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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的发展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备课资料(周明学)
课程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的流通的经济活动。
商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的剩余之后才逐渐产生的。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内部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称商业,专门从事交换的人称商人。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对称,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
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商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来进行商品交换的行业。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商业是一个行业。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包括物物交换和商品流通两种形式(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做商品流通。
用公式表示为:
商品——货币——商品);商业只是商品流通的行业。
商品经济产生于前;商业产生于后,物物交换的行业不能算是商业。
一、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各历史时期商业的发展都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
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一低”“两高”“三次飞跃”。
或者呈现出“高、低、高”的发展趋势。
1、第一次高潮:
春秋战国、秦汉
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物物交换,严格而言,不能算是商业。
(1)商朝:
产生“商人”“商业”
商朝人善于做买卖。
商亡后,商族人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为了维持生计,做买卖的更多了,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职业。
由于当时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是商朝的遗民,周人便称买卖人为“商人”,称商族人从事的职业为“商业”。
“商品”“商务”“商旅”等皆从“商人”一词沿用下来。
与“商人”“商业”名称的由来相似的还有:
“胡说”的由来:
“胡说”一词始于东晋之后,当时,鲜卑、匈奴、羯、氏、羌先后统治中原地区(人称这一时期为“五胡乱中华”)。
胡人即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尽管文化较为落后,但军事力量很强。
因西晋王朝腐朽,被他们打进中原,并赶走西晋统治者。
“胡人”主宰中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混乱。
由于以前汉族统治者说话、办事完全依孔子的学说作根据,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而胡人却不来这一套,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说话、办事是没有任何礼法为根据。
因而,汉人把乱说和没有根据的说话,称之为“胡说”;这样,把乱闹、没有原则的闹事叫做“胡闹”。
“汉族”的由来:
建国初期史学界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汉族的先民,经历夏商周三代长期发展,至春秋战国,形成了以“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体,以与周边各族相区别。
战国七雄兼并,共称“诸夏”。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诸夏的事业,又出现了“秦人”的族称,直到汉代,匈奴、西域等处各族,仍称中原人民为“秦人”。
汉继秦而兴,国力盛极一时,曾多次派遣使臣出外,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使臣们必然要报称自己是来自汉朝的使者,而反过来,所到之处的人们也就自然会相应地把他们称为“汉人”。
据说“好汉”这个词,就是来自匈奴人对勇武的汉人的称呼。
汉以后,周边各族即以“汉人”称呼中原人民。
可见,作为族称,“汉”先是他称,后来才逐渐变为自称。
(2)春秋战国:
出现商业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和井田制的崩溃,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而促动了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经商之潮风靡各国。
①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出现私营商业
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政策,将商人们集中起来,设官统一管理,为他们提供衣食,驱使他们为政府服务。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私营商业,“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而且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的主体,自由大商人增多。
②出现了许多大商人,商人社会地位较高
这一时期既产生了许多职业商人,也有一些卿大夫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的。
商人的活动不受国界限制,商人受到普遍的尊重,当时商人没有后来的那样特别的标签,农、工、虞、商并无贵贱之别。
(中国古代职业商人的命运:
春秋战国时无贵贱之别;战国秦国实行抑商政策,在法律上将商人降为贱民,秦汉至隋唐因袭之一,唐代规定“工商之子不当仕”;宋代商税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人们对商人的认识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宋代的经济改革常常邀请商人参与讨论,宋代政治领域也向商人开放,商人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主流)。
许多国家重视商业,甚至以商立国——以商业为中心,发展经济,如齐国、郑国。
(魏国、秦国是以农立国的代表)。
职业商人中,不仅有大量的中小商人,也涌现了许多资财雄厚、富比王侯的大商人。
许多大商人,不仅在商业上取得重大成就,还凭经济实力影响着政治、文化等。
有许多人由商而仕,取得重大政治业绩,不仅控制经济,甚至左右政治。
后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许多著名商人立传,如范蠡、白圭等等。
当时的大商人,著名的有子贡、吕不韦、范蠡等。
子贡:
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孔子高足,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被称为儒商之祖。
官至鲁、卫两国之相。
范蠡:
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
后人尊称“商圣”。
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
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
吕不韦:
战国时代卫国著名商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后位及秦相,在秦为相十三年。
③出现了许多商品市场和商业都市
如中原市场的形成,在中原市场上(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匹、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商品虽多,但以奢侈品和各地土特产品为主。
许多政治中心(如临淄、邯郸、郢等)成为了繁华的商业中心,聚集中许多人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城市。
城市的两个基本标志:
a、众多的人口;b、固定的市场。
战国前,城与市基本是是分离的,“城”更多的功能是政治中心、军事据点,不是商业中心。
最早的“市”(交易场所)是在城外井田之中,“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
到战国时,许多国家的都城中,都有繁荣而喧闹的“市”存在,城与市合二为一了。
这与战国时兼并战争频繁、持续时间长有关。
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是难以长期固守的,春秋时,战争一天或数天可结束,而战国时的战役一般时间较长,一年或数年。
④金属货币的广泛铸造和流通
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币(没有文字),商、周时期的墓葬里,经常出土贝币。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已经从西周及其以前的以贝币为主,转向流通铸币。
货币从物物交换到以自然物为币,到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到了金属铸币的阶段。
这是货币经济的巨大发展。
这一时期的铜铸币从形状和分布上,分为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四种。
在大宗交易中,黄金也是普遍使用的货币。
如楚国的金币——爰金,多铸成长方版状,每版重一斤。
上面压印有十几个“郢爰”或“陈爰”字样的小方戳。
郢、陈为地名,爰是重量单位。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具有实物用品的形状,正说明它是脱胎于一般等价物。
布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是从青铜农具镈演变而来演变而来的,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在古代通用。
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
刀币——其形状像刀而得名,齐、燕、赵等国都铸造过刀币。
圜钱——圆形,中央有一个圆孔。
也称圜金、环钱,圜huán。
一说由纺轮演变而来,是方孔钱的前身,主要流通于战国时的秦国和魏国。
蚁鼻钱——又称鬼脸钱,从仿制贝转化而来的,是铜贝,是楚国流通的货币。
由于楚国的经济、文化比中原各国落后,镈、刀、纺轮的使用也较迟,铜铸币就沿用了仿制贝的形态。
蚁鼻钱的形制,为椭圆形,正面突起,背面磨平,形状像贝但体积较小。
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尖端常有一孔。
钱面阴文多见为“紊”字;此文铭于钱面,看去似一蚂蚁歇于鼻尖,故俗称“蚁鼻钱”。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皆有铭文,铭文的内容主要是地名或城邑名,都表现了纪地钱的特点,这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分散的状态。
我国钱币一般都铸有文字,体现着我国及东方货币文化的基本特色。
钱币文字有面文和背文.包括文字和纹饰,其中记载地名的钱文即纪地钱,在我国钱币中占育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并能认定地域的春秋时期地名布币就有80余种。
而战国时期,货币上出现的地名文字即达200余种。
这些钱币上的地名,几乎都是当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都城、要邑及边防重镇,或是具有重大政治军事纪念意义的发祥地。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套钱文钱币,就是一本完整的春秋战国地名图。
它对当时各诸侯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各大商业城市的分布和发展,对我国古代地名及其沿革,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研究资料。
(3)秦汉:
艰难发展
先秦时,人们的生活多以自给性消费模式为特征,只有自己不能生产的物资,如食盐、铁器才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
至秦汉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阶层的商品性收入与有效消费需求有所增加,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使大多数家庭的商品性消费的比重有所增加。
增加到何种程度?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多数认为,秦汉社会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
秦汉时期商业发展比较艰难,但还是得到了发展。
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有时采取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今人对先秦以来一种政策的概括,古人没有使用这一成语。
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传统政策,既缺乏连贯的史实支撑,也不能在概念内涵方面取得一致。
汉代采取抑商政策最明确的是汉高祖、汉武帝。
如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
而汉代采取重商政策最明确的是汉文帝、汉景帝。
如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
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
文帝十二年,即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互市,发展边境贸易。
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4)局限性:
①商品以奢侈品、工艺品和土特产品为主
②经商的时间、地点受到限制(成语、典故——郑人买履:
春秋时代,“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
至之市而忘操之。
已得履,乃曰:
吾忘持度。
反归取之。
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人曰:
何不试之以足?
曰:
宁信度,无自信也。
”)
2、低潮: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动荡,战乱不止,城市屡遭破坏。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洛阳被毁,几成荒丘。
以后历次战争,长安、洛阳等城市一再被毁。
而且,这数百年间,南北分裂对峙,也给商旅造成不便。
因而,商业萎缩,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那时,货币流通量较小,有些地方“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原因:
(1)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都属于自然经济
(2)长期战乱,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城市遭到破坏
(3)政治分裂,关卡林立
(4)征收实物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兖、豫两州征收户调,征收物为绵、绢。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正式颁布户调令,规定每户征收绢2匹、绵2斤。
这是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户调制度。
户调的实行,取代了汉朝以来的算赋和口赋,从此与田租一起成为国家的正式赋税。
汉朝的人头税——算赋和口赋,征收的是货币。
)
(5)迎来了历史上非常寒冷的时期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
四个寒冷期分别是:
西周寒冷期、东汉南北朝寒冷期、两宋时期、明清严寒期。
四个温暖期:
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东周到秦汉温暖期、隋唐时期、宋末元代温暖期。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 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
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
据张家诚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
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农业总产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减少,就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
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减产,那么人口在剧减之后长期停滞,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
在东汉南北朝寒冷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我国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国人口“大落”持续最久的时期。
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
自3世纪后期到6世纪下半叶,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
因此气候变化通过化影响农业产量而对人口变化发生重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同样,气候变化通过化影响农业产量而对商业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也是无可置疑的。
3、第二次高潮:
隋唐至明清
(1)隋唐:
表现:
①都市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起来(市场空间扩大)
在州县城以外的水陆交通要道,或关津驿站所在之地形成的集市,又称草市。
“集”含“人与物相聚会”之意,到集市买卖称“上集”、“赶集”。
唐代政府规定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唐景龙元年707年的敕令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注:
《唐会要》卷86《市》),但是正式的州县之市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定期集市,故称之为草市。
草者,非正式、非常设、草创未完之义,以免触犯政府法令,与县以上治所设立的“官市”相对立。
草市是一种新的商品交换场所,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市场,是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经济实体和活动。
交易的商品主要是水产品、盐、酒以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
草市东晋已有,唐朝中期以后,农村商业发展,草市更盛。
张泽成《唐代工商业》:
江淮以南,东晋南朝时已出现了草市,唐代草市为数众多。
作为州县官市之外的交易场所,草市都是不合法的,但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规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②邸店、柜房、飞钱相继问世(为长途贩运、大宗买卖服务)
邸店:
是专供商人存货、交易和居住的地方。
“邸”原是指堆放货物的货栈,“店”原是指沽卖货物的场所,最初两者有所区分。
南朝时已有邸店联称,唐初以后,具有旅店(住商客)﹑仓库(堆放货物)﹑商店(交易场所)多种性质(三合一)。
由于获利丰厚﹐唐期许多贵族、官僚纷纷开设邸店,与民争利。
柜房:
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
但存款人需付租金,不得息,此与今银行不同。
飞钱:
又称“便换”。
既不会“飞”,也不是“钱”,是我国最早的邮政汇款,是一种汇兑方式。
生意人的本、利数额巨大,带着大批铜钱上路,十分不便,“飞钱”便是解决这个难题的。
“飞钱”的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其时,各个“道”(唐代地方行政区。
唐初有州328个、县1573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后增至15道,作为监察区,未成定制。
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如汉刺史。
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
安史之乱之后,道与方镇合一,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级政区)在京师都设有驻京办事机构——“进奏院”,其职责是呈交奏章、传递文书、交纳赋税等,如同现在的省、市驻京办事处(中央集权的产物,目的之一是跑“部”“钱”进)。
商人把钱交给“道”设在京都的“进奏院”,“进奏院”接受后,当场填写一式二份票券,票券上载明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
票券的一份交给商人,另一份由“进奏院”收执后,着专人传送本“道”的取钱机构。
商人轻装登程返回本“道”,“合券乃得取之”,就是至取钱机构出示票券,经办人核对二份票券相符后,将钱如数付给。
这个票券,即取钱凭证就是“飞钱”。
严格说来,“飞钱”只是唐人俗称。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
在官府文案中,这种现象叫“便换”。
飞钱兴于蜀,一是蜀道难,入蜀交通运输一向被人视为畏途,二是蜀地商品经济发达,蜀茶及其它蜀地珍宝物产远销长安。
飞钱盛行于长安以及扬州、广州、成都之间。
“飞钱”的好处:
一是各地不用运输全部税钱到京师(安全与方便),进奏院接受商人的钱,并非全数押运回本“道”供商人提取,而是充入“道”向朝廷交纳的赋税中;“道”应交的赋税,也就用不着全数运往京都了。
这样,安全而外,又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诚如《国史旧闻》卷二十九“飞钱”所云:
“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
”二是适当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宪宗下令,飞钱业务由朝廷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收取手续费10%,即每飞钱—千贯(一贯一千文)付费一百文。
三是商旅不用长途携带货币,飞钱的出现,免去了携带巨款长途跋涉之苦。
“飞钱”的汇兑形式,诸如一式二份票券、填写项目、甲地交款乙地取款,交款与取款手续,与近代以来的邮政汇款基本相同,名副其实是汇款先河。
原因:
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而胡如雷认为,“飞钱”的出现是商业经济发展受滞的产物。
②大运河的开通
又名京杭大运河,南北走向。
中国自然河流多东西走向,运河多南北走向。
大运河纵贯南北,是中国重要的一条南北水上干线,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
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便利了南北大量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局限:
商业活动受到时、空限制
(2)宋代:
出现商业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性发展(日本学者称之为“商业革命”)
表现:
①农产品、手工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商品种类迅速增加,以日用生活必需品为主
食盐、丝帛、酒、铁等传统大宗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进一步发展,宋代商品结构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宗商品,如粮食(因经济重心与政治重心、军事重心的分离,需要南粮北调)、茶叶、香药、纸张、书籍、荔枝等。
②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北宋初年,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四川成都首先行用纸币——“交子”。
“交子”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北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货币信用关系的发展。
由于商品交换更加频繁,商品交换需要的媒介——货币量就更多。
当时不仅有铜钱,而且有铁钱(铁钱币材不理想,重但价值低,且易得易仿),金属货币携带十分不便。
尤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交通十分落后的四川。
据说当时人们要买一匹布,须带上的铁钱约七八十斤重,遇上大买卖就更麻烦了,这对于商人来说极不方便。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之一起源于飞钱说。
“交子”的出现,不仅货币的种类增多,而且是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飞跃。
而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纸币本身不具价值,也说明了货币信用关系的发展。
“交子”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北宋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特别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
由于纸币的印制对纸的要求很高,必须是光洁坚韧,并且能够大量制造,价格便宜,才能适应大量印刷与频繁的流通与磨损。
唐代以来出现的“皮纸”光滑细密而又坚韧耐久,质量较“麻纸”、“竹纸”要高。
皮纸是用生长在古藤皮或者楮皮(楮,chǔ,落叶乔木,叶似桑,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
古时亦作纸的代称)制造的。
皮纸的出现,是造纸术的一个巨大飞跃。
造纸原料从草本植物转向木本植物,是造纸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至今世界造纸业原料仍以木材为主。
皮纸类中的楮皮纸,因其细白光滑坚韧,价格相对低廉,得以有条件成为宋代纸币的专用纸。
纸币的印刷技术,较普通书籍要求更高。
以交子的印制而论,还必须突破金属雕版和套色彩印的技术难关。
最初发行的私交子上,用红、黑两色套色印刷人物、树木、房屋等图案,后来发行的官交子用六块铜舨,以黑、蓝、红三色套色印刷。
所以有人认为,“交子不但在经济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文化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的印刷,大概是使用铜版,这是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的头等大事。
”
③商税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宋代商税分住税、过税和专卖税。
住税是对开店的商人所征收的落地税,税率3%;过税即对过行商所征收的通过税,税率2%。
我国历代财政收入中,均以土地税为支柱,而到了宋代,商税则占了重要地位。
997年,商税约占35%,1021年约占52%(商税始超两税——土地税、财产税),1077年约占70%。
商税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是宋代的时代特征,不是此后元明清时期共有的趋势和现象,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④城市中的市坊界限被打破
西周以来,即实行市坊分离的城市管理制度——市坊制度,汉唐都实行这一基本制度。
居民区——坊,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形成我国城市传统的市坊制度。
对市、坊实行严格分开的制度,体现了城市管理原则是“治安管理和政治管理”为中心,经济功能处于极其次要地位,城市管理的目标是有效的社会控制,具体目的有二。
一是出于防御的目的。
作为居民区的坊,又作防。
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就是出于防御目的,另外从实行的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入夜以后和五更以前,居民不得出入坊门,也明显流露防御性质。
二是市场管理的需要,市四周有围墙,官府设立市令或者市长,对交易的地点和时间进行严加控制,市内定点交易,定时开关,闭市后不许交易。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品交换需求的扩大,限时交易的封闭型市坊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
从唐中期开始,市坊制度已发生松弛、裂变。
中唐以后私自拆毁坊墙、临街开门的现象时有发生。
到了宋代,封闭性的市坊制度正式宣告崩溃,全城皆市,面街开店和夜市公然盛行,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也被彻底取消。
展现了宋代城市管理以经济社会为主旋律,不再以治安管理和政治管理为最重要目的了。
对于由市坊废除所产生的变革,有人称之“城市革命”。
例举变革之“唐宋城市生活的变化”:
唐时,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并无大区别。
在均田制下,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一样授给耕田,坊中并非全然是民居,还有大片耕地。
在市坊制度下,除了食禄之官和食利之商外,普通坊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乡村农民一样的生活。
由于市坊制度的时间限制——日暮闭门,五更启户,普通坊民比乡村居民更少了一份自由。
也就是说,唐代市民主要以农业为营生,从事农业是其主要生存方式。
到宋代城市生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居民不再坊墙的局限,不必再定时起居,定点交易,居民可以面街开店,同时他们可以享受乡村居民没有的丰富的娱乐消费。
也就是说,宋代的城市生活比唐代更为丰富,居民的生活更为自由,谋生手段更加多样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如说唱表演,说书——话本为基础;唱以诗词,以词为主)
⑤出现大量草市、市镇、早市、夜市等(此处“市镇”似乎用“镇市”更妥。
“市镇”更具行政管理色彩,而“镇市”则更偏重商品交换。
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
草市:
北宋王朝建立并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下来,这无疑有利于草市的发展。
同时,宋太祖赵匡胤又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承认了草市的合法存在——用纳税作代价换得。
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各种名目的草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可谓“星罗棋布,遍布全国”,成为最有活力的商品集散地。
据周宝珠先生不完全统计,共27607处。
市镇:
市和镇原是不同的概念,在唐宋以前是有严格区分的。
市指商品交易场所、商贾聚集之所,起源很早;“镇”则是军队驻防之地。
“镇”最早出现于北魏,是军事性的设置,唐、五代亦然,名曰军镇、藩镇。
宋朝废除了大量军事性的镇,出现了大量的市镇——经济性的镇,是“州市、县市”(在州设市,称为“州市”;在县设市,称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制。
一般来说,“市镇”应该包括两个要素:
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二是有派驻市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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