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及其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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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及其特征
“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及其特征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政治价值观也经历着重新的建构。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价值观的建构遵循着肯定和否定、继承和发展以及借鉴与创新的发展机制。
建构中的我国政治价值观呈现出过渡性、务实性、调和性和创新性等特征。
刘华才(1956―),男,湖北襄樊人,孝感学院党委书记,政法系教授;黄红发(1967―),男,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在职博士,孝感学院教授;黄颂(1963―),男,湖北孝感人,孝感学院党委成员,政法系教授;左建桥(1969―),男,湖北孝感人,孝感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湖北孝感432100)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十六大”精神专项重点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研究”(2003z122)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是一个以资本溢出民族国家范围并流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全球性市场建构为表征的、体现着人类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还有文化的交融、观念的碰撞和思想的创生。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审视,人们的政治价值观也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缘于政治在人类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所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政治自身所具有的功能。
其次,这种变化缘于“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环境的全方位变化。
再其次,这种变化还因为政治系统所面临的压力的改变。
从总体上讲,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与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休戚相关。
本文所说的政治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政治生活、政治系统及其运行状态的一种价值期待和评估,是关于政治生活某种应然状态的设定,是关于政治系统运作目标及其责任履行机制的一种理想化诉求,当这种期待或诉求向一种普遍的社会约定而演进的时候,政治体制乃至政治制度变革便会成为必然。
政治价值观因其主体不同而区分为两种:
其一是由宏观政治主体所自觉建构的主导政治价值观,其二是由微观政治主体自发或自觉形成的政治价值观。
其中,前者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内往往会物化为政治制度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后者则会潜意识地左右个体的政治思维方式及其政治行为。
就微观主体而论,政治价值观主要通过其政治价值判断和政治行为选择体现出来。
政治价值观的变化不仅反映着人们的利益要求以及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且反映着人们功利观的变化。
总体上讲,影响政治价值观建构的因素包括:
1.政治共同体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状况;2.不同利益集团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状况;3.政治系统的目标及其运行效率的高低;4.社会的政治现状所折射的社会公正值的高低。
概言之,如果政治体的主导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意识之间的张力较小、社会利益关系相对缓和、政治系统运行的目标与手段之间无明显对抗、社会的政治现状与社会正义的核心原则保持着基本一致,那么,政治价值观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反之,如果上述关系紧张,既存的政治价值观就会面临相应的挑战。
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只有与社会主流的政治价值观保持基本的一致,它们才能获得巩固存在的条件。
一个执政党能否牢固地掌握政权,能否有效地提高执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与时俱进地调整主导政治价值观,并使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与之保持动态的一致。
当今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执政党不仅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的变化,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对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审视和解读。
只有如此,政治体所自觉建构的主导政治价值观才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一、“全球化”对我国政治价值观建构的影响
“全球化”对政治价值观建构的影响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深刻的。
“全球化”推动着经济运行机制的世界一体化,这“一体化”包括市场的国际化、经济关系的国际化、资源利用的国际化、利益分配的国际化。
在我国现阶段,它突出地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国际化取向。
中国加入WTO是对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的自觉回应,这种回应必然会导致我国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
简而言之,WTO的“游戏规则”将改变人们经济角色和政治角色的内涵。
[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人们政治角色的自主性内涵将随着其经济角色的市场化呈现出渐强的扩张趋势,人们过去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强化的政治客体意识将逐渐被政治主体意识所取代。
与此相适应,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期待将会变得更加强烈,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将更为增强,人们对政治参与之功效的估价会呈上扬趋势。
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对政治现象的判断将会突破由“民族”框架所限定的文化传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取向而采取“国际视角”。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受到了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鼎力支持”。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获得了越来越便捷的工具。
与此同时,文化的交汇和融合便不可逆转。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欧美国家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输出”或“文化扩张”,企图达到所谓“文化一体化”的目的。
于是,“全球化”的过程同时又呈现为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
不同文化“因子”相互撞击而发生“化合”反应,为思想文化的创生及政治价值观的变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经历着多种思想文化的冲击,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对人们的影响显而易见。
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某些共性,这些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也就不同程度地给一些人的政治价值取向以负面的影响,[2]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加速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因而也必然会改变人们的政治角色。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政治角色的改变是从其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开始的。
政治价值观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客观上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力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态,同时也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甚至人与其自身的关系。
在政治依然是人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手段、因而政治生活依然是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一的时代,这些变化势必会诱发人们自觉的政治反思。
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决定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这既要求人们转变观念,重塑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价值观,同时也为观念的转换和新的政治价值观的确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完善为人们重塑政治价值观提供了内在动力,那么,与“全球化”浪潮的“际遇”,则使得人们重构其政治价值观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参照和丰富的文化材料。
理论上讲,在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性不断增强的前提下,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对其自身利益进行界定,并以之为参照或依据对政治体系或政治生活作出价值判断、产生价值期待的理论基础。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拓宽了人们的利益界定的视野,同时,还为他们辩护自己的行为提供了新的材料。
人们作为市场行为的主体,在社会利益分配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利益获取在质和量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
他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处地位的变动性及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得份额的差异和不稳定性,必然会使他们选择或综合不同的文化要素,对政治系统或政治生活产生不同的期待和评价。
可以说,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不同文化对利益的不同阐释、以及这些文化以“全球化”为契机的相互碰撞,为人们政治价值观的变化提供了心理和文化的基础。
这种基础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人的政治价值观不仅本于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而且还本于某种文化,或本于多种文化的“化合”。
政治价值观是辩护政治行为选择之合理性的前提,也是进行政治评价的前提。
任何一个自觉而理性的选择主体首先都必须肯定其政治价值观的正义性。
这种所谓的“正义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中被规定的。
“历史文化时空”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无限地扩大,人们对其行为选择的正义性论证或辩护也因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文化空间和更为丰富的观念支撑。
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矛盾引发着人们的文化反思冲动和热情,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又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其利益、修正其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
这是当代政治价值观建构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个政治体在建构其主导政治价值观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上述问题。
只有这样,它所建构的主导政治价值才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才能获得更高的民众支持率,才能拥有更多的行政资源。
也只有这样,政治系统才能更为有效地凝聚更多的力量实现其特定时期的价值目标。
我国政治系统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科学建构其主导政治价值观。
这种建构除必须牢固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民族文化的交互渗透态势。
这些都客观上决定了我国现阶段政治价值观的建构过程是肯定和否定、继承和发展以及借鉴与创新的统一。
二、“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政治价值观的建构机制
“全球化”影响下,我国政治价值观的建构遵循着肯定与否定、继承与发展以及借鉴与创新的发展机制。
1.政治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的肯定与否定
肯定与否定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代的政治价值观的建构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
那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必须以全新的形式得到充分肯定,比如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内涵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核心政治价值,其精华不仅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而且还必须以新的形式得到阐发和贯彻,这是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和执政党性质的大事。
再比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得到坚持和强调,忽视了这一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受到削弱,安定团结的局面也会遭到破坏。
当然,主导政治价值观的建构是充满辩证法的。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变化,随着国际形势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观也应该自觉地进行自我否定。
比如说,“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价值命题对“稳定”的强调显然是对频繁“政治运动”的否定,也是对过去“斗争哲学”的否定。
再比如说,我们今天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治价值观,“发展”的内涵已不仅仅是GDP的提高,而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政治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的肯定不仅是对某种规律的认同和尊重,同时也是对某种利益的肯定。
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价值观,就是对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全方位肯定。
从建国以来主导政治价值观变化的情况来看,被否定的只是那些不适应本质的形式,是那些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不相适应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当然,这种否定也势必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甚至是对极少数人的利益的根本否定。
2.政治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的继承与发展
一般地说,政治价值观建构中的继承都有深刻而丰富的内容。
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价值观往往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深意,蕴涵着本民族普遍的价值取向和本民族的基本精神。
[3]比如说,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以德治国”,把“德”作为政治系统的基本价值,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的“人本”文化不无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治价值的倡导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意。
对“道德人格”和“德才兼备”的强调是我国历代吏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信念:
人是可以改变和塑造的,人的内在世界对于其外在行为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
同时,这种信念还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德”的崇拜、对“德”在政治系统运行中、在社会的政治控制中之作用的高度认同。
对“道德人格”的审查,是我国历代政治录用的首要环节。
不仅如此,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也被当作政治系统运行的一个基本目标受到重视。
当然,“德”的含义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封建政治文化中“德”的专制主义内涵被逐渐剔除,对于当代中国的执政党而言,政治道德可以概括为胡锦涛同志所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3.政治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的借鉴与创新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使政治价值观的借鉴和创新成为必要,同时也为其借鉴和创新提供了可能。
政治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的借鉴和创新之必要在于:
“全球化”的经济和“全球化”的信息冲击、淡化、甚至覆盖着政治价值观的民族界限,作为具有保守性的国家主权,其积极的回应和正确的抉择就是在借鉴其他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之基础上的政治价值观的创新。
比如说,我们从对西方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理论的否定到对人权的强调和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的肯定的变化,就体现了政治价值观建构过程的借鉴性。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的态势下,一个国家对主权的维护与其政治价值观的创新是不可分割的。
改革是二十几年来我们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其中的创新蕴意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执政党主张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改革开放初期而言,显然也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的创新。
政治体制的运行和政治生活的展开以社会和谐为目标,而不是以GDP的简单增长为目标,这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其中无疑也包含着西方的政治价值要素。
三、建构中的我国政治价值观的若干特征
政治价值观的建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弃旧图新、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政治系统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变化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在建构过程中,新质不断被吸收和孵化,旧质不断被改造和汰除。
这与意识形态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存在之状态及其演变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
笔者以为,建构中的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过渡性。
诚然,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执政党的宗旨和纲领都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同时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以及“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建构中的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观仍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市场体制尚处在发育之中,市场经济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和道德环境尚在改善之中,利益分化和调整依然在进行,文化交融、观念碰撞都不断孕育着新的价值要素,人们以“全球化”为视角对传统政治思维模式以及对固有政治理念的自觉批判也尚需时日。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建构过程中政治价值观的过渡性。
同时,转型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导致的复杂状况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利益群体的政治价值观的过渡性。
2.务实性。
这是建构中人们政治价值观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现实功利目标日趋明确,以自我利益为标准作出价值判断的倾向日益鲜明,他们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的期待与其现实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变得空前的密切和清晰,计划经济时期被广泛提倡的“信仰”、“主义”在一些人的观念世界中被明显地淡化。
这一变化体现了这样一种倾向:
自我实现逐渐成为许多人政治思维的中心价值,而其他一切都只具有工具的意义。
在这一情势下,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政治系统承受的压力有所增加,政治系统协调各种利益之间关系的负荷加重,政治系统在建构主导政治价值观时必须正视这一点。
笔者以为,崇尚“亲民”作风,提倡廉政高效,是当代中国主导政治价值观中务实性的重要表现。
此外,执政党在改善执政方式和加强制度监督,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效率方面的不懈努力,[4]也体现了建构中主导政治价值观的务实性。
3.调和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调和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常态,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历史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社会政治现象。
应该说,中国的“和合”文化为政治价值观的调和性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基础。
在和平时代,“调和”本质是双方或多方在思想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在利益层面上的彼此让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调和”源于人们对生命享有的平等权的认同和尊重,源于人们对现实客观差距的承认和接受,同时也源于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的考虑和期待。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谐”与“发展”互为目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之一就是“调和”。
作为政治生活最高主体的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当代政治价值观的这一特征,并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为个人与社会之间、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调和”提供政策和制度方面的保障。
如果一个社会只强调斗争,而不重视“调和”,它是无法正常发展的。
这一点已为我国建国后的历史所充分证实。
事实上,我国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不仅已经培养和提高了政治系统的“协调”或“调和”能力,同时也孕育和增强了人们“调和”或“和谐”意识。
应该说,这一意识的形成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稳定的。
4.创新性。
主导政治价值观的价值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
这一创新的动力当然来自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
然而,毋庸讳言,主导政治价值观的创新之必要性还来自政治体本身所面临的压力。
笔者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系统对“一元化”的本能追求和“价值观的多样化态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宏观政治主体如果希翼对微观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有机地整合,它就必须在主导政治价值观的创新上有所突破。
微观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观的多样性源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
不同利益群体对社会普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把握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取向会有所不同,对社会普遍文化矛盾的把握以及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取向亦有所不同。
为了实现其自身的利益,他们需要相应的“软件”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状况,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创造出新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用来指导其政治生活,辩护其政治行为时,就是政治价值观。
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发育和增强,他们以其自身利益或价值的实现为中心看待矛盾,自主选择解决的路径的倾向日益增强,其自主价值创新的倾向也将日益明显。
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价值观的“裂变”为宏观政治主体创新主导政治价值观提供了“催化剂”。
“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价值观可以说是在“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的创新,它们更适合于整合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政治价值多元化倾向,因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其实,宏观政治主体的主导政治价值创新动力还来源于它对“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汇交融这一现象的自觉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西方社会认识和理解的加深,宏观政治主体已走出了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的误区。
虽然,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不容许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照抄照搬”,但是,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却是存在的。
“依法治国”和“制度反腐”的政治价值,乃是我们在克服“德性崇拜”之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当然,这种创新不仅仅具有技术或操作层面的影响,它还对人们的政治心理有着“制导”和规范的作用。
从微观政治主体来看,人们对自身利益合理性的界定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内进行的。
这一文化框架中的基本要素孕育了、同时并制约着人的观念形态。
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汇,各种观念的相互激荡改变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状态,文化上的矛盾由此而产生。
无论是对这种状态的整合,还是从这种状态出发对自身利益之合理性的重新审视,往往都会导致价值观的变化。
对于自觉的政治意识主体而言,惟有政治价值观的创新才有可能超越这种状态,从而使其自身利益获得合理的政治表达和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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