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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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摘要】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普遍确立之时,古老的中国正陷于封建主义的黑暗中。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状况下,中国开始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
因立场、阶级、背景、时代、地域等时空差异,各方对其在现代化中作用和影响上评价不一,但各有千秋。
假以深刻谈之,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军事、社会生活领域分析即可见一斑。
中国人试图抓住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以成强国之梦,虽未成功,但第一次叩敲现代化大门,还是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不可忽视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多面向性领域影响
自1500年左右,人类现代化在西欧启动以来,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强制运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的冲击,能成功避免现代化的道路。
17世纪英国革命首先开启了人类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接下来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使得曾经处于人类文明边缘的地缘小国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迈向以工业化为主线的现代化国家,它开创了一系列的世界第一,如第一次创立君主立宪制,第一次开启工业化运动,在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开端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无论是欧美其它国家还是亚非拉国家,都是在英国现代化的辐射中走向现代化的,而不管这种过程是自动还是被迫的。
开启中国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正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普遍确立时期。
当资本主义大潮向全球涌动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仍然在农业文明所编织的罗网中,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也不愿意了解外部未知的世界,中国依旧的男耕女织,为生产模式,在封建主义的黑暗中缓缓前行,东西方之间的历史进程迅速拉开了差距。
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到咸丰十年(1860)短短的二十年间,西方列强挟工业文明之威力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都以清的惨败而告以结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统治者颜面尽失,与此
上受布于腐败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相识满天下,知音能有几人?
悠悠之口,众论一辞。
他的感慨,或多或少让我们感到洋务运动对现代化作用和影响的局限吧。
但问题在于,历史评价不能被“枝枝节节”的历史活动所迷惘,而必须充分关注到历史运动的总趋向。
洋务运动是中国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最初回应,其价值意义只有在现代化运动的观念框架内方能获得最佳的理解。
B.清代满清贵族看:
在1860年到1894年,满洲贵族中先后出现过两个洋务派集团,前一个演了一场悲剧,后一个则演了一场丑剧。
在这里着重说对当时社会更有影响的第一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以奕为首。
这是满洲贵族中因为签订《北京条约》,皆有对夷人屈辱之玷,厉害荣辱相共,而结合起来的集团。
他们既是清统治者中第一个表述愿意接受侵略者在中国制造半殖民地制度的集团,也是侵略者乐于扶持和改造的第一个对象,因而也就又成为清统治者中第一个主张并实际推行向侵略者“借法”来维持半殖民地制度下的封建统治现状的洋务集团。
在1861年政变前,他们是这种“借法”活动的接受者,政变后他们掌握了政权,则进而成了主持和推行这种活动的总管。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有一个人在这场洋务运动中起着决定作用,这人就是当时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她统治中国长达四十七年,是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并尽可能坚持地拒绝任何危害这种统治秩序的新事物而且原先对“夷人”并无好感。
但同时她也善于日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
她也在镇压各次人民斗争和起义过程中,看到了洋枪、洋炮、洋船的用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慈禧太后虽也和顽固派唱同一调子,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她还能同意兴办新式军火工业,搞一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一般工业。
也许因为她的暂时支持洋务派的政策让洋务对现代化作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从资产阶级维新派角度上说:
A.从早期维新派看:
学术界一般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从现代化理论看,中国是半边缘化或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是后发晚生型。
19世纪后期兴起的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为新兴的社会群体,大多较早接触西学,熟悉西方政情,受西方影响较深;或留心经世之学,直接参与洋务新政,洞悉旧体制的弊端,从而萌发出了近代早期的民族主义重商思想和民主观念,反映了新的社会群体要求抵御列强侵略,发展民族经济,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
这类维新士人曾长期求学,生活于上海,香港,澳门等“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与传教士接触密切,或出身于洋行买办,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
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
早期维新思潮虽然与洋务思潮有着许多共同的认识,但也有高出洋务思潮发展水平的地方。
其思想特色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张护尚富民,支持商办企业。
二是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
早期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自然地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
因此,总的来说,早期维新派在某些方面汲取洋务派中的进步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的思想观点甚至比洋务派的更加先进并且有利于现代化的影响。
B.康梁维新派看: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宣传他们的变法观点就洋务运动展开了大张旗鼓地批评。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与之相比,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
“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
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本质,即“中体西用”思想。
梁启超又对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了批评,说:
“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
“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
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个人认为维新派的主要观点就是洋务运动并未对中国近代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反而是产生了种种弊端。
但这只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难免有夸大其词,不符事实之说。
3.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角度上说:
以孙中山为例。
洋务运动时期维新改良思想已是当时最前沿的思想了。
虽然孙中山后来成为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但在洋务运动时期比较偏向于改良派的温和思想,他回国后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激起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
开始产生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上李鸿章书》),洋洋洒洒8000余字,详细谈了自己关于洋务新政的看法。
文章中孙中山认为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意在期望拓展洋务之领域,不断推动洋务运动的进程。
对于洋务运动的效法西法,孙中山很是追捧和赞扬,“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
”无论在什么时候、怎样的改革都会有阻挠者得存在,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也表现出了洋务派勇于冲破“成例”,迈向新生的精神。
是孙中山非常推崇的。
“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
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此句则体现了他对顽固派的谴责。
不过孙中山对洋务运动也不是一味的赞扬,他结合自己留洋时的所学所看,提出来自己的不同看法,如在农事方面,提倡与鼓励种植鸦片,认为这样既可以抵制鸦片,又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
“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
”同时也指责洋务运动虽取得成就,但也只是皮毛而已“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总之,在此上书中孙中山多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由上而下的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改良措施,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种局限,是孙中山早期思想矛盾的产物,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
但是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并举,最后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洋务运动的殷切期望。
这都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解除封建主义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4.从外国人角度上说:
我们不可否认洋务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洋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他们中有的掌握税收大权,有的担任军事顾问,有的作为传教士来中国创办学校,街道上,建筑上,思想上,西方人已在各个方面影响社会生活。
洋人对洋务运动的看法主要有两方面。
即思想上的蔑视,战略战术上的重视。
思想上的蔑视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所造之器的蔑视。
左宗棠在建造轮船招商局时曾说:
“中国所造之器可与英美相媲美。
”然而《北华捷报》说“能供沿海之省巡辑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至是废物。
”战略战术上的重视:
即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
著名的代表人士有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其中以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最为著名。
他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
现今,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中国近代史词典》)而作为西方人的著名代表威妥玛,在他的《新议论略》中提出“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
”
总之,洋务运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兴起的,洋人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来看待这件事情,但也不可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填上的一笔。
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以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5.从2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角度上说:
在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的十几年时间里,陆续出现了一批运用唯物史观来论述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的著作。
关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够从当时整个社会机体内部的联系中去考察和分析使这项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都认为洋务运动是抵御外侮,挽回权利为目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周谷城,任时先等人,都认为洋务运动是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产业革命的开始。
比如李达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况》和193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中就肯定了洋务运动在中国产业革命开始进程中的首创意义。
他认为中国经过洋务运动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逐渐脱去了封建的外衣,而向近代化社会方向运动了。
他说“由于洋务派办军事工业,就逐渐输入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批新式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
到了八十年代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等企业中都有商人的股本在内,而且不断出现纯粹由商人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
民族的产业资本在这个时期,确定强大起来了。
”
同时,他们也肯定了它对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起的变革,以及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李鼎声说这是中国科学文化的启蒙运动。
吕振羽1940年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
“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1938年何干之的《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史》一书从另一个角度即中国思想变革的角度来评论洋务运动。
他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是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到对外独立,具有爱国主义性质。
他指出洋务派所了解的变,是很浅薄,很皮相的变,连做梦也不曾想到政治的改革。
他说他们的观点,从今日的知识水准来看,不免也有许多颠倒,肤浅的地方,但是作为近代思想的运动,不能过小评价他的价值。
他们大都把洋务运动的同中国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阶级史学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历史学者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政治,外交活动,特别是对于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以确定革命方略。
6.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角度看: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的分歧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史学家之间,而且常出现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这主要是方法和认识上的问题。
其中争论中最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姜铎,由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轮的“保守派”。
姜铎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占主要,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姜铎指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微弱的,效果也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中国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姜铎的观点与40年代范文澜与50年代牟安世全面否定说展开了60年代的争论。
而新争论的阵容是徐泰来与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斌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他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
目前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很明确,讨论还再继续。
但是在认证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个讨论继续下去,对于推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很有意义。
7.从自身分析角度看: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或肯定,到如今的相对正确的认识,的确是一个值得揣摩的过程。
个人认为洋务运动从当时来看可能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首先,从当时来看,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由于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且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最主要是由于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注定洋务运动会失败。
军事工业目的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因此运动不能为国求强。
民用工业主要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困难,且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合办,因此不能为社会求富。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结束。
因而很多情况下也许它并没有我们所想的对现代化产生如此丰厚的影响,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其次,从长远来看,各方面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1)它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一些抵制作用。
(2)洋务派办民用工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3)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4)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5)购买或生产的一批武器装备了清军,在一定程度上争强了国防力量。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影响作用的逐慢显现,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有价值的一面。
当然,洋务运动对社会发展进步各方面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影响,但无论哪个领域都不是绝对的,积极亦消极都会蕴于其中,假以更为深刻地探讨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仅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军事、社会生活方面试以分谈。
政治领域:
提到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影响,首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执行者,即洋务派。
他们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制度便可长治久安,他们这种“中体西用”主张,本意是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然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洋务派的这种局限性。
所谓的“中体西用”并没有使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方面协调发展,只是注重西方器物而不重制度,是在技术上的洋务。
但随着“西学”影响日广,西方的近代政治意识必然会伴之而来,这些先进的思想制度则必然与落后的封建制度相矛盾,这无疑在客观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是我国迈出了由“封建化”向“资本主义化”的第一步,激发了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政治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还要注意到当时改良主义对于洋务运动的态度是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一些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部分洋务派官僚已经开始了对西方议会政治的注意,这可从当时的这些人的言论中看出。
如郑观应《盛世危言》:
“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清史稿》中文祥说的一段话:
“(西方国家)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其卿士也;付下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
议可行则行否则止。
事事必合平民情而后决然行之。
(中国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这些言论说明当时开明的知识分子及官僚已经开始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也认识到光学器物不引进制度是无法长久发展的。
但由于受自身阶级局限行的影响,他们所说的学习西方制度开设议院的目的是在于上下沟通,以消除君臣、君民之间的隔阂,并为破坏封建的统治秩序,与“君权至上”不相违背。
虽然其并未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但也对中国近代化政治制度有深远的影响。
如日后的维新思想便是以这些朦胧的关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的基础而来,此后学习西方制度这一思想渐为人们所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预备了多方面条件。
经济领域:
洋务运动,从经济上讲,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求富”和“求强”的运动。
它以创办机器大工业工厂为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世界经济近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
工人总数34110~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
洋务派官僚虽然掌握洋务运动的大权,但他们只是洋务运动的言者而非行者。
真正洋务实践运动还需要洋务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是洋务运动这个原子的电子。
①洋务企业家把西方的生产技术引进了古老落后的中国,大机器代替手工磨等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他们引进的大机器生产在手工业尚处汪洋大海的中国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千里蚁穴,毁于蚁穴,他们引进的大机器就是蚁穴,只要假以时日,最终必定能毁于手工劳作这一千里之堤。
其先驱前路之劳,拓荒开疆之切是永不可灭的,当时洋务运动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成本,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物资条件和管理经验。
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这些成果对此后很长时期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现代经济管理经验而言:
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
但是我认为以夷为师,必定要经历一个模仿揣摩的过程。
100多年来,中国摸索着进入了中国式的工业革命的道路,今天,随着WTO的加入,在将成为世界的制造加工厂,但我们缺乏管理人才,于是在外企中成长的一批职业经理人脱颖而出,在民企、在国企、中他们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把民族企业的管理国际化——一一场管理上的洋务运动。
它反映了一个新的变革趋势,国内有一批企业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企业这样干下去不行,无法与外企比拼,热切愿望请职业经理人,而所谓职业经理人是将经营管理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群体。
当然,这些聘用的人中依旧不乏洋人,如何“洋为今用”,借助洋人技术和管理以整合资源来实现自身国家化,而非停滞不前,受制于人。
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考衡,要的并不是东施效颦,认识不到“差异化”对于战略决策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意义,一味模仿其他企业成功的经验,跟在:
别人后面拷贝模板,是一定要失败的。
虽然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在现代化经济作用中意义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决定了它的某些特征不符合现代化的潮流。
①表现在它的封闭性。
虽然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剧,中国仍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落后的农业国家。
从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1873年以前兴办的企业主要是军事工业而没有兴办其他任何企业。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武器外,不仅不生产民用企业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设备,还担心军事工业的技术外传而为民间所学用,主张严加禁止,不许技术外传。
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兴办了一些民用性企业。
洋务派的看法仍然是从维持和发展军事工业出发,把民用工业看成是首先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企业。
如他们强调办轮船招商局时“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兴建开平矿;务局是为了保证“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即为洋务,派所办军事工业和轮船招商局服务;创办电报局更是明显地为着军事目的“欲通军信,则可有电报之法”兴办汉阳铁厂,;也是“为制造轨械兵船之根本,关系军实需要”。
并不是说创办非军事工业不能和不应该为军事工业和军事目的服务,办民用工业为国防服务是必要和应该的,问题在于洋务派办了二三十年的工厂,还主要立足于军事工业和军事的需要兴办民用企业,而很少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来规范近代工业的发展,这就有形无形地为兴办民用企业划定了一个范围,直接影响人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创办民用性企业的地位和意义。
而且还规定这些企业“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许另行设局”。
这就足以说明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方针,并不是为带动整个民族工业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使中国经济迅速近代化,而是为维护旧的封建统治而兴办一些近代民用企业,这是不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
②另一表现是非市场性。
这一时期官办企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军用企业的产品不计算价格,不参加市场交换,在生产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军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它的交换价值。
军用企业在经营中不计算盈亏,因之无利润可言,从而也不存在利润转化为企业内部积累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价值增值,不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
以这个原理来看清政府的官办的军事工业,显然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而这与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趋向是不符的。
文教领域: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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