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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神与我国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所实施的有效管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引人关注,政府从行政管理的主角过渡到公共管理的主角。
由于其管理的公共性,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着公共管理的过程和结果,一旦公共管理导致公共利益或部分民众利益被损,社会反应会十分强烈。
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面临诸多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使公共管理更好地为公民服务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学者们提供了各种方案,包括政治学的方法,如政府分权等;经济学的方法,如政府采购、招投标等;社会学的方法,如社区建设等。
而运用企业精神改造公共管理是发达国家一直以来改造公共管理的主要措施,也将是今后我国改造公共管理的重要和主要手段。
一、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我国公共管理从过去注重实现政治和经济职能的政府行政管理,过渡到注重实现社会和文化职能的现代公共管理,应该说是一大进步,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政府为主要主体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逐渐走出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国际接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经验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一)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成本过高
公共管理是要支出公共财政的,一直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沉重的公共财政负担,严重的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大规模地推进行政改革的主要理由,学者们甚至直截了当地称其为“财政驱动”的改革。
每一任政府首脑无不为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而绞尽脑汁。
我国公共管理的成本更是居高不下,其表现也是众所周知。
表现之一是吃饭财政十分普遍。
也就是说许多地方的公共财政收入基本上都拿来供养公共管理人员了,稍好一点的政府可以维持自身正常的运转,无力再去从事公共管理,举办公共事业,提高公共福利。
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省份的一些贫困县更是举债度日,有的县欠债达数亿元甚至更高,按西方学者的观点属于破产政府。
表现之二是公共项目支出单价过高。
已经查处的广深高速公路的造价虚高案件,不过是政府管理下公共项目支出过高问题的冰山一角。
一位棉胎制造商透露,他制造的棉胎卖给政府民政部门作为赈灾物资下发给灾民按8斤一个的规格每床可以卖到100元左右,而卖给私人每床只能得到70到80元的价格。
由此可以推测在政府建设的桥梁、公路、大楼、街道、绿地等公共设施,采购的交通工具、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公共物品方面有多少单价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的。
表现之三是公款消费名目繁多,浪费严重。
公共管理人员(主要是公务员)利用职务和身份巧立名目消耗公共财政。
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公款吃喝接待,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二是公款旅游,从国内到国外利用学习、开会等机会游山玩水;三是公车私用,除了公家的大客车,小车不管是公务还是私务,油费、过路费、维修费等全由公共财政买单。
2006年3月13日,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中提出:
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
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上述数字虽有争议,但我国公共管理上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的问题确是不争之事实。
造成公共管理成本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千夫所指的公共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
以广西为例,一个28万人口的小县,财政收入刚刚过亿,财政供养的人员(不包括退休的在内)就达13000多人,以每人每月平均800元计算,这个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发工资,是真正的吃饭财政。
二是政府机构存在高成本的内生障碍。
由于政府的非市场性,其公共支出完全来自于税收,因此它没有硬预算的约束机制;由于非市场生产缺乏“基准线”和终止机制,对非市场产出的确定和度量存在天然的困难;加上政府机构的垄断性,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机构之间缺乏竞争,因而很难激发他们降低成本的动机。
许多部门官员为了减轻压力甚至还故意在预算中提高成本。
三是在公共管理中公务人员的个人理性导致公共管理的外部性,极大地提高了公共管理成本。
公共管理外部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寻租,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许多公务人员会首先考虑公共权力的个人效用,甚至努力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最近揭露的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和纪委书记曾锦春的腐败案,可以充分体现,在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寻租行为是何等的严重和泛滥。
四是对公共管理的成本研究十分缺乏。
一方面政府等公共机构一向缺乏成本核算的习惯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成本研究也停留在政府预算的层面,实际上同样的公共事务在不同的地域由于经济、文化、人口、民族等因素表现出的不同管理环境,成本也大不一样。
上述原因加上审计与监督的滞后使得我国公共管理的成本过高。
(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质量过低
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为公民建设优质的生活和发展环境,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福利与保障。
现代社会对政府的要求是花钱要少,办事要好。
可是我国政府在公共管理上不但花钱多,质量电并不高。
其糟糕的表现也一直是社会议论的热点。
一是没能提供优良的公共秩序。
在社会安全问题上城市与农村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城市的盗抢和农村的黑恶势力都很猖獗,给公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在市场秩序上,政府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充斥市场。
二是公共交通状况恶劣。
在我国,很少有不堵车的城市,交通拥挤成为制约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瓶颈;而在农村,公路基本上是几十年前修的,许多道路由于得不到养护而渐渐无法通车;公民所交纳的养路费和其他用在建设公共交通上的费用并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状况一直怨声载道。
三是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医疗和卫生服务。
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覆盖面窄、水平低,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少。
四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低。
一方面,全民性的福利水平低,如我国公民只能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全民性福利,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公民能享受终身的义务教育;另一方面,选择性的社会福利享受的条件高,救助的力度低。
如,我国只有城市贫困居民有资格申请失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而且申请的条件高、保障的水平也低。
另外,社区服务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服务的项目少,水平低。
造成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质量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经济发展缓慢和生产力水平低的原因。
一句话就是公共财政紧张,钱袋子不殷实。
事实上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很多。
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入不敷出,有的连工资都要贷款发放,根本没有财力提高公共福利。
其次是历史欠债太多。
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掩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政府在农村医疗、义务教育、公共道路、城市居民社会保险金的筹集、公共设施的建设等方面欠下许多的历史债务,政府首先是要“还债”然后才能想办法提高。
再次是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服务的观念落后,手段单一。
尤其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仍然存在大包大揽的思想,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的步子慢、举措少。
例如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改革,在各个试点证明效果良好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左顾右盼,推行缓慢。
(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不高
为适应市场经济和“人世”的要求,我国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大大精简了审批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从总体上讲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仍然不高。
其表现为:
一是顾客(公民)排长队等候现象仍然很普遍。
公民在办证(身份证、车辆入户等)、考试报名、项目报批等环节上,由于政府等公共部门办事效率低而花费的时间太多。
许多项目在规定的工作日内无法解决,甚至一拖再拖;一些手续在网上办理后还要现场排队等候办理等等。
二是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时耗时太长,效果不明显。
我国公共领域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有的甚至民怨沸腾,如环境保护问题、药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公共资源的管理问题(如矿产资源的开采)、公共危机的应对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等等。
政府在上述问题上应对无力解决无方。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职能过多过泛。
政府之手伸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政府要管的事情太多,难免顾不过来,效率低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第二,公共物品的供给垄断,缺乏竞争。
我国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公共物品的供给,它以全能理性履行公共职能,认为所有公共物品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政府或政府直接掌控下的机构来提供,否则就会出乱子。
以考试为例,公务员考试、在职人员的职称资格考试等全部由人事部门直接领导下的考试中心组织进行,考试的收费及各种服务没有竞争,考试中心提供的一切服务报名者必须无条件接受。
事实上在煤气、电力、通信、交通等许多公共服务领域都存在“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公民根本没有“用脚投票”的机会,政府或其他公营部门没有生存的危机和竞争的压力,所以就没有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
第三,公共部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于供给的垄断性等原因,公共部门一直没能建立起类似企业一样的顾客导向的激励机制。
公共部门的考核缺乏硬性的绩效体系,考核是公共部门内部的封闭式的考核,公众参与的机会少,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不用考虑顾客因素,所以难以提高面向顾客的工作积极性。
二、企业精神及其对公共管理的改造
应该说公共管理的问题并不是只有我国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于英国的行政改革,就是缘于英国公共管理中存在沉重的财政负担和严重的效率低下等问题。
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改革很快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响应;接着,学者们也参与其中,提出了许多见解,开出了许多良方。
针对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失灵,学者们提出了旨在打破政府垄断地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旨在降低政府成本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旨在推行企业管理优势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给政府改革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真正给政府改革带来操作性影响并融汇了上述理论精神的则是美国学者戴维?
奥斯本和特德?
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
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
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克林顿总统下令该书作为联邦政府公务员培训的必读书籍。
其实综合起来讲,学者们的见解与主张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是用企业精神改造处于困境的公共管理。
何谓企业精神?
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效益、创新和冒风险。
我们可以通俗地将企业精神理解为:
讲成本――注意成本核算,注意控制开支,不浪费;讲效率――注意控制时间;讲效益――注意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讲创新――善于把握机会,灵活处理各种关系和问题;讲责任――对于企业的决策承担相应的责任;等等。
《改革政府:
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指出,作为适应工业时代的官僚主义体制,已经不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新的企业化政府的治理模式正在出现,在企业精神改造下的政府应该是:
起催化剂作用的政府――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的;社区拥有的政府――政府应该将控制权由官僚组织转移给具体做事的社区;竞争性政府――政府应该将竞争理念、竞争方法引入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政府只对规则负责,而不对结果负责的管理模式;重视投入、产出的政府――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要讲成本、效益,讲投入产出;顾客导向的政府――政府要尽最大努力满足顾客(公民)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政府除了要思考花钱外,还特别要思考开辟财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预见的政府――政府不仅要做好现在的事还要有预见性,做到事前防范而不是事后补救;分权的政府――要给下级更多的自主决定权,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市场导向型政府――要尽量用市场方式来解决公共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依赖传统的方式和方法。
与当年市场失灵时凯恩斯主义占据主导一样,当政府失灵时,新自由主义又站在了前台;这使得企业精神得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深入公共领域,并改造政府等公共机构。
英国实施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进行了雷纳评审,接着对公共部门大举改革,尤其是实施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化公民监督(公民宪章运动)、引进竞争(竞争求质量运动)等;改革的结果是降低了财政开支,提高了效率,增强了民众的满意度。
美国政府开展了放松规制运动,实行了绩效管理,并提出了重塑政府的口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台湾“行政院研考会”表示,自今年起建立“企业型政府”,全面推动绩效管理制度。
三、用企业精神改造我国公共管理的障碍及可行性分析
企业精神的确具有官僚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
灵活、创新、效率、廉价等等;我国的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也急需企业精神的改造,而且一些部门和领域也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企业精神或市场方法;如:
政府采购、政府工程招标、公共资源拍卖等等;但是企业精神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甚至遭受许多障碍。
这些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制性障碍。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典型的官僚制体制,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使得下级的创造性与灵活性的发挥受到制约。
从小的方面来说,具体的管理体制如财政体制、决策体制、干部体制等;单项的管理制度如审批制度、预算制度、用人制度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级集权太多、分权太少,事权与财权和用人权不统一,管理者缺乏降低成本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
另外,从机构设计来看,金字塔式的结构严密紧凑,形成了天然的垄断,体制外的组织如果不依附于官僚机构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形成与之竞争的局面了。
二是观念性障碍。
传统的官僚制和传统文化给公共管理者的观念套上了许多框框。
企业精神体现的观念包括:
服务观,顾客至上,以高质量的服务求得顾客和生存;效率观,通过更高的效率获得顾客的认可,提高竞争力;成本观,通过努力降低成本求得更高的效益;竞争观,要提倡机会均等,实现公平竞争,通过提高竞争力来提高生产力;等等。
而官僚制下许多观念是落后的甚至与企业精神相悖的,如:
管制或控制观念,不是提供服务而是提供束缚,认为社会需要牢牢的控制;垄断观念,拒绝竞争,认为政府天生独大,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不容挑战与质疑;稳定观念,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欢迎创新;政绩观念,一切以政绩为出发点,不考虑成本与效益;等等。
观念性障碍对企业精神在公共管理中推行是内在的。
三是利益性障碍。
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性和不计成本使得一些商人和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可以从中获取暴利;而企业精神就是要打破垄断,降低成本。
因此,在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是极力反对和阻碍改革的。
利益性障碍对企业精神在公共管理中推行是最直接的。
虽然企业精神的推行在我国公共部门存在许多的障碍,但是用企业精神改造我国的公共管理仍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首先是环境的推动。
公共管理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利于企业精神的推行。
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企业树立了较高的地位;同时,企业的自身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管理越来越科学与进步,企业精神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传统的公共管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我国的社会面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社会成员的面貌。
我国公民自强、自立、公平、竞争、权利、法制的意识越来越强,现代公民社会逐步形成。
公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对企业精神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提供了外部压力和动力。
其次是理论的支撑。
学者们为解决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
包括:
以詹姆斯?
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戴维?
奥斯本和特德?
盖布勒等为代表的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失灵的原因,也分别提出了解决政府困境的对策,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比较一致地体现了企业精神,强调了企业管理模式的优越性和在公共管理中运用企业精神的必要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国的学者们也广泛开展了企业型政府的研究,湖南行政学院的唐琦玉教授在经济时报发表了题为“企业型政府:
政府改革新思维”的文章;江苏省委党校的孙学玉教授出版了《企业型政府论》一书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等等。
再次是实践的积累。
我国的公共管理者在改革中的积累,为企业精神改造公共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实践包括:
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如2003年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打破了公用事业由政府包揽的传统,开展了企业化运作;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实行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等,减轻了政府在公用事业中的财政压力,开展竞争,提高了公用事业的服务质量等等。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企业化运作。
如南宁市组建了威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将原来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进行统一产权、集中经营、市场管理、资本运作,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降低了政府的运作成本。
公共管理改革中体现了企业精神的还包括行政审批的一站式服务,政府采购的招投标,公务员考核的绩效评估等等。
四、如何运用企业精神改造我国公共管理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运用企业精神改造我国公共管理,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对政府职能、责任、模式和企业精神的认识。
要树立起有限、责任政府的观念。
正如现代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一样,其实现代政府也是有限的、责任的政府。
所谓有限政府,是指政府承担的职能的有限性。
一直以来,政府、企业、社会等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分割总是争论不断,其实理性分析之后判断并不困难。
政府是公民、企业和社会的代理机构,其职能权力来自公民、社会和企业等组织的委托,当公民、社会和企业等组织自身发展良好时,委托给政府的事务就少,因此政府职能就少,反之则多。
因此,随着市场的日益完善,公民、社会、企业等组织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会逐渐减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责的基本领域,是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满足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不了或满足不好的社会公共需要,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所谓责任政府是指政府必须履行好所委托的职能,对履行职能的行为负责。
树立廉价、廉洁政府的观念,以及效率、法制政府的观念。
使每一个公务员都讲成本,厉行节约,讲效率,依法办事,廉洁服务。
提高公务员对现代政府模式和政府改革的认识,为企业精神的运用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现代政府应该是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法治型政府而非人治型政府,是公开透明的政府而非封闭神秘的政府,是善治的政府而非暴政的政府等等。
当然,这些观念的树立和认识的提高,既需要不断的有效的培训,又需要制度的安排和约束。
(二)打破垄断。
强化竞争
反对垄断,提倡公平竞争是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
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学派在分析政府失灵的原因时指出:
垄断供给是造成公共服务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改革的实践证明,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完全可以开展竞争,英国的竞争求质量运动和我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个观点。
打破垄断,强化竞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
除国防、秩序等纯公共产品无法开展竞争供给之外,其他如环保、科学、教育、文化都可以实施竞争,既可以由政府供给,也可以由市场供给,如果市场供给形成了稳定的局面并形成了市场主体之间竞争,政府则可以退出供给,只保留监管职能。
如美国在邮政、公共交通、城市清洁、治安管理、教育甚至监狱等多种公用事业上都开展了私人举办,打破了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私人办的全美快邮公司,业务量超过了每天13万件,只要是下午5点以前投邮的国内邮件,次日下午3点以前必定送达。
二是在公共项目的管理和建设上。
一方面,在公共项目的管理方面就可以采取委托或外包的方式,如道路、公园、桥梁、培训等公共项目完全可以委托给有实力的公司或中介组织或其他组织管理;另一方面,在建设方面则应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开展竞争,降低成本。
三是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开发上。
其实,我国已经在一些战略性的资源如土地、能源等方面的开发使用上实施了市场化的运作,开展了竞争,提高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和回报率。
但是在管理方面仍然是政府独家管理,因此政府及其相关的部门权力过大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使得一些人利用公共资源谋取个人利益。
我国许多地方的矿产资源的管理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为此,在公共资源的管理上就可以开展竞争,实施拍卖,委托管理;利用市场,创建市场;完善法规,鼓励公民参与和监督等,以发挥公共资源的最大效益。
(三)完善制度,优化环境
运用企业精神改造我国公共管理,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创建优良的制度环境。
一是成本核算制度。
没有成本核算的制约,就没有节约意识,也不会有廉价政府的产生。
由于我国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和决算的简单通过,使得政府花钱一向大手大脚,加上自己管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因此出现政府机关水是长流水,灯是长明灯,电话是热线电话等状况。
因此,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成本核算制度,对政府运转的成本、公共服务的成本、公共项目的成本等制定科学周密的成本核算,对于超出预算成本需要追加成本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计和报批程序。
还要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对于那些由于管理不善、监督不严、控制不力甚至浪费而导致的费用提高或成本增加实行相应的惩罚。
二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评估办法。
一方面,体系的制定本身要科学,要全面、系统地考评各级政府的政绩,既要设计经济指标,又要有社会发展、环境建设指标;既要考虑到当前,又要着眼于长远的绩效;既要体现政府做了什么,又要体现做得怎么样;等等。
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评估方式,不仅要上级考评下级,而且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地参与到政府绩效的考核中,将人民满意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因此必须建立顾客导向型的评估制度,利用电子化政府的建立和信息化管理,方便公民投诉和公民参与;建立客观公正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个人社会评议信息库,作为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考核的参考。
如南京开展了万人评议政府活动,许多地方开设了政府热线等。
三是完善审计制度。
关键是要建立独立的和透明的国家审计。
一方面,改革审计体制,国务院审计署直接受国务院总理领导,对总理和全国人大负责,对各地各级审计机关实施垂直管理;完善审计项目和审计过程,对凡是要涉及用钱或收钱的项目都要实施审计。
另一方面,建立审计报告发布制度,对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管理的各种财务状况进行公布,给广大公民一个明白。
让广大纳税人的钱交得明白,花得明白,以此来控制政府的公共管理成本。
(四)鼓励创新,推进改革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公共管理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因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使公共管理适应环境的要求,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
公共管理的创新可以是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如公共资源拍卖(如车牌号拍卖);也可以是管理制度的创新,如绩效评估制度;还可以是管理组织的创新,如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应对上级多个部门的检查和农村复杂多变的管理事务,打破原来的组织结构,实施项目组制,这种做法体现了企业精神的灵活性;等等。
政府应该对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创新,结合绩效评估进行奖励;对确实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做法进行总结和推广。
值得指出的是,用企业精神改造我国公共管理既是一种价值选择,也是方法选择。
企业精神包含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先进的理念,在企业精神改造下的公共管理才能成为公民满意的公共管理,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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