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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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一
《水浒传》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
(一)
论文关键词:
水浒传前代文学以事见人战争对称美现实主义穿插
论文摘要:
《水浒传》遵循“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它的五方面特点:
在叙事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个性;善于描写拚战之事,尤其有对宏大战斗场面的铺张描写;布局的严整美、对称美;尽量抛弃虚假的故事情节,再现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大量穿插诗词曲赋等。
凡此种种,均与前代文学创作艺术,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儒家大师孔子提出“温故而知新”的著名论断,主张既要研习古代文化遗产,又要弄懂新的科学知识。
其中,包含着“复古”与“创新”并举的原理。
这一原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遂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既“复古”又“创新”的思潮,这种思潮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
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它又一变而为一种文学理论。
从秦汉到宋元,司马迁、班固、陆机、刘怨、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关汉卿、王实甫等,他们或深人阐述这一理论,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着这一理论。
我们仅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
他“读书破万卷”,尽量吸取古代典籍的精华,开阔知识视野。
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广泛地继承优良的创作传统。
他“别裁伪体亲风雅”,对文学遗产有所甄别、有所批判、有所借鉴。
他“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感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创作上惨淡经营。
他“窃攀屈宋宜方驾”,向古代一流作家看齐。
他“下笔如有神”,表现出创作的灵活性。
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反映出在文学成就方面欲超越古人的气概。
由此看出,杜甫诗歌创作能够“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绝非偶然。
他以“学古”为基础,以创新为出发点,以超越古人为终极目标。
他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实践,回答了如何“复古”与“创新”的问题。
到了明代,施耐庵以杜甫等人为榜样,他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于上至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下到宋元话本所形成的优良创作传统,都有所继承和发展。
它既遵古昔之法,又变世俗之文,是一部“收百世之胭文,采千载之遗韵”的、“复古”与“创新”相结合的艺术佳品。
从纵向看,《水浒传》是一部梁山起义军的兴衰史。
从横向看,其主体部分由108位英雄的传记组成。
描写这些英雄的事迹,并以此成功地塑造他们的英雄群像,是全书最突出的创作特色之一。
全书描写的好汉,由于来自秦、晋、燕、赵、齐、楚、吴、越等广阔地域,来自工、农、商、学、兵、政等各个阶层,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是各地区、各行业的精英。
大家云集梁山,无疑形成当时全天下最高规格的人才集团。
这个集团的十分之一左右的成员,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金圣叹称其中一些人为上上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评论者们往往把《史记》与《水浒传》进行对比,认为两者都是以人物传记为主体的最成功、最伟大的作品,只是前者主要依据史实撰写,后者更多地包含了虚构成分。
我们觉得,后者接受前者的艺术影响是最为显而易见的,两者最可进行比较的,仍然在于对人物事迹的精彩描写方面。
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概括指出:
“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枚举。
而其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邓,范(唯)蔡(泽)之倾,(张)仪(苏)秦之辩,张(耳)陈(余)之隙,田(盼)窦(婴)之争,卫(青)霍(去病)之勋,朱(家)郭(解)之侠,与夫四豪(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交,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算,十吏(至阵都等)之酷,诸吕(吕禄、吕产等)七国(吴王刘澳等)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
传中警策,往往似之”。
与之相比,《水浒传>}}所最称犀利者”,则无如:
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醉打孔亮;鲁达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速斗浪里白跳、沂岭杀四虎、斧劈罗真人、探穴救柴进;林冲误人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水寨大并火;吴用说三阮撞筹、智取生辰纲、智赚玉麒麟;花荣大闹清风寨、梁山射雁;杨志卖刀、押送金银担;宋法怒杀阎婆惜、吟反诗、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
还有时迁盗甲之琐屑,真千秋绝调矣!
书中警策,往往似之。
归结为一点,《水浒传》以事见人,已如前所说,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刻画人物形象。
仅以武松为例,叙述景阳冈打虎的事件,夸张地显示他有回天倒日之力;以“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事件,反映其除恶务尽的信念,“一饭之德必偿,旺毗之怨必报”的个性;以“十字坡遇张青”之事,重在表现其“识性明悟”的特点:
以“威镇安平镇”之事,展示其负能使气的个性特征,以“夜走娱蛤岭”之事,表现其除强扶弱的气概;以“醉打孔亮”之事,反映其“吃软不吃硬”的个性等等。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性格多重化与复杂化的武松形象,被塑造出来。
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优越之处,在于能够“因文生事”,充分发挥想象力,“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劣势,在于“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
”这虽然只是严格区分“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写法,其实,也约略说明《水浒传》对《史记》的写作艺术,即有继承,又有创新。
正因如此,武松等好汉的事迹被描绘得异常生动,他们的名字有口皆碑。
善于描写战争的经典著作首推《左传》。
它不独描写的大大小小战争的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注重描写战争的起源、酝酿过程、双方的作战部署或策略以及胜负原因之所在等。
它只略写交战的场面,即使对“五大战役”的战斗场景描写,也只是三言两语。
描写战争与之相媲美的《史记》,既描写战前双方的动态、战争的因果关系等,也摄取了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
其中,它对交战的场景并不进行求全求备式的铺张描写,对拒鹿之战的场面描写,也仅用了一两段精彩的文字。
一方面,《水浒传》继承、借鉴《左传》、《史记》的优良创作传统,善于描写厮杀、争战之事。
小到两人的格斗,大到千军万马的交火,无不挫于篇幅之内。
全书描写梁山好汉参与或发起的规模不等,性质不同的格斗、战争数十次,诸如大闹史家村、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单打二龙山飞双夺宝珠寺、水寨大并火、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智杀裴如海、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打青州、闹西岳华山、芒场山降魔、月夜赚关胜、雪天擒索超、智取大名府、降水火二将、夜打曾头市、打东平府、打东昌府、两赢童贯、三败高球、破大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等。
尤其前}o回,作者将一些格斗、战争写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使故事情节变得曲折离奇,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是更希望引起读者的深思。
一些描写至少表明:
好汉们是代表正义力量进行格斗的,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邪恶势力终将受到惩罚,善良的人们是不可欺辱的,他们的冤屈理应得到昭雪。
一些描写表明:
好汉们有时由互相较量到情投意合,即化干戈为玉帛、自有其主、客观缘由的。
某些描写还表明:
好汉们所发动的战争、一般属于正义战争,加之吴用等好汉灵活运用一些战略战术,包括古代的军事思想、原则,因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大量描写或注重揭示战争发生的原因,双方胜败的因果关系;或预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交待战争的准备过程;或显示战争的主导一方的政治意图及获得的经济效益等等,都给读者以回味的余地。
另一方面,《水浒传》对《左传》、《史记》描写战争的方法有所突破。
有时全方位地勾勒交战前后的各种场面,大肆铺叙厮杀的情景。
仅以“智取大名府”为例,作者似立于天外,俯视双方战局,洞察战争的全部进程。
按金圣叹的说法,作者足以匹敌怀有“绝异非尝”之口技者,尤其能维妙维肖地讲述在同一时间或同一空间发生的各种战况。
首先镜头对准我方:
吴用与宋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先后派出时迁等十二拨好汉化装人城。
镜头同时对准敌方:
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也对元宵放灯、巡逻、警备等事宜一一做出安排。
镜头再转到我方:
依次派出正面进攻的八路军马。
镜头一摇,又是十二拨好汉,三三两两地暗暗相会于城内各个据点,大家做好投人战斗的后期准备工作,浓烈的火药味扑鼻而来。
镜头几经调转,鼓打二更,时迁火烧翠云楼,北京之战全面打响。
镜头又辐射式地摄取壮观的战斗场面,即以梁中书等惊慌地四处逃窜为线索,将整个战局暴露在读者面前:
十二拨好汉几乎一齐发作,如十二把锋利的尖刀、搅动着北京的心脏地带。
八路军也几乎同时上阵,拦截追杀,来势凶猛,如伸人瓮中抓鳖的一只只神奇的手。
俄顷,战斗基本结束。
然而,镜头同时摄取的场景更多;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被杀;王太守一家老小被杀;卢俊义、石秀被放出大牢;李固、贾氏几乎同时被捉。
最后,镜头一摇,天色大明,在城外会合的梁中书、李成、闻达等遭到我方的伏击,三人撞破重围,才成为漏网之鱼。
我们再次强调指出,作者描写这场战争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
多次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战况挫于笔端。
换言之,出色地完成了时间与空间艺术双重再现的任务。
总的来说,《水浒传》既是描写战争的文学名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军事科学著作。
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已经出现一些宏篇巨制,全书讲求谋篇布局,分散整合。
以《墨子》为例,仅以现存的五十余篇看,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非命》等均分为上、中、下三篇,三篇自成体系,三篇与三篇之间又形成互为对称的格局。
《韩非子》亦复如此,有《说林》上、下两篇,《内储说》、《外储说左》、《外储说右》各上、下两篇。
这种部分化的对称格局,在汉魏六朝辞赋的创作中,已演变为整体化与独立化。
一些辞赋作家,有意无意地写出自成对称格局的作品,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张衡的《东京赋》与《西京赋》;江淹的《恨赋》与《别赋》等。
当然,也扩展到此时及唐宋时期的诗文创作,如诸葛亮写有《前出师表》与《后出师表》,杜甫写有《三吏》与《三别》,范成大写有《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各十二首的大型组诗《四时田园杂兴》。
《水浒传》融合历代诗文的这些创作特点,形成篇章结构从整体到局部的对称美。
全书以第71回为分水岭,形成前70回与后50回两大部分,它们分别写梁山起义军的一盛一衰,迥然是两样笔墨,两者大体上形成对称。
为鲁智深立传的五回书与为林冲立传的五回书,互为对称。
继为武松立传的十回书之后,接上为宋江立传的十回书,两者又形成对称。
描写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四部分内容,每部分约占十回书,它们又形成两两对称的格局。
此外,描写的重大战役之间互为对称,如“三打祝家庄”与“三打大名府”,“两打高唐州”与“两战连环马”、“两赢童贯”与“三败高休”等。
再者,描写的事件之间形成对称,如武松景阳冈打虎与李述沂岭杀四虎,宋江杀阎婆惜与杨雄杀潘巧云,江州劫法场与大名府劫法场,林冲刺配沧州道与卢俊义刺配沙门岛等。
总的说来,《水浒传》从前后两大部分,到部分回目与回目之间,从描写的重大战役之间,到描写的事件与事件之间,都形成互为对称的格局,从而使全书在多层面、多部位、多角度上,形成一种对称的美,严整而和谐的美,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情趣,增强了其美学价值口
从先秦的神话、传说、寓言,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再一变而为唐代传奇。
这些作品既披着神秘的外衣,又包含着严肃的生活内容。
尤其是我国文言小说的成熟作品唐传奇,更是如此。
在借鉴唐传奇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水浒传》尽量剔除其虚假的情节,还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记叙一件件真实可信的事,包含多样的情趣,成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水浒传》描写的主体内容,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随便说来,高徐的发迹,绝非偶然,岂不符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土无名”的政治现实?
梁山起义军由弱变强,由盛到衰,基本接近于史籍的有关记载和民间传闻,也符合客观事物的某些发展规律。
至于说到朱全笃于友道,先后放走晃盖、宋江、雷横,最终自己宁可刺配沧州牢城;陆谦趋炎附势,出卖林冲、弃友情如遗迹,牛二撤泼,邪歌乖觉;柴进结交江湖,王伦嫉贤妒能;燕青精明强干,乐和见机而作;杨志时运不齐,林冲命运多蚌,高衙内横行霸道,武大郎软弱可欺;黄文炳心术不正,李透一派天真;西门庆欺男霸女,鲁智深济危扶困等等,真人、真事、真性情、真境界。
即使号称梁山泊“五绝”的戴宗之神行法,张清之飞石、花荣之箭射、燕青之厮扑、安道全之医术,也都是当时人们完全可以掌握的最高水准的一些技艺、本事而已。
武松之嗜酒,王英之贪色,白胜之乱赌,张旺之狂缥,李忠之吝音,梁中书之敛财,李速之好斗等,应验了“酒色财气在人间”这句老话,给读者以强烈的真实感。
《水浒传》仅有个别章回披着神秘的外衣,实际上它们与主体内容相互配合。
以“洪太尉误走妖魔”的神奇故事为始,预示梁山好汉的“出世”,实际上等于预告小说的群体主人公为108位英雄。
以“微宗帝梦游梁山泊”的离奇情节作结,描写微宗梦遇宋江等亡故的梁山好汉,等于总提好汉们的悲惨结局。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的荒诞故事,讲述九天玄女传宋江三卷天书,嘱托他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等内容。
其实,包含着梁山好汉后来坚持的政治方向。
至于智真长老、九天玄女、罗真人这些虚构人物,他们所说的褐语、天言、片言等,只不过都在揭示梁山起义队伍或个别好汉的归宿问题。
当然,与之同类的“人云龙斗法破高廉”、“托塔天王梦中显圣”等情节纯属捏造,即使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足为凭。
从总的方面看,《水浒传》真实再现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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