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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历史文化悠久
襄垣历史文化悠久。
人们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教化,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在襄垣根深蒂固。
至今现存的庙宇祠堂之多。
区区之县,西有宝峰寺,北有仙堂寺,南有凉楼寺。
抗日战争时期,襄垣近邻武乡,北部成为革命老区。
抗击倭寇,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和精神,深深教育并实践了一代人。
历史的、现实的道德实践,潜移默化,口传心授,长期积淀,形成襄垣独特的民俗风情。
襄垣的乡风民俗,集中体现在“干净、利索”和追求美感,注重形象上。
无论是衣着穿戴,还是家俱摆设;无论是走亲会友,还是待人接物;无论是耕种管收,还是吃喝拉撒,无一不是循规蹈矩,讲求事礼。
公众场合,人们都穿着整齐,过大年里里外外换旧更新。
穿新衣、大扫除蔚然成风。
即使再穷,也要把旧衣洗涮干净。
农民耕种,讲求行行对正,横平竖直。
家禽养殖,各有所窝。
茅厕封闭,锅台卫生。
近年来,农户家里还安装了土暖气。
即便用的是铁炉子,也要用油把炉子擦得明晃晃。
襄垣卫生村居多。
尤其在北乡一带,尽管有的老百姓还住的是土窑洞土房,但土有土的讲究,土有土的办法。
庭里院落,干净整洁。
这些看似小事,实为大礼。
它是“追求卓越”、“彰显超能”的思想基础,是“外塑形象”的社会实践,是精神变物质朴素的、生动的写照。
如讲卫生身体健康,形象好受人尊重敬仰,环境好能广交朋友。
这里有两个事实:
一是周边县女孩嫁到襄垣的人数居多;二是历史上移民到襄垣的不少。
如强计、北底一带,林县人居多。
还有典型的移民村,如善福的上丰村、古韩的南里信村等等。
奇特的襄黎民俗
襄垣人和黎城人,不论男女长幼,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认识与否,只要一见面,就要嬉笑打闹,你叫我“干儿”,我唤你“外甥”,你让我叫你“舅舅”,我让你叫我“姑姑”,甚至动手动脚,狎昵浪谑,不一而足。
过火者,恶作剧,抢东西,却不犯恼。
即使恼了,也还必须再把你逗笑,和好如初。
文明时,互称“亲家”,亲热异常,外出时,互相照顾,一路同行;遇强时,你帮我衬,共同对敌。
总之,只要一听是两县口音,叫一声“干儿”,陌路立即变成亲人,你有吃喝我拿来就吃,我有东西你拿去就用,即使当再大的官,一听来者是两县人,立刻放下架子,平起平坐。
这种特别的风俗,特殊的关系,延续了几百年,成为襄垣人和黎城人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襄垣黎城之间这一奇特民俗,不知开始于何时,也不知发源于何处,仅有一个传说:
相传古时襄垣北关村东有一“小店院”,院中住着一户人家姓王,王家夫妻二人,生有一女,长至一十二岁,聪明可爱,乖巧伶俐,王氏夫妇爱如掌珠。
这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王氏要去黎城广志垴山上的玉皇庙进香,吩咐女儿在家好好呆着,不料,王氏来到玉皇庙进完香,回头一看,十二岁的女儿早已跟在身后。
此庙有个忌讳,凡未出嫁的女孩是不准进庙的。
王氏心里一急,叫一声“小奶奶”,随手打了女儿一巴掌,没想到,这一巴掌下去竟把女儿给打死了。
旁边一老道说到:
“此女非凡,原为玉皇侍妾,已坐化成仙,赶快包骨塑身”。
于是当地人为女孩包骨塑身后放在玉皇神像一侧,称为“襄垣小奶奶”,后又将“襄垣小奶奶”移至半山腰的娲皇庙。
从此,襄垣黎城成了“亲家”。
至今,每年农历的四月十八日,襄垣北关的王家还要到广志山给“小奶奶”送新衣,换新鞋。
还有一种说法是:
黎城靠近襄垣的地方,有座大山,叫广志垴。
古时候,这座山上有个庙,里边供奉的泥胎叫“老奶奶”。
据说,是管女人生孩子的神。
如果哪个女人想生小孩,来这里抱个泥娃娃,回去藏在被窝里,自己就能怀孕。
尽管这是骗人的鬼话,可是在那科学文化不发达的古代,相信的人却很多。
初秋,广志垴上有个庙会,前来烧香求子的人比平时更多。
襄垣城北有一户,夫妻俩,有个女孩名唤招弟。
这个招弟长到17岁,还没招来一个弟弟,老两口很是着急,这年广志垴庙会时,招弟妈便去烧香求子。
上山求子还有很多规矩,例如:
路上不准回头看,回头一看就不灵了。
招弟妈按照规矩,一路向关,来到庙上。
烧香叩拜之后,回头一看,发现招弟也跑来了,跪在身后,向神叩拜。
按规矩没结婚的女孩子是不能进这个庙的。
招弟妈非常生气,心想:
这孩子真淘气!
你来到庙里,一来对老爷不好,二来大闺女还能求子?
再说,如果老爷真的给你送个孩子让你生,那还了得……她越想越生气,冲着招弟骂道:
“小姑奶奶,谁让你来的?
”一边骂,一边顺手狠狠地给了招弟一巴掌,不料一巴掌正打在要害处,把招弟打死了。
招弟妈为了求男孩,把个闺女也丢了,当时便气得晕倒在地。
多亏邻村人帮忙,才把她抬回家去。
招弟这个尸首留在这里怎么办呢?
山上有个看庙老头,是黎城人,由于家贫,一直打着光棍。
从前,这里有个风俗,生前没有婚配,死后家里人也要给他买个异性尸骨,埋在一起,这叫“说骨亲”。
也有一生未成亲的年迈老人,生前就“说骨亲”。
有人劝这位看庙老人,把招弟这个尸骨埋了,作为他百年之后的“骨亲”,这个老头就真的这样做了。
这个传说,就成了后来黎城、襄垣两县人开玩笑的资料。
黎城人爱叫襄垣人“小舅子”,襄垣人爱叫黎城人“小外甥”。
不过双方对这种叫法谁也不承认。
其实“说骨亲”的事本来就是骗人的,死了的人又怎会再去成亲,甚至传宗接代呢?
因为小女成了“小奶奶”,其母又“嫁”到黎城,因此,黎城、襄垣便结成了“亲家”。
黎城人爱叫襄垣人“小舅子”、“小妻侄”。
襄垣人常称黎城人“小外甥”。
若遇天灾人祸,无计生活,两县人便相互投奔,结亲甚多。
时至今日,两县人见面开玩笑、嬉戏打闹已成习俗,甚至黎城人到襄垣吃饭不算帐、住宿不付款、坐车不掏钱也成常事。
襄垣善福
善福,是一个充满多种语言音色的“联合国”。
凡襄垣人走进这个村的地界,如同步入县中之县,国中之国。
尽管村民同系汉族,其生活习惯、服饰着装和人情风俗均与襄垣人相同,但细细考究,却同中有异。
外人一旦置身于南腔北调的语言氛围之中,便给其身处“异域”之感……
欲知善福的语言文化,必先略知其村史一二。
善福地处丘陵。
沟地抗旱,岭田排涝,素有“见苗三丰收”之称。
村外有煤田、坩土和少量铁矿。
虽非遍地是宝,却令外人羡慕。
光绪三年,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旱蝗肆虐,民不聊生。
饥馑波及上党,饿殍遍地。
村上人口锐减。
从山东莱芜、淄川、德州逃荒而来的灾民挑着一担家当,流浪于此,或被当地人雇为长工,或租种他人土地为生。
从此,村上的炊烟又稠了起来。
清末民初,中国战乱频仍,灾患连年。
河北沙河、隆平(今隆尧)等地逃荒躲反的灾民到此落脚后,居然相中了这块旱涝都挡的“风水宝地”,一头“拱”进土里,发芽生根,繁衍后代……亲攀亲,故连故。
于是,从外省结伴而来的农民愈来愈多。
他们白天躬耕在黄土地上,晚上,则蜷缩在简陋的窑洞内。
糠、菜、粮填饱肚子,已使他们知足矣!
善福的逐步繁荣,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栖息。
解放初期,已有9省13县的人定居于斯。
如今,经过40多年的历史演变,善福人的籍贯已突破了原来的格局。
在邻村人心中,善福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大村;在襄垣人眼里,又是内地的一个小小的“特区”。
其实,它既不同于北京的“大杂院”,与其又有相像之处——“杂”。
与沿海特区相比,更是开“国际玩笑”。
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文化氛围,都不可相提并论。
在襄垣,村与村相比,它唯一的特色是“杂”。
说它“杂”,首先“杂”在口音上。
全村1500多口人,来自五湖四海,除襄垣话在此通用外,还有沙河话、隆尧腔、莱芜音、淄川语、林县调混杂其间。
语言文化极为丰富。
在精彩的“多口相声”中,不时有平顺人、晋城人、武乡人、壶关人、沁县人、沁源人、黎城人和高平人“插科打诨”。
这些南蛮北侉们一旦聚在一起,便像舞台上表演“南腔北调”大串唱,使“观众”在几分钟内就可欣赏到“村民变奏曲”……
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氛围。
在村上,操多种“外语”的男女不乏其人,但以50岁以上的为最。
如老当家的本人或父亲是从外地迁移来的,那么,夫妻郎舅、妯娌之间,多以家乡话为“家语”,传宗接代,不忘祖根;若一出大门,却要听音辨语,看人开口,以示亲切。
若老当家的是襄垣人,则内外有别:
内讲襄垣话,外出则是另一番景象。
解放后,随着子女通婚,互相同化,小辈人在社会交际中,起码能操“内外”两种语言。
不过,老当家的对过门后的儿媳妇,在语言上也不要求与自己“保持一致”;儿子们对此就更无所谓了。
于是,在某些家庭便常常出现“阴差阳错”的现象,甚至不和谐的“音符”……
村民之间,礼尚往来,“见甚人说甚话”在五十年代已成时尚。
邻里相处多年,谁为“本地虎”,谁为“外来虎”,相互了如指掌。
出得门来,“吃过饭啦?
去哪干甚”,这些日常礼语,都看对方话头而定。
到邻家串门子或借还家什,也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曲”。
如在村口路边,陌生人操襄垣话问路,故乡人则以襄垣话对答;对方若操沙河话搭头,故乡人又能用同样的腔调与其沟通,认到老乡。
有趣的是,人们在街上蹓达,或瞧唱赶会,多种方言土语便参搅在一起,时而沙河话,时而隆尧话,时而淄川话,互相穿插,其流利准确程度可以假乱真,足令外人瞠目乍舌。
这种因历史和地域形成的“语言景观”,承前启后,代代相传,成为善福人的骄傲。
襄垣秧歌
襄垣秧歌是驰名于山西省东南地区太行山麓上党盆地的一个地方小剧种,现已编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化遗产之一。
襄垣秧歌产生于明末清初的襄垣县,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它经过几代艺人的精心锤炼,不断发展,使它逐渐成为一个板式齐全,唱腔优美,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行当独特,表演幽默,乡土气息浓厚,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小剧种。
襄垣秧歌从起源至今,经过了地圪圈干板秧歌,职业班社,专业剧团三个时期。
秧歌形成后,每年正月元宵节,农村的三官社发启把热爱说唱的年轻人组成同乐会或自乐班,自编自演,走家串村进行演唱活动,内容多以敬神、庆丰收、民间小故事和一些戏曲中的唱词等,曲调是上举下句反复演唱,句中和句尾配奏击乐,这就是干级秧歌。
从乾隆一直到同治年间这一阶段,出现了文乐伴奏,从一把胡乎发展到二把、笛子、二簧三大伴奏文乐,穿上简单的服装,走上了舞台,有了演出的剧目。
到光绪年间由上良村艺人王福锁发起,集中襄垣、五乡两县搭界的上良、下良、西营、城底、韩庄,上合、下合、北漳、监漳、陌峪、白杨岭、店上、元头、果沟、王家沟、善福、寨头、南漳等十八村的艺人,组织成立了十八村秧歌班,随后在连续成立了改良剧社,富乐意,乐意班,天义班,三元班,天成班若干个职业班社,正式上台演出,这就是职业班设社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民国27年),襄垣县第四区牺牲同盟会,为了宣传抗日教育群众,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救国热情,倡导组建一个秧歌戏曲剧团,得到了中央四区区委和抗日政府的同意和支持,由区长孟兆贵,牺盟会协助员王苏塘亲自负责组建,成立了襄垣县第四区抗日农村剧团,王苏塘担任团长,第二年改为襄垣县抗日农村剧团,一直到现在,这就是专业剧团时期。
这个时期是秧歌发展最快最好的阶段,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剧团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太岳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襄垣县抗日农村剧团奉命改编写为晋冀鲁豫军区后勤政治部人民剧团,集体参了军。
之后,襄垣县委县政府以下良业余剧团为主,招收了部分秧歌艺人,重新成立了新的襄垣县农村剧团,也就是现在的襄垣县秧歌剧团。
襄垣秧歌的唱腔曲调优美,流畅,质朴,句式结构较为简单明快,没有长的托腔,易唱易学,演唱时都已高声为主,高亢激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有行当声腔,有旦腔,生腔,老旦腔,而且是在同一调式中,各行当腔都有独特的旋律音调和支点音组成,很有特色,由于每个演唱者的嗓音条件不同,在演唱曲调上又派生出各种不同的流派唱腔。
建国以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襄垣秧歌和其他剧种一样,在音乐唱腔方面逐步进行了改革。
截止现在秧歌的板式基本固定下来了,它有慢板,二性板,紧板,念板等流水板式,还有数板,散板,摇板,哭板,大板等圪联板式,另外还有挑板,花音垛板的唱腔节句,有服务对剧本情节的各种曲牌。
它属于民间歌舞体,唱腔结构形式为板式变化体,调式主音是“5”,男女声演唱的宽度不一样,男声13—16度,女声15—18度,定调为bE调。
旋律特点是四度、六度、七度至九度跳进和级进相结合构成的“波浪式”下行形态,具有慷慨激越,清晰秀丽和衷悲愤凄及压抑的情态变化特点。
唱腔多用滑度、倚度,旋律加虚词加花加衬字的方法为润色,行当唱腔各有千秋,丑角起落自由滑稽,嗓门高尖哑,虚调衬字加花幽默,摆字均匀,发音准确;生角嗓音宽厚,高亢激越,铿锵有力,甜润幽婉;旦角行腔稳健,纯朴大方,柔软圆润,俊销高雅。
伴奏乐器,在原三大件(二簧、二把胡乎)的基础增加了二胡、笛子、笙、中阮、琵琶、扬琴、大提琴、三弦等乐器,必要时还加有钢管乐,电子琴等。
在一些曲调中还适当进行配器,演奏人员乐理知识和演奏技巧大大提高,丰富了秧歌的表演力和感染力。
襄垣秧歌的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表现在秧歌演出的剧目来源于秧歌艺人之手。
他们以疾恶扬善为目的,把所看到的,听到的,发生在民间的真实故事,编成剧本反映出社会的每一个侧面,宣传人们的社会道德观。
唱词的语句,具有形象风趣,生动朴实,民间口头文学的特点,乡土气息浓厚,有较强的表现力,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如传统戏《赵兰英进京》、《玉凤配》、《小姑贤》、《土地堂》等,现代戏《小二黑结婚》、《新羊工》等在观众的心目中扎根很深。
为了保护和发展秧歌,创出自己的品牌,我们收集了46个传统戏27个现代戏编印成《襄垣秧歌剧目汇集》上中下三册,渴望我们的戏剧作者和爱好者,动手修改秧歌的传统剧本,创出秧歌自己的品牌剧目。
秧歌演出的剧本,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农村剧团的团长李琪鸣,指导员李森休付出很大的心血,将过去的班社的演出本和手抄本收集起来,再加上艺人的口传本,他们进行了一本一本的改编。
改编后,由剧团排练演出,演出后再改,逐渐形成一些比较完美的剧本,又从中选出自己的品牌剧本使之久演不衰,观众喜欢。
李琪鸣的传统戏《洞房装疯》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他整理的《刘家庄》、《赵兰英进京》、《新羊工》、《玉凤配》、《小二黑结婚》等戏都得到领导和观众的认可,特别是1989年受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邀请,带着《老八路》、《小二黑结婚》、《赤叶河》三本现代戏进京慰问演出,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和文化部的奖励和在襄垣在京工作的领导热烈欢迎。
现代戏《新羊工》、《老八路》,传统戏《赵兰英进京》摄制成秧歌影视据播放与发行,得到好评。
襄垣秧歌的行当独特,表演幽默表现在它的剧目上,根据秧歌的音乐唱腔和剧本的内容就铸定了秧歌的行当是三小为主要行当,即:
小生,小旦,小丑,因为秧歌的剧本主要是描写发生在农村农民生活中各种故事,这种故事包括喜怒哀乐悲的情感,所以秧歌的剧目大都是喜剧,悲剧,闹剧三种。
这些剧中的人物都是农村中的穷苦农民和富豪人物,非常适于小生、小旦、小丑、老生、老旦、大丑的行当,而剧中的主人公多于小生、小旦、小丑,而且以三小为主,这三小的人物,根据剧中的情节,各有千秋,各有各的表现手法,能把观众吸引到故事中去,演员喜观观众,演员悲观众观,这就是行当的独特。
在历史的长河里出现过许多著名演员,他们费尽心血发展了秧歌,使秧歌剧目日新月异,飞快地成为广大观众心目中一个优秀的地方小剧种。
道光年间一代名旦张金川创造了秧歌的慢板三道腔,三滴水唱法,使秧歌开始进行革新创造的步伐,老前辈著名艺人田维、李栓成、宋二丑、张金川、王福锁、王庚戌、白宝孩、曹双喜、张铁虎、崔存法等,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名艺人,活有才、韩得三,太行第一旦张木和,上党名丑茭圪杆红武启法,名小丑郭小俊,名小生张金替,青衣苗川孩,名生连海法,上党第一个女演员李雪娥,以及李云秀,陈汉平,郄扎根等,四十年代的小生李守祯,二花陈贵芳,大丑孔增荣,小旦李占鳌、崔小梅、杨文华、崔桂英,名丑苗维成,名旦李小平、赵焕弟等,五十年代的名旦李小焕、李来先、宋焕先,名生马庆芳、张中和、孟天福,名丑任贞维,六十年代的名旦王改弟,七十年代的生角韩国俊、刘菊萍,名生贾东红,名丑张志刚,八十年代的名旦任俊娥、李志萍,名生张宏亮、郭志斌等在秧歌的表演上唱功上都有一定的造诣和功底,为秧歌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礼节民俗
民国后,晚辈见长辈,鞠躬逐渐代替叩拜;平辈相遇与离别,握手代替互揖。
现今,除拜年、丧葬等特殊情况外,叩拜礼已罕见。
90年代,在上层人物中有行抱拳礼,民间亦有效仿者境内礼俗繁多,今仍流行并较普遍者有:
拜年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月终,家族、亲友、邻里之间少者要向长辈叩头拜年。
受拜者要给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压岁钱和核桃、柿饼、软枣、花生、瓜籽、糖块等食品。
拜年日期也有俗规:
初一日家族邻里,初二初三娘舅家,初四初六岳父家,其他亲友则无定日,但必须是晚辈先拜长辈,而后长辈才到晚辈家回贺,否则被视为失礼,或终止礼往。
送十五此俗有两种。
一为女儿出嫁后第一个农历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日前(十二日或十三日,也有初九日)娘家及其亲属到女婿家馈赠礼品(正月为枣姑、糕点等,八月为月饼及水果,统称送十五。
另一种为亲友之间于八月十五日后互送月饼和果品。
近年子女多于中秋前给长辈送礼。
送端午礼品为粽子、点心之类,女儿出嫁后的第一个端午节前(五月初三左右)娘家及亲属除送食品外,还要给女儿女婿馈赠衣料或衣服。
望夏每年麦收之后,外甥、外甥女、女儿、女婿及干儿、干女等要携带白面摸到外祖母、舅父母、姨父母、岳父母、干父母等亲友家探望夏收情况。
俗称:
“望夏”。
送面羊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后,长辈要赠给晚辈用白面蒸制的“面羊”,城关一带习于十五日前,西北乡则在十五后,借寓“乌鸦反哺”“羊羔跪母”,教育后代孝敬长辈。
探亲亲友之间每隔一段时间,相互往来看望,并馈赠糕点、食品、罐头等。
探病亲友或邻居患病,大都携食品探慰,询问医疗情况,如有困难,多能尽力相助。
探病须在中午前,忌午后前往。
请媳妇、请闺女娶的媳妇和初出嫁的闺女,在嫁娶后一百日内和过第一个春节之间,婆家与娘家的邻里都要请她到家吃顿好饭(多数为饺子或金线吊葫芦),婆家曰请媳妇,娘家称请闺女,过年后谓“吃新年饭”。
剥痂春季,幼儿接种“牛痘”后,亲友于半月左右,带白面烤制的“圪拉”一对和烧饼若干,前往看视,谓之“剥痂”。
奠基民间兴建房屋动工时俗称“破土”,抗日战争前必请风水先生择定吉期开工。
破土当日黎明设供于工地,由主人烧香点烛叩拜毕,亲刨第一攫土,为破了土,即可动工修造。
从抗日战争开始至70年代末,此俗已废,近年有所恢复。
国家或集体单位兴建原无仪式,80年代初也兴起在大型工程举行奠基典礼,内容有领导人到场挥锹破土,宣读工程建筑意义和指挥机构组成人员及协助单位、包揽工程代表表态等。
上梁民间漩窑封口,盖房上梁都要举行一种祭祀仪式。
前者称“合龙口”,后者叫“上大梁,'(近年上预制水泥板也按上大梁仪俗进行)。
一般于午时在建筑物正中设香案,供模、菜、红布(2一3市尺)、现金(过去1一2元,近年放10一30元不等)。
近年又增加卷烟1一2条,白酒1一2瓶,猪肉3一5斤。
主人敬香叩拜毕,所有供品赠与施工人员,食物小工分享,钱、布、烟物工头独得。
70年代以后不少人家于当晚放映一场电影或请艺人演唱,以示庆贺。
剪彩80年代传入境内新俗。
始于国家和集体,后来私人也效仿。
为展示成果、扩大影响,凡较大建筑竣工、启用,企业开张、展览开幕等,皆请上级领导剪彩,以能请到职务高者为荣。
同时邀集众多来宾,有时还设宴招待、赠送纪念品,互相攀比,造成浪费。
会议开幕60年代前,本县各类大型会议参加单位列队入场,先向领袖像行三鞠躬礼,再向死难烈士致哀,然后才进入议题。
后来形式主义日甚,发展到参加单位必须书有单位名称的横幅为先导,自备锣鼓乐队伴奏,列队入场。
近年多数从简,也有少数统一购置服装,出钱雇用乐队,阵容隆重,比赛性质者尤甚,花费甚大。
向领袖敬礼、向烈士致哀已废。
节庆活动
高跷一般8-12人为一队,表演者脚踩高1.3米的跷板,各扮角色,构成戏剧故事,如《唐僧取经》、《水漫金山》、《群英会》、《访山东》等。
表演时有音乐伴奏,踩跷者载歌载舞,做出各种逗人发笑的动作,有踩跷技术娴熟的,高跷高达二三米,表演特技动作有大翻身、朝天登、双脚并跃、金鸡独立、跌八叉等,1961年开始又有王桥、五阳、八里庄发展了单脚高跷和多人连跷(蹦蹦高跷)。
扮演内容结合现实如《农业八字宪法》、《计划生育好》、《飒爽英姿》、《庆丰收》等。
旱船旱船用竹木、彩绸扎成船样,表演者化装成《许仙游湖》、《游龟山》、《夺阿斗》、《百万雄师过大江》、《海港》等剧中人物,在场地上紧跑慢行,随波起伏,加上音乐伴奏,锣鼓合鸣甚是好看。
狮子舞狮子舞是元朝年间西城庄农民从外地学来的一种舞蹈,这种舞蹈是3人表演,1人扮演训狮武士,2人扮狮,由武士手拿绣球灯,打踢脚、翻筋斗,引狮子随着绣球起舞。
舞蹈项目有:
徐行、奔跑、跳跃、打滚、歇凉、蹬球、跳桌、踩椅、直立等动作,西城庄狮舞曾在凉楼为元太师察罕那延表演,后带到京都朝贺元皇。
今发展有双狮、大狮带小狮多种,表演形式更加丰富。
老汉送闺女有三种形式,一是闺女骑驴,老汉赶驴,同跑驴相同;二是老汉推小车,闺女坐车,平路飞跑,上坡下坡、拐弯、过河、两人配合默契,做出各种舞姿;三是一人扮两人,脸谱和上身化装闺女,下身和上肢化装成老汉,再在胸前扎一老汉头和上身,腰间扎一双闺女腿脚,构成老汉背闺女的形象,翩翩起舞,表现出背女走路的各种艰辛和女儿疼爹的种种表情。
花灯正月十五闹花灯,是本县古老的习俗,花灯的形制争奇斗艳,主要有圆、方、八角、菱形和各种动植物造型。
除大红宫灯外,其余灯上多画有山水人物,或题写诗词歌谣,还有灯内旋转的“走马灯”。
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为正灯,灯节期间机关、商店、家户门前花灯高悬,入夜一街两行,灿若群星散落。
焰火本县自古就有元宵节夜里放焰火的传统,焰火种类繁多,小型的起火、鞭炮、各种花,大型的有老杆、火马、火伞。
老杆规模最大,在十多米高的木杆上悬挂各色焰花,由火药导线连接,点燃后火树银花,璀璨夺目,燃放到一定层次会展现出“四门斗”、“金童撒尿”、“双羊抵角”、“箭射人物”等图像,使焰火活动推向高潮。
婚嫁习俗
据《襄垣县志》载,襄垣县旧时婚嫁须经议婚、定婚、纳聘、迎娶、初戚、叫九、回九等程序。
后随社会进步不断变革,但新俗源于古礼,一脉相承。
议婚男方叫“说媳妇”,女方称“找婆家”。
民国26年(1937年)前,议婚时,男女双方不得相见,先由男方父母托媒说合,如女方父母乐意,即提供女儿年龄、属相、生辰八字,再由男方请人卜算吉凶。
俗称:
“合婚”。
吉者方可商定财礼,选择定婚吉期,凶者告罢。
民国27——38年间,男女双方可在介绍人引导下相见,见面后如不满意,双方皆有权拒绝,若认可,再征求父母意见,合婚之举己不严格。
1949年后,议婚名亡实存,男女恋爱成熟往往不能完全自主,父母和亲属仍有较大影响。
60年代婚姻自主占主导地位,后期兴起女方由姑、嫂、女友、伴随到男家审视,俗称“相家”,如家境不称女方或父母心意,至此告吹。
近年“相家”之风盛行,并分“小相家”、“大相家”二次进行,“小相家”女方一二人前往,“大相家”则乘车结队,男方设宴招待。
只是女方借此要男方“钱物”,男方也借此收亲友之贺礼。
定婚民国26年(1937年)前称“换书”。
换书之日,男方要向女方赠送礼物。
谓之“纳彩”。
其常规为:
首饰四样(手镯、戒指、耳环、牙杖),订亲红一疋(实为一块红布、合一件或一身衣料),蓝(拦)布二块和财礼。
富豪之家多送绫罗绸缎百尺,金银首饰数件到数十件。
清代送纹银50~100两。
民国元年后送银元10~25元或纸币百元到数百元。
中等人家送红市布若干尺,银或镀银首饰数件。
女家除将礼钱回壁四成外,其余全部收受。
尔后双方将事先在红绸或红纸上写好的子女生辰八字(俗称庚帖)交换,表示婚缘终定,信守不谕。
女方多在庚帖上写出索要聘礼品名、数额。
民国27年后减为只送定亲红布一块。
1950年后多以红被面一块代之。
70年代衣物现钱不下千元,近年则猛增到五六千元之多。
定婚当日,要宴请男方来人,女方也借此通知亲友来贺,并根据家境赠新婿衣料数件,现款200~1000元,富有者赠人民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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