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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历史与理论
当代流行文化研究:
概念、历史与理论
作者:
夏建中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05期
20世纪最后10年,欧美学术界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但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不是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取向,而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对象是现代流行文化。
一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属于文化的范畴。
在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
最早在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1871年,他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写道: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
这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定义已经有164种之多。
著名学者T.伊格尔顿在其最新的大作中指出,文化这一术语一直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被使用:
它太宽泛又太狭窄、太充满"人类学"的无所不包又太局限于美学意义上的思辨性2。
20世纪90年代,一些人类学者认为,文化定义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为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化,另一是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
前者指的是一个整体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这些模式在那些给事件和人际关系以明显结构的形态和反复出现的周期规律性中呈现出来,并且构成常被归为"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巨擘拉德克利夫-布朗就持此观点。
后者是个体习得的产物,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成员为了在他参与活动的这个群体中被相互接受地交往而必须知道的东西。
据此认识,文化不必为该社会甚或该群体所有成员所共享,而是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有关成员彼此授受意义,以至这些意义能够使他们达到共同的目标,因为他们建立了共同的理解和文化的想像。
著名学者R.威廉斯区别了三种定义文化的方式:
(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进程"。
(2)用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
(3)用来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3。
他本人则赞成文化的第二种定义。
汤林森指出,"所谓特定的生活方式,显然脱胎于泰勒式的复杂整体之文化观"。
他接着指出,一个文化只是指涉一个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这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极具意义。
比如,在学院之内,再没有比人类学更是以文化作为其研究对象了,但人类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奠基概念,却正是这样的一个认定"4。
在文化的"人类学"定义基础上,威廉斯接着提出了思考和分析文化的思路:
首先,文化人类学的思路,将文化看成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其次,文化表达了某种意义和价值标准;最后,对文化进行分析工作,应当是对明确或含蓄地存在于特定生活方式和特定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标准进行分类,将文化的"复杂组织"看成特定的生活方式。
流行文化的定义与文化的定义一样,也是众说纷纭。
首先,关于"流行"这个词,威廉斯认为有四种意思:
"被许多人特别喜欢的";"较低等的制品";"希望赢得人们喜欢而蓄意制造的作品";"那些事实上是为自己而制造的文化"5。
很清楚,任何流行文化的定义都将会把文化的不同意义与流行的不同意义进行结合,从而产生不同的组合。
因此,文化理论与流行文化衔接的历史,就是这两个概念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内,被研究者以不同方式组合的历史。
一般来讲,流行文化是与高雅文化相对而言的。
高雅文化一般"包括如古典音乐、严肃小说、诗、舞蹈、高雅艺术和其他为相对较少的并受过教育的人们欣赏的作品"6。
流行文化则是被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
如吉登斯就这样定义:
"术语流行文化指的是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7。
海蒂兹进一步具体指出:
"流行文化就是那类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
电影、录音录像带、CD或VCD、时装、电视节目、沟通和交流的模式等"8。
根据上述文化与流行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将其界定为:
许多人实践和追随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一些学者指出,虽然流行文化的"流行"肯定有一定的数量,因此判断流行文化需要一个量的标准,但困难在于,我们无法制定这一标准。
例如,1990年,帕瓦罗蒂使普契尼的《今夜无人入睡》列为英国流行歌曲畅销榜的第一位,但即使高雅文化最挑剔的捍卫者也决不会将帕瓦罗蒂或普契尼排除在圈外。
因此,对于量的标准的问题应当谨慎。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流行文化基本上(并不是绝对的)是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但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并不一定都是流行文化。
进一步的研究引起了更多的争议:
一些学者指出,流行文化是被排除在高雅文化之外的文化,即那些不能达到高雅文化所需标准的文化文本和实践就是流行文化。
这些学者坚持流行文化是大众生产的商业文化,而高雅文化是个体创造性努力的成果。
后者应得到道德和美学的赞扬,而前者只需进行社会学的考察。
另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流行文化就是"大众文化"、是毫无希望的商业性文化,是大众生产的、为大众所消费的文化,其观众是一群没有辨别力的消费者,该文化本身是有固定格式和具有操纵性的。
还有些学者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流行文化是渊源于"人民"的文化,他们不同意那种认为流行文化是强加给"人民"的观点,强调流行文化是"人民"的真正文化,它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流行文化、是为人民的人民文化。
此外,流行文化的定义还通常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缠绕在一起。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如G.特纳指出,这个词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术语"9。
J.卡瑞甚至指出,"文化研究或许更应当、也更确切地被叫做意识形态研究"10。
P.布迪厄在研究文化的消费时,也指出文化具有"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将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文化差别经常被用来支持阶级差别。
他举例指出,口味(taste)就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
其功能是"阶级"的标记,意指社会经济地位和特定的生活质量或"格调"层次11。
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人也都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来定义流行文化的。
二流行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一样,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及其批评、历史、心理分析、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流行文化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传统。
具体讲,主要是建立在19世纪中叶英国M.阿诺德(M.Arnold)思想的基础上,并在利维斯(R.Leavis)及其信徒的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阿诺德的文化观点是以截然对立为主要特征的,这在他代表作的题目《文化与混乱》上亦可体现出来。
虽然他的研究基本未涉及流行文化,但他开创的一个观察、特别是勾画文化领域的特定视角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在阿诺德的观点中,最重要的是将文化定义为"这个世界被思考和被解说的最好的东西"。
虽然阿诺德从未定义过流行文化,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认为"混乱"是工人阶级文化的本质特征,新都市和产业工人阶级活生生的文化就更是如此。
对阿诺德来讲,工人阶级文化在象征社会和文化堕落上,亦即对社会和文化权威的瓦解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将当时的英国社会分为野蛮人(贵族)、市侩(中产阶级)和平民(工人阶级)三个阶层,认为市侩是社会数量最多的部分,但缺乏美与智的内涵,必须用教育感化他们。
阿诺德认为,文化的功能有二重性:
一方面是使生产文化的中产阶级成为霸权者;工人阶级则总是处于"混乱"一侧,总是与"文化"对立或与"没文化"相联系。
另一方面,通过差别和服从战略,使不受管教和爱捣乱的平民大众秩序化。
利维斯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他借鉴了阿诺德的思想,也贬斥工人阶级的文化,并在解释流行文化时发展了后者。
他关于流行文化的看法形成于30年代。
与阿诺德一样,利维斯相信,文化总是被少数人所把持。
但是,问题是有文化的少数人再也不能用差别来贯彻其价值和判断,从而出现了"权威的瓦解"。
他提出应优先考虑19世纪前甚或17世纪前的欧洲严格的普遍文化。
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这种文化分裂为两种文化:
一种是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另一种是流行文化。
少数人的文化就是被思考和被解说的最好的价值和标准的化身(后来已多少被利维斯等人降低为文学传统),与之相对的是流行文化,即由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不加思考地消费的"商业性文化",如电影、广播、通俗小说、通俗印刷物、广告等。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这方面的理论。
在此,我们将这些理论取向分为六种:
1.英国文化主义理论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创建者有威廉斯(R.Williams)、霍卡特(R.Hoggart)、汤普森(E.P.Thompson)等人。
他们将日常生活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因此,他们的文化研究就成为超越美学-文学批评的社会批判理论。
正如威廉斯指出的,"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12。
目前,该中心的中坚力量主要是由社会学家组成的第二代学者13,他们是霍尔(S.Hall)、莫勒(D.Morley)、霍布森(D.Hobson)、威利斯(P.Willis)、海蒂兹(D.Hebdige)和麦克若碧(A.McRobbie)等。
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文化主义。
文化主义认为通过坚持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一个文化的文本形式和被文献记录下来的实践,能够重新建构该社会人们共有的模式化行为和思想。
他们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
霍卡特对流行文化的观点与利维斯的观点一样,都认为流行文化的风行表明,好文化让位给了坏文化,文化堕落了,即从健康文化堕落到不道德的流行文化。
他还与利维斯一样相信,这可以通过教育的普及来加以抵制。
而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霍卡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明确赞扬,这种差别也存在于对"好的过去/坏的现在"二元对立模式的不同看法上。
与利维斯不同,霍卡特的"好的过去"是指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
简言之,他赞扬的文化正是利维斯反对的文化。
这暗含着霍卡特对利维斯的批评或比后者进步的地方,进一步讲,他并不将工人阶级看做被操纵的流行文化的消极和无能为力的牺牲品,相反,他们还是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和辨别能力的。
霍卡特虽未明确指出,但其含义是明显的,即流行文化是由工人阶级使其大众化的文化。
霍尔不同意利维斯关于所有流行文化都是坏的和霍卡特关于只有当代流行文化才是坏的的观点,而是致力于训练更有需求的听众,这些人将需要"好的"而不是"坏的"流行文化。
但是,当分析目标转向青年亚文化时,他们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就有了明显的改变,转到了阿诺德和利维斯立场上。
青少年流行文化被他们看成"是青年自我表现的场所和商人们茂盛的牧场"14。
这方面的研究首推威利斯的《学会劳动》,该书被詹姆逊誉为"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15。
威廉斯的《文化分析》被誉为文化主义的奠基之作,它将注意力转向文化范畴这一点一直有极大影响。
威廉斯提出的文化的人类学定义,即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生活方式的论述成为、并且夯实了文化主义的基础。
同时,他提出的思考和分析流行文化的思路也构成文化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
2.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流行文化的研究还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
结构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来自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贡献,但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一股席卷世界的思想潮流,却是得益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多年研究。
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代表了将结构主义关于"符号"的理论引入流行文化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努力,它也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之一,该书副标题就是"流行文化诠释"。
巴尔特的目的是要弄清在流行文化文本和实践中那些含蓄的和未被注意的极大量的东西是什么,其指导原则是审问"虚假的显而易见"和"表里不一的东西"。
在一篇叫《今天的神话》的文章中,巴尔特勾画了他研究流行文化的理论设想。
巴尔特的方法采用了公式"能指/所指=符号",然后补充了词义的第二层次。
词义的第一层次他称之为"初级词义",第二层次则被他称为"第二级词义"或"隐含之义";然后他指出,正是在词义的第二层次,他称为"神话"的东西被生产和消费。
巴尔特所谓的神话是指被理解为意识和习惯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是在隐含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常常不被意识到。
它捍卫着现状---资产阶级的规范,并有力地支持着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标准,力图将事实上部分的和特殊的东西弄成普遍的和全面的,将文化的弄成自然的。
神话的产生就是由文化和历史的状态转入自然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状态的转折点。
巴尔特关于这种过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一张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的分析,这张照片出现在《1955巴黎游行》一书的封面上。
照片的"第二级词义"或"隐含之义"表示了,在政治危机(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之时,给予法国帝国主义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所有子民一致效忠的伟大国家形象。
结构马克思主义进入文化研究是在70年代早期。
在结构主义的再读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两个新概念:
"疑问性"和"症状性阅读"。
疑问性是一种结构,它强调、制约和生产了纵横交错、相互矛盾的全部话语节目,文本即从中被组织起来。
一个文本的疑问性只与其历史生产的瞬间相联系,它鼓励一个文本不回答它企图排除出去的问题。
因此,一个文本的疑问即是由缺席(未被说的)又是由在场(被说出来的)所结构化的。
阿尔都塞式批判的任务就是解构文本的疑问性,进行他所讲的"症状性阅读"。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一文中,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界定为被意识形态形塑的国家机构(教育、组织化的宗教、大众传媒、家庭、有组织的政治、文化产业等),以及在其中被再生产出来的物质实践(仪式、习俗、行为模式、思考方式)。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具体个人构造为对象的功能。
意识形态的对象是通过进攻或强加("Hailing"or"Interpellation"16)的行动生产出来的,这就是说要使对象服从于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对象的位置。
这样,意识形态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
例如,当我被一个广告告知"像我的人"正在转向这个或那个产品时,我是正在被强加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是成为那个群体的个体"我"。
我被称呼为一个在由代词"我"所打开的想像空间中认同自己的个体,于是我被邀为广告中讲话的"我"。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面对广告的诱惑性宣传时,常常会认为自己就是广告中使用某种商品的那个人或那类人。
但是,阿尔都塞认为,我对广告邀请的反应是意识形态上"被误认"的行为。
首先,这是一种为了广告能起作用的意义上的误认,它也必然邀请许多其他人也将自己误认(或认为)是那个话语中的"我"。
第二,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误认,即我在广告中误认(或认为)的"我",事实上是由广告创造出来的"我"。
广告就是这样讨好我们,诱使我们认为我们是广告话语中特殊的"我",通过这样做,使我们成为广告物质实践的对象或服从广告的物质实践。
3.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猛烈批判而著称于世。
该学派认为,马克思未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影响予以充分关注,而这一遗憾应由他们来弥补。
该学派关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与阿多尔诺、本雅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马尔库塞的著作相联系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描述流行文化的过程与生产时创造了"文化产业"这个深具批判力的概念。
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是千篇一律和可以预料的,对于受过训练的耳朵和眼睛,它是简单易懂的。
但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是文化。
文化产业生产劳动大众不必思考而消费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生产着使工人阶级对现状的心满意足以及使他们反政治或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并限制他们确立自己政治和经济目标的眼界,让他们觉得这些目标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和剥削体制中得以实现。
这就是文化产业对大众进行的操纵和灌输。
他们还认为,真实的文化是不同的,它是为那种对更好世界的渴望保存的一片理想空间。
它体现着对今天的批判和对明天的承诺。
它是人们进行斗争,并能够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王国、还能从中走出来的参照系统,但是,这种真实的文化今天也受到文化产业的威胁,后者越来越将其拖进为利润而生产的王国。
阿多尔诺的《论流行音乐》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流行文化的代表作。
在这篇文章中,阿多尔诺对流行音乐提出了三个引人注意的观点:
第一,通俗音乐是标准化的,是"虚假的个性化";第二,它促进了消极的消费;第三,它作为"社会凝固剂"而发挥作用。
70年代,随着《狱中笔记》被译成英文,葛兰西的影响越来越大。
葛兰西文化研究中最主要的概念是"霸权",自70年代中期以来,该术语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最近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葛兰西用这个概念来指称一种状况,即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来积极引导这个社会。
对此,E.拉克劳(ErnestLaclau)是这样解释的:
"一个阶级的霸权不能达到它能将自己关于世界的单一的概念强加给社会其他阶级的程度,但是它能达到以一种使各自潜在的对抗中立化的方式来连接关于世界的不同观点的程度"17。
后来,那些用霸权概念来解释流行文化的性质和政治意义,或者建立霸权与流行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家称自己的理论是新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视流行文化为被统治集团反抗力量与统治集团斗争的场所。
霸权理论也可用于流行文化之间冲突的类型分析。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一脉相承,J.哈贝马斯也研究了流行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指出它是普遍关心的事情能被讨论和形成舆论的公众争论的场所。
但是,现代社会的这种民主争论被文化产业所压制,大众传媒和大众娱乐的发展使得公共领域基本上是徒有虚名。
商业利益战胜了公共利益,"公众舆论"不是通过公开、理性的讨论,而是通过操纵和控制而形成。
曾是利维斯信徒的D.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也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在其极有影响的论文《流行文化的理论》中,他提出了流行文化应被谴责的观点。
因为,首先,它是一种寄生于高雅文化身上的文化,但却不给高雅文化任何回报。
第二,它是上层强加给大众的文化,民俗文化(FolkCulture)是人民的文化,而流行文化是为了人民消费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由商人们雇佣技术人员编造出来的,其听众都是被动的消费者,听众的参与只被限制在买与卖之间。
而且,这种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为赚取利润或为了维持其阶级统治而开发的,他们利用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它确实是维护而不是破坏阶级社会的不平等。
麦克唐纳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对"同质文化"的厌恶,同样悲观地认为:
"文化远远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如果它不再变得越来越坏,我们就万幸了"18。
4.女性主义的流行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是超学术文本和实践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它关心的是妇女受压迫和授权给妇女的方式和手段。
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对流行文化研究有巨大贡献,比起其他任何研究来讲,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传统的决裂可说是最彻底的。
这种传统就是流行文化研究一直是从一个"相当的"距离来研究"其他人们"(或其他阶级和阶层)的文化,而女性主义是对自己的研究。
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的主要观点相左,女性主义理论扬弃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主要指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认为流行文化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代表的是男性利益并反对女性的利益,隐瞒、歪曲现实社会的社会性别关系,将部分真理说成是全部。
由此不难看出福柯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福柯关心的是知识(文化是其一部分)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在他称之为口头或书面表达的组织形式和概念框架---即话语中活动的。
福柯认为,话语就是在服务于某种类型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中组织知识的特定方式,这个概念框架允许某些思想模式而排斥其他思想的可能性。
他借用尼采的观点:
知识是作为权力的武器而发挥作用的。
福柯不是将权力看做消极的力量或某种否定、施压的东西,他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力量。
"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
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客观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19福柯结合性的历史详细描述了权力的程序与礼仪,他认为权力不是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而是策略、角逐的领地,是有权的人与无权的人不平等关系的集中展示。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20。
女性主义认为福柯的分析模式可以使女性主义者以更详细、更具历史感的分析,来解释代表特殊利益的权力运作和分析抵抗这种权力的机会。
具体来看,对女性与流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是由T.摩德丝吉(T.Modleski)做出的。
她认为,流行文化常被界定为女性气质的,而高雅文化则被界定为男性气质的。
而且,今天人们还认为,妇女应当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的出现负责。
父权制为中心的传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深厚的看法,即将女性气质与消费、阅读联系起来,而将男性气质与生产和写作联系起来。
摩德丝吉进一步完整地勾勒了这一对立的模式内容:
高雅文化/流行文化,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生产/消费,工作/闲暇,理智/情感,主动的/被动的,写作/阅读。
另一位女性主义者I.安戈(IenAng)在她的一部著作中对美国黄金时间所播映的肥皂剧《豪门恩怨》进行了分析21。
安戈在该书中定义了她所说的"流行文化意识形态",这就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肥皂剧像其他流行文化的例子一样,都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根据两个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商品:
意识形态的物品和利润的增殖。
安戈尖锐地将这种东西看成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一个扭曲的版本,交换价值完全掩盖了使用价值。
像马克思一样,安戈坚持不可能从它产生的手段来看出一个商品是怎样被消费的。
J.莱德蔚(JaniceRadway)的《阅读罗曼史》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她在书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浪漫故事读者---"普通妇女"身上。
作者调查了42个妇女(大多数结婚并有孩子)的阅读实践,这些人长期读浪漫故事。
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程序,莱德蔚构建了一个实际阅读罗曼史的模式。
她发现了妇女为什么阅读、怎样阅读和为什么阅读罗曼史小说,以及她们怎样分辨"真实"的和虚假的罗曼史。
她认为,罗曼史阅读在文化意义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如果分析文本,罗曼史阅读看来像是对父权制的投降,是在抑制女性的反抗意识,这种阅读把她们引向浪漫化的消极期待之中,从而使她们安于现状;另一方面,如果注意她们的行动,罗曼史阅读则意味着一种"温和的反抗",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的表现。
在这方面,"行动"的意义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张力成为她的关注点。
莱德蔚在研究中并未沿用文化商品支配消费者,消费者被动地接受这些商品这一通常所认为的流行文化消费模式。
她认为,流行文化的消费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的消费过程,人们对文化不仅仅是"消化和吸收"。
她赞同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主张文化是一个系统,它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意义,文化是"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22。
5.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已经再也没有区别,他们声称所有的文化都是后现代主义文化。
他们反对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键区分,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商业性文化。
后现代主义反叛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再也不是令人震撼的东西,它已失去了动摇和抨击资产阶级的能力。
而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边缘中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替代品,其代表人物如布瑞特(BertoltBrecht)、艾利奥特(T.S.Eliot)、乔依斯(JamesJoyce)、沃尔夫(VirginiaWoolf)、皮卡斯(P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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