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贰臣词抒情模式之嬗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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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贰臣词抒情模式之嬗变
中国古代贰臣词抒情模式之嬗变
摘要 从我国古代贰臣词人的作品中,能够窥见贰臣词一个重要抒情模式的演化:
由故国之思的哀怜转向自身功名未就的苦叹,再到内心失路之痛的悔恨的一条由外到内的情感演进过程。
此种演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的缘由,体现为君臣关系由二而一的转变和夏夷之辩由松到严的变化两方面。
关键词 贰臣词;抒情模式转变;文化成因;君臣关系;夏夷之辩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贰臣是与遗民相对的概念。
遗民以“忠臣不事二主”为原则,是以旧王朝认同为根据而不仕新朝的人。
与之相对的所谓贰臣,是前朝做官,投降后再仕的人。
由此可知,遗民与贰臣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在王朝易代之际而身仕两朝,这导致了对遗民操守的赞誉和对贰臣逆行的贬斥。
贰臣现象自古有之,但“贰臣”作为专有名词是直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增立《贰臣传》时才有的。
历史上,在儒家“忠臣不事二主”思想支配下,不加分析地对贰臣持鄙视态度。
而实际上,历代很多贰臣,曾经对新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中国历史进步的角度看,他们对王朝的稳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对他们不能一概否定,要具体分析贰臣文人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和心路历程。
到了宋代,伴随着词的发展繁荣和江山易代的频繁上演,贰臣词才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样式出现在文学的百花园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贰臣词关涉的范围应当包括宋金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
从广义上看,贰臣词指易代之际先后身仕两朝的官臣及其所作的贰臣词作,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贰臣词就应当包括金、元、明和清四朝的贰臣词人及其贰臣词作。
具体来说,金代贰臣词主要关涉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和刘著等五人的103首词作;元代贰臣词包括赵孟頫、杨果和曹居一等三人的41首词作;明代贰臣词人则有刘基、张以宁和林弼等人;清代贰臣词人较多,最著者为“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的词作。
从上述贰臣词人的词作中,我们能够见出贰臣词的一个重要抒情模式的演化过程,即从自怜、自叹到自责自悔的渐进式演进。
而在这背后却潜隐着社会历史观念对贰臣文人要求的松紧变化等文化方面的缘由。
南朝词客北朝臣:
金贰臣词人故国之思的自怜
金源朝的汉化程度较高,女真统治者十分注重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以加强自身的统治,“金初未有文字。
世祖以来渐立条教。
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
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
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
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
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
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宋入金“借才异代”的汉贰臣文人成为主导金初文坛的重要文人群体。
宇文虚中和吴激仕金后,均充分运用词体之“要眇宜休”的特点来表现仕金而成贰臣后其内心复杂的感受。
二人词作将南方秀丽的景色与北方蛮荒之风貌并举,将进退两难的贰臣心绪,融入深沉的故国之思,表现出作者对故国的眷恋和对命运的哀叹与自怜的心态。
故此,难以把握人生命运的悲剧感与深沉的家国之思就成了宇文虚中和吴激词的主要情感趋向。
宇文虚中(1079-1146),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成都府广都人,宋朝爱国大臣、诗人。
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历仕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
南宋建炎二年,出使金国被扣押。
金熙宗继位,加授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后因图谋南奔而被杀。
宋孝宗淳熙六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予谥肃愍。
其存词二首,分别是《迎春乐》和《念奴娇》。
其《迎春乐·立春》:
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
天际雁,江边树。
故国莺花又谁主。
念憔悴,几年羁旅。
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
词作由追忆故国南方春日之风俗人情,来表达作者故国之思,风格虽雅致从容,但流露出的悲苦自叹之情亦是可感。
而其那首著名的唱和词《念奴娇》:
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
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
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
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复。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
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
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
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词人身处异国他乡遇故国之人,心中感慨本就很多,原为宋室臣民,怎奈“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复”。
一朝身为贰臣,心中痛楚煎熬无处诉,“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
作者将故国之思与沦落之悲表达得淋漓尽致。
吴激(1090-1142),字彦高,自号东山散人,建州人。
吴栻子,米芾婿。
宣和四年(1122)至钦宗靖康二年(1127)间,使金被留,仕至翰林待制。
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今河北深县),到官三日卒。
《金史》卷一二五有传。
其诗文书画精绝,与蔡松年齐名,时号“吴蔡体”。
其词的成就很高,元好问赞曰:
“乐府夜寒茅店不成眠。
南朝千古伤心事。
谁挽银河等篇。
自当为国朝第一手。
”彦高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化用前人典故,借以表达其飘零异国的思乡怀旧、期盼南归之情。
如《满庭芳》:
射虎将军,钓鳌公子,骑鲸天上仙人。
少年豪气,买断杏园春。
海内文章第一,属车从、九九清尘。
相逢地,岁云暮矣,何事又参辰。
沾巾。
云雪暗,三韩底是,方丈之滨。
要远人都识,物外精神。
养就经纶器业,结来看、开阖平津。
应怜我,家山万里,老作北朝臣。
词中几乎句句用典,以李白等古人自比,以显心迹。
词人虽有功名仕进、意气风发的凌云壮志,但却鄙弃蛮夷,不愿仕金却又不得不从,其无奈的心态卓然可辨。
结句“应怜我”一词凸显作者身为汉臣,去国怀乡、思念故国故土的哀婉失意、眷恋故土之情是多么浓郁。
又如《人圆月》: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此词怀古感事。
上片痛心于国家之沦陷,下片悲慨于民众之流离。
全篇化用唐诗典故,抒发自己和眼前的歌姬之情形正似同白居易之与琵琶女的境况,借意抒怀,抑郁伤感的客居意识遂成了吴激作品的情感主调。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老人。
冀州真定人,金代文学家,政治家。
北宋宣和末年,从父镇守燕山,宋军败绩随父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累官至右丞相,正隆四年卒,追封吴国公,予谥文简。
有文集《明秀集》传世。
与宇文虚中和吴激相比,萧闲词的故国之思要淡薄得多,词中反而更多地表现了作为贰臣而无法得到金主的信任而产生的失落之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厌弃仕途而追取田园的愿望而又不能实现的痛苦呻吟。
故而其作品缺少故国之思,更多是超脱闲逸的倦游隐逸之念。
其三首《念奴娇》均是如此之心态,如其一:
倦游老眼,放闲身、管领黄花三日。
客子秋多茅舍外,满眼秋岚欲滴。
泽国清霜,澄江爽气,染出千林赤。
感时怀古,酒前一笑都释。
千古栗里高情,雄豪割据,戏马空陈迹。
醉里谁能知许事,俯仰人间今昔。
三弄胡床,九层飞观,唤取穿云笛。
凉蟾有意,为人点破空碧。
作者看透了世间人人的纷争喧嚣,心生一种对于仕途人生的倦怠感,他常在其词中用“倦游老眼”四字,表达他对尘世的厌倦,对悠闲适意人生境界的向往。
然而正是“倦游”二字,道出他对这种生活并非真正的认同,其实是他处于困顿的人生境遇中寻求自我解脱的一种表达,因而其词中构建的虚幻精神畛域是平衡心理的一种机制。
萧闲词中的“老”意味着老练和世故。
意味着对世事看透的洞达情怀。
郁乎志之弗舒:
元明贰臣词人功名难就的自叹
元明二朝之贰臣词人,在贰臣心绪和情感的表达上,相较于金贰臣词人故国之悲的强烈抒发,他们更为关注自身仕功和志向是否能够得到伸展,进而其悲苦哀叹的向度初步呈现为由外而内、由国而己的转向,显现出较为明确的对自身命运关注的特征。
元代承袭宋金而来,故而其贰臣词人主要源于南宋入元的赵孟頫和由金入元的杨果、曹居一。
其中,杨果和曹居一的词作数量仅为4首,且主题均为爱情吟咏和送别之作,与贰臣词特有的主题关涉不大,严格说来已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贰臣词的风貌。
具有代表性的当为赵孟頫词37首。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湖州人。
清陈廷焯云:
“余雅不喜元词,以为倚声衰于元也。
所爱者惟赵松雪、虞伯生、张仲举三家。
”可见其词在当时“词衰于元”的大背景下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成就。
松雪词题材广泛,举凡纪行、题画、应制、咏物和抒怀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涉及。
作为南宋宗室后裔,其词在抒发故国之思上更具一种别样风格,清陈廷焯评价曰:
“凄凉哀怨,艳词中亦寓忧患之思。
”如其《蝶恋花》:
侬是江南游冶子,乌帽青鞋,行乐东风里,落尽杨花春满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兰舟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
万顷湖光歌扇底,一声催下相思泪。
此词含有“黍离之悲”,即故国之思,同时也寓有一种年华虚度的伤感。
词中叙事、写景、抒情交错而下,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天成,如自己出,因而饶有流动自然之美。
即便是赠妓词,表面上看似无关寄托之意,但仍能体会出作者一丝淡淡的忧伤与故国之念。
如《浣溪沙》:
满捧金卮低唱词,尊前再拜索新诗,老夫惭愧鬓成丝。
罗袖染将修竹翠,粉香吹上小梅枝。
相逢不似少年时。
但他的情感取向绝非沉溺于“黍离之悲”或改节仕元的悔恨中不能自拔。
赵孟頫一生历经宋元易代,虽然“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但不过是被元统治者利用的点缀文臣而已,其并未得到元朝统治者的真正重用。
因而,在松雪词中,于故国之思外,更有作者对自己功业难就的流露,如《虞美人·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时了?
断送行人老!
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淡淡鸟飞中。
海门几点青山小,望极烟波渺,何当驾我以长风?
便欲乘桴浮到日华东。
词中表现出作者对人世沧桑的深沉感叹,极写人生短暂而功业未竟的悲慨,进而抒发了逃避现实的困苦心情。
到了明代,贰臣词在延续以往故国之思情感取向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功名难就而产生的哀叹和归隐之意。
如张以宁 (1301-1370),字志道,号翠屏山人,古田人。
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累迁至翰林学士。
入明后,授翰林侍讲学士。
洪武三年(1170年)卒。
有《翠屏集》。
其诗词文俱佳,汪端《明三十家诗选》指出:
“志道格兼唐宋,诸体皆清刚隽上,一洗元季纤缛之习,后来闽派如林子羽等俱不逮。
”张以宁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元代度过,故而《翠屏集》中故国之思满目皆是,如其五古诗《送重峰阮子敬南还》思乡之情之浓烈,面对频仍的战乱,他早已萌生避世之意。
其词也属同调,如《浪淘沙》:
宦思与羁情,惯见频更,丈夫泪不等闲倾。
得丧路头勘破久,宠辱谁惊?
诗社订新盟,玄酒大羹,鹿声鸟语共呦嘤。
只因昨夜思亲苦,白发齐生。
然而张以宁非但未能避世遁去,反而陷入了二朝为臣的尴尬境地,这使得其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加之他一生自视才高却难以施展,不得不在词中将其不平之气内化为故作超然的气势,表现为对一切皆有定数,而人只有顺应自然的喟叹。
这在其《明月生南浦》中也得到了体现:
海角亭前秋草路。
榕叶风清,吹散蛮烟雾。
一笑英雄曾割据。
痴儿却被潘郎误。
宝气销沉无觅处。
藓晕犹残,铁铸遗宫柱。
千古兴亡知几度。
海门依旧潮来去。
此词意境高远,以冷隽的笔触抒发作者对千古兴亡的感叹,气度雄浑,细品之下仍可见他的不平之气与孤高人格。
同为贰臣词人的刘基,其贰臣词的情感取向在兼具其他入元文人相同基调的同时,又有着迥异他人的独特特点。
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曰文成,浙江青田人。
元末明初杰士,明开国元勋,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其现存词243首,为明代词坛翘首,陈廷焯云:
“伯温词修炼入神,永乐以后诸家远不能及”。
刘基生在元末动荡之际,虽有经世兼济之志向,但才能得不到运用和发挥,因此借词作来抒发郁结之气,词便成为其内在情感心绪的外在呈现,正所谓“先生(刘基)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
刘基词多为在功名不可得之际,借由对屈子等贤良的怀念来表达自伤情绪。
这与其同一时期的诸多文人心里情绪是一样的,如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在动机上,刘基和宋濂出处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是欲行其志,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
但面对元末动荡衰败的社会现实,刘基仍然以自身强烈的用世之心身仕元朝,宋濂则选择固辞元廷授职。
如果说宋濂的归隐行为表现出待时而动的倾向,那么刘基的不加选择地出仕则是一种强烈功名心性的显露。
入明后面对朱元璋对其颇有轻蔑的“文人”之称时,宋濂只得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地接受,言行中庸成为宋濂立身的手段,故文章格调由沉雄尚气变为中正典雅。
反观刘基,入明后得到同样的贬谪,但与宋濂变为中正典雅不同,其词不但少了金贰臣词人那般基于对故国之思的怀念来表达哀怜,也少了宋濂文章格调由沉雄尚气变为中正典雅,而更多的是对壮志难酬的落寞感伤,相比之下,其词的个人色彩更加突出。
如《西江月》:
红叶无风自落,黄花过雨犹香。
床头尘瓮耻空觞,添了愁城万丈。
阅世身如萍梗,怀人梦绕潇湘。
应知此恨不寻常,岂在眉间目上!
词作在看似男女相思之情的描述中,深隐着作者事业未竟的忧虑,以屈子自比,诉说着自我失落而执着前行的坎坷境遇,此种心境,深入骨髓,铭刻在心。
与此同时,刘基词作中对个人不幸遭际的感喟,常常是因欲求济世的理想受到压抑而产生抱负难遂的苦闷。
因此,这些抒写个人情感的词,也与闲适文人们抒写逸致闲情的作品不同,其中常常蕴含着一股抑郁不平之气。
再如《踏莎行》:
瓶水知秋,池荷怨晚,有人楼上吹清管。
月明夜寂却堪听,可怜刚被风惊断。
楚泽吟悲,槐根梦短,江山处处伤愁眼,欲凭青鸟寄殷勤,波涛无地蓬莱远。
“楚泽吟悲,槐根梦短,江山处处伤愁眼”,以屈原忠而被谤之典故来自比报国无门,才华得不到抒展的悲愁困苦,因此“欲凭青鸟寄殷情”将有志难酬的苦闷寄希望于青鸟而传达天听。
其中的政治寓意不言自明。
追往恨倍凄咽:
清贰臣词人失路之痛的自责
清代贰臣文人较多。
就词的创作来说,贰臣词人主要有“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以及曹溶等人。
与前代的贰臣词人一样,在情感的向度上,清代贰臣词人的词作中也有对故国的深深眷恋和哀叹,然而清代贰臣词更为注重对自身心灵与灵魂的拷问。
他们在沦落为贰臣之后,有着对自身去国行为的反思与剖析,更带有深深的、无法排遣的自责。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汉族,江苏太仓人。
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
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
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此后不复出仕。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长于七言歌行,人称“梅村体”。
其少年得志登第,明崇祯帝朱由检“钦赐归娶”的殊耀让他百般怀念帝王之恩,以致于在明亡之后仍感念在心,眷恋不忘。
如《满江红·诗酒溪山》:
诗酒溪山,足笑傲、终焉而已。
回首处、乱云残叶,几篇青史。
昔日儿童俱老大,同时宾客今亡矣。
看道旁、争羡锦衣郎,曾如此。
遭际盛,声名起。
跨燕许,追苏李。
苟不知一事,吾之深耻。
年少即今何所得,孝廉闻一当知几?
论功名、消得许多才,偶然耳!
词中满是对当年金榜题名、拜官受职的美好追忆及当下失意的悲苦哀叹。
同许多良知未泯的贰臣一样,虽然也出仕清廷,却始终难忘故国江山。
一部梅村词,处处可见故国之思、黍离之痛。
但在梅村词中,更让人震撼的是其对自己身仕贰主行为的深深自责和悔恨,这样的自我剖析和深刻自责,让人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的无限懊悔和贯穿至生命终点的煎熬。
如其《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
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
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
待洒向、西风残月。
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
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
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
早患苦、重来千叠。
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人世事,几完缺。
此词系作者悲叹自己身世之作,表现了作者在弥留之际,对自己常年郁积在胸的悔愧之情的总结和对自己被迫出仕满清、失身失节的自赎,反映出梅村强烈的道德自卑感和自责感。
作为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学者,龚鼎孳(1615-1673)深知不仕贰主的大义。
因此他最初对仕于清廷是不情愿的。
崇祯十七年(1644),多尔衮率清兵入京,授龚鼎孳以官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上呈《上摄政王衰病残体不能供职谨补牍陈情乞恩允放启》婉言谢绝,但这一请求并未得到允许。
其词《一落索》云:
人影放帘深秀。
玉钩风皱。
篆香银烛艳成堆,全衬贴、凌波瘦。
清露曲栏吟久,欢愁都有。
唾壶敲断五更心,无一事,姑花柳。
而甲申之变后,龚鼎孳的变节行为使其人格气节荡然无存,面对舆论和自我的压力使其悔恨愧疚,所以作者在月色临窗处,面对佳人美景,却生出“欢愁都有”的莫名之情,且愁绪渐晚渐浓,郁结于心难以排解。
在拜谒了岳飞墓后,龚鼎孳作有《满江红·拜岳鄂王墓·敬和原韵》:
铁骑春寒,英雄恨、何时始歇。
对万古、日飞潮射,抗忠比烈。
玉剑气横南渡水,灵旗夜卷朱仙月。
念青衣、毳帐是何人,关情切。
金牌恨,风波雪。
社稷事,可知矣。
叹一堆黄土,河山顿缺。
五国冰城封马角,九天雨又吹龙血。
忆当年、壮发怒云高,摇双阙。
此词有感而发气势壮阔,表达了词人对英雄的钦佩,同时联想到自己的过去,自惭形秽之情让词人羞愧难当,成为其心中难言的痛,深深的懊悔与自责喷薄而出。
曹溶(1613-1685),字秋岳,号倦圃,秀水人。
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官御史。
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京后仕清。
在他的一些词中,惯于使用“南国”“江南”等意象,来表达对故国的哀思与眷恋。
如《念奴娇·感春和芝麓》:
游丝吹尽,为春归、撩乱几人心绪。
欹枕长亭闻玉笛,万事何如故土。
花坠宫帘,燕巢陵树,付与渔樵语。
踏歌灯下,让他年少为主。
镇日病酒孤眠,征衫不暖,忆得分离苦。
芳草香销南国恨,侥幸新来雁羽。
画桨徐开,珠屏曲掩,莫识留侬处。
东风方便,愿随轻絮飞舞。
词中故国如春花飘落一样地沦陷了,美好的故国再也难回,“分离苦”痛难解,只留有“芳草香销南国恨”,让词人无限感伤。
由于清贰臣词人身份的特殊,他们更多地通过隐含故国之思内涵的意象来曲折传达时时绵延于心头的故国之想,对于再仕新朝的行为,清初“贰臣”词人一直怀有悔恨之意,词作中无不潜隐着他们深深的自责之情。
这一点在曹溶身上体现亦显。
如在《蓦山溪·与王襄璞饮酒》中:
闲心万种,惟有秋难着。
孤雁不禁寒,又边鼓、吹开画阁。
曾移小舸,吹笛弄江烟,多少事,耐寻思,斜倚阑干角。
新添白发,回首平生错。
无故踏征尘,早辜负、花间翠箔。
飞觥相属,同是客中人,檀板急,舞裙轻,赢得肌如削。
“回首”自己贰臣的经历,词人在自责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无故踏征尘”的否定和懊悔。
然事已至此,难以再博得别人的理解与同情,所以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与自责中,追悔之情在所难免。
贰臣词抒情演变的文化成因
由金代贰臣词人开始,历经元贰臣词人和明贰臣词人,而归于清代贰臣词人的一条清晰的情感演变之轴:
贰臣词人由自怜、自叹到自责的心态的明显转变。
这种由故国之思的哀怜转向自身功名未就的苦叹,再到内心失路之错的悔恨的由外到内的情感演进的原因,大体可从如下数端略作梳理。
首先,君臣关系由二而一的转变。
在春秋战国时代,贰臣行为并未被看作不义。
比如子贡曾问孔子:
“管仲非仁者与?
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孔子答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孔子看来,臣子的忠贞道义表现在对人民利益的助益上,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臣子均可以去做,而不必在乎是否服侍的是二君还是一君;真正把贰臣行为视为寡义恶行的,是从宋代开始的。
但反复强调忠贞臣节的多是理学家,他们斥君臣分离的关系为不义,转而推崇君国一体,侍君即侍国的理念和学说。
比如程颐就认为: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而此时理学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影响并不大,北宋时的社会舆论对贰臣行为并不严苛,在文人士大夫看来,这种行为也无鞭挞之必要。
进而,以“借才异代”为代表的由宋入金的贰臣词人,对儒学传统思想并不固执,影响所及便是忠君观念也较为通脱随意,此时,“不仕贰君”之观念与程朱理学尚未充分发展,因此作品中更多的是故国之思与自怜,而少有对自身贰臣行为的审视和剖析;到了元明二朝,由于金代和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
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
”导致汉族文人在两朝的地位低贱。
故“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
”故而,由金入元和由元入明的贰臣文人对前朝缺少故国之思的眷恋,取而代之的多是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关注;到了清代,随着封建君权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国君两者间的关系由分离进一步走向合一,君即国家,侍君如侍夫,要从一而终的观念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倡导。
乾隆帝曾谕:
“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
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
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
……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
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
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清初贰臣词人多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身贰臣行为进行的审视。
发之于作品,自责自悔的深刻剖析就不绝如缕了。
其次,夏夷之辩的由松到严。
北宋士大夫文人受传统儒家夏夷之别的感染既深,因而在宋金易代之际,以“借才异代”为代表的贰臣词人对故国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在词中就会表现出怀念故国的情思和对自身命运蹉跎的哀叹。
由金入元的贰臣文人由于是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到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以在心理上较能融入新朝,因而对故国新朝的态度,要比金贰臣文人达观得多。
表现在词作中,则体现为一种达观而冷静的心态,更为关注自身得际遇与生活,而缺少了对故国的眷恋之情,情绪上“铜驼荆棘之伤”比“神州陆沉之痛”的成分要更多。
元明易代,被“异族”统治的家国回到汉人手中,入仕作为中华正统的明政权就变得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了,加之明初主朱元璋对贰臣文人大加笼络,使得在元代受尽歧视的汉贰臣文人大为欣慰,故而,以刘基为代表的明贰臣词人,心念感遇之恩,在词的创作中更为关注功业名就,更为专注于为明代卖力与出谋划策上,所谓“亡国逋臣,遭逢圣主,既令宥其罪,复宠锡以官,报效弗称,夙夜只恐不惧斧钺,僣竭衷忱,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正是如此。
由明入清则是从汉政权转入少数民族政权,此期贰臣文人受夏夷之辩影响更深,对满清政权充满了复杂矛盾的情感,贰臣之现象也更为世人所唾弃,《清史列传》:
“三年(即1646),(李元鼎)疏言:
‘吉安一郡,只臣一人受职盛朝。
负固之兵,视臣家为仇讐;倡乱之众,以臣家为鱼肉。
致臣弟逼死,臣母惊病。
家口流离,尽皆散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贰臣词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懊悔和忏悔之情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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