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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A1单元辅导五
中国古代文学A
(1)单元辅导(五)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东汉建安元年(196)到隋代统一(589),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习惯上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共约400年,其中又可以分为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等几个阶段。
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变革。
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184)到隋灭陈统一南北,这期间除了西晋不过30年的短暂统一之外,其馀近四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定,经济衰败,战争频仍。
在这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里,中华民族经受了太多的磨难,经历了无数的流离,饱尝了动乱的痛苦。
但同时也完成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进行了地区大开发,实现了文化的大交流,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
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影响下,才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特有的风貌。
和汉唐盛世相比,魏晋南北朝正是处于中间的一段乱世。
因而,乱世文学应该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
建安文学产生于汉末之乱,正始文学产生于曹魏与司马氏的斗争之中,两晋诗人经历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陶渊明亲历了晋宋之间的朝代更迭,才秀人微的鲍照死于泰始之乱,六朝末的大诗人庾信则由南人北,历仕四朝十帝,一生坎坷。
乱世使这些文人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但是也正是乱世成就了他们在文学上的功业,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生动的历史内容,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
时世的变迁与动乱也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汉末建安文人首先冲破了汉代儒家经学的束缚,正始以后则兴起玄学思潮,佛教的输入给南北朝文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这种思想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首先使建安文人摆脱了汉代儒学的束缚,站在新的观点上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短暂的一生中如何去建功立业;它也使正始文人们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探索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在对自然的强烈追求中去挥洒人的个性与才情。
这种思想解放也使他们对文学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它不再被当成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成为人生不朽事业中的一部分。
它促使文人们更加关注文学本身的形式美,更刻意地去追求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审美境界,更自觉地总结文学创作规律,从而产生了像曹植那样辞采华茂的五言诗,陶渊明韵味淳美的田园诗,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样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体裁形式上较前代也有发展变化。
如果说在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赋,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诗。
它上承汉代乐府诗和文人诗传统,在五言诗创作方面成就最高,七言诗也有较大发展,其中由沈约等人提出的声律论,初步揭示了中国诗歌语言中的平仄韵律现象,并总结了创作规律,制定了“四声八病”规则,创成了永明体,成为唐代律诗的先声。
相比较而言,赋的成就却不及汉代。
这其中,除个别抒情小赋意有独创外,大赋则已经走上了摹仿和衰落之路。
随着对文学形式的重视,这一时期的散文出现了骈体化的倾向,产生了骈文。
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很强的艺术鉴赏性。
但因为受文字形式的束缚过多,大多数作品流于华丽纤巧的形式追求而缺少充实生动的内容,其成就远不及诗歌。
小说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
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志怪小说,由上古神话传说和秦汉以来的神仙、巫术故事发展而来,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一种是志人小说,由先秦两汉寓言、史传中人物传记和魏晋时期清谈玄理、晶评人物的风尚中而来,代表作品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邯郸淳的《笑林》。
第一章建安诗歌
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形式,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中以建安诗歌最为突出。
建安本是汉献帝年号,因为这时的政治大权完全掌握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
建安七子,除孔融以外,也都是曹家的幕僚,因此在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文学放人魏晋南北朝文学之中。
建安时期的政治极其动荡,而文学的成就却极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变革,使诗人们饱受战乱、历经忧患,对现实生活有较深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与曹操等人的提倡有关。
钟嵘《诗品》说: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曹植曾封平原侯)郁为文栋。
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建安文学的盛况,于此可见。
建安诗歌的特色,是运用五言或乐府的形式,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情文并茂,慷慨悲凉。
刘勰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建安诗歌风格,也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力”。
第一节曹操
曹操是建安时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建安诗风的开创者。
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
《三国志》裴松之注说他“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
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
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可见,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才干,在艰苦创业的戎马生涯之馀从事文学创作的。
因而,这使他的作品境界阔大、思想深邃,处处充满了英雄的豪气,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
曹操现存诗20馀首,全为乐府诗,按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类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代表作为《薤露行》和《蒿里行》,这两首诗都是乐府旧题,本为送葬挽歌。
其中《薤露行》追述了汉末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而不成,自身命丧,并招致董卓作乱京师之事。
他在诗中痛斥何进等人是“沐猴而冠带,智小而谋强”的昏庸官僚,垄断朝政、祸国殃民,而董卓则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杀主、焚宫、毁庙、迁都,弄得百姓无家可归、生灵涂炭。
而《蒿里行》则描绘了东汉末年关东州郡袁氏兄弟、韩馥等军阀联合讨伐董卓事。
这些人名为讨逆,实则各怀野心,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使人民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诗末“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数句,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惨状,也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忧时伤国之情,所以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
曹操的另一类诗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多为后世传诵的名篇。
其中《短歌行》一诗,开篇由眼前酒宴、歌舞之景起兴,慨叹人生短促和年华易逝,看似苍凉,实极悲壮,充溢着慷慨的激情,蕴藏着奋进的沉思。
而后“青青”八句,先写求贤不得而忧思,后写贤才既来之兴奋。
其中六句出自《诗经》,引古喻今、宛转吐露思贤若渴、广纳人才之真情。
“明明”八句,先以月不可辍为比喻贤才难得,引出忧思,见求贤之切,进而幻想故旧中贤才远道而来,促膝相谈,以慰己心。
结尾借乌鹊南飞,无所依托喻贤才应择明主,望其来归,以成大业,又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作比,自许为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抒写自己愿结天下英雄以统一天下的豪迈胸襟。
全诗集抒情、写景、叙事、说理于一炉,互相映衬,展现出苍凉豪迈的精神和雄浑壮阔的意境。
行文摇曳多姿又错落有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凯旋途中完成的组诗《步出夏门行》,同样气魄雄伟、豪情满怀,在艺术构思上又别开生面、光辉灿然。
其中第一解为《观沧海》,写自己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感受。
全诗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通过对大海吞吐日月星辰那种壮丽景色的描写,抒发诗人吞吐万象、志在统一的博大襟怀。
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也盛赞此诗: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这既是对其文治武功的肯定,也是对其豪情壮志与文采风流的神往与赞许。
没有政治家的豪迈气魄,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力,是写不出这首千古绝唱的。
这组诗的末解是《龟虽寿》,抒发了诗人居功不傲、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和高昂斗志。
诗人识见超群,先由“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起兴,说明人生有限、物有终结的道理。
但唯其如此,人生在世,就更应该及时建功、珍惜时光。
既便是已入老年,只要是一息尚存,也应该壮志不懈,为之奋斗。
更何况人的生命也不完全在天,更在于人自身的调适与把握呢!
这真是建安时代最为高亢激越的生命之歌与战斗之歌。
无怪乎东晋王敦每逢酒后便吟咏“老骥伏枥”四句,并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连唾壶都敲缺了。
史称曹操一生往往横槊赋诗,鞍马间为文,作品中充满了气吞宇宙、叱咤风云的磅礴气势,呈现出慷慨多气、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诗兴盎然、立意高远。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他以相王之尊的政治地位和悲凉慷慨的创作实践,揭开了魏晋诗歌的新纪元。
第二节曹丕与曹植
曹丕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太子,二十五年(220)代汉自立,史称魏文帝。
曹丕生于乱世,曾经随父亲南征北战,写下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与军旅生活的诗歌,如《杂诗》、《黎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这些诗和建安诗人的作品共同描述了当时战乱中的生活景象,体现了慷慨悲凉的诗风。
但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还是那些反映男女爱情的作品。
这些诗大都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了男女间缠绵悱侧的情怀,哀怨动人。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夫妻之间天涯海角、生离死别之事,比比皆是,这类爱情悲剧不时流于曹丕笔端,《燕歌行》是其代表。
其中第一首描写空闺怨妇月夜思夫,哀婉低回,情真意浓。
开篇写景,以秋风萧瑟、草木摇落起兴,烘托气氛,接由雁之南归转入怨妇思夫,波澜起伏。
今夜本该两相偎依,而今却一守空房,一留异地,怎不让人忧从中来,让闺中泪下!
援琴短歌,也只能愈增凄苦。
结尾再补写夜景,明月照床,漫漫长夜,天上的牛郎织女隔河相对,更让人对景而伤怀。
诗的语言清丽流畅,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柔情哀惋,音律优美、馀韵无穷。
王夫之称赞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
(《船山古诗评选》)
曹丕的作品不但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有较为浓厚的时代气息,而且在增强诗歌抒情性和修饰语言上做出了可贵贡献。
他的创作不停留于现象生活的铺陈写实,而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采用华丽优美的语言和委婉细致的笔触加以描绘,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建安诗坛上成就最高的是曹植。
他的一生,以曹操之死、曹丕称帝为界,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其诗亦然。
这个“生乎乱,长乎军”的才子,自幼生活在父亲身边,在父亲的影响下,十岁左右,便诵读了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写得一手漂亮文章。
19岁那年所作《铜雀台赋》,使他父亲大为惊叹。
曹植也曾跟随父亲东征西讨,自小就立下了救世济民的雄伟抱负。
曹操不但赏识他的才华,而且认为他“可定大事”,一度想立他为太子。
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受到曹丕的猜忌和迫害,造成了后半生的命运悲剧。
曹植的早年,意气风发,豪情满怀。
他虽然是个贵公子,也有许多“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创作。
但他同时又历经兵荒马乱,目睹过因战争而造成的社会残破景象。
他的《送应氏》就是20岁时随父西征路过洛阳为送友人所作的诗篇。
其中第一首写昔日繁华无比的京师洛阳,在被董卓火焚20年之后的惨象: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真是废墟遍地,满目疮痍。
他的《泰山梁甫行》一诗,写军阀混战后边海地区的破败荒凉: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羽。
”人民流离失所,像野兽一样栖身山林,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
他的这些反映战乱的诗篇,构成了建安诗史的重要部分。
面对着残破不堪的河山,曹植一方面发出“气结不能言”的感叹,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一方面也激发起重整河山的雄心壮志。
他的《白马篇》一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诗人在这里以满腔的激情,讴歌了那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勇士,是一首响彻云霄的英雄赞歌。
诗的开篇二句以驰马直起,树起一个英雄少年的高大形象,“借问”四句补叙其来历,“宿昔”八句写健儿骑射之精湛,武艺之高强,生动而传神。
“边城”六句遥接篇首,点明西北战事之紧急,写英雄策马急驰,直入敌阵,勇不可挡,气势凌人。
结尾八句发掘英雄内心世界,把主人公忘我、高尚的心灵世界充分展示出来。
一个在战争中英勇无畏、公而忘私的英雄健儿形象,活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受到诗人少年志气的奋发和对壮烈事业的神往。
整首诗气势恢宏;笔力劲健;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描写英雄形象的珍贵诗篇。
曹植的后半生因为长期受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政治抱负未得施展,因而有深重的怀才不遇之情。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更深刻。
诉诸笔端,使他这一时期的诗篇在揭示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超过前期,诗风也由豪放而转为深沉。
《杂诗》六首是曹植后期的代表作之一。
其内容或直抒遭受压抑、壮志难伸的愤激不平之情,或托言怨妇空闺、美人迟暮以寄自伤不遇之感。
其中第五、第六两首都是述志之作,第五首幻想自己整治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远征,驰骋万里,以报吴国之仇。
但可惜长江上风声激越,淮水泅水水急而又无船,暗示自己想为国效力而无由。
可见其身处逆境,但雄心犹在。
第六首由凭高远望、江山人眼而起,写自己对景生情,豪气不减,仍有志士忧时忧国之心,而决无小人苟且偷安之态,并做好了随时为报“国仇”而献身的准备。
抚剑眺望西方南方,愿为征讨吴、蜀而战死。
结尾处再一次流露出自己急切立功的心情,操琴弹起弦急柱促的悲调,愿有人能聆听并理解自己那激昂慷慨的心声。
和《白马篇》相比,虽然同为抒发豪情壮志,但诗中却充盈着备受压抑的沉痛,显现了磊落不平的心怀,正属于“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的创作。
《美女篇》是曹植晚年又一有特色的涛作。
诗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位美丽的采桑女形象。
整首诗在题材手法上都脱胎于汉乐府诗《陌上桑》,但是在内容和风格上却和《陌上桑》大为不同。
首先从内容上看,《陌上桑》之题旨是写秦罗敷面对太守调笑的机智和聪明,全诗充满着批判和揶揄的喜剧情调;而本篇之题旨却以美女之盛年不嫁,贤良难求,徒慕高义,喻君子之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全诗充满着感伤与低沉的悲剧意味。
再从艺术风格上看,《陌上桑》用语通俗质朴,清新明快,有明显的乐府歌谣特色;而本篇则描写细致,词采华丽,含蓄蕴藉,有明显的文人书卷气。
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钟嵘《诗品》评价其诗: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灿溢今古,卓尔不群。
”他的诗充满积极向上的“慷慨”之音和丰富多姿的文采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他的诗刻划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无论是游子、思妇,还是英雄、美人,莫不栩栩如生。
他的诗对人物心理刻画,剖析入微,无比细腻。
他的诗用语华丽、文采斐然,节奏铿锵、韵律和谐、富于音乐之美。
曹植在建安诗坛上,确乎是出类拔萃的代表。
第三节建安七子与蔡琰
在建安诗坛上,孔融、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瑒、阮瑀被称为建安七子。
“七子”之名首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
曹丕说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可见曹丕对他们的评价之高。
七子中,除孔融早卒之外,其他六人都参与了曹氏集团的文学活动。
他们也都经历了战乱,目睹过悲惨的社会现实,所以其作品也同三曹一样,慷慨悲凉。
感叹身世,优生伤怀,或发愀怆之词,或写离乱之景,均生动深刻,感人至深。
如王粲的《七哀诗》三首,用通俗的语言,白描的笔法,饱含着同情人民的深厚感情,描绘了在关中一带战乱残破的环境中人民流离转徙、饥饿死亡的悲惨情景,呈现出一幅有声有色的难民图画、富有时代面貌和典型意义。
同时,也写出了自己寄居他乡,有家难归的羁旅之愁,真切感人。
再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对人民的徭役之苦、夫妇的别离之情,社会的离乱、弃儿的悲哀等,都有真实动人的写照,再如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写自己的情怀,悲伤深沉。
其《赠从第》第二首,以苍松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格,志趣高远,形象鲜明。
汉末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这一时期的又一杰作。
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通过对自身遭遇的回顾,揭露了军阀棍战的罪恶,反映了广大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字字血泪,感人至深。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一段惨痛时光,通过蔡琰这一女子的亲身遭遇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示,整个诗篇用情文并茂之笔把它表现出来,可谓字字是血,声声是泪。
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优秀篇章之一。
第二章正始诗歌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从诗歌史角度来说,“正始”并不限于这九年,而是包括从正始初年到魏元帝咸熙二年(265),也就是司马炎代魏自立之前的这段时间。
正始时期是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斗争最为剧烈的年代。
当时曹魏集团已日益腐化没落,代表旧的豪门势力的司马氏集团则乘势而起。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突然发动政变,把曹爽、何晏等执政的曹氏大臣全部杀掉,逐渐控制了中央政权,实行黑暗恐怖的专制统治。
另一方面,自曹魏政权建立后,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玄学也日渐兴盛起来。
这使得当时的一些名士不得不苟且偷安,为了全身远害而倾心玄学。
还有一些人则以玄学中的自然观念来反对司马氏集团所倡导的虚伪的名教,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之情。
诉诸于诗篇,就产生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阮瑀之子。
因其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友善,常宴集于竹林之下,同被人称为“竹林七贤”。
他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原本胸怀济世之志,但看到司马氏垄断朝政,名士多被杀害,于是就表面敷衍,不任世事,常用酒醉、佯狂之态避祸。
传说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向他家求婚,他一醉就是六十日,终于使司马昭没机会谈而作罢。
钟会多次向他询问政事,想借机寻找罪名致他于死,也都被他以酒醉逃避。
他的性格行为狂放不羁,其实内心则极度苦闷。
他的主要诗歌作品是《咏怀诗届》八十二首。
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这是八十二首诗的发端,定下了全部咏怀诗的基调。
诗人以黑暗之夜为背景,象征性地表现了现实生活的黑暗。
诗人在黑暗之夜难以人眠,不得已而起坐弹琴,但是那朦胧的月色和凄冷的清风却使得他心神不安,更兼有那野外孤鸿的悲号,北林中翔鸟的凄厉,让诗人感到自己的孤苦无依,黑暗环境的可怕。
它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了一切人生的希望,让他那个载有满腔悲愤、孤独忧伤的心怀无处倾诉,也让他感到时代的重负是如此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是那样的恐惧,那样的感伤,那样的孤独: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咏怀诗》其十七)他感到处处充满了人生的危险: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召。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其三十三)这些诗篇充分表现了阮籍苦闷的心灵!
除了抒写苦闷之外,阮籍也对司马氏宣扬虚伪的名教给予深刻的批判。
说那些用礼法来文饰其虚伪奸诈之徒是“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其六十七)同时,他也怀着无可奈何的感伤之情,痛诉曹魏统治者的歌舞荒淫,哀其亡国之迅忽。
(见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
阮籍身仕乱朝,黑暗恐怖,人多自危。
他一方面要佯狂避世,一方面有话要说,这就使他在诗歌创作中采取一种隐约曲折的方法,或用比兴、或用暗示,或以历史托言,或以事物象征,这使得他的诗歌在朦胧中含有深味,在隐约中可见真情,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独具一种风神。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苦闷心灵的象征,嵇康则是悲剧人生的代表。
他少时孤贫,聪慧博学,多才多艺;崇尚自然,爱好老庄,恬静寡欲,但又刚肠疾恶,锋芒毕露,反对虚伪礼教。
他的诗有两个突出的倾向,一是集中反映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和尚奇任侠的骨气,一是钦慕老庄,向往恬淡超脱的情趣。
他在送其兄嵇喜参军时所写的第九首诗中,就表现了一种尚奇任侠之风,第十四首诗则表现了钦慕老庄的情趣。
其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几句,最鲜明地体现了魏晋名士向往自然、清高脱俗、潇洒风流的审美人生,受到了历代文人的称赏。
第三章陶渊明与两晋诗歌
两晋诗坛上,优秀的木诗人不多。
虽说在西晋太康、元康间有诗歌“勃而复兴”之说,并出现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一批诗人,但大都成就不高。
东晋诗坛玄风盛行,虽创作很多,但大都“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只有西晋的左思成就较高。
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则为这一时代的诗坛增加了异彩。
第一节左思
左思(250?
—305?
),出身寒微;。
貌丑口讷,不好交游,勤学善文。
后因妹左芬被选人宫,举家迁人洛阳,曾任秘书郎。
传说为了创作《三都赋》,构思十年。
赋成,大受名家赞赏,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今存诗14首,量少质高,为西晋最杰出的诗歌。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
这八首诗非成于一时,名为“咏史”,但不呆衍史事,而把咏史与咏怀浑然一体地交融起来,藉古人古事抒吐远大理想与愤懑不平,错综震荡,挺拔雄健,充满反抗精神与浪漫情调。
如第一首: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呜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诗人自视甚高,自诩文武兼备,雄视当代。
有志立功边陲,建立勋业,却又鄙视爵禄,以啸傲山林为归宿,奇情逸趣,迥异流俗。
诗中并未涉及史事,仅以《过秦论》的作者贾谊和《子虚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自比,抒发了气吞山河的胸襟。
但是在门阀制度的统治之下,左思的才干并没有人赏识。
他对这种不合理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愤慨。
在第二首诗中,他集中抨击了当时的这种门阀制度。
他把出身寒门的英才比为涧底的青松,把出身世家的庸人比做山顶的小苗。
只因为他们生长在高地,就藐视生长在涧底的青松,只因为他们生来显达,就窃据了国家高位,而使那些出身寒门的英雄终生沉沦。
通过这种形象鲜明的比喻和对比,作者表现了对上层贵族的极度蔑视和对门阀制度的强烈批判。
左思的人生理想有三个要点:
一是建功立业,“梦想骋良图”,二是“遭难能解纷”,三是“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咏史》第三首赞美古贤功成身退,不恋禄位的高尚情操,就是这种理想的心声。
第五首进一步吐露诗人鄙视荣华富贵的高尚情怀,第六首颂扬荆轲睥睨四海、独立不惧的英雄气概。
第七首感叹自古奇才多历尽坎坷、沉沦社会底层的现实等,都是从理想出发结合现实的咏怀。
他的诗歌闪烁着一片向往与坚持独立人格的光彩,风力内充,胸襟外现,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左思风力”的美誉,而且也光大了西晋诗坛。
第二节陶渊明
在魏晋南北朝诗坛上,最耀眼的明星自然还是陶渊明了。
陶渊明生于晋宋之交的动荡时代,政治黑暗,社会矛盾重重,战争频仍,祸乱不已。
他的曾祖陶侃,做过大司马,祖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照理讲他的家应该很富贵。
但是他的父亲官职低微,且在他七、八岁时即已去世,因而到了他这一代已经衰落,家境贫寒。
他自己曾说: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有会而作》)可见他生活的穷困。
但他不贪图富贵利禄。
他在<命子诗)中颂扬他的曾祖“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又说他的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他替外祖父作传说:
“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
好酣饮,逾多不乱。
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
”可见他的祖先亲戚,不少是胸怀广阔、品格高尚的人物。
这种家庭环境,对他的性格很有影响。
陶渊明自幼读过儒经,“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青年时期曾立下过雄心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
他也曾出仕作官,先后任过镇军参军等职。
但是他不满于政治的黑暗,不愿意同流合污,也不愿意违背自己质性自然的性格,放弃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
因此在彭泽令任上八十馀日,适逢郡守遣督邮至县,吏请他束带相见。
渊明乃叹道: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于是解印去职,并作了《归去来兮辞》以表明志向与情怀。
他在序中说:
“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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