺拆等入葬的。
《字样》残卷:
本卷见于斯388号,卷首残缺,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本的《正名要录》。
周祖谟认为本书“是根据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有所考定补充的。
主要是辨别形近义异和别体俗书,指明何者为正字,何者可以通用,一以《说文》、《字林》为定”;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世”。
至于其是否为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周氏认为尚难确定。
而朱凤玉、张涌泉则皆认为应即杜书的残卷。
《正名要录》:
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抄。
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
周祖谟指出《正名要录》“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音同字异的书”,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
张涌泉说:
“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已在该书中被载录,如怜、床、粮、断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俗字在该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时要字样》:
凡存三个写卷,即斯6208、斯5731、斯6117号。
斯6208号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页,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三)”,所存皆去声字。
斯5731号残卷首为去声字,与斯6208号相衔接,周祖谟以为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极是。
斯5731号凡存三十九行,后二十五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
周祖谟据此推断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
《一切经音义》:
隋仁寿元年(601年),颜之推、陆法言等撰成《切韵》一书,凡5卷,共收12100余字。
王仁昫在其基础上又进一步整理增订而成《刊谬补缺切韵》,除对《切韵》加以刊正、补注义训外,还对本字俗体等加以辨析,周祖谟先生云:
“本书所载的唐代的通俗字体相当完备,可作为一部唐代通俗字典来看。
”
《干禄字书》:
唐颜元孙撰,后为颜真卿书写刻石,广为流传。
其例以四声隶字,同声调的又以二百六韵排比字之后先。
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赅。
《干禄字书》是收录唐代俗文字的一部字书,对于研究近代汉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经文字》:
张参撰。
大历十年六月张参奉诏校勘五经文字,并且书于太学屋壁。
随后又收集疑文互体,根据汉熹平石经和《说文解字》、《字林》、《经典释文》等书,收经传文字3235字,依据偏旁部首排列,凡160部,分为3卷。
《五经文字》一些不太通行的异体字及俗讹别体。
那些不太通行的异体字和“讹俗别体”,对俗字研究价值更大。
《九经字样》: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唐玄度撰。
大和七年二月,玄度奉敕校定石经字体,根据大历十一年(776)张参所作《五经文字》,补其未备,撰集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与《五经文字》一同刻于石经之末。
书前所载开成二年八月牒讲到刊定字体的准则是:
“如总据《说文》,即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
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
”《九经字样》辨析文字的方式与《五经文字》基本相同。
《龙龛手镜》:
辽代释行均作。
此书原名《龙龛手镜》,宋刻本因避讳而改为《龙龛手鉴》。
此书的编撰体例与《干禄字书》略同,每字下详列正体、通行体、俗体、古体、今体、或体和误体。
另外,还有“俗通”的提法,如:
怜,俗通。
憐,正,音莲,哀矜、爱念也。
这里的“俗通”,《干禄字书》或作“俗”,或作“通”,那么“俗通”,应该是俗书通行的意思。
本为俗字,现已通行,故为“俗通”。
《集韵》: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祁、郑戬给皇帝上书批评宋真宗年间编纂的多用旧文。
与此同时,贾昌朝也上书批评宋真宗景德年间编的《韵略》“多无训释,疑混声、重叠字,举人误用”。
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广韵》这两部韵书。
《集韵》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完稿。
《集韵》主要的特点还在于收字多,而且收的异体字特别多。
一个字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写法,又不管是正体,还是古体、或体、俗体,只要有点根据就收进来。
有的字竟多到八、九个写法。
和《广韵》相比,《集韵》广载古籀、异体。
另外,《集韵》还收有一定数量的俗字,虽然《集韵·韵例》说:
“凡流俗用字,随意生文,既无可取,徒乱真伪,今于正文之左直释曰:
“俗作某,非是。
”但还是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俗字。
《康熙字典》:
清代康熙皇帝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人编纂的。
1、集前代字书之大成。
除比较罕见的俗体字外,前代字书中的俗字大多可在字典中找到,并有来源说明。
如引《正字通》“國”作“囯”,引《篇海类编》“你”俗作“您”,引《字汇》“燈”俗作“灯”。
2、增收一些前代字书未收的俗字。
明代以前的字书重视对前代俗字的收录,而对本朝新出现的俗字不一定收录,而《康熙字典》新收了明清之间新流行的俗字。
如“梦,俗夢字”,又如“呆,今俗以为痴獃字。
”
《宋元以来俗字谱》:
宋元明清简化汉字的重要资料。
刘复、李家瑞编,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
这本书收集了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化字6240个。
这6240个简化字合繁体字为1604字。
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
与今天《简化字总表》相同的字有:
实、宝、礼、声、会、怜、怀、搀、罗、听、万、庄、梦、阳、虽、医、凤、义、乱、皱、台、办、战、归、党、辞、断等330多个。
《碑别字新编》:
1985年7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秦公先生的《碑别字新编》一书,汇集了2528个汉字的12844种写法。
碑别字就是在碑版当中出现的别字。
其实碑别字诞生的原因正如赵超先生所说:
“中国古代墓志流行的1000多年间,正是汉字发展史中书体由隶书转向行书、楷书,并正式定型的时期。
其文字形体也由俗体、异体多出,变化无端状态逐渐转向规范化、统一化”,而碑别字正是这一嬗变过程中的产物。
《敦煌俗字典》:
黄征教授编着的《敦煌俗字典》,收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俗字为主,兼收隶古字、避讳字、武周新字、合文等,隶、楷、草、行之书体不限,其材料来源囊括英、法、俄、日等国和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甘肃藏卷还包括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莫高窟土地朝塑像内剥离出来的全部敦煌文献。
吐鲁番、黑水城、楼兰等地出土文献只作备考之用。
四体二用:
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汉字“六书”得出的结论,形成于乾嘉时期。
并被“章黄”学派沿用。
认为汉字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为造字法,转注、假借两种为用字法,这叫做“四体二用”。
PS:
建国四简:
上博+帛书+清华+楚简
上博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内容。
清华简: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郭店楚简: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
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
郭店楚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背诵出土文献: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简,简443,牍1枚。
遣策、占卜、法律文书;战国,1987,《包山楚简》
·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楚简,简804
古书;战国,1993,《郭店楚墓竹简》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简,简215,牍1枚
战国,1978,《曾侯乙墓》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1200余枚
古书,战国,199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8)
·湖南长沙楚帛书,3件
古书,战国,1942
·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墓秦简,简461枚,日书、志怪故事
战国,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简》
·湖南龙山里耶1号井,共有简36000枚,内容为文书。
·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汉简,有简9,牍5,封泥匣5枚,内容为遣策。
年代是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汉简,简312、牍49枚。
年代是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汉简,简621、牍7枚,年代是西汉。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汉简,简1236枚,内容是古书、法律文书、历谱、遣策,年代是西汉。
·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汉简,简数不详、牍3枚,内容为诗经、周易、日书等古书,年代为西汉。
·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汉简,简4942枚,内容为古书,西汉。
·江苏东海尹湾2号墓汉牍,牍1枚,遣策,西汉。
·江苏东海尹湾6号墓汉简,简133、牍23枚。
·敦煌汉简,简牍990枚,内容为文书、古书,汉代。
·新敦煌汉简,简牍36599枚,内容为文书、古书,汉代。
·居延汉简,简牍1万余枚,内容为文书,汉代。
·新居延汉简,简牍2万余枚,内容为文书、古书,汉代。
简答题:
1、汉字的演变:
(1)商代文字:
构形特点:
①商代留下来的部分甲骨、玉石、陶器上就有少量毛笔字,毛笔字和陶器上的彩绘应该是当时的常用字,青铜器上的铭文也与毛笔字相同,是日常用的正规字体。
陶器上的字体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手笔,甲骨文因为是用刀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而且数量又大,所以很多字形采用简写的方法,有变实心为轮廓,改圆形为方形,改粗笔为细笔等,相比而言,金文、彩绘更加象形,更接近古形。
②汉字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可分为构件和结构两个方面。
构件是系统之组成成分,结构是构件的组合关系。
汉字的发展主要看两方面的发展:
[1]构件
独体字(包括作为合体字构件时)形体不固定。
A.笔画多少不定
B.无方向感
独体字和构件形体以象形为主
[2]结构
A.单字构件多少不固定
B.构件间的相互位置和方向由物象决定
C.字形结构以象形为主
△典型的篆体汉字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是物字的反映,物象是篆体的本后支配者,就是字形纯真的本质因素。
商代字形表物象,字形表书面形式。
早期汉字是字形直接表示事物,而间接表词的音义。
文字借原有图画作为自己的书写符号,形成了事物、字、词关系的原始状态,奠定了汉字的形表意的本质属性。
(2)西周文字:
西周文字的特点:
①(与商同)独体字形态不固定,构件多少不固定,构件间互相位置和方向不固定。
②象物性有所降低
②增加了表音和表意的构件。
这是一个重大发展,表明着由物象→表词音义。
(3)春秋战国文字:
春秋战国文字的构形特点:
①字形结构和构件形体的象形性已经基本消失
②会义、音义组合结构形成
A.增加义符
B增加音符
C偏旁位置和方向已基本稳定:
音义走向符号化的重要标志,部首始形成,依汉字构形系统本身特点形成部首系统。
(4)秦、西汉文字:
①春秋战国时秦国使用的文字更多地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征,是西周文字的忠实继承者。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文字也作了统一,自此汉字又形成了一统局面。
②“秦时始建隶书”,秦统一后要建立字体弃用原则,隶书是小篆的辅助字体,允许用小篆于正规场合,隶书于普通场合:
隶书的构形特点:
a.组合结构为音义、会义组合
b.构件形体为音义符号
c.构形理据为音义组合关系
d.字形变化原则是便于书写
2、简述古代的文字材料:
①甲骨:
甲骨指龟甲和兽骨,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甲骨文,甲骨文内容为古代占卜记事。
典型代表有:
殷商甲骨文:
河南安阳小屯村
西周甲骨文:
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扶风齐家
②陶器:
包括陶器、砖瓦质材,契刻,打印或书写在其上的文字称陶文。
内容:
制陶手工业的署名、作坊名、地名、陶工名,器物所有者名,刑徒名以及各种吉祥语等。
与其他出土文献不同,陶文反映的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下层人的手笔。
如长乐未央。
③铜器: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铜器铭文,因古代青铜等金属皆称“金”,故也称金文,又因钟鼎为青铜器的代表,故也称“钟鼎文”。
过去还有“彝器款识”之称。
春秋时期及以前的青铜铭文大多是与铜器同时铸成,战国以后则大多是铜器铸成,于其上加文字。
代表有:
楚王钟、中山王鼎等。
④玉石。
书写或契刻在玉石上的文字。
古代有些玉器上刻有文字,如战国的行气玉铭,形制为棱柱状,中空,顶端未透,外琢十二面,每面刻字,加重文符号,共14句45字。
记录行气要领,是有关古代气功方面的文献。
大量的玉石文字是记录盟誓内容的盟书,共发现“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两种。
⑤漆器: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七千多年的漆器,文字内容多是作坊名、漆工名、器物所有者名、吉祥用语等。
⑥简牍:
一般称竹片为“简”、木板为“牍”,但也有称木片、木板为“简”或“木简”的。
书写在竹木片和木板上的文字称简牍文字。
典型代表有:
青川木牍,武威医药木牍等。
⑦缯帛: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孤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
”
迄今为止,出土大宗帛书共两批:
一是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二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
⑧石刻:
《墨子·兼爱下》:
“何以知先圣四王之行之也?
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
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吕氏春秋·求人》:
“功绩铭乎金石。
”
现今所知最早的先秦石刻是中山国守丘刻石。
⑨纸:
1973至1974年在居延金关西汉宣帝时遗物中就发现了纸。
另外,1978年在扶风中颜西汉晚期窖藏和1979年敦煌马圈湾西汉烽隧遗址中也都发现了纸。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西汉早期墓出土了纸质地图残片,纸面较平整,上绘墨线地图,证明西汉时纸已成为书写用具。
最初的纸源于漂絮,絮是沤渍蚕茧制成的粗丝绵,漂絮用竹帘。
据此则最早的纸就是薄层丝絮。
西汉发现的纸原料为破旧的麻絮、麻布和绳头等,纸面粗糙不平。
到东汉蔡伦发明用树皮和鱼网为材料制纸的新技术,纸才较多生产。
1979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有字纸。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鉴于经书传抄错漏太多,遂用石碑刻经,共刻石四十六块,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传拓技术。
3、“小学”一名所含内容的演变。
文字学,古称“小学”。
①《大戴礼·保傅》:
“古者年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
②五代刘昫(xù)的《旧唐书·经籍志》,始将《尔雅》、《释名》、《方言》等归入“小学”类,“小学”之含义由此扩展。
③宋代王应麟《玉海》等进一步将“小学”明确为“体制”、“训诂”、“音韵”三类,这时的小学已相当于后代的语言文字学,而“体制”以文字字形为主,则相当于今天的文字学。
4、六书理论及其特点:
(1)“六书”是古代概括汉字形体构造方式和类型的术语。
书这里是指字形构造,六书即六种字形构造。
(2)象形:
《说文叙》: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诘诎”也作“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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