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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战略评析)论文题目
姓名:
陈立
院系:
机电工程学院
年级:
2014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1班
学号:
20140681126
提交日期:
2014年5月14日
摘要
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走过了六十年曲折又辉煌的道路。
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战略,到六十年代的“反两霸”、七十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八十年代的“全方位”战略,以至于新世纪的“和谐世界”理念,中国外交在六十年中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单边外交到多边外交,逐步走上一条不断迎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国外交。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动因
外交战略是指一国基于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综合认识,对外交做出的总的谋划。
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活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外交战略虽然具有较长的稳定性,但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随局势的发展而调整和改变,但总离不开一条原则,即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坚持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新中国建立后,国际国内局势决定了“一边倒”战略成为新中国的必然选择,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一边倒”不可避免地被“反两霸”“一条线”“全方位”外交战略所相继取代。
这个过程既伴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迅猛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外交事业上的不断探索和进步。
六十年,中国外交曾经为新中国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作用;六十年,新中国不得不在日趋成熟的过程中忍受挫折和艰难。
一、开过外交的唯一选择---“一边倒”战略
所谓“一边倒”也叫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具体而言,就是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平的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国由战时的合作关系转向全面对抗,铁幕演说为美苏争霸吹响了号角,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不久就爆发,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处在美苏冷战争霸的夹缝之中,一方面还要在内战中争取赢得胜利。
在这种局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经过了心理的角逐和现实的考量后依然决定倒向苏联。
新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外交的延续和继承。
因此,“一边倒”的战略抉择是在建国前夕作出的。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这就是向苏联的“一边倒”:
“要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几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新政协会议召开后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则以更加严谨的语言规定了“一边倒”的确切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除了“一边倒”外,新中国开国外交三大外交政策还有:
“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与各国另行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把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与势力清除干净之后再谈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把帝国主义国家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特权和影响清除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他们钻进来利用其特权和影响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捣乱破坏。
三大外交政策是开国外交的基石,标志着近代中国近百年屈辱外交的彻底终结,也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坚实基础。
而三者中,“一边倒”又居于统领全局的地位和作用。
“一边倒”战略的确立是国际国内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新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凭借超强的军事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展开激烈的角逐,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更是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和混乱。
新中国处于权力争夺的夹缝之中,美国依然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敌视的遏制战略;而苏联采取两面派做法,一方面努力寻求与中共的联系和交往,一方面又对中国革命和领导人持怀疑的态度。
在国际社会现实政治斗争中,尤其是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下,要想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不仅是不可能的,还是危险的。
因此,在战后美苏两极对峙形成的冷战格局背景下,“一边倒”是新中国唯一必然的选择。
(二)、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是导致中共选择“一边倒”战略的直接动因
基于意识形态还有国家性质及国家利益的考量,美国一直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且一直仇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
太平洋战争后,美国被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了尽快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美国采取了新的策略即联蒋抗日、压蒋联共,暂时对中共和解。
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与蒋介石国民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实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虽然在内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交流和谈判,但这种暧昧没有任何基础可言,美国的反攻本性不会改变。
因此,应对美国的反华战略,新中国只有与苏联结盟。
(三)、意识形态是促使新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的重要动因
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特殊地位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抗,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普遍适用性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路线。
中苏之间最根本的相通之处在于意识形态,中苏之间最能产生共鸣的也只有意识形态。
这些意识形态主要有:
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帝民族主义等等。
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提出“一边倒”战略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自然结果和表现。
(四)、国家利益是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根本动因
毛泽东重视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考虑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还有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考验:
一是安全利益,内战爆发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东南亚拉拢菲律宾、南韩,扶植日本,在台湾海峡、朝鲜、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巩固革命成果、保障国家独立便成为最高的国家利益。
二是经济方面,新中国建立前后,经济上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任务,是国家的重建和经济的发展,其艰难程度不亚于革命战争。
而苏联有能力也愿意给新中国提供安全保障以便拉拢中国对抗美国,同时,倒向苏联是换取苏联经济援助的重要前提。
因此,从国家利益的现实性考虑,“一边倒”不仅是必然的选择,更是新中国最迫切的需要。
(五)、战后革命形势是“一边倒”另一重要的促成动因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广大亚非拉国家掀起民族主义革命的高潮,这些革命浪潮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集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旨在消除斯大林的猜疑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曾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之一就是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的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一再敦促中共领导人同蒋介石国民政府和谈并交出军队,在国民党领导下和平统一中国;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又十分担心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主要领导人,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与苏联分道扬镳,这不仅会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起着很大的瓦解作用,而且会损害苏联在远东的利益。
“一边倒”战略的选择从客观上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和困惑。
(七)、统一内部思想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革命阵营内部,主要是在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对苏联存有疑虑,对美国抱有幻想。
而“一边倒”从正面给予还击和批判,为同一内部思想做出重大贡献。
(八)、毛泽东个人的原因
一方面毛泽东很可能认为采取亲苏政策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可取的;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几乎肯定地没有摆脱传统的观点,即苏联及其共产主义代表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3】从这一点来看,“一边倒”战略的选择过程中毛泽东个人主观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根据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出发,谨慎和独立地制定的一个对外战略方针。
“一边倒”战略对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为新中国赢得国际承认提升国际地位、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
但同时,“一边倒”战略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
过度纠结于意识形态而忽略了国家实际利益的要求;断绝了与欧美交往的可能,缩小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让新中国屡受其害。
因此,既不能断然否定“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历史作用,也不可过分夸大其作用。
二、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战略---“反两霸”
“反两霸”,也叫“两个拳头打人”,主要是指既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也要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这些变化,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新战略。
“反两霸”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双重因素:
(一)、国际因素
1、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中苏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分歧;1958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更是恶化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中苏之间由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党关系出现分歧,最终扩大到两国关系。
1965年,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而断绝了中国共产党同苏东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中苏关系破裂使得国际共运出现了大分裂,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宣告解体。
2、冷战对峙继续,美苏关系有所缓和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寻求与美国关系的缓和。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并达成戴维营精神,两个超级大国在寻求国际霸权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丝转机和缓和。
3、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敌人
中美关系依然处于相互敌视之中,中苏已经反目成仇,对此,中国不得不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
4、民族解放运动出现高潮
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不仅冲击了新旧殖民主义体系,而且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结盟运动与中国反霸目标一致,使中国推进世界革命有了支援和基础。
(二)、国内因素
1、毛泽东对时代主题和形势有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不会变化,但是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会蓬勃发展,中国处于美苏夹击中,必须进行反两霸斗争。
2、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得中国的实力增强,反两霸和推进世界革命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不归路,作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肩负起世界革命的重任。
“反两霸”战略使中国陷入与苏美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使得中国外交进入孤立主义的道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加快了中国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步伐。
与此同时,中国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为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
因此,六十年代的“反两霸”实质上是理性化的孤立主义战略。
三.中国外交的历史转折---“一条线、一大片”
所谓“一条线”,是指包括美国在内,与中国大致处于同一纬度线的国家结成一个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一外交战略构想是毛泽东在1973年2月会见基辛格时提出的,他说:
“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兰、土耳其、欧洲。
”【4】
所谓“一大片”,则是“一条线”的扩展与延伸,是指把一条线周围的一大片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它是毛泽东在1974年1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的进一步完善“一条线”战略的构想。
“一条线、一大片”是中国外交的历史转折,这要体现在:
由结盟到不结盟的转折;由局部外交到全面外交的转折;由政治外交到经济外交的转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一直视反帝为己任,其中尤以反美为重点,直到在1970年的五·二○声明中,他仍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斗争的矛头仍对准美国。
不过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发表强烈谴责美国帝国主义行为的讲话。
此后,我国对外虽仍提反对两霸,但主要指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在此基础上,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他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
咱们是第三世界”。
【5】“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6】此后,他又特别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要和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同时团结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由于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当时处于攻势,对我们的威胁较大,必须侧重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为了抵制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中国愿意撇开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联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同抗击苏联。
“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的形成是诸多内外因素合力的结果。
(一)、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加剧是“一条线”战略形成的直接动因
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苏之间必有一战,因此加紧战备。
同时,为了缓解苏联的威胁,中国重新调整了对外战略,与美和解。
(二)、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
经过六十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浪潮的冲击,国际格局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美苏两极争霸向美、苏、中、日、西欧五个中心力量组成的多级结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对外侵略扩张,到七十年代,美国实力下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而苏联此时进行全球进攻战略。
为了增加与苏联斗争的筹码和力量,美国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三)、国内因素---扭转中国外交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几乎陷于中断,为扭转外交困境和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对外战略,家里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一条线”战略对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先,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大门,由此,带来了中国的建交热潮,使中国逐摆脱日益严重的外交困境,有效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其次,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使中国得以重返多边外交最重要的讲坛。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
但同时,“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也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助长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气焰,中美只是暂时妥协;“以苏划线”的倾向,使自己与一些国家特别是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单纯从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忽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过分渲染中苏战争的危险性,破坏了中国的和平形象。
四、新时期外交战略---全方位外交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内政外交逐步恢复正常化,在新旧权力更替完成后,一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外交也走上新时期全方位外交路线。
新时期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内容主要有: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确立对外开放为长期基本国策;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的统一。
新时期外交政策的特点是:
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重视经济外交;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全方位”战略的提出是由国际国内两重因素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一)、美苏争夺态势的变化是我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格局特别是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苏联被拖在阿富汗,欲进不能,欲罢不忍,十分被动。
与此相对照,美国经过10年左右的调整战略,甩掉了越战的包袱,经济逐渐回升。
美苏之间互有攻守、各有得失。
而世界上和平的力量逐渐崛起,战争的威胁日益减小。
(二)、中国共产党主观认识的转变是新时期对外战略调整的根本依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订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
同时,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逐步形成了时代两大主题的思想。
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
“现在世界上问题有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
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
”【7】1985年3月,邓小平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时代主题思想: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
(8)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的外交局面全方位展开的30年。
进入21世纪,中国继续坚持伙伴外交的政策手段,构建一个全方位伙伴关系网络的努力已经展开,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1996年,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和东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法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确立“建设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与日本确认双方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这一系列跨世纪伙伴关系构成了一个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共创未来的新型关系网络。
2005年“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更是将中国外交战略推向新的高度和广度。
五、新中国外交60年启示
60年的历史,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中国外交也走过了一条既曲折艰难又辉煌的道路。
60年外交战略的演变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经验和教训:
1、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汉斯·摩根索有一句名言: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9】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把国家主权与安全放在第一位,反对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安全和尊严,是我国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的最终决定因素和深层原因。
2、国际关系复杂多变
从“一边倒”到“一条线”,从结盟到真正的不结盟,从个别片面到全方位多层次,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直接因素是国际力量的变化(包括中国自身力量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演绎。
3、时代主题逐渐转换
由“战争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再到新世纪“构建和谐世界”,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外交战略转变的现实因素。
4、国际视野日益宽广
5、对外战略的制定要与时俱进
6、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外交方针的制定
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的执著求变,中国外交与共和国一起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沧桑。
新的千年,正当中华民族崛起之际,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在“变”与“不变”中寻找真谛;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制订迎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大国外交。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72--1473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72
【3】[美]J·R·麦克法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P279、P284.
【4】转引自郑谦《毛泽东与邓小平》,长沙:
湖南出版,1995,p32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6】同五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同七
【9】汉斯•摩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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