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儿童贫困应对政策回顾及对我国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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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儿童贫困应对政策回顾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美儿童贫困应对政策回顾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相关概念梳理张时飞,唐钧在《中国的贫困儿童:
概念与规模》中对儿童贫困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既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所有儿童,聚焦于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冯晓杭和于冬鉴于贫困有绝对和相对之分,因而从广义上对贫困儿童予以定义。
他们认为,贫困儿童即包括具有城市户籍的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家庭的儿童,又含有长期(至少六个月以上,含六个月)在城市务工的进城务工家庭的儿童。
栾文敬认为,对儿童贫困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
从单一的维度看,儿童贫困仅仅指经济上匮乏;从多维度看,儿童贫困还应该包括了许多其他各个方面,如剥夺、虐待、社会排斥等。
结合中国国情及现状,笔者认同张时飞等人的观点,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种:
领取低保家庭中的儿童。
主要指城乡中生活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
由于各省市消费水平,经济发展迥异,执行标准差异较大,因而目前我国对于何为低收入家庭尚未明确标准。
从一般意义来看,低收入家庭是指平均月收入低于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二倍以下的家庭。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意见》明确规定:
“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由地方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
”
二、英美两国对儿童贫困问题的研究
(一)英国的儿童贫困及成果
乔纳森•布拉德肖在《儿童贫困及成果》中回顾了英国当下最新儿童贫困的实证研究,追朔了近20年来儿童贫困的最新进展,并将英国儿童贫困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
通过描述贫困儿童的特征,贫困对儿童满意度的影响,及工党政府针对儿童贫困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贡献,让我们对英国现有的儿童贫困的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
1.英国的儿童贫困成因分析。
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同时代相比,收入低于平均值百分之五十以下家庭中儿童的数量从1979年到1999年增加了三倍。
儿童数量的激增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
从收入补贴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依靠收入补贴生活的儿童数量在1995年达到顶峰,比例高达25%。
但随之呈下降趋势并趋于平稳。
分析英国儿童贫困问题的成因,经济因素首当其冲,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早期,英国失业率快速上涨,工作波动幅度较大,钟点工,自主创业数量上涨。
工作区域集中化,双职工家庭及无工作家庭数量同步增加。
工资的增长幅度并非以男女性别为依据,更多考虑了年龄比例及有无技能。
在这期间,儿童数量虽有所下降,但人口统计显示儿童贫困的数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伴随着单亲家庭中儿童数量的攀升,其父母的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
经济和人口统计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儿童贫困,但不可否认的是政策因素同样负有责任。
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相关政策加剧了儿童贫困,削减了福利国家保护儿童免遭贫困的能力。
1980年制定的津贴涨幅政策影响深远,其规定津贴的涨幅比例随价格变化而非收入,其结果导致就业人口与受益人群稳定增长。
其中一些福利津贴被取消或被冻结。
税收方面,直接所得税系统缓慢发展,同时直接所得税开始像间接所得税转移。
在一些服务项目上的投入比例减小,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住房补贴计划,随之租金上涨。
2.英国儿童贫困问题的相关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儿童贫困率在25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
运用绝对标准衡量,英国的贫困率是欧洲北部周边国家的两倍以上。
英国老年人的贫困率同样居高不下,但儿童贫困率明显高于老年人。
与周边13个国家相比,20世纪80〜90年代当大部分国家儿童贫困率下降的时候,英国儿童贫困率却在快速增长。
政策在保护儿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究英国贫困转移率可以发现,在没有税收和救济金时,前转移贫困率揭示了贫困的水平,贫困的产生源于市场性收支。
英国由于高失业率及低收入因而占据着较高的儿童贫困前转移率。
税收及救济金的出现,使得贫困率下降了40%。
与意大利和美国相比,英国有较为行之有
效的转移系统。
但与芬兰、瑞典等儿童贫困率下降了80%的国家
相比,英国的政策收效甚微。
3.相关贫困数据统计。
(1)61%的贫困儿童生活在父母没有工作的家庭中,而其中78%的儿童处于贫困中。
(2)23%的儿童生活在双职工家庭中,双职工家庭的贫困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而生活在单职工家庭中的儿童约占21%,因而
可以看出,单职工家庭并不能有效的应对儿童贫困。
(3)50%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其中儿童贫困率达59%。
(4)贫困家庭中儿童年龄在0〜5岁之间占59%
(5)如果家庭中儿童的数目达到3个及以上,儿童贫困风险增高。
(6)接近一半的贫困儿童家庭接受收入补助,生活在其中的儿童贫困高达90%。
4.儿童贫困的成果。
在对儿童贫困成果的介绍中,布拉德肖从物理成果,认知成果,行为成果,情感成果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回顾。
其中物理成果主要包括:
死亡率、发病率、意外事故、虐待儿童、少女怀孕、环境退化及无家可归等几个方面。
认知成果只要集中于教育成就方面。
行为结果包括:
校园排斥、青少年犯罪、抽烟吸毒、自杀及童工事件。
情感成果包括:
自我形象、幸福感和自我满意度。
布拉德肖利用一系列指标测量显示出儿童的自我满意度在过去20年中逐步恶化。
新生儿体重呈下降趋势;传染病更加流行(例如,艾滋病);流浪儿童及生活在寄宿学校中的儿童数目出现上升趋势,学校排斥及青少年犯罪等数目持续增加;女孩子吸烟逐渐成为流行趋势;青少年群体酗酒、吸毒、自杀数量都有所增加。
但对其研究显示,以上结果并不完全与贫困相关,例如青少年犯罪、酗酒、吸毒等。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恶化对贫困率走高并没有太大影响。
在贫困率增长了三倍的这段时间里,一系列与儿童健康及自我满意度有关的关键性指标被测量出与贫困持续有关具有关联。
例如儿童自杀率下降,特别是儿童中致命的交通事故数量的下降,少女怀孕数目下降(但国际指标依然比较高)。
5.儿童贫困的前景。
儿童贫困总体前景是好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英国虽然遭遇了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其就业率上涨,失业率在近25年内达到最低。
单亲家庭依赖救济金的数目也在逐年下降。
人口前景方面相当乐观,虽然目前退休人数仍在增加,但已趋于顶峰,在未来十年左右可预见的范围内老龄人口将有所减少。
生育率明显降低。
英国首相在1999年宣布,政府将竭尽全力在20年内消除贫困。
显然,他们一直在为这目标努力着。
最大限度的扩大就业及对医疗卫生、教育额外大量的投资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开始发挥作用。
回顾英国的福利政策,其中包括:
全国性最低工资,大幅度增加儿童福利及收入性补贴,引入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儿童税收抵免、保育税收抵免政策,儿童保育战略及针对单亲家庭的特殊计划。
为了提高儿童的营养水平,英国政府引入了全国性水果计划并重新制定了学校膳食的营养标准。
建立了针对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社会排斥服务机构。
儿童信托基金也已建立并由教育与科学机构中儿童、青少年事务部负责分发,发起了大量以邻里为基础的倡议项目。
其中包括:
“稳固开端计划”、教育行动区和就业行动区。
政府负责监督并评估项目并针对贫困发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旨在监督相关机构是否完成其制定的贫困目标。
在Sutherland看来,工党政府所实施的政策及取得的成就足以是100万儿童摆脱贫困。
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在五年内贫困率减少29%,然而这一目标同样要考虑到劳动市场的影响因素。
当前儿童及单亲家庭接受收入补助的数量一直在下降,失业家庭的比例从1997年的18%下降到了2001年的15%。
据此推算,32万儿童将因其父母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摆脱贫困。
英国仍然是低税收的国家,相关证据表明,英国人民愿意支付更多的税收来改善公共服务及消除贫困。
因此如果要彻底废除贫困政府直接征税是必经之路。
(二)美国的儿童贫困现状及政策
1.美国儿童贫困的数据分析。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经济发达
国家,但不可避免的也同样遭遇着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
就贫困
问题而言,美国采用的是反映了不同家庭大小的绝对贫困标准。
美国国家儿童贫困中心(NCCP将贫困儿童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儿童。
在21世纪的开端,1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到201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570万。
研读美国贫困指南,2008年美国官方按家庭不同人口数给出的贫困标准分别为:
三口之家/17600美元,四口之家/21200美元,人口每增加一个,相应贫困幅度增长3600美元。
从1999年〜2008年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条形图中观察发现,近十年以来,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较为稳定,基本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
但低收入儿童占总儿童数量的百分比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1年〜2003年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在2005年〜2006年明显下滑之后又随之持续走高。
2.美国儿童贫困的成因分析。
美国儿童贫困的成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其中以单亲家庭增多为代表。
其二,经济因素,以劳动力市场结构变革及地教育水平对父母工作的影响为代表。
三是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疏导工作还有待完善提高。
(1)人口结构的变化。
单亲母亲家庭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平缓期,这一现象与呈现出来的儿童贫困问题具有相关性。
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儿童。
来自单亲家庭的儿童,尤其是单亲母亲家庭中其他肤色的儿童面临贫困的高风险。
2009年,单亲母亲家庭中的白种儿童贫困率为18.5%,黑人儿童贫困率50%,西班牙裔美国人贫困率25.7%。
很明显,与白种儿童相比,其他种族的儿童更可能生活在单亲母亲家庭中并遭受贫困的风险。
虽然拥有混合种族背景的儿童的数目在美国人口中逐步增大,但却很少对单亲母亲家庭中种族儿童贫困的问题进行分析。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估计,2010年超过110万的5岁以下儿童是多种族,是2000年数字的2倍。
此外,相当大部分的青少年生活在非婚家庭中。
异族夫妇特别容易离婚,至少在可比风险群体中最有可能离婚,出现同居的情况也更多。
与单一种族的儿童相比,多种族的儿童与双生父母共同生活的比率较低。
单亲家庭的增多,尤其以单亲母亲为主的家庭,加重了贫困的比率。
从个人原因来看,单亲家庭中因只有父母其中一人养家,缺少配偶的支持,同时一人无法兼顾照顾孩子和工作挣钱的双重责任,因而导致了儿童贫困的增加。
究其社会原因,女性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工作环境相对男性较差,考虑到照顾孩子的因素,她们多会选择临时工、钟点工,显然这难以保证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开销。
未婚母亲是单亲家庭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与同龄人相比,呈现出教育水平低,生育知识缺乏,婴儿营养不良等特征。
(2)经济因素。
据2008年统计信息显示,生活在单职工家庭(全职)中的儿童贫困率为28%,而生活在父母均无工作家庭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89%。
可以看出,父母工作与否对儿童贫困
影响较大。
第三产业的发展及贫富差距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作向高精尖方向转变,因而对学历水平低,职业技能低的父母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因而他们转向寻求低收入、低技能工作,同时几乎享受不到政府的相关福利政策,这一情况加剧了贫困问题。
回顾父母教育水平与低收入家庭儿童资料,从1997年〜
2008年,以高中学历为分界点,父母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的儿童遭遇贫困的比率高达80%;而教育水平达到高中的儿童遭遇贫困的比率维持在50%〜60%之间;而父母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儿童贫困率不超过25%。
此外,经济因素方面例如最低工资不足,劳动力市场从城市向郊区转移,职工工会职能削弱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对儿童贫困产生影响。
3.美国针对贫困儿童的相关政策。
“学校早
餐计划”是由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出资并由学校为那些符合规定的贫困家庭中食物不充足的儿童提供的免费或低价早餐,这已计划规定家庭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1.3以下的儿童可以无偿的获取早餐。
在公立学校中,覆盖率可以达到70%。
“知识就是力量”KIPP(theKnowledgeIsPower
Program),是遍及全美的一个特许学校集团,最初成立于1994年。
学校以提高贫困家庭的学生的学习成绩服务宗旨,为那些低收入家庭及贫困家庭中的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资源。
KIPP学校大都坐落于较为贫困的社区,因而其学生主要来自贫困家庭。
学校中大约有63%的学生为非洲裔美国人,33%的学生为西班牙裔和拉丁美洲裔。
“开端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对美国幼儿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开端计划通过利用社区各种教育、人文、文化等资源,为3〜5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幼儿提供的免费社区教育服务。
它以追求教育公平,改善贫困代际传递为目标。
其他相应政策还包括近三十年以来一直实施的“高起点”儿童援助计划主要为学龄前贫困儿童提供食品、医疗等服务。
这一项目涵盖了36%的黑人、26%西班牙裔后代和31%的美国白人家庭孩子。
“援助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计划”是一项针对家庭救助的项目,此计划通过家计调查将救济金发给最有需要的家庭,即那些儿童生活在父母均无工作的家庭将优先发放。
领取救济金的家庭同时可以领取食物券。
三、对我国儿童贫困问题的启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尚无官方较为权威的有关贫困儿童数目的统计,张时飞、唐钧根据民政部相关数据并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近年的数据大体估算截止2009年,中国贫困儿童群体的规模在710万。
其中城乡低保儿童约为67318万人,其中城镇低保儿童49219万人,农村低保儿童18019万人;孤儿总数约有5713万人。
一)中国儿童贫困的成因
与英国和美国相比,中国儿童贫困问题既有共性又有其独特性。
共性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球一体化,中国单亲家庭数量日趋增长。
相比较美国多种族特点,中国是一个多少数民族的国家,因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偏远地区,因而相比来说中国的少数民族单亲家庭贫困程度高于汉族单亲家庭。
从美国贫困经济
因素来看,父母的教育程度高低对贫困起着较大作用,同样中国
儿童贫困成因分析中父母教育程度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社
会学中贫困代际理论认为:
因社会资源、要素的短缺,贫困会发生代际传递,由父辈传递给子辈,引起子女的贫困。
这种传递强调家庭带给儿童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改变,会使其在今后的生活中遭遇社会排斥、应对风险的能力弱等问题。
综合分析各国儿童贫困问题成因,不难看出其最直接的因素来自家庭,父母的就业收入情况、家庭特征、家庭结构都对儿童产生影响。
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中国的儿童贫困具有其特殊成因: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进行的国企改革导致大批企业员工下岗,许多家庭中的中年父母出现双职工下岗待业问题,短期内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一时之间儿童贫困问题激增;从法律法规来看,以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的利益在现行婚姻法律中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及维护;其次,儿童的抚养费以基本
工资为基数有其不合理性,职工基本工资只占其总收入的一部分,各种年终奖金、绩效、公积金等均高于基本工资;甚至还有一部分不负责任的父母拒付或者少付抚养费。
如此推算,最后贫困儿童能得到的抚养费少之又少。
政策缺乏对贫困家庭及贫困儿童的扶持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儿童贫困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施,而中国尚未有针对单亲家庭特殊的、专门的优惠政策。
(二)经验与启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较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因而对我国儿童贫困问题可以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结合我国的国情。
1.完善我国贫困儿童社会救助机制。
政府作为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主体,需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其在贫困儿童社会救助体系中的职责,针对救助的数额、方式、范围进行严格的规定与划分;明确相关部门的分工及职责,制定切实有效的奖惩机制;贫困儿童社会救助制度以需求评估为导向,基本救助金应满足贫困家庭必要的日常生活开支,例如食物、衣服等。
制定标准因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略有调整,待遇标准可以以贫困家庭儿童的数量及我国贫困线为基准差别设定。
救助对象的选取应严格按照家计调查方式进行并形成动态管理模式,定期对此进行审核。
针对贫困儿童营养不良等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早餐计划”,为生活在贫困线的儿童提供免费的早餐,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学校的发放及甄别情况进行监督。
2.加大对贫困儿童的教育扶持。
贫困代际理论认为应对儿童贫困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此有效阻隔贫困在代际间传递。
针对我国对教育投入比率不足的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优化城乡家庭教育资源。
参照美国“开端计划”,充分发展、利用社区各种教育、文化资源,社区工作者通过开展相关职业技术培训、父母再就业成长小组等方式来提高贫困儿童父母的教育水平。
制定针对贫困儿童的专项教育基金,加大教育资金投入。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打破城乡间教育壁垒,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良性流动,使得贫困儿童得到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3.协助贫困家庭调动社会资源。
伴随着社会慈善组织及相关儿童保护福利机构的产生,政府应加大对其财政上的支持力度,放宽福利社会机构的准入门槛。
妇联、团委等部门利用其灵活性、贴近群众等优势切实为贫困解决困难。
国家应加大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扶持力度,同时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帮助贫困家庭调动社会资源,协助政府制定针对贫困家庭切实可行的政策等工作。
4.加大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及建档工作。
就目前来说,中国有关贫困儿童数据统计工作还十分匮乏,因而建立贫困儿童监测系统十分必要。
为贫困儿童建立档案并定期对其进行补充完善;严格审查救助程序,避免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救助机制公开化、透明化,定期对救助对象情况进行追踪,及时根据核查情况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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