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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洋工商4080614429基于于丹现象下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浅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基于“于丹现象”下我国传统文化
的发展浅析
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alysis——basedontheYuDanphenomenon
第一作者:
杨洋
班级:
工商08-4
学号:
080614429
摘 要:
“于丹现象”是一个新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议。
我们应该在思考“于丹现象”的社会心理渊源的基础上,全面地看待“于丹现象”。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可“于丹现象”的正面效应是主流的。
最重要的正面效应可能就是这一现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牵了一根线,搭了一座桥,既部分地满足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又为传统文化如何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于丹现象”有其负面的消极作用。
对于丹的解读经典行为,我们要进行负面效应的关注,并力求更正之。
于丹对传统文化的消费主义式的解读也有使人们心灵浮躁、急功近利,不愿读原著,读书不求甚解的负面作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于丹们的解读行为可能会成为一种公益的文化传播行为,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仅为一己私利而漠视其负面后果的商业现象。
等等诸如此类的负面效应要求我们慎重对待这一社会现象。
Abstract:
YuDanphenomenonisthebeginningofanewculturalandsocialphenomena,hasarousedwidespreadconcernandcomment.Weshouldbethinking,YuDanphenomenonofsocialandpsychologicalorigins,basedonacomprehensiveviewofYuDanphenomenon.
Ontheonehand,weshouldberecognized,YuDanphenomenonthepositiveeffectisdominant.Themostimportantpositiveeffectsofthisphenomenonmaybeinbetweentraditionalcultureandmodernsocietyhasalinepull,takethebridge,onlypartiallysatisfiedthepublicdemandfortraditionalculture,butalsohowthetraditionalcultureofethnicrenaissancedoplayausefulexploration.
Ontheotherhand,weshouldalsoseeYuDanphenomenonhasitsnegativeroleinthenegative.InterpretationoftheclassicbehaviorforDan,weshouldbeconcernedaboutthenegativeeffects,andseekstocorrectit.YuDanonthetraditionalculture-basedinterpretationofconsumerismhasmadepeoplespiritimpetuous,quicksuccess,unwillingtoDuyuanZhu,readingwithoutunderstandingthenegativerole;isalsoworthnotingthattheinterpretationoftheirbehaviorinDenmarkcouldbeapublicculturepropagationbehavior,aremorelikelytodevelopintoamereself-interestandignorethenegativeconsequencesofbusinessbehavior.Andsothenegativeeffectssuchastheserequirescarefulattentiontothissocialphenomenon
关键词:
于丹现象;传统文化;现代社会;公共文化传播行为
Keywords:
YuDanphenomenon,traditionalculture,modernsociety,publicculturepropagationbehavior
“于丹现象”,缘于2006年“十一”长假期间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读《论语》的系列讲座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
继《论语》之后,她又先后讲了《庄子》和昆曲。
对其看法人们纷争不断,褒贬不一:
有人说于丹的解读硬伤累累,说她是亵渎经典,糟蹋传统文化;也有人说她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使者,她的讲话犹如春风化雨,是一济“心灵鸡汤”。
一、“于丹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基
早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高潮也必将到来。
所以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以来,关于道德、信仰、精神、心灵及灵魂的探讨,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特别是90年代以后,社会发生内转,人们开始更多地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以寻求可以解救当代大众需求的精神资源。
著名学者于敦康说“于丹能一炮走红,不只是她个人的魅力,更主要是由于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腾飞,人们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求,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现代化的需要。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胡锦涛在十六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谈到:
它是“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它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尤其在物质虽然富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
“为什么中国从老人到小孩都愿意接受于丹?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的不平衡。
于丹适应了这种需要。
我刚才说了,虽然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真情难得,人际淡漠,每天都在计算着金钱,这些使人的精神生活感觉更加贫乏。
没有宗教,没有寄托,为人处世没有准则,生活意义没处寻觅,等等。
所以讲一些孔夫子的东西,能够安慰他们,启发、引导他们。
”
总的来说,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于丹现象”是大国崛起时的文化伴生现象。
相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崛起,民族正在复兴。
而我们国家的崛起走的是一条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让文化、科技等软实力先强大的策略。
在软实力日益增强的过程中,向世界、向国内13亿民众提供怎样的一个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所以,直至目前,学术界一直对于“让儒教重新回归国家文化权力中心”这个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这场争论反映到大众文化领域,就是要求以儒教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应有其合理的表达渠道,“于丹现象”只是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
第二,民众文化需求的迫切性直接引发了“于丹现象”。
一方面,在我国的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在改革中获得的与付出之间的均衡性与公正性被打破,由此引发了人们的许多心理问题,如冷漠心理、妒忌心理、逆反心理、浮躁心理等。
当正统的价值观念解释不了上述现实现象时,一部分人就失去了评判人生意义的标准,从而导致心理结构的失衡。
人们面临的这些困惑和压力,需要有一定的精神力量来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起来。
于丹讲解《论语》恰恰满足了大众的这两种心理需要。
它做到了通俗、有趣、有用。
她讲的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道理,不管它是不是经典中的原意,却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听明白了。
“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做的是文化普及工作。
”她也使得人们感到孔子和庄子并不神秘,也能够谈论了。
而且许多人由此解决了心理的一些困惑,得到了心理安慰和平衡。
第三,“于丹现象”是消费文化助推的结果。
随着人们的自然性(生理性)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需要,如求知欲望。
如此,人们的心灵深处强烈渴求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
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化消费者,消费文化兴起。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兴起虽然只有十几年,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
消费文化以大规模复制、快节奏、炒作、拼凑、碎片化、平面化等为标志,直接助推了于丹的成功。
譬如,作为消费文化的传播机器,传播媒介越来越大众化和社会化,大众传播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电视媒体。
民众认识了于丹,并接受她的观点,与电视这一媒体密不可分。
而中央电视台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强化了它的传播作用。
所以说,消费文化的需求和消费文化的传播机器是于丹迅速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于丹现象也是精英文化与消费文化直接交锋的产物。
《论语》、《庄子》,这些“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是学术精英文化与消费文化争论、交融的结果。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场域可以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
人们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中争夺的是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
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获得成功的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会遭到抵制,不被承认。
但是,无论精英学者持的是反对抑或是赞成的态度,精英文化做出反映的本身就促成了消费文化的发展。
譬如,在“于丹现象”中,著名学者李泽厚的欢迎和著名学者朱维铮的强烈反对就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同时推动了“于丹现象”的兴起和火爆。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于丹现象”。
所以,“于丹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彰显了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经典走向群众,不仅是迫切的,而且是可行的,适于人民需求的。
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需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断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而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统一性决定了当今开放的环境中发扬和繁荣文艺,必须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李泽厚如是说:
“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下,《论语》当然需要针对今天人们的问题和状况来‘摘录加心得’,作出解释加以发挥,才能在新形势下起到与西方《圣经》一样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积极功能。
”用创新来尊重传统可能是最好的。
传统之所以存在和发展下来,就是因为有人在不断创新,用创新来给传统以生命力。
于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经典语录、诗词典故、哲理趣事成一家之言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然而于丹对《论语》这部经典的讲解和解读是具有挑战性的。
她讲的是为人之道,涉及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也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单纯是知识、趣味,当然更为老百姓所需,所以引起的关注和争议必然多;它还关系到在新时期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普及和运用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具有争议性的。
可以说“于丹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如何在当今社会科学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出现争议是必然的。
所以,“于丹现象”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根基的。
这也是邓小平文艺思想中文艺人民性的一种体现。
且不说于丹讲的究竟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单就于丹所引发的所有一切争议来看,它的社会影响就非同小可。
至少她引起了如此之多的人关注,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回归或说是重新认识具有积极的作用。
正如于丹在今年“十一”黄金周中央电视台三套讲昆曲后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所说:
“讲孔子、庄子,我也不是给大家讲了多少经典的内容。
我其实很清楚,内容不是最主要的,其实我是传递了一种态度,提供了一种方式。
”于丹是想以这种传递“态度”和“方式”的做法,来引起人们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关注,这也正迎合了我们当下整个社会的需求。
二、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视角看“于丹现象”
(一)出现争议是好事
于丹的迅速走红,引来众多的争论。
目前出现的争议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赞成观点,比如著名学者于敦康这样评价:
“于丹讲的是一般人难得接触甚至提到就害怕的古代经典《论语》、《庄子》,能把经典诠释的如此接近生活、吸引普通大众,很不简单。
应该说于丹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对我们学院派有启发。
我把《周易》当作一个纯粹的学术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大部分成果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像坐在金字塔尖上,与社会大众毫无联系,其实研究国学不应该总停留在学院派的圈子里,就传统搞传统,而应该适合现代人的需要。
现在我们都应该觉得欢欣鼓舞,居然从来不读《论语》和《庄子》的普通大众,能对它们产生这么大的兴趣。
在我看来,‘于丹现象’正是中华文化即将起飞、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性事件。
真正的文化建设高潮应该是全民性的运动,不是几个学者在那里埋头苦读。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于丹。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
“于丹更像一个‘布道者’,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能起到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
”而普通读者说“于丹一捶击碎了几千年人们对经典膜拜的梦想”;有一位新疆老人对于丹说“谢谢你把孔子找回来”,还有位小孩对于丹说“看了你的书才知道孔子讲的不是废话”。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种反对派的激烈言辞,最典型的有:
北大清华“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发起者、中山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徐晋如说“于丹是以阉割中国传统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于丹的《〈论语〉心得》是厕所”,“于丹是亵渎《论语》,糟蹋传统文化”。
其实,于丹到底讲得如何在其次,重要的是她引起了世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只有出现有争议的东西,才能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研究,深入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
再说能引起如此多的关注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和价值的体现。
于敦康教授说:
“于丹根据自己的体验,结合现代人需要,用古人的思想来解决现代人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心灵问题,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
”她说出的是那些特简单、特朴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东西。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的心灵症结。
她让我们明白:
“经典不光有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理念,用生命去激活它,挖掘对生命有价值的东西。
”教我们如何从现在喧嚣的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以解读古典文学扬名的美女作家安意如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正见》的文章支持于丹,其中说到:
“无论观点角度如何,立意是善,用心是善,及至发挥的效用也是善。
这样的事,无论谁做都是应该受到称赞的。
须知佛在灵山端坐莲花是传法,行走街头巷陌行乞亦是传法。
何必拘泥于道理是由何人何种形式在何地说出呢?
”
所以于丹阐明:
“我的书里面提出的理念是一种态度,就是大家如果接受,心有默契,就可以那样,如果不接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大家都不要把一件事情理解得特别拘泥,一个社会它文明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们不能以任何名义去绑架每个公民的自由思想,每个人有他的活法。
”
再说文坛本来就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允许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促使人们在不断辩论,在相互博弈中推向更高境界。
因为文艺同哲学、宗教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
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列宁曾经指出,在文艺领域,“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空。
”于丹当然可以以她自己的方式解读《论语》,甚至加上她自己的生活感悟,她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在百家讲坛“发挥她的个人创造性”。
所以“于丹没有对经典进行‘书呆子’式的考证,而是把经典中所倡导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对经典‘敬而近之’,把孔子、庄子讲成普通人。
”
很多东西只能说是一种习惯问题,可能是某种意会更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或者说某种说法已经延误了几千年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而一旦某种习惯被打碎或破坏,势必引来非议。
当然这也属于正常,否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哀了。
新的时期必须要有新的突破,做学术也一样,不能拘泥于过去陈旧的方式方法。
“文化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专著,也并不是精英们的‘奶酪’。
”完全可以拿来与大众分享。
(二)批判要讲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审视世界的精神是批判的。
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园区,对“于丹现象”的批判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批判不应是“文革”式的批判,而是理性的批判。
理性的批判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
过于激烈的言辞或是粗暴的人身攻击都是无益的,更不能“一棍子打死人”。
例如在北大清华十博士公开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
》一文中我们看到的,“于丹之流”、“荒悖无知”、“猥亵”、“最浅薄”、“别有用心”、“极度无知”、“《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等等这些充满明显贬斥性的语言就有“一棍子打死人”的嫌疑。
这也与邓小平同志媚俗化,明确主张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与方式是相悖的。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
“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和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
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人的”粗暴的批评。
学术精英们在批判别人文艺作品时的态度和语言,很可能会影响整个文艺批评的风气导向问题。
文艺批评毕竟不同于骂街,太过粗俗恶毒的语言更是要不得。
正如陈剑晖在《回归古典———对九十年代批评的反思及对新世纪批评的展望》中指出:
“在时下的文坛中,充斥着太多的‘无知者无畏’的非批评,或是互相攻讦,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意气批评,这种批评,不是对高贵批评的贬低和践踏,实际上也反映了批评者偏狭的心理。
”“于丹老师的书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只是她的个人心得,不是学术成果,既然是心得式的文本,就不能用教科书的要求去评价它,你可以不认同她的说法,也可以指出某些错误,但没有必要苛责”,XX贴吧一位忠实粉丝这样回应一篇“挑刺”的帖子。
所以,“批于丹看法可以不同,语言暴力不妥。
”
(三)好坏由人民来评定
我认为,于丹的讲读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这跟现代人忙碌而快速的生活节奏以致于人们没有太多时间去读艰深难懂的古文献有关;也跟社会上长时期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关。
所以,这就决定了她的出发点必须非常地通俗易懂,用现代语言阐述古代词汇;她的演讲方式也必须能吸引观众。
因为她毕竟也是在做一档电视节目,它的生死存亡全凭“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艺术来源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人民对艺术作品最有发言权。
这也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文艺人民性的深刻体现。
而于丹对《论语》的现代性讲法的素材显然来源于现实的生活,加上她自己的生活感悟。
这就说明,它的创作基于人民,欣赏者还是人民,评判者当然也应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归根结底它也还是一种人民艺术。
“不能用要求朱熹的标准去要求于丹。
”一位网友在帖子中回应道,“她不是专门研究《论语》的学者,她的功绩不在开拓,而在普及。
在大众传媒上用浅显的方式传播《论语》,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应该是主流。
”“在受众对象是普通大众的电视媒体上讲《论语》,从一开始就已经限定了讲述的深度和表达的方法”一位研究大众传播的“鱼丸”如是说,“受众接受心理和传播方式就决定了,她必须用简单说复杂。
”于丹本人也说,“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
如果在大学讲坛上这样讲,那是对专业学生的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那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
”“探索和普及都很重要”,一位北大硕士生在帖子中说,“在这一点上,于丹是无可取代的。
”
所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将人民是否接受、满意、喜爱作为自己论述文艺作品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说:
“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
”人民有自己的判断力。
从上述网友的评判可知,我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丹及其她的心得式讲法是认可的。
为此,那些反对派的“专家们”就不必太过于担心于丹会对大众造成“误导、误读”。
三、“于丹现象”与主流意识的关系
有人说,于丹之所以能“火”起来,是因为有主流意识在作怪。
于丹也说:
“其实《论语》挺主流的,《论语》里的很多话,放在今天都是我们今天和谐社会提的理念,仁就是爱人,智就是知人,这是什么?
这就是以人为本。
没总结这个词就是了。
所以很多千古的愿望是相通的。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有定论:
“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脱离政治”(邓小平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前一个“政治”针对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而言;后一个则是指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所面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
邓小平同志还说过对于文艺作品“讲什么和怎样讲,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而于丹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个体,在现在的新形势下,这就给她的自由发挥创造了宽松的大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于丹的成功、“于丹现象”的产生,也恰好说明邓小平同志说的“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自己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天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理论在我党我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
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旗帜鲜明地指出: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换句话说,只要不违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的文艺作品和文化现象,国家、政府都不会“横加干涉”。
甚至还可能推动引导一下,大力支持这种全民学习、全民关注传统文化的现象。
所以,不管是于丹的支持方也好,反对方也好,都继续各司其职:
褒的继续褒,贬的继续贬,以此反复切磋探讨,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
“于丹现象”反映的也是一种主流文化意识,那就是宽松的文化环境,宽容的文化心态。
文化争论不同于定案,纯粹的判断对错没有意义,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允许有争议,专家学者当然都有发言权,发挥他们的专长进行批评指正以提升文化内涵;市井小民也有权利欣赏与自己趣味投合的“下里巴人”,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喜欢而剥夺另一部分人享受喜欢的权利。
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求。
四、“于丹”现象的出现给予我们的诸多启示
首先,社会的科学发展不仅要建立和谐的物质世界,也需要建立和谐的精神世界。
近年来,“幸福指数”一度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但不少的人却感觉不如以前幸福了,说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心理空间越来越小,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生活到处都是烦恼。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多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缺乏精神的滋养和文化的浸润。
舒心、幸福的生活不仅需要充裕的物质条件,也离不开健康和谐的精神家园。
人的身心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
其次,只有深刻认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从“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从“天人合一”的自然意识,到“协和万邦”的国家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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