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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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
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
—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
摘要:
中古时期士族流动的历史线索,经过史家陈寅恪、毛汉光等的持续研究,已经产生了丰饶的成果和许多有意味的结论。
但流动的复杂过程以及其中的许多细节,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来。
本文借用“转型”范畴,将新出唐初史学家、诗人李百药墓志铭与其祖父母碑志和相关史传数据进行对读,试图通过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映证,对赵郡李氏汉中房支进行重新梳理,重点以丧葬地的改变来观察汉中房支的流动及中央化,以期对中古社会和士族转型有新的认知,对流行的“唐宋变革论”的起点也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
通过李氏家族几方碑志的比较,还抉发出中古时期大族家风家学的一些与众不同处,文章也对李百药的文史著述做一点新的评价。
关键词:
转型;李百药;山东士族;汉中房支;中央化;家风家学;文史著述
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中古隋唐时期的士族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陈寅恪、钱穆、岑仲勉、柳诒征等史学巨擘的开创性研究导夫先路,王伊同《五朝门第》、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
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等名家著述均有许多新开拓[1]。
“文革”后的大陆学者虽然起步较晚,但相关著述中涉及的论题多、数量大,特别是因不断出土的魏晋隋唐新文献,又使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在文史学科生机盎然,新史料的不断出现,新方法的不断引入,对陈说陋见的不断质疑,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成果层出不穷。
[2]
笔者最近有幸从坊间看到唐代史学家、文学家李百药墓志铭拓片,为了让学界能及时了解并利用此新材料,曾不揣谫陋,作了初步的整理并将其公布出来[3]。
根据拓片测知,碑志长73厘米,宽73厘米,字体为楷书,每行41字,加题目41行,共1600多字。
碑石材为方形青石,碑盖长52厘米,宽53厘米。
除个别地方略有漶漫外,碑面整体尚清晰,是近年所见唐初碑志较完整者。
惜当时稿件送达较晚,安排的栏目有字数限制,许多问题未能展开。
笔者的思考亦拘于就事论事,未能从隋唐士族转型的大视野解读史料,对一些宏大论题进行响应;更未能将已出赵郡李氏汉中房支的几方墓志放到一块进行比勘对读,对士族家族内部的变迁现象进行归纳和释读,深化相关研究。
本文是笔者前文的续写和进一步展开。
结合已出土隋唐碑志等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谈谈对赵郡李氏汉中房支的新认识,以期对隋唐士族转型等社会史上的大关节有新的理解,对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说法做一点响应。
一李百药家族的世系
据新出《李百药墓志铭》知,李百药字重规,博陵安平人。
祖敬族,父德林,世子安期。
等等。
提供的有关家族世系的信息并不特别多。
根据《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二上》:
“赵郡李氏定着六房:
其一曰南祖,二曰东祖,三曰西祖,四曰辽东,五曰江夏,六曰汉中。
”李百药即出自汉中房支。
“汉中李氏,汉东郡太守、太常卿武。
孙颉,后汉博士,始居汉中南郑。
生合,字孟节,司徒。
生固,字子坚,太尉。
生三子:
基子宪公,兹字季公,燮子德公,安平相。
十二世孙德林。
”李德林即百药父亲。
结合新、旧《唐书》本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敬族墓志铭》《赵氏(兰姿)墓志铭》(详见本文下一节引述)及《李百药墓志铭》等,可以大体知道百药家族的简表: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赵郡李氏出宰相十七人,其中汉中房有李百药之子李安期,相高宗。
毛汉光认为:
“有唐一代,在正史与墓志拓片出现者,以南祖、东祖、西祖为盛支。
”[4]综合所出宰相及人物知,这一判断还是有根据的。
但据《李敬族墓志铭》载,李敬族的“□□祖几,礼让著称,备于史册”[5]李几,在《魏书》卷八七和《北史》卷八五均有传,两书均称其“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着闻”,看来确实是一个望族,这个时期应是汉中房支的鼎盛时期,这样看来《李敬族墓志铭》中所说的“叶盛山东,荣光日平”,也可以从史书的叙述中得到映证。
“七世共居同财”、“长幼济济”、“风礼着闻”,都是叙述高门大族时的用语,史书所述,当有所依据。
《李百药墓志铭》中提及“志尚谦冲,奉之庭训;口绝臧否,禀之于家风”,对家族阀阅没有过多渲染,但这样一个大家族,能绵延几百年,应该在家风家教方面有其足以称道的地方。
又据《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诰。
安期孙羲仲,又为中书舍人。
”《新唐书·李百药传》同(文字及标点断句微有不同,但不影响语意)。
“三世掌制诰”,即三世为中书舍人,在有唐一代也是一桩美谈。
《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中书舍人条:
“魏置中书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为一职。
晋江左乃合之,谓之通事舍人。
武冠,绛朝服,掌呈奏案章。
后省之,而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职,而掌其诏命。
宋初,又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阁内,出宣诏命。
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自是则中书侍郎之任轻矣。
齐永明初,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各住一省,时谓之‘四户’,权倾天下,与给事中为一流。
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
后除‘通事’字,直曰中书舍人,专掌诏诰,兼呈奏之事。
自是诏诰之任,舍人专之。
陈置五人。
后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员。
北齐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劳问,领舍人十人。
后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属春官。
隋内史舍人八员,专掌诏诰。
炀帝减四人,后改为内书舍人。
大唐初,为内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为中书舍人,置六员。
龙朔以后,随省改号,而舍人之名不易。
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
”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二》:
“(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
掌侍进奏,参议表章。
武则天时称凤阁舍人。
简称舍人。
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
”故杜佑感叹地说:
“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
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
”[6]中书舍人之职位,对任职者的文章“艺能”有很高的要求,除了荣宠清要且有上升空间外,还曾一度权知贡举,故与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关系也至为密切[7]。
二《李百药墓志铭》与其祖父母墓志的对读
1963年在河北省饶阳县城南25里王桥村曾出土隋李敬族夫妇合葬墓。
李敬族即李德林的父亲,李百药的祖父。
墓葬清理情况曾有简报叙述,李敬族与其妻赵兰姿碑志的录文整理,也有学者完成,此不赘述。
[8]综合已有的成果,这两方墓志的出土解决了魏晋隋唐文史研究的许多问题,也使赵郡李氏汉中房支的一些细节清晰起来。
比如这两方墓志的写作者问题,说法有歧异。
现在看来,两方志的志文都是李德林所作,《李敬族墓志》的铭辞是陆开明所作,而《赵氏(兰姿)墓志》的铭辞则是古道子所作[9]。
唯现代学者的录文整理,为了区别志文与铭辞的不同作者,将这两方墓志的志文与铭辞割裂开来,分别置于两处,似没有必要,建议志文与铭辞完整保留,仅在文末注释说明即可。
关于李德林的生卒年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有学者据《李敬族墓志》所述李敬族的卒年以及李德林“十六而孤”,可以确定李德林生于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年),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10]。
但是也有些问题,学界展开不够,或认识上仍有许多歧见,笔者在此不避谫陋,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一是李敬族与其妻赵氏均与北魏大儒徐遵明过从甚密,互相揄扬。
《李敬族墓志》:
“时燕赵数乱,坟素无遗,公家有旧书,学又精博,大儒徐遵明闻而远至,呼之侧,别构精庐,共业同心,声猷俱盛。
”《赵氏(兰姿)墓志》:
“圣哲遗旨,又多启发,大儒徐遵明时在宾馆,俱相知委,常谓学者云:
夫人是内德之师。
”案徐遵明是北魏后期北方的大儒,《魏书》和《北史》均有传。
[11]李敬族夫妇墓的志文均由其子李德林所撰,故两方志的内容互相呼应,似难免有拉名人以表彰其父母的嫌疑。
但是至少透露出李氏家族与当时河北学界的闻人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像徐遵明这样颇有些狂傲的学者,都能对其父母礼敬有嘉,其他就更不说了。
又包括李敬族在内的山东士族,素重经学、史学和礼学,其所交往与其所著述的重心,皆在于此一端。
这一家学特点一直传到李百药这一代,仍能赓续不辍。
二是李敬族妻赵兰姿奉佛,学者以碑志体例为由,推广为李敬族亦奉佛,或有些过于简单化。
据《赵氏墓志》载:
“大儒徐遵明时在宾馆,俱相知委,常谓学者云:
夫人是内德之师。
崇信佛法,戒行精苦,蔬食洁斋卌余载,行坐读讼,晨昏顶礼,家业廉俭,财货无余。
凡见贫困,常必施赡。
”铭文中也说:
“破被缠盖,弘兹明识,暮浴禅香,朝飡菲食。
财兼法施,勤修慧力,恻隐自心,宽和表色。
”其长女名叫僧猗,出家早亡。
确实可以证明赵氏奉佛,其女出家为尼,也应与赵氏的应允有关。
案,隋唐间贵族女性奉佛较为常见,著名诗人王维的母亲崔氏奉佛,笔者曾以碑志所见河东裴氏女性为例,做过专门的研究,撰成《裴氏与佛教信仰》一文,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裴氏家族女性对佛教的修持[12]。
李百药曾撰《大乘庄严经论序》,对佛典的理解颇深入,当亦与家族熏染有关。
百药之得名,也与赵氏的文化背景有关。
据载,李百药出生后年幼体弱,祖母赵氏为其取名百药,以冀健吉康强。
案:
百药的本意为各种药物。
《逸周书·大聚》: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畜五味,以备百草。
”《吕氏春秋·孟夏》:
“(孟夏之月)聚蓄百药。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伎术医卜部·百药》中也有:
“炎帝尝百药以治病,尝药之时,百死百生。
”佛教中也有药师菩萨,百药之得名,寄托着祖母赵氏对晚辈健康长寿的无限希冀。
中国古代士人,思想相容并包,儒释道互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根据出处行藏的环境需要,分别彰显其思想的某些侧面,较少一意孤行走极端。
反倒是家庭女性,容易把思想与信仰不断践行,不断强化而成某种鲜明特色。
三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两世掌史职,修史书。
正如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先后执掌太史令一样,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也是先后执掌史职。
李德林经历齐、周、隋三朝,在齐官至中书侍郎,在周官至御正下大夫,在隋官至内史令。
他在北齐时就参加了“国史”的编写,写成记传二十七卷,隋时扩充为三十八篇。
李百药的《北齐书》就是在其父的《齐书》与王劭的《齐志》的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的。
很显然,“家有旧书”与史馆的丰富藏书为其能够在文史领域有所作为提供了基本条件,父子世代累积的材料是其成果的工作基础,而家风熏习、家学传承则是保证其能胜任此一工作的学术资质。
这样看来,汉中房支中李德林、李百药家族,除了“七世共居同财”、“三世皆掌制诰”外,还曾两世掌史职,前赴后继,才完成《北齐书》的写作。
三从葬地改变看汉中房支的转型
《李百药墓志铭》:
“昔京兆杜预托邙山而建茔,河内张文相牛亭而卜地。
长彦亲无反鲁,时贤谓之通人;季札子不还吴,元圣以为达礼。
今遵遗令,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礼也。
”在迁葬事前引述了四位古人的事例,作为支撑“迁厝”的根据。
在今天看来,似有些多此一举。
但若稍了解隋唐时的丧葬习俗,特别是习俗背后所潜藏的家族迁徙流动信息,作为精神家园的旧图腾的暗淡与作为家族活动重心的新标杆的凸显,或许能从这些琐屑的叙述中找到重新理解的视角。
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
“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
观李吉甫,即后来代表山东士族之李党党魁李德裕之父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详载其祖先之坟墓住宅所在,是其例证。
其书虽未述及李氏田产,而田产当亦在其中,此可以中古社会情势推度而知者。
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
此又可不待详论者也。
”[13]。
值得玩味的是,史家陈寅恪论及中古社会史上这一重要现象,正是从丧葬地及迁葬这一习俗说开来的。
他集中讨论的两个作为例证的个案[14],恰好都是赵郡李氏,只不过他提及的李吉甫、李德裕属赵郡李氏西祖房,而本文拟讨论的李敬族、李百药则属赵郡李氏汉中房。
又据《李敬族墓志铭》:
“武定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薨于邺城之宅,春秋五十三。
十二月廿一日安厝旧里。
……六年正月卅日,改葬于饶阳县城之东五里敬信乡。
”《赵氏(兰姿)墓志铭》:
“齐武平二年二月五日,终于邺城之宅,春秋七十七。
五月三日,安厝旧里。
大隋开皇六年正月卅日,先君改葬,奉合泉宫。
”这两块碑就是从葬地出土的。
考虑到李敬族、李德林父子长期在北齐、北周及隋的朝廷任职,应在洛阳、长安有居住地,丧地又是邺城,但他们还是循旧例,选择由卒地邺城迁葬回河北饶阳。
他们夫妇的归葬,原因与陈寅恪文中所述相同。
李德林的墓志未见,其卒葬地的信息暂空缺。
到了李百药,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
但是,他的“迁厝”,究竟是暂厝,还是改迁新葬地?
如是改迁新葬地,则象征家族新贯或迁徙新标竿的正式形成,于社会史与移民史研究就有另外一番象征意义了。
我们看文献中对“迁厝”一语的习惯用法:
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
“先君、先夫人……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
”《南史·孝义传下》:
“(沈崇傃)家贫无以迁厝,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
”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
“糗无甘旨之膳,松槚阙迁厝之资。
”可见,习惯上是将迁厝作为改迁归葬的替换词,与“权厝”、“暂厝”的用法还是有差别的。
入唐以来,李氏汉中房支放置这一标竿的地点既不是饶阳旧茔,也不是祖父母所居的邺城,或河南府的洛阳,而是京兆府长安,似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毛汉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墓志及史传中的大量材料,提出中古士人迁徙的“双家型态”[15],我本人在毛汉光的基础上通过翻检隋唐墓志数据进一步发现,“多家型态”应是士人迁徙的常态[16]。
毛汉光将其理论模式用于讨论士族籍贯迁徙与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问题,并就唐代士族十姓十三家的迁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述及赵郡李氏时,毛汉光的研究结论是,赵郡李氏九个着房支,五个在河南府,二个在京兆府,一个在郑州,一个在汝州[17]。
毛汉光的研究同样是以墓志中的卒地、葬地作为关键点进行详细地计量统计归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令中古社会史研究焕然一新。
但若进一步推敲或吹毛求疵,则毛氏的罗列中并没有提及汉中房支。
而李百药墓志的出土及本文的努力,可以补充完善并细化毛氏关于中央化的宏大叙述。
当然,就汉中房支的更详细更全面的叙述,还有赖于更多的文献特别是更多的新史料的出土。
笔者以往的研究主要是用所讨论的材料和个案来印证陈寅恪、毛汉光诸位的观点,以为只要所引材料能左证他们的看法,我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
最近不断思考,感觉我的阐释不能就此止步,应将陈氏对“祖茔地改变”的释读及毛氏关于“中央化”的论述再朝前推一步,如能将其与“唐宋变革”理论联系起来理解,或者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下,从中古社会转型、士族蜕变为家族的大视野来思考,许多碎片化的史料就会像铁屑围绕磁极一样,不仅活化起来,而且有了更多的整齐一致趋向。
这也是笔者刻意在本文题目中嵌入“转型”这一范畴的用意。
首先,陈寅恪的例证旨在说明,一直到了中唐,山东旧族仍坚守旧习,把葬地置于祖茔之所在,这是在表彰旧族能守护慎终追远的本意。
本文所提供材料,则是一个反证,说明即使在山东着姓赵郡李氏内部,这种坚守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
恰恰相反,早在初唐时期,以葬地的改变完成家族活动重心的变化,在汉中房支中已有例子。
故本文捅破了士族保守性的窗纸,说明在时代变化后,士族也在随俗雅化,与时俱变。
其次,家族迁徙引出家族的社会流动,而社会流动的持续性与规模化,透露出社会转型的许多重要消息。
唯研究社会史者受到“唐宋变革论”说法的拘限,认为这种转型只能出现在中唐,完成于南北宋之交。
本文无意质疑这一二十世纪的主流理论,唯通过李敬族—李百药祖孙葬地改变的案例,至少说明转型变化的上限可以朝前推。
其实,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所涉及的例证更多,只是毛氏论述的重点不在于此,故好多人也对此习焉不察罢了。
其实,士族变迁流动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开始,按照田余庆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门阀士族,只存在于东晋一朝[18],故不光南朝的士族在变化,北朝的士族也在变。
入唐以来,围绕着《氏族志》的编修、续修所引出的几场大讨论大交锋,说明旧族的影响力与新势力的此消彼长,只有这样,中唐以后贵族社会逐渐转型为官僚社会才有可能。
历史唯一不变的主题就是变化,于此亦可窥一斑。
当然,用“转型理论(transf·rmati·nthe·ry)”[19]来阐释中古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是一种新的尝试,这方面的成果还较少,故本文的立论能否圆融地解释中古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还需要学界方家加入讨论,我自己也愿意不懈地努力。
四李百药的文学创作
旧时提及百药,仅称其五言诗,且多引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的评论:
“藻思沉郁,尤长五言,如‘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含巧于硕,才壮意新,真不虚人主品目。
”按“柳色”两句出自《奉和初春出游应令》一篇,全诗为:
“鸣笳出望苑,飞盖下芝田。
水光浮落照,霞彩淡轻烟。
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
日斜旧骑动,余兴满山川。
”写出游晚归,全篇匀称灵动,“柳色”两句,与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均写早春景象而各臻其妙,可以互相比较映衬。
唯百药的作品出现较早,杜审言、王湾有可能受他作品启发后始有玲珑的兴象,清新的境界。
其实,百药受到皇帝称诵的还有《帝京篇》,据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
“太宗尝制《帝京篇》,命其和作,叹其精妙,手诏曰:
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
”新、旧《唐书》本传皆征引此段,后来的《唐诗纪事》《唐才子传》所引亦本于此。
惜李百药的和作已佚,我们不能知道何以他的这首诗能引出太宗身老才壮、齿宿意新的评价。
近现代人所编文学史、作品选或各种唐诗唐文选本对百药作品的介绍及选录极少,比历代诗文评中更吝其笔墨。
所以有必要对他的创作稍加展开,作些评议。
从数量上来说,《全唐诗》录其诗26题27首(其中《火凤词》二首,辑句一首),加上《全唐诗补编》所辑三首,共30首。
《全唐文》卷一四二、卷一四三两卷共收文14篇[20],再加上《唐文拾遗》辑补3篇,共17篇。
这个数量放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不算突出,但放在隋唐易代之际的作家中,还是不错的。
从题材上看,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奉和应制,也不仅仅是咏怀古迹。
以诗而言,还有纪行作品,也有送行赠别。
以文而言,有咏物的《鹦鹉赋》《笙赋》;也有政论的《封建论》《赞道赋》。
《旧唐书》本传抄录《封建论》原文,《新唐书》本传评论说:
“时议裂土与子弟功臣,百药《上封建论》,理据详切,帝纳其言而止。
四年,太子右庶子。
太子数戏媒无度,乃作《赞道赋》为讽”。
特别是还有关于时事的《安置突厥议》《劝封禅表》《请放宫人封事》等。
《墓志铭》称其“情忘宠辱,心混是非”,不过是盖棺后冠冕堂皇的表扬话。
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有鲜明的是非判断标准。
此外,他的《大乘庄严经论序》一文,可以看出他的佛学见解。
从体裁来看,除五言诗外,他传世的作品还有赋、颂、表、议、封事、序、论、塔铭、碑铭、哀册文等,当然还有著作类的《北齐书》。
《大唐新语》卷八:
“(百药)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筑山,以诗酒自适,尽平生之间。
”《旧唐书》本传亦援引此段材料,后代袭之。
唯“穿池筑山”的细节不得而知。
《全唐诗》中存有他的两首园林集会诗,一首是《安德山池宴集》,另一首是《和许侍郎游昆明池》。
其中前首中的安德山池是杨师道山池,在长安。
师道是隋宗室,尚桂阳公主,封安德郡公。
每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山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21]。
据考证,参加宴集文会的除杨师道、李百药外,还有岑文本、刘泊、褚遂良、杨续、许敬宗、上官仪等[22]。
我自己及时贤过去仅从雅集聚会角度关注这两篇作品[23],实际上它们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园林诗,从园林学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可圈点处。
又,陆开明撰《李敬族墓铭》还提及李敬族“行歌枕石,筑石穿渠。
弹琴汉简,狭鸟观鱼”[24],似乎李百药的祖父也有泉石之好。
唯李敬族、李百药祖孙在何处穿池筑山,营构园林,他们的园林究竟是大还是小,是奢华还是简朴,尚不能确定,只能等待更新的出土文献或传世资料来补充。
五本文小结与进一步的推论
1.孤立起来看,《李百药墓志铭》提供了初唐社会文化政治的不少碎片信息;若将其与《李敬族墓志铭》《赵氏(兰姿)墓志铭》联系起来对读,信息量就更大;新出隋唐文物文献甚伙,如能做进一步梳理,并能结合传世文献,不仅作史料比勘,而且能做深入的史学分析,其意义将会逐渐显示出来,新文献的价值也会逐渐为人们所认知。
2.陈寅恪以赵郡李氏西祖房即李德裕祖孙丧葬地及祖茔所在分析山东高门大姓的变与不变,本文重点讨论李氏汉中房之丧葬地的改变。
表面上看,似有模仿之嫌。
但若注意到陈氏所选个案在中唐时代,与“唐宋变革论”的宏大叙事合。
本文所举案例在隋末唐初时期,似乎与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史叙述模式没有关联,这又是同中之异。
3.本文拈出“转型”一语的微意,就是试图在已有的叙述话语系统和错综复杂的新史料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性。
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是以中唐作为社会变迁的开端,而在笔者看来,这个起点似可上推,笔者所选的这个案例以及毛汉光的系列研究已经证明,以丧葬地的改变来表征家族活动中心的变化,并不始于中唐,甚至也不始于初唐,在西魏北周或更早就已出现,这样“中央化”或转型的开始也随之可以朝前推,只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暴风骤雨,而是潜转暗换,而且还有数量上的多或少、规模上的大或小、性质上的显或隐的区别。
4.对士族转型或整个中古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变迁在初唐时期已露端倪:
一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即中古社会的城市化趋势。
二是从南向北的迁徙流动。
永嘉之乱,晋室渡江,大姓世族亦随之南迁,南朝自恃为正朔所在。
隋末唐初以来,士人为了仕进,又由南返北,并将丧葬地及家族活动的中心也迁到了长安、洛阳一带。
三是从桑梓故里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变,即毛汉光所谓“中央化”趋势。
四是由经学世家向文史政事家族的转变。
五是由文史家族向文学词臣家族(即陈寅恪所谓“进士词科阶层”)的转变,这几点均与李德林、李百药家族有关。
六是由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此一转变与前列各点多有交叉重迭,出现于隋,制度化于初盛唐,对唐代乃至整个前现代的中国都发生重大影响,也是士族转型及中古社会转型的重要推手,唯因与本文重点讨论的李百药家族关系不大,故这里仅仅列出,不再赘述。
附录一:
李百药墓志铭碑盖图
附录二:
李百药墓志铭图版
附录三:
李敬族墓志铭正面图版(转引自《隋唐五代墓志铭(河北卷)》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附录四:
李敬族墓志铭背面图版(转引自《隋唐五代墓志铭(河北卷)》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附录五:
李敬族妻赵氏(兰姿)墓志铭图版(转引自《隋唐五代墓志铭(河北卷)》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注:
[1]王伊同《五朝门第》,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油印本,中华书局2006年新版。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
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文版。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中文版。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繁体字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简体字本。
[2]相关成果的综述参见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
又见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绪论,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
[3]见《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题为《新发现唐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本文所引李百药墓志铭亦据该篇录文。
[4]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27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5]此处原碑有阙并模糊,“几”字,韩理洲《全随文补遗》录文为“正”字,此从罗新、叶炜着《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的录文,解释亦参考了罗新、叶炜的说法。
见《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374-376页,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6]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中书省中书舍人条,第56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
[7]有关唐宋中书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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