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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1
1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实践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实践表明,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国,形势越是纷繁复杂,社会意识越是多样化,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这是保证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缺乏共同的价值追求,国家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发展就会面临严重障碍,社会和谐就会失去根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民族分裂、国家解体。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那种用社会意识多样化否认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认识是肤浅的,也是极其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本质要求。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的本质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要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其次,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
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和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固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它只有同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因此,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
第三,这是不断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强有力理论指导的需要。
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前进。
当代中国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任务艰巨而繁重。
要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必须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2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关系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际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并且当其成为当代这个历史时期的时代主要特征(即全球化时代)时,风险也成为同一个时期社会的基本特征。
风险社会出现了。
对全球化的理解因采取的视角和关注的领域不同而多种多样。
近年来非常活跃的英国学者赫尔德等人在总结了一些代表性看法(比如大前研一的“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吉登斯的“距离遥远的行动”、哈维的“时空压缩”)后提出,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
”全球化包含着四种变化:
1、跨越了政治边界、区域或大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活动;2、不断发展的网络和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的流动;3、运输和通信体系支持的全球交往和联系;4、事件的全球效应。
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教材《全球社会学》中归纳了六种对“全球化”的理解:
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动的增长;世界所有居民都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增加;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强;跨国行为体的发展和跨国组织网络的扩展;全方位的一体化。
毫无疑问,这些理解各有见地,但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风险的后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边界,出现了全球风险;全球风险推动了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风险共识的形成,产生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
这样全球风险与全球风险意识就构成了新背景下风险的主—客观形式。
具体来说,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变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没有限制的。
越来越快的技术的变化,以及生产、消费和信息的全球化,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任何一种事物固定不变,那是不可能的。
”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
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风险源的增加包括三种:
(1)输入型。
流动的加强带来了新的风险源。
最典型的是传染病的蔓延和外来物种的入侵。
(2)卷入型。
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空气、河流、货币本位体系等是主要的扩散载体。
它与输入型风险的区别有两点:
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种系统性载体,二是后者的种类更加多样。
(3)诱发型。
一些外部风险发生后诱发了类似的或另外种类的风险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发生,典型的是风险恐慌的产生以及通过比照,人们对治理机制产生的不信任。
风险源的增加必然带来风险种类的增多。
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
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
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
吉登斯说:
“较多的相互依赖,上至全球化的独立系统,意味着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到那些系统的不幸事件,在发生时就会有更大的易受伤害性。
”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
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
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再次,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的形成。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下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
“地球村”就是对这种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绘。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文明的风险”,或者说是人类的风险。
因此,面对共同的风险,人类有了基本的整体性共识:
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
但是,全球风险意识还只是雏形。
各种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风险意识,使之常常屈服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之下。
最后,全球化呼唤着并推动着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
风险来源与影响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风险遇到了诸多悖论,比如:
减少风险的措施可能给处于风险中的相关人员造成更大的风险;为某个社会行为者创造安全的举措可能无意识地给另一个行为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减少风险的政策可能给所有行为者带来不安全;某个团体的乐观行为可能对另一个团体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对一个团体的保护可能造成了对所有团体的伤害。
风险悖论说明了现代治理机制遇到了危机,必须进行全面改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为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全球性共识的达成、风险治理和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机制的关系等。
总之,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风险秩序以及风险社会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间的特质。
这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治理形态提出了挑战。
3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首先是经济和私营领域的增长规模使北京更难驾驭经济,其次是经济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实现新的平衡。
虽然投资始终比较有效,但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相比,目前投资的增长率过高,而并非所有领域的投资都很值得。
第三,中国的薄弱环节在于欠发达的金融领域。
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储蓄的投资选择有限:
低利率的银行账户;股票,对治理的担心始终挥之不去;房地产,很多城市的房价已高不可攀,这使得经济极易出现泡沫。
中国须避免廉价货币、单向预期和杠杆作用之间极具破坏性的结合。
像几年前在美国常谈到的“格林斯潘对策”,即通过保持低利率来支持股票市场。
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不能陷入同样的困境,这些增加了中国近期受挫的风险。
食品价格和工资上涨也提升了紧迫感。
面对这一情势,当局要么是不充分解决问题,拖延为之买单的日期,更可能的是,他们突然采取紧缩性政策。
这一紧缩需要进一步控制贷款额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幅加息、部分地区开征房产税,以及可能超过市场预期的货币大幅升值。
中国不希望经济脱离轨道,因为如果经济增长过程受到影响,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对大宗商品和贸易等领域造成沉重打击。
对此,持停走钟表论调的人会说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并引发大量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日趋泡沫化的猜测。
但中国经济出现的任何增长放缓,都可能是暂时的。
事实上,中国存在商业周期,虽经济趋势总体向上,但中间仍会有些曲折,而这可能会为投资者带来买入机会,而不是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理由。
中国的增长是实在的,它不是泡沫经济,而是容易产生泡沫的经济。
不过,中国近期面临的风险,需认真对待。
我们需要考虑具体的环境,但这不会改变经济长期积极的增长前景。
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
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可能持续一代人或更长时间。
全球经济规模是十年前的两倍,已超过衰退前的峰值水平。
4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思考
5试论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关系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已经明显地包含了进行政治建设的含义,但在表述上相比较而言,现在提出的“政治建设”概念更精练、简约。
尤为重要的是,十六大报告提出“政治建设”,使之与我们党长期以来提出来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对应,构成社会主义建设完整的三大部分,凸显了“政治建设”的地位。
我们党提出的政治建设,是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完善,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充实、扩大。
正如江泽民所说: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治实践,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将借鉴和吸收以往一切政治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解放。
十六大报告在提出政治建设时,把它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进行政治建设时不能脱离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也不能脱离政治建设。
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试作如下分析。
包容关系。
即政治建设之中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关系。
政治建设与政治革命不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新政权的实践活动。
建设,则是人们在一个稳定的政权领导之下,从事积极有益的实践活动。
它既有创立新业绩,增添新成果的创新活动,还有巩固、维护和扩大这些业绩、成果的常规活动。
政治建设,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规则的创设以及为实施政治法律制度和规则而开展相关活动的过程。
政治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创设有两种情况:
一是表现为从无到有的创新;二是表现为对旧体制的创新。
对旧体制的创新就是改革。
改革,专门针对事物中存在的不合理的部分和不合时宜的因素,对其进行根本的变革,使事物按照新的机制运行,形成新的格局。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对原来有弊病的那些具体政治制度,实施革故鼎新手术,形成新的政治体制的过程。
由此可见,从政治建设的全部内容来看,它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制度变迁的创新事业,也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之内。
政治建设涵盖的范围广大,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占据其中特定的范围。
重点关系。
即政治体制改革构成政治建设工程的重点。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政治建设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起点的。
当时要打破僵化、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依靠政治体制改革的强有力手段。
经过2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系列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规则规范得以形成发展。
但是,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还没有被完全克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面临着许多任务。
我们仍然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主旋律。
很明显,这次十六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并列在一起,就是为了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是经常发生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
同样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要实现民主政治现代化,也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贯彻于全过程。
互促关系。
即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建设的重点,但不是政治建设的全部。
政治建设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外,还有其他的内容。
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围绕这个目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政治建设的任务应同步进行。
实际上,改革和建设总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割。
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为政治建设开创了新局面、指明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政治建设巩固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为下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开辟新道路、创造新条件。
只有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更好地发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建设”同“政治文明”的关系。
政治建设的概念侧重于动态方面,表现为政治活动、政治过程、政治手段的动态形态;政治文明的概念侧重于静态方面,表现为政治状况、政治成果、政治目标的静态形态。
因此,政治建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等活动,是达到一定政治文明成果、实现一定政治文明目标的政治手段。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客体解读
(1)马克思主义的客体观认为,客体是指在实践过程中,同主体一起构成实践的两极,并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相互联系的外部客观事物,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以及认识活动中的指向对象。
客体分类:
一是自然客体,二是社会客体,三是精神客体,四是自我客体。
(2)客体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1)从客体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时代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这样一个客体性问题。
2)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
一是认识与被认识,二是改造与被改造,三是满足与被满足,四是审美与被审美.3)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接受、服从、内化和外化中,形成了毛泽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具体体现.
7从过程论的视角审视马义三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
而这个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决定了它表达的思想内容、蕴含的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差异,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不可能机械照搬一百多年前的理念来解决。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同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能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经过几代人多年的艰辛探索,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简称“三化”),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些年来理论界一直在热烈讨论“三化”这个话题,对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是有益的。
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很自然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对“三化”的关系有一些认识,深深感到“三化”也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关联性,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共性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个性就是“三化”的各自的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三化”的核心和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中国,正确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深刻分析,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需要,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科学分析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但是理论创新单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找准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三化”的灵魂和动力。
正确认识时代特征,是提出正确的理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把握了时代特征,才能创造符合时代潮流、具有生机与活力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反之,离开时代特征制造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就像沒有灵魂的僵尸一样,沒有生命力,最终为时代的潮流所抛弃。
而决定一定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是该时代的经济状况、科技发展、政治力量和阶级力量对比及其变化。
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生命力源泉和动力。
正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判断国际格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时代脉搏和特征,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大视野中去观察,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抓住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战略机遇,提出具有鲜明时代感和充满活力的理论观点、战略目标和策略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新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世界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确定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世界眼光,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时代特征出发,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策略思想。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变化,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世纪之交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制定了我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工作的战略策略。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环顾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新特征,进一步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进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三化”的归宿和落脚点。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而实践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只有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时代化,还要大众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才能把理论转化为现实。
我们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讲话都具有大众化的特征。
理论界也产生过许多大众化的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方面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认同和践行。
首先是内容大众化。
就是理论的内容要体现中国人民大众的意志,反映中国人民大众的愿望,贴近中国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中国人民大众乐于接受,愿意为之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这个特点,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相融合、与中国人民大众的需要相吻合的理论。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思想武器。
因此,大众化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是形式大众化。
毛泽东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反对“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说教、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相融合。
形成一批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为中国老百所喜闻乐见的中华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这个特点。
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求的变化,精心编著一些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通俗读物,以满足人民大众丰富多彩的需要。
第三是语言文字大众化。
语言文字是理论的载体,理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和传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
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著作中,没有晦涩的西方式语言,没有深奥难懂的词句,而是运用通俗易懂、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他们深刻的思想和观点。
比如毛泽东用“箭和靶”的关系形象地比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生动形象的通俗语言,阐发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易于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接受。
应当指出近年来在文风方面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比如汉字里面夾“洋文”、文字艰深晦涩,有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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