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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品读人生美文
季羡林品读人生美文
【篇一:
季羡林品读人生美文】
套书内容写作时间跨越七十余年,既有季羡林清华读书时的真情流露,也有中年的勤奋探索,更有晚年的彻悟与深情。
本套书便于读者较为完整的领略季羡林先生整体学术思想、人生感悟、内心情怀和箴言隽语。
对于喜欢季羡林的读者来说,是一套必须要入手的收藏佳品。
内容简介《一花一世界》包括散文数十篇,分别描写季老对动物、植物的情感;由自然界万物而生的感怀,对光阴、命运的思考等;《中流自在心》是季老关于个人修养与道德的杂文和随笔选编;《当时只道是寻常》是季老思念亲友、追忆亲情、友情及师生情的散文精选集;《此情可待成追忆》是季老关于北大和清华的散文佳作及清华园日记和北大红楼日记选编;《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季老论述传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学术随笔;《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季老1946—1947年日记结集整理成书,是季老回国后生活、工作的一段珍贵记录;《此时此地此心》是季羡林人生隽语笔记书。
作者简介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
精通12国语言。
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季羡林全集》(30卷)等。
前言序
2011年,恩师季羡林先生百年冥诞前不久,我恭赴山东临清康庄镇官庄村叩祭,家乡的人民和政府修建了庄重高洁的憩园。
在那里,恩师、师母和家族的先辈安息在一起。
恩师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母亲的身边。
站在恩师儿时嬉水的池塘边,站在恩师儿时攀援的老树下,脑海里浮现出的尽是恩师晚年悲天悯人的眼神。
终其一生,恩师都是一位高校中的专业学者,所从事的专业冷僻到罕有世人知,纯粹到几无烟火气。
然而,恩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怀的人。
他在无数场合曾经说过:
“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正因为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宏大问题”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
特别是到了晚年,恩师基本以解放军301医院为家,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都不允许恩师研究毕生挚爱的专业学术问题了,他思考的“宏大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国学之外,当属“和谐说”。
免费在线读悼念沈从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离打电话告诉我,从文先生病危,已经准备好了后事。
我听了大吃一惊,悲从中来。
一时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诧为倚马可待,情文并茂。
然而,过了几天,肖离又告诉我说,从文先生已经脱险回家。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窃笑自己太性急,人还没去,就写悼文,实在非常可笑。
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边一丢,从心头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书山稿海之中,从此“云深不知处”了。
到了今年,从文先生真正去世了。
我本应该写点儿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懒于再动笔,一直拖到今天。
同时我注意到,像沈先生这样一个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点儿不太正常,我也有点儿不平。
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披挂上马吧。
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
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
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
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
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
湘西那一片有点儿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
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
也许就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
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
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
可是他一点儿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
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
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
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
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
彼此音问断绝,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
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
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
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年的北平。
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
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
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书摘插画
【篇二:
季羡林品读人生美文】
悼念沈从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离打电话告诉我,从文先生病危,已经准备好了后事。
我听了大吃一惊,悲从中来。
一时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诧为倚马可待,情文并茂。
然而,过了几天,肖离又告诉我说,从文先生已经脱险回家。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窃笑自己太性急,人还没去,就写悼文,实在非常可笑。
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边一丢,从心头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书山稿海之中,从此“云深不知处”了。
到了今年,从文先生真正去世了。
我本应该写点儿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懒于再动笔,一直拖到今天。
同时我注意到,像沈先生这样一个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点儿不太正常,我也有点儿不平。
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披挂上马吧。
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
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
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
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
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
湘西那一片有点儿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我读了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刊出以后,我听说,沈先生有一些意见。
我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他,同时请郑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我那一篇书评抽掉。
也许就由于这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我们就认识了。
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
社会地位,虽不能说如云泥之隔,毕竟差一大截子。
可是他一点儿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摆,这使我非常感动。
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
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
证婚人好像是胡适之先生。
从那以后,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多少接触。
我到欧洲去住了将近十一年。
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联大任国文系教授。
彼此音问断绝,他的作品我也读不到了。
但是,有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在饥肠辘辘、机声嗡嗡中,竟会想到他。
我还是非常怀念这一位可爱、可敬、淳朴、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国。
这一年的深秋,我终于又回到了别离了十几年的北平。
从文先生也于此时从云南复员来到北大,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任职。
当时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离学校不远,因此我们也相距很近。
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他曾请我吃过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锅是他从昆明带回来的,外表看上去像宜兴紫砂,上面雕刻着花卉书法,古色古香,虽系厨房用品,然却古朴高雅,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
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儿粗劲,有点儿蛮劲,有点儿野劲,有点儿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
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
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
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还有一件小事,也使我忆念难忘。
有一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游逛,可能是中山公园之类。
我们要了一壶茶,我正要拿起壶来倒茶,沈先生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得均匀。
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琐细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吗?
小事过后,来了一件大事:
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
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可是厄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
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
这一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
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
我没有资格对这一篇文章发表意见。
但是,沈先生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一个惯于舞笔弄墨的人,一旦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说不清;他有什么苦恼,我也说不清。
然而,沈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
文学作品不能写,还可以干别的事嘛。
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转而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文物来,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
凭了他那一股惊人的钻研的能力,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在新开发的领域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他那一本讲中国服饰史的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的赞扬,他成了这方面权威。
他自己也写章草,又成了一个书法家。
有点儿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他手中的写小说的笔被“瞥”掉的时候,从国外沸沸扬扬传来了消息,说国外一些人士想推选他做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
我在这里着重声明一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奖金,迷信的劲头,非常可笑。
试拿我们中国没有得奖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同已经得奖的欧美的一些作家来比一比,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与小丘。
同此辈争一日之长,有这个必要吗!
推选沈先生当候选人的事是否进行过,我不得而知。
沈先生怎样想,我也不得而知。
我在这里提起这一件事,只不过把它当作沈先生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几篇文章中都讲到,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优点?
),我不喜欢拜访人。
有很多可尊敬的师友,比如我的老师朱光潜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非常敬佩,但在他们健在时,我很少去拜访。
对沈先生也一样。
偶尔在什么会上,甚至在公共汽车上相遇,我感到非常亲切,他好像也有同样的感情。
他依然是那样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说白了就是没有留下伤痕。
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他就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像一个大孩子。
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
我心里曾几次动过念头:
去看一看这一位可爱的老人吧!
然而,我始终没有行动。
现在人天隔绝,想见面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规律。
我知道,这个规律是违抗不得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违抗。
古代许多圣君贤相,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方设法,去与这个规律对抗,妄想什么长生不老,结果却事与愿违,空留下一场笑话。
这一点我很清楚。
但是,生离死别,我又不能无动于衷。
古人云:
太上忘情。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
我自谓身体尚颇硬朗,并不服老。
然而,曾几何时,宛如黄粱一梦,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
许多可敬可爱的师友相继离我而去。
此情此景,焉能忘情?
现在从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
他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死而无憾矣。
对我来说,忧思却着实难以排遣。
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我只觉得大地茫茫,顿生凄凉之感。
我没有别的本领,只能把自己的忧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
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
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
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
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
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
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
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
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
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
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
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
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
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
我们是慕名而去的。
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
“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
”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
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
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
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
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
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
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
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
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
有人说:
“名师出高徒”。
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
忝列门墙,言之汗颜。
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十年。
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
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
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
偌大的两个研究所:
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
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
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
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
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
乐欤?
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
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
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
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
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
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
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
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
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
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
从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
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了南京。
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
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
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
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
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
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
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
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
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
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
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
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
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
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知道先生爱花。
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
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
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
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
先生显然兴致极高。
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
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
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
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
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
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
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当年他介绍王静安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
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讲的就是这一件事。
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
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
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
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
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
我写了一篇论文:
《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
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
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儿“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
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
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
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
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
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
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
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篇三:
季羡林品读人生美文】
内容简介季羡林品读人生(全七册)季羡林著
图书定价:
288.00元
作者:
季羡林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isbn:
9787229099541
出版时间:
2015年12月
版次:
1页数:
1588字数:
950000印刷时间:
2015-12-1
开本:
32开纸张:
胶版纸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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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站在恩师儿时嬉水的池塘边,站在恩师儿时攀援的老树下,脑海里浮现出的尽是恩师晚年悲天悯人的眼神。
/pp终其一生,恩师都是一位高校中的专业学者,所从事的专业冷僻到罕有世人知,纯粹到几无烟火气。
/pp然而,恩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怀的人。
他在无数场合曾经说过:
“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正因为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宏大问题”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
特别是到了晚年,恩师基本以解放军301医院为家,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都不允许恩师研究毕生挚爱的专业学术问题了,他思考的“宏大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国学之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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