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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商君列传读书报告
我所认知的商鞅
《商君列传》读书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2013级考古文博系本科生
摘要:
《商君列传》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事,太史公对其持批评态度,在历史记录中还运用了文学手段对商鞅加以贬斥。
这篇读书报告,既从《史记》内又跳出《史记》外谈谈我所认知的商鞅。
首先分析了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体现的谋略以及犯下的错误,其次谈谈商鞅令人扼腕的结局及对司马迁所写结局的质疑,最后,谈谈《商君列传》里司马迁所应用的文学创作手法及对“太史公曰”的部分解读剖析。
在报告最后,列举了几种对商鞅的不同评价。
关键词:
赴秦秦孝公四面埋伏太子犯法受封地文化政策
商鞅之死文学创作手法各家看法
正文:
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导致秦国最终实现统一全国的关键性因素。
然而值得探讨的是,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并不起源于秦国,实行变法改革的也并不是只有秦国。
例如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仲连改革、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等。
这些变法改革,时间上有的早于秦国的商鞅变法,有的稍晚于商鞅变法,都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各国的变法运动或者持续时间不长,或者因为支持变法的君主去世而失败,或者影响有限,或者深度不够。
总之,都没能把实施变法改革的各国带入富国强兵、最终能承担起统一大业的行列。
只有商鞅的变法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使秦国得以沿着他所制定的改革路线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全国统一。
商鞅,动乱时代的人杰。
赖长洪先生将他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改革家。
”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国家变法革新十分艰难。
毕竟,百分之十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拼死反对改革。
变革就是利益再分配,所以统治者反对。
不幸的是,变革的所有措施都要靠他们来实施。
毕竟,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愿意改革。
这百分之八十都是普通百姓,他们所求不过是温饱。
若变革成功,即使是座金山,他们所得也不过一粒沙,若变革失败,他们可能连基本生存都维持不了。
这也难怪他们对变革冷漠。
从秦厉公到秦孝公,其间经历了120年,秦国于内,君臣混乱,不遵法纪朝纲:
于外,处在晋国、楚国,以及西方戎狄的三面夹击之下,其国势岌岌可危。
然而商鞅做到了。
他登上了历史舞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他选择了正确的事业靠山——秦孝公。
商鞅遇到秦孝公不能不说是他的运气。
他拿出了勇气在异国实行变革,也运用了智慧让一个末流国家经过变法成为强国。
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我认为,司马迁眼中的商鞅并非是真实的商鞅。
或许是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或许是汉代政治环境的影响。
读完《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发现其中充斥着司马迁本人对商鞅的曲解与排斥。
也可窥见在记载历史事件时所运用的文学创作手法。
虚虚实实,真假难辩。
我将既从《史记》内又跳出《史记》外谈谈我所认知的商鞅。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变革,他的才略可见一斑。
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平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卫国自卫康叔之后不久,便开始祸乱频生,不得安宁。
更加不幸的是,卫国善于忍辱负重,知足常乐,善于苟且偷生,苦中作乐。
所以商鞅选择的不是卫国,而是魏国,在魏国不得用,便向西入秦。
到达秦国之后,商鞅选择了最强有力的靠山,为变法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孝公是理想的靠山,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身体强壮,有自己坚定的主心骨却又能虚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年纪不大却老城谨慎。
可见,商鞅一开始就运用智慧为自己人生理想的实现选择了正确方向,奠定了基础。
秦国的症结不难看出——贵族做大和割据,国家空虚。
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废除贵族封地,实行郡县制,但这样一来,引起的反弹可想而知。
所以商鞅采取的是迂回战术。
“诸侯之宝三:
土地,人民,政事。
”周朝早期的大孟鼎上有铭文:
“受民受疆土”。
诸侯受封得到的财富,人民在前,疆土在后,可见人口的重要性。
所以,商鞅编制人民户籍,实行什伍连坐,与秦国内割地为王的贵族们争夺民众。
之前,封地内的人民听命于采邑主而不听命于秦孝公。
编制什伍,掌握了各采邑的准确人民数,甚至造册到人,连坐处罚,政令就可以得到执行。
这个措施表面上似乎没有伤害采邑主的利益,便不易引起采邑主的警觉和反对。
变革需要给人带来实惠,人们从变革中得到好处,才会支持变革,变革也才能成功。
商鞅实行了以成年男子为基本的家庭单位。
这样,秦国的户口数大为增加,从秦孝公到采邑主,再到采邑主分封的领地主,其收入合法地大幅增加。
加重了偷奸耍滑钻政策空子的人的负担,如明明已经有成年男子成家,却以一户人家上报赋税。
商鞅还以军功晋爵,培养新兴阶层。
这使等级森严下的百姓有了一个改变身份的合法途径,有进步之处。
新兴阶层为国家财富的增加出力,并从中获得利益,因此成为变革坚定的支持者。
“农之子恒为农”。
春秋战国时期,人的地位和职业是世袭的,但新法打破了原有的尊卑贵贱的秩序,动摇了奴隶制的根本,却没有遭到秦国贵族强烈的反对。
因为,秦国自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后,一路衰落,屡遭诸侯侵略,受害最大就是秦国君主、采邑主了。
商鞅抓住了秦国王公贵族希求免遭诸侯侵扰的心理,以鼓励百姓对外效死作战为理由,得以顺利推行。
有许多对此的评价是把秦国变成了战争机器。
我觉得,在动乱时代,百姓奋勇作战,强大自身,以维护本国安宁,是必须的,这也是另一种护民的方式,在战国,对人口数量是尤为重视的。
当然,极具人文关怀的人对此持批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认为商鞅“少恩”,但他实行了增产免税,鼓励生产,施惠于民。
不论他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他让百姓获得了好处。
民不富,国家就是无源之水,无米之炊。
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君主、采邑主、领地主都是受益者,变法才能继续。
事实上,商鞅的成功与他对秦国的文化传统的顺承密不可分。
秦人有崇武尚战、勇悍坚韧的性格特点,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念,例如,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日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到秦人的经济生活,但对国家大事却很少提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人认为神、妖、鬼等造福或降灾于人,与人间的伦理道德毫无关系,因而人们祈求赐福消灾也毫无道德伦理的色彩,而是具有极明显的功利主义特点。
不讲宗法,注重才力的用人观念,重实地、求数量,无限度、无止境的扩张方式
由于商鞅变法的基本措施和秦文化观念非常一致,这使他的政策能够深入持久推行下去。
而在关东各国,当变法深入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与传统观念,主要是儒家思想发生冲突,导致变法措施难以有效而全面地推开,也就影响了变法的实际效果,变法的效果受到局限,又为反对者找到了攻击的口实,招致变法的条件稍有不利,变法就会中途夭折的现象发生。
由此可见,顺应秦国的文化传统,是商鞅变法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是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的关键所在。
商鞅有功,也有过。
过一便是变法的政令无法在宗室贵族里执行。
太子犯法,商鞅无法执行,公子虔犯约,也只得到“劓”的刑罚。
商鞅的法“只行于下,难行于上”,上层阶级往往成为漏网之鱼,未能打破阶级界限。
过二便是商鞅自己接受了於商十五城的封地。
当宗室贵族的封地逐一被回收,商鞅却领有十五城的封土。
过三便是商鞅抓住了“富国强兵”的关键“农战”,却以狭隘的“实用标准”排斥一切“不以强兵辟土”的文化。
重“法”重“力”,取消或取代道德的社会作用,却没有在新的制度下建立新的道德规范。
商鞅的结局是令人扼腕的。
他是一位实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
他为理想奋斗,却难以品尝到理想的美好。
他不过是秦国的一名宾客,体内流动还是卫国的血。
真正支持他的,也不过是秦孝公一人,而不是那批人数众多的贵族。
在这样的形势下,他随时都有杀身之祸。
商鞅出门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乗,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可见他对危机是有所察觉的,只是他的理想不容放弃。
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史记•商君列传》中关于商鞅的结局纯属虚构。
司马迁这样记载商鞅的结局: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商君喟然叹曰:
“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
商君欲之他国。
魏人曰:
“商君,秦之贼。
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
”遂内秦。
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
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
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
首先,商鞅为什么要住店?
这里没有交代清楚,一个逃亡之人,是因为什么不得不冒险住店?
仅仅是为了说出那句台词吗?
其次,商鞅作为一个逃亡的人,似乎是来去自由的,去魏国不成就回到商地,发兵攻打郑国,拥有如此的权力、实力,店小二竟然敢不让商鞅住。
商鞅在魏国碰壁,“遂内秦”,那为什么不送交官府?
既然没有送交官府,为什么不外逃?
最后,商鞅为什么要攻打郑国?
动机何在?
谋反吗?
《战国策》中,“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
中间还隔着周天子的属地呢。
荒唐的是,公元前375年,商鞅15岁,韩哀侯灭郑国。
这一幕幕是谁在做场记?
司马迁关于商鞅的结局情节设计得尤为曲折,却没有编圆。
《战国策》对商鞅结局的记载为: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人说惠王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
可见,《商君列传》中的商鞅的结局不可信,司马迁运用文学手段表达他的态度。
《商君列传》里司马迁所运用的文学手段来贬商鞅。
基于上文已经提到了杜撰的商鞅的结局,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就是要让商鞅自己承认错误,让他四面碰壁,人人唾弃,再编造一个谋反的证据,这样,商鞅的结局就足够惨,足够警示后人,足够表达太史公的态度了。
司马迁还有一种文学手段,就是找个人来骂商鞅,这个人就是赵良。
先不说骂的内容错漏百出,就是情节设计也不合理。
赵良出现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来骂商鞅的,而商鞅可怜巴巴地要跟赵良交朋友,希望得到赵良的表扬。
赵良直白的话,商鞅也不恼,似乎就是为了让赵良说完设定的台词。
赵良的话十分冗长,商鞅的私人会见,是谁在一言一行地记录?
所以,对于这个赵良骂商鞅也是有人怀疑真实性的。
现在来解读一下司马迁对商鞅的部分评价。
司马迁认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大概是因为商鞅刑罚酷烈,他也在列传中提到“不告奸者腰斩”。
这是否真实是有争议的。
我并没有找到因为不告发身旁犯罪的人而被处以腰斩的记载。
而在商君之后的秦朝,《史记·秦始皇本纪》即令国中:
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
尽得毐等。
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
车裂以徇,灭其宗。
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
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秦代竹简,有此记载“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何)以论妻?
非前谋(共谋)殹(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
”
所以,这里的“奸”是到底指什么样的罪行,我们无从得知,“奸”是否专指谋反、谋大逆之类的事情也无法判断。
其实,细察春秋战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今天我们认为残酷无比的刑罚,在当时就是对犯罪之人的正常处罚,天经地义,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衡量当时的刑罚制度,几乎都可以定性为轻罪重罚。
这是文明落后所造成的结果。
如“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再如“窥宫者刖,拾遗者膑”
在变法过程中,司马迁的记载也说明他自始至终没有使用暴力镇压百姓抗议,未杀一人而取得变法成功。
所以司马迁的评价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
我不赞同所谓的“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后来也有许多儒家学者据此把商鞅比作“投机分子”。
商鞅通过四次谈话,洞悉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兵的意愿,把变法法案和富国强兵联系起来,与秦孝公达成共识。
至于他对景监所言,先言帝道、再言王道、终言霸道,是否真实还需证实,毕竟商鞅从小钻研刑名之学,所形成变法思想应该已经定型的,他对景监所说的可能只是一种人与人交流的技巧,目的是达到让景监继续为他引见。
毕竟商鞅当时的想法在一般人看来是离经叛道的。
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历史只会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商鞅在入秦之前就早已经做好了施展自己一生抱负的准备。
商鞅在秦孝公决定变法之后,马上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变法方案。
这充分说明商鞅是有备而来的,是有真才实干的。
其实我一直不能明白,“所因由嬖臣”有什么不对。
商鞅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他胸怀抱负,但他的身份和缺少上进心的卫国注定无法满足,所以他上外地谋求发展。
在魏国,他降低身份“事魏相公叔座位中庶子”但仍然没得到重用,他来到秦国,吸取教训,不惜屈尊就驾,去巴结贿赂一个太监,就是为了“直达圣听”,这样更有效率。
他是一个异国人,来到秦国,想要施展抱负的当务之急便是见到当权者,得到当权者的支持,而他“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也达到了目的。
至于“欺魏将昂”,商鞅诱捕劝降魏公子昂,对秦国、魏国各自的百姓来说都避免了杀戮,对公子昂本人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定论未下,我也不敢妄加评论。
假设真有赵良骂商鞅这事。
商鞅是法家思想的推崇者,而赵良站在儒生的立场上,对商鞅提出了严重警告。
他一方面劝说商鞅及早隐退,一方面要利用商鞅既有的权势,在其隐退之前,“显岩穴之士”。
商鞅如果听从了赵良的话,就是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否定变法。
商鞅“弗从”是意料之中,“不师赵良之言”是情理之内。
太史公怎么看商鞅,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时代的烙印。
人无完人。
在一个百家争鸣,战争频繁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太苛求商鞅。
他没有必要达到圣人的标准,他志于改革使国家变强,他做到了,便已足够。
商鞍作为法家中重“法”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以车裂结束其一生,古来骂商鞍者有之,然而客观称其功者自亦有人。
《吕氏春秋•无义》把诈友作为商鞅之死的原因,显然是吸收了儒家的价值标准。
刘向也批评商鞅“无信”,还特别职责商鞅刑罚的酷烈,认为这是使商鞅“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的一个主要原因。
汉昭帝时与桑弘羊辩论的贤良文学把商鞅之死完全归罪于其作法自毙,罪有应得。
这种观点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历史中一直占上风,商鞅因此受千古骂名。
清朝中期,陈澧作《东塾读书记》对《商君书》中可取与不可取的部分作了分别摘录,但也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评商鞅诽毁孝悌仁义,“使亲亲尊尊之恩绝”,认为“车裂不足蔽其事”。
章炳麟在所作的《訄书•商鞅》篇中,为“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二千年”大抱不平。
麦孟华在《商君评估》中也对商鞅作了很高的评价,“固法学之钜字,而政治家之雄也。
”“宁以身殉国,不肯屈法以容。
”
历史在变迁,对商鞅功过以及商鞅之死的评说也在改变。
没有谁是绝对错误,也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我们谁也无法回到那段岁月,看到真实的商鞅。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商鞅的解读,向世人诉说自己眼中的商鞅。
参考文献
《史记》﹝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2006
《真商鞅》程步著,昆仑出版社,2009-09-01
《商鞅成败说》赖长洪著,金城出版社,2001
孙皓辉:
《关于<史记>所载商鞅结局的疑点》
王绍东:
《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秦简•法律问答》
黄帝《理法》
《韩非子•内储说》
李俚《法经》
《管子》
《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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