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背我向中国史学界投下一颗原子弹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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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背我向中国史学界投下一颗原子弹2
黑背:
我向中国史学界投下一颗原子弹2
看来,你确实有必要提高对他人观点的理解力。
我预设了什么前提?
我以尧典的哪一条记载为根据推出哪一条历史判断,并且认为那是铁证的?
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了,尧典的记载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错的,但你不知道究竟哪一条是对的,哪一条是错的,那么,你以尧典为根据所进行任何历史判断就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什么铁证。
不仅尧典如此,其它任何历史记录都要以此种态度来对待。
这么明确地表述,难道你都不能理解吗?
但这不是说我们由此可以否定任何历史记录,我们不可以对历史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和阐述。
问题的关键就是看你是不是有理性的态度来考察历史,就是说,当你面对一条历史记录的时候,你对它的确认是否基于历史研究的理性,你需要澄清的是,其一,文本来源的可靠性;其二,这一条记录与其它历史记录的可相互印证性;其三,观念陈述的逻辑性;其四,与既有的科学理论认知的融洽性。
那么,就你的问题,我已经提出了我的理解,而且表达了我对你的质疑,但究竟正不正确,你给予解释了吗?
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实际上很清楚,第一,如果尧典的记录是真实的,并且你对天象变化的理解也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搞清楚它具体记录的四象方位变动是否符合常识,如果产生了矛盾,它所描述的天体现象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意味着它的记录是错误的,那你以尧典为依据认为那时的人观察到朱雀星宿显现于东方,由此得出结论说尧典时代的人生活在一万年前,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而这里你还有更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为何尧典记载的东西竟然不是尧时代的天象,而是离他们非常遥远且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来证明其真伪的少昊时代?
尧典的记录者为什么会张冠李戴?
二,如果是,那几千年间他们是如何流传的?
他们有文字吗?
他们有记载工具吗?
他们为什么没有传下来图片?
他们用什么方法让几千年后的尧时代人竟然还知道他们时代的天象?
还有好多问题你是说不清楚的。
第二,那么,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你对尧典的理解是正确吗?
你对天象变化的理解正确吗?
尧典记录的四象,比如东方朱雀与你现在观察到的南方朱雀是同样的星宿系统吗?
你知不知道命名与所指有时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你深处于历史的幻觉之中却不自知,我现在只是要告诉你别这么亢奋,你的铁证没有任何说服力。
其实我之所以说你的计算或许是正确,只是不想去深究你的那些所谓的年代计算,因为你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不论如何惊世骇俗,都不能让人信服的,那么那些计算也就不重要了。
重新搜了一些东西看了,关于岁差的问题,我前面的理解可能有误,我原先没有仔细看,忽略了春分点在黄道带上由东向西的偏移现象。
或许是楼主的某些解释误导了我这个外行吧。
现在我理解由于岁差导致春分点沿黄道带西移的问题。
它的旋转周期大约是26000年,平均每2160年移动一个黄道宫。
按照行家的解释,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但这并没有否定我前面对楼主观点的质疑,而且,我现在的质疑或许更加专业。
或许我们的二十八星宿系统是能对应黄道十二宫,因此,春分点会随着它的西移而在各星宿之间移动。
我们知道对二十八星宿是按方位来划分它们显现的区域的,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几千年来,人们都是这么观察的,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那么,我的问题还是这样(先假定尧典记载的四方星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四方星宿):
一,岁差运动导致的春分点的西移,究竟是否会造成在我们观察来看四方星宿在方位上的如此大的变动?
比如人们在东方看到南方的星宿,西方看到东方的星宿,北方看到南方的星宿,南方看到北方的星宿。
二,我现在觉得就方位的变化而言,按我们通常对尧典的理解,那尧典的记载都是不可能的。
而你在帖子中以你理解的尧典上提到东方朱雀现象为根据,来开展你对历史年代的推论,那我认为是错误的。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我先前一样陷入同样的认识误区。
三,所以,要么,尧典不可靠,它的记载是错误的;要么,我们对通常对尧典的理解是错误的。
或许尧典并没有在方位上区分星宿,当它记载“星鸟”这两个字的时候,它并没有表示这个星宿属于东方。
那么,以这个记载为根据去推论历史年代,是不是很不靠谱呢?
四,更不靠谱的是,你还以此去判定八卦系统所属的年代。
即便我们相信八卦是伏羲所创这个传说,那根据这个传说,它还是不能在星象上给予我任何有意义的信息。
因为,虽然人们传说八卦是伏羲所创,但据我所知,传说也只是说伏羲画了这样的八个卦象而已,至于把这八个卦象对应天上的星宿系统,则应当是周易时代的事情,那与伏羲时代好象没有什么关系,那你以此为根据去推论伏羲的时代,会正确吗?
过几天我写个“隐藏在《易学》背后的天文密码——《易学》理论的文化背景及知识理由”给你看看吧,那种文章设定中,可以回答你的这些追问。
他的文章设定只是讨论尧典中天象的。
欢迎你将这些细致问题哪来追问我,当然要让我拿出确凿的证据,那是没有的,我只能通过对古代知识场景的模拟,提出可能的解释模型,给出可能的逻辑证据。
因为,正如你所指出的,当时记录文字的工具,无法传承至今,所以我们就不能用后世的知识传承标准去要求它
古代的天象时间测定计算是非常复杂,要计算太阳、月亮、地球和相关星宿的运行轨道,年代越早计算越复杂。
现在的科学研究有了计算机辅助,准确计算并定位才有了可行性。
StarryNight是由美国SimulationCurriculum公司出品的天文软件,是世界上最真实、最豪华、最震撼的天文软件。
能查看6500多万颗恒星以及100多万个深空天体;从宇宙任何位置进行观测,最远可位于7亿光年远;设定时间范围达公元前99999年到公元99999年。
这个软件可称之为天文考古研究的利器。
笔者使用StarryNightProPlus6版本(专业高级版),传统上古史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因此本人以郑州作为观测点,即113:
42E34:
44N。
假定古人不知地球是倾斜的,4个方向是以观测点为坐标中心,太阳日出点作为正东点,因此与我们现在的4个方向有角度差。
两分点和两至点都采用粗略时间,因为差距几天目测的天象变化不大。
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中考证,古人的观测是日出前三刻观测月亮和五大行星,日落后三刻观测月亮和恒星。
这种观测习惯简单方便,也符合古人的简陋观测条件,因此本文采用此说。
后世的研究中历来都认为尧典所述四星是“中星”,也叫“四仲星”,因此本文也是以南中天作为标志点。
设定的观测条件是目测无灯光污染。
本人的软件有些问题,无法导出星象图,因此只能采用文字描述的方式。
BC9000年3月22日春分,晨曦6点50分,五大行星全部出现,分布在黄道带周围。
太阳落山时间16点53分,中星:
轩辕十四。
整个的朱雀星座全部出现,在轩辕十四下方耀耀生辉,朱雀星座的头向下,天球跨度足有100度,正是从东到南的一只展翅飞翔的巨大凤鸟。
如此耀目的星象,难怪尧典只有“星鸟”一句。
BC9000年6月22日夏至,太阳落山时间17点54分,南中天周边只有心宿二是一等星,其余都是2等以下。
心宿二自古就非常有名,“七月流火”就是指的心宿二。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火”。
BC9000年9月22日秋分,太阳落山时间18点50分,最接近南中天的亮星有两颗,虚宿一2.87等,危宿一2.93等。
两颗星距南中天长度一样,也就是说尧典说星“危”也是一样的,通常古天文也是“虚危”并提。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虚”。
BC9000年12月22日秋分,太阳落山时间17点08分,接近南中天的有且只有昴宿。
昴宿是亮星团,通常都是一起提。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昴”。
用软件多次复核,公元前9000年是最吻合尧典描述的年代,上下限200年。
《尚书?
尧典》正文节选:
分命羲仲,宅嵎夷…,平秩东作。
日中
申命羲叔,宅南交。
平秩南为。
日永
分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
宵中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
日短
这里的问题是:
尧典如何确定4个方向的?
文本把方向与时间联系,但没有提定位参照物,我们只能进行合理推测。
据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等大批学者考证,我国古天文普遍以北斗星的斗柄旋转方向来进行方向确定。
因为北纬40度是高纬度地区,北斗星常年可见,而且在漫长的年代中北极点并不总是有极星。
尧典中未提北极星,假如存在的话它应该首先提北极星,因为有极星就非常容易确定方向。
所以我们合理推导尧典时代没有极星。
4000多年前的《鹖冠子》说: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这里的斗指北斗。
但是我国古天文历来有大北斗、小北斗之说。
大北斗指的是现在的北斗七星(大熊座),小北斗指的是现在北极星所在的紫微垣(小熊座)。
此外,大北斗距北极点较远,有些年代里也不是常年可见的,本人认为只有用小北斗来确定方位最方便可靠。
下面我们看看星象图。
公元前9000年北极点无极星。
BC9000年3月22日春分,晨曦6点50分,小北斗的斗柄指向太阳日出方向,即东指,符合“斗柄东指,天下皆春”。
大熊座清晰可见,斗柄东指。
BC9000年6月22日夏至,晨曦4点51分,小北斗的斗柄与北极点方向相反,即南指,符合“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大熊座清晰可见,斗柄方位不符。
BC9000年9月22日秋分,晨曦4点33分,小北斗的斗柄指向日落方向,即西指,符合“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大熊座清晰可见,斗柄方位不符。
BC9000年12月22日冬至,晨曦6点04分,北极点及周边无星(即目测看不到),在地平线上很低,只有小北斗的斗露了两颗星出来,斗柄完全在地平线以下,而大熊座更是完全无踪影。
我们作为观测者可以这么理解:
斗柄比看见的北方还要远。
尧典这句:
宅朔方,曰幽都。
朔方是北方的一个地名,大致方位在蒙古;幽都即幽冥之都,传说中极北的阴寒之地。
所以,尧典对斗柄的描述非常形象:
斗柄都北的看不见,指到极北去了。
我们确定方位都是为了工作、生活需要,在日出前就确定好方位可以方便指导一日的生活,所以本文以晨曦观测为准。
综上所述,尧典的定位法是我国古天文中斗柄定位法的起源,与公元前9000年的星象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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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作者:
成康之治
时间:
2012-05-1212:
38:
00
你给大家解说一下,斗柄指向的东西南北中吧,西方星座是不好用四方去描述和指称的
前面写的有错误,重发。
古代的天象时间测定计算是非常复杂的,要计算太阳、月亮、地球和相关星宿的运行轨道,年代越早计算越复杂。
现在的科学研究有了计算机辅助,准确计算并定位才有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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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软件是目前天文届的主流星象软件,被各大高校、天文馆等等广泛采用,可称之为天文考古研究的利器。
笔者使用StarryNightProPlus6版本(专业高级版),传统上古史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因此本人以郑州作为观测点,即113:
42E34:
44N。
假定古人不知地球是倾斜的,4个方向是以观测点为坐标中心,太阳日出点作为正东点,因此与我们现在的4个方向有角度差。
两分点和两至点都采用粗略时间,因为差距几天目测的天象变化不大。
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中考证,古人的观测是日出前三刻观测月亮和五大行星,日落后三刻观测月亮和恒星。
这种观测习惯简单方便,也符合古人的简陋观测条件,因此本文采用此说。
后世的研究中历来都认为尧典所述四星是“中星”,也叫“四仲星”,因此本文也是以南中天作为标志点。
设定的观测条件是目测无灯光污染。
本人的软件有些问题,无法导出星象图,因此只能采用文字描述的方式。
下文的晨曦指的是日出前半个小时。
BC9000年3月22日春分,晨曦6点50分,五大行星全部出现,分布在黄道带周围。
太阳落山时间16点53分,春分点:
轩辕十四。
整个的朱雀星座全部出现,在轩辕十四下方耀耀生辉,朱雀星座的头向下,天球跨度足有100度,正是从东到南的一只展翅飞翔的巨大凤鸟。
如此耀目的星象,难怪尧典只有“星鸟”一句。
BC9000年6月22日夏至,太阳落山时间17点54分,夏至点周边只有心宿二是一等星,其余都是2等以下。
心宿二自古就非常有名,“七月流火”就是指的心宿二。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火”。
BC9000年9月22日秋分,太阳落山时间18点50分,最接近秋分点的亮星有两颗,虚宿一2.87等,危宿一2.93等。
两颗星距南中天长度一样,也就是说尧典说星“危”也是一样的,通常古天文也是“虚危”并提。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虚”。
BC9000年12月22日冬至,太阳落山时间17点08分,接近冬至点的有且只有昴宿。
昴宿是亮星团,通常都是一起提。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昴”。
用软件多次复核,公元前9000年是最吻合尧典描述的年代,上下限200年。
其他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的年代都不能四个节气完全吻合。
《尚书纬。
考灵耀》一书记载粗看符合尧典,历来研究者都认为是尧典的注解,例如武家壁《《尚书纬。
考灵耀》的四仲中星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考证。
现摘录一段:
“鸟星为春候,火星为夏期,虚星为秋候,昴星为东期。
主春者张星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星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星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则入山可以斩伐,具器械。
王者南面而坐,视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缓急,急者不赋力役。
”前四句与尧典粗看相同,但是细细研究,这里对应星宿的是4季,尧典是对应到了具体的4个节点日期;此段明确说鸟星是张宿,尧典没有说是那一个星官。
前四句描述比尧典的明显粗略很多。
后面的四个昏中星彼此间的赤经差,不在4个象限里,相互矛盾,无论哪一个历史年代都找不到有这样的星象。
《尚书纬。
考灵耀》此书的成书年代通常认为是汉初,即使初始文本来源于尧典时代,后来漫长岁月中有人自作主张按自己的理解进行添加篡改,这种现象在古籍流传过程中比比皆是。
《尚书》具有崇高地位,尧典顾名思义是“典”,从文本来看此历法是作为统治者的政令发布的,属于1号官方文件,被篡改的可能性要比《考灵耀》这样的纬书要小得多。
因此本文开始就声明,研究仅限尧典文字,其他书籍不宜参考。
《尚书》的考据工作长达2000年,目前此篇多数认为是战国文字,是当时的口述传说历史记录。
尧典的天象研究从清代的项可达就开始了,较为出名的有:
竺可桢、王胜利、赵庄愚、王铁,都专门研究过此天象年代。
另外,还有新城新藏、郑文光等等大批学者都有所研究。
以竺可桢为代表,在研究时都受到《考灵耀》的影响,星鸟就认为标志星是张宿或星宿,观测的是恒星上中天。
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认为,要观测恒星上中天需要天文仪器并且复杂测算,天文观测发展的早期没有此能力。
笔者深以为然,因此本文就是以目测易见为观测条件。
此外,所有的人研究都有一暗设前提:
尧典只能是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
于是,各人的研究结论五花八门,基本没有符合逻辑的,要不计算出4节气分属不同年代,要不就是分开四个地方观测,还有就是索性归结于尧典记载错误。
笔者认为没有找到合理解释就认为典籍记载错误,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思维,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根据星象图,我们可以发现,尧典的天文坐标系是两个,以黄道坐标系和二十八星宿体系相互参照,确定了历法和四节气。
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认为二十八星宿体系是以土星一周天视运动作为基准,笔者很同意此观点。
黄道坐标是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容易观测记录,土星也是容易观测的,从技术上看完全做得到。
还没改对,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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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使用StarryNightProPlus6版本(专业高级版),传统上古史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因此本人以郑州作为观测点,即113:
42E34:
44N。
假定古人不知地球是倾斜的,4个方向是以观测点为坐标中心,太阳日出点作为正东点,因此与我们现在的4个方向有角度差。
两分点和两至点都采用粗略时间,因为差距几天目测的天象变化不大。
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中考证,古人的观测是日出前三刻观测月亮和五大行星,日落后三刻观测月亮和恒星。
这种观测习惯简单方便,也符合古人的简陋观测条件,因此本文采用此说。
我国的黄道坐标系比较独特,是以春分点为起始点,因此笔者认为尧典的基准标志点是黄道的四节点。
设定的观测条件是目测无灯光污染。
本人的软件有些问题,无法导出星象图,因此只能采用文字描述的方式。
下文的晨曦指的是日出前半个小时。
BC9000年3月22日春分,晨曦6点50分,五大行星全部出现,分布在黄道带周围。
太阳落山时间16点53分,春分点:
轩辕十四。
整个的朱雀星座全部出现,在轩辕十四下方耀耀生辉,朱雀星座的头向下,天球跨度足有100度,正是从东到南的一只展翅飞翔的巨大凤鸟。
如此耀目的星象,难怪尧典只有“星鸟”一句。
BC9000年6月22日夏至,太阳落山时间17点54分,夏至点周边只有心宿二是一等星,其余都是2等以下。
心宿二自古就非常有名,“七月流火”就是指的心宿二。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火”。
BC9000年9月22日秋分,太阳落山时间18点50分,最接近秋分点的亮星有两颗,虚宿一2.87等,危宿一2.93等。
两颗星距南中天长度一样,也就是说尧典说星“危”也是一样的,通常古天文也是“虚危”并提。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虚”。
BC9000年12月22日冬至,太阳落山时间17点08分,接近冬至点的有且只有昴宿。
昴宿是亮星团,通常都是一起提。
此星象符合尧典的“星昴”。
用软件多次复核,公元前9000年是最吻合尧典描述的年代,上下限200年。
其他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的年代都不能四个节气完全吻合。
从这些星象我们可以看出,尧典的天象描述基准坐标是黄道坐标系。
春分点是最重要的节气点,为何尧典不提正在春分点的轩辕十四,而是笼统地说星鸟呢?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顾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少皞即少昊,承继黄帝的五帝之一。
有说是黄帝之子,但此文明确地说黄帝部落是云师,少皞部落是鸟师,另外还有大量古籍佐证,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少皞部是继承黄帝部统治权的另一个年代。
还有人考证黄帝部历15代,少皞部历20代。
鸟是少皞部的图腾,这是可以明确的。
历正,是管理历法的官名,鸟星索性还成了历法的代称,可见其重要性。
这里必须介绍一下历史背景。
上古时代的个人统治权确立,不是继承也不是禅让,而是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无论是畜牧还是农耕,都需要序时以确定如何工作,农耕提前准备劳作非常重要,进行天文观测是序时的关键手段。
畜牧则需要定方位,也必须进行天文观测,所以天文学与文明是一起发展的。
掌握了天文知识从而能预报农时,能正确定向,这样的人必然会成为统治者,指导整个部落的生产和生活。
另外能预报的人都会被认为有与天地沟通的本事,所以会是巫师,掌握了神权。
古文明的统治者都是神权与王权合一,古埃及的祭司阶级还搞知识垄断,高级的天文、建筑、数学知识等等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
我国是农耕文明为主,对天文学极为重视,朝代建立一定要搞“正朔”仪式,这里的朔就是朔日,以示统治者的正统性。
历法在我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地位,每个朝代都必须修订,否则会被认为不重视民生,没有政绩。
尧典开头就说: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意思是说,我们要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编订历法,向人民发布。
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首要工作就是编订历法。
《史记索隐》引《世本》“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萸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做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斯六术,而著调历。
”黄帝都被后世人认为是最早制定历法的,他有着独立星官,就是轩辕星官,我们从逻辑上就可以推导出,轩辕星官是最早被测定的。
轩辕星官处于春分点的年代大约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轩辕十四是春分处最耀目的恒星。
以测定者的代表即统治者命名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国的统治权更迭都是伴随着残酷的战争或者政治斗争,温文尔雅的禅让只存在儒家的幻想中。
少皞部作为后继的统治者,继续测定了夏冬至,确定了一年是一个回归年,还确定了月份,置了闰月,编订了一部完整的历法,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我国历史上后继朝代都会极力抹杀前朝印迹,历法更不例外,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少皞部不提轩辕星官的原因,而是代之于自己测定命名的朱雀星座。
尧典的4象星座只提了朱雀,笔者认为这也是古天文发展早期的体现。
其余三象都未提,朱雀座里是否已制定了完整的七宿也存疑。
综上所述,尧典时代在轩辕星官和春秋分点确定的基础上,开始了四象法,确定了朱雀星座,确定了夏冬至点,把回归年与太阴历结合置了闰,确定了我国农历的大框架。
这是你说的五大行星全部出现的情形 再看下图 是啊,我也算普及天文了。
哇哈哈
我前面发的文有错误,后来改正了。
核心点是说,4个节点的天象是以黄道点为中心的,全部吻合公元前9000年的。
注意,是黄道点。
意思是:
春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
这四个点都在黄道带上,尧典全部用自己的星座体系标定了位置,没有用黄道带星座。
只有春分点有亮星,而且是位置正好,就是轩辕十四啦。
在它正下方是朱雀的头,整个就是完整的朱雀在飞翔。
其他三节点都吻合。
算了,我把后面的重发一次。
我已经投稿,不是全文应该没问题。
现在的春分点在双鱼宫,已经到尾部,快要进入宝瓶宫。
在我们的星宿里属于玄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春分点在北方玄武。
为什么现在与尧典时代差异这么大?
因为地球的岁差运动,10000-12000年前的人们看到的星宿方位完全不同。
长安射天郎自己研究认为,这篇《尧典》是战国时记录的上古传说,战国是公元前475年-221年,与《尧典》记录的天象不符,不是尧典时代。
但是上文是以黄道十二宫星座系统为坐标推算的,与我国的星座系统差距很大,因此上文的年代范围不是很准确,而且时间跨度太大,需要更准确的时间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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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软件是目前天文届的主流星象软件,被各大高校、天文馆等等广泛采用,可称之为天文考古研究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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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古人不知地球是倾斜的,4个方向是以观测点为坐标中心,太阳日出点作为正东点,因此与我们现在的4个方向有角度差。
两分点和两至点都采用粗略时间,因为差距几天目测的天象变化不大。
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中考证,古人的观测是日出前三刻观测月亮和五大行星,日落后三刻观测月亮和恒星。
这种观测习惯简单方便,也符合古人的简陋观测条件,因此本文采用此说。
我国的黄道坐标系比较独特,是以春分点为起始点,因此笔者认为尧典的基准标志点是黄道的四节点。
设定的观测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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