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忍者北京的城市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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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忍者北京的城市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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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忍者北京的城市生活
中国周刊201107期封面
徐一龙
多年以前,人们不愿忍耐乡村中机会与公平的匮乏,来到城市。
而在城市中,机会被越来越拥挤的人流稀释,公平也逐步触顶。
人们却也无处可去。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有一天,一个朋友有点小激动地对我说:
你还别说,快速公交一开通,上班用的时间果然短多了!
我问:
缩短了多少时间?
他说:
半个小时。
我问:
那你现在上班得多少时间?
他说:
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
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时不到两个半小时而兴高采烈。
我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乡的县城逛个来回不过一个小时。
大城市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和幸福感受。
而这,正是我们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即使这样的快乐生活,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最东部,过去叫通县。
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总是从此路过。
现在,每天有大批白领从这里出发,进城上班。
这里小区成片,房价相对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
朋友上班,总是先乘坐公交车到达东三环的国贸,再搭乘地铁。
前段时间,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区的快速路上,划出公交专用道。
朋友正是因此节省了时间,可私家车主们因此骂声一片——网上有图片,小车们被堵在路上,而旁边的公交专用道空空荡荡。
无论对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车主,还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两个半小时而窃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该如此。
正因类似原因,每每有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利好消息,总有人愤愤不平。
不过,有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大城市的人口不断激增。
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
广东省3000万的流动人口,70%来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华的珠三角地区。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来自外地人,外来常住人口已达到897.7万人,接近人口总量四成。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961.2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达704.5万。
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给人口总量划了个红线——2020年之前不超过1800万。
去年年底,人们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而统计数字证明,这只是小小一股支流。
更大的趋势仍然是“挤入北上广”,而挤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十年前,我来到北京时,一个月的收入和三环周边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等值。
而10年后,媒体工资几无变化,房价已然翻了六七倍。
对于大部分进京闯荡的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几成空想。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长辈来到北京时,已人到中年。
作为一个教师,她决心来京是为了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为了孩子能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为容易。
她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只有先行考学。
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户口调到北京,毕业后找到份工作,彻底安下家来。
她的女儿也顺利地在高考前成为北京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大学。
这不只是一个颂扬母爱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在家乡的事业已经稳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
现在,他们两地分居。
依我看,这是为了某种人伦而伤害另一种人伦。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丝邪恶的意味。
机会被稀释,而公平呢?
后者,曾经是大城市更闪亮的招牌。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里获得一切。
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中国梦”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
公平,是支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
而当社会进展到更文明的阶段,对公平的更多渴望越来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车——公认为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载体——的命运是个最好的注脚。
过去十年间,北京私家车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在北京,尾号限行和摇号买车制度,限制了汽车的权利。
公开的解释,这是道路资源匮乏所致。
而同样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对2006年底的一路畅通印象深刻。
当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总统们来京期间,大量公车入库封存。
面对空荡荡的大街,人们才意识到,北京公车数量之巨大和他们对交通拥堵的“贡献”。
私车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车改革则十年原地踏步。
甚至基本数据都不明不白——这个城市到底跑着多少辆公车?
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级国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在道路上实行单双号限行。
“好像温水煮青蛙,已经有点麻木了。
”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私家车主说。
北京车轮的缓慢,还有无处不在的交通管制。
就在6月份的一个雨天,一个在机场高速路旁高楼上班的白领,发出一条微博:
刚刚在三元桥的办公室内,居高临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
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个小时,其实只是为了五辆车的一路畅通。
因此造成的机场高速主路的拥堵,恢复起来至少还要半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晚点。
而即使你到了机场,出行的权利也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手剥夺。
央视一名记者应该是在困在机场时,发出这条微博:
在机场,遭遇国航的各种霸王条款,作为弱势小乘客,纵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万般无奈。
想起某重要人物为了登机,能够让深圳飞北京的飞机中途改降武汉,空中大鸟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叹,霸王条款正为了霸王而存在。
这告诉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就只好做规则中的强者。
如果做不了强者,就只好做忍者。
为什么要做忍者?
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中国的少年干嘛“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也如像古代的皇帝,问饥饿的国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于可以不忍,当我们囿于乡村的禁锢,可以拔脚进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城市总有千般不妥之处,仍然是中国资源最丰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难戒除。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让我们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愿地被大城市生活“绑架”。
我们因此成为城市忍者。
为了某种美好而暂时忍耐,几乎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关于忍还是不忍的一场争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个我们的老领导来北京,他曾经在河南新闻界掀起巨澜,我们叫他马老爷子。
啤酒喝了一轮又一轮,马老爷子兴致大增,从行囊中掏出本书,给我们朗读痛快的章节。
不知怎的,谈到了媒体的隐忍。
马老爷子很决绝,认为一味隐忍,不能说真话的媒体应该马上死去。
而我们——他昔日的属下——则认为,如果过于激进,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旷阔的空地,但我们也相信,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形——忍着忍着,就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向何而去。
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得非所得,这是忍耐最坏的结果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可以做怎样的改变?
人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怎样会更加合理?
或许,只有时时想到初衷,忍耐才有价值。
姬之幼(左)和陆顺梓,夫妻俩今年重新回到北京。
媒体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时,他们悄然返回北京。
逃过一次的人,才更明白大城市意味着什么。
中国周刊记者宋合营北京报道
从家乡到北京,从北京回家乡,然后再回北京。
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姬之幼和陆顺梓又回到了他们开始的地方。
初闯北京
2006年春天,23岁的东北女孩陆顺梓大学还没毕业,就一个人跑北京来找工作了。
小时候,父母带她来过一次北京。
她一直记得那一幕——在北京的街头,迎面开过来一辆带辫子的公交车,里头坐着一个穿雪白衬衣的男孩,她看见了他隔窗眺望的眼神,明亮而清澈,好像对未来充满了无边的希望。
“当时我就想,自己的未来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
长大后,她迷恋演员黄磊,甚至为了来看他,一度想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不过最终未能成行。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来北京后,她认识了北影毕业的山东男孩姬之幼。
现在,他已经是她的老公了。
小姬比顺梓早一年毕业,当时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影视制作工作室,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拍广告片、宣传片。
性格活泼开朗的顺梓凡事喜欢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机构做网站编辑,月薪1000多元,提供员工宿舍。
刚刚走出校门,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标准的集体生活,于是就跟一个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在昌平一处居民楼里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虽然免不了奔波,却可以一路欣赏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顺梓的生活过得新奇而快乐。
但也有不好的事情。
那段时间,男友小姬的工作室运转得不太顺利,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样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什么社会关系,很难拉到业务,常常是外出比稿十几次,还竞争不到一次广告制作标的。
小姬显得闷闷不乐,有时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抽烟,顺梓看了很心疼。
为了攒钱,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是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几倍。
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累了、病了还要咬牙坚持。
有一回,顺梓实在受不了了,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样在北京,值得么?
家里的父母如果也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
小姬那边更惨。
2007年3月的一天,他的一个合伙人提出撤资,另外几个朋友赶紧劝,但还是没劝住,工作室就此解散。
伤心的小姬返回老家济南静养。
留下顺梓一个人在北京,继续加班。
离开与回头
一个月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好机会。
一位山东籍的导演筹拍长篇电视连续剧,小姬的家人刚好与其沾亲带故,于是推荐小姬过去,一来二去,那导演竟然答应了。
拍电视剧不比拍广告,在剧组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如果小姬去的话,势必要与顺梓异地而居。
为了商量这事儿,小姬特地把顺梓请到济南来,见了自己的父母,然后又与她一起去东北,见了顺梓的爸爸妈妈,算是表达了两人坚持在一起的诚意。
双方父母对他们的恋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后结婚了最好能留在济南,这样既方便照顾父母,也免得顺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
小姬同意父母的意见,只有顺梓舍不得她在北京的同事们。
正式开机后,小姬辗转于银川、无锡、横店等地的片场,顺梓继续留在北京的公司上班。
回济南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半年后,电视剧杀青,顺梓终于答应跟小姬回济南,并且向公司递交了辞呈。
小姬这边,也很快在济南找到了工作。
所有的亲友都觉得,两个人的生活从此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2008年4月,小姬进入济南市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编导职务。
此前,这家公司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便把编剧、导演、摄像、后期制作等整个流程全交给他一个人操办,小姬不负重荷。
而且,由于主管领导不太懂这方面的业务,每次划拨项目经费,给的钱都很少,小姬尽量减省节约,不得不把片子拍得简单粗糙。
几单活儿干下来,小姬觉得很没意思。
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后来,又有一家广告公司录用了他。
这家公司是省电视台下属单位,在客户资源上完全不用发愁,投入的经费也相当充足。
小姬干得很起劲,但越是努力,他越是发现,自己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明明我为公司挣了很多钱啊,为什么给的报酬那么少!
”他仔细算了一下,每个月实际领到的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刨去日常用在交通和手机上的费用,能攒的钱并不比在北京工作时多。
他跑去找领导谈加薪的事。
没想到,那领导张口来了句,“能干就干,不想干滚蛋!
”
顺梓在济南的工作也不顺利。
她去参加济南一家大型家电连锁超市的面试,面试官对她的表现很是欣赏,当场就承诺每月2000元的工资,而且,如果干得好,还可以提拔为地区级督导,不仅有省内出差的机会,而且区域内几十家店店长都得向她汇报工作。
顺梓大喜过望,赶紧去到人力资源部报到,结果人力主管开出的薪酬待遇与面试官的许诺完全不符,“试用期1500元,转正后1800元,自行体检,不报销。
”
顺梓掉过头就去找刚才的面试官,令她想不到的是,那面试官把手一摊,“没办法,我们这儿只能以人力那边的决定为准。
”顺梓觉得这家公司忒不靠谱,干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几经折腾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之类的话。
那段时间,媒体正在纷纷报道“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好像一线城市已经留不住人了似的。
二三线城市对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天堂。
小姬的一个朋友,在济南一家公职单位做保卫,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看上去薪酬并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车子全有了。
顺梓羡慕这位朋友的清闲,她跟小姬说,“不如我们一起考本地的公务员吧!
”被小姬耻笑,“你以为地方公务员是按分数高低录取的么?
”
重启
“所谓的‘安稳与安逸’都是有条件的,没有钱和权,呆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严被践踏,灵魂受侮辱。
”小姬总结说。
2008年8月,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北京。
彼时,喧闹的奥运会刚刚开始,顺梓原来所在的日企正缺人手,所以仍然欢迎她回去上班。
小姬则重新找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沉下心来一点点做起。
都市生活的变奏脚步不停。
2009年7月,顺梓被公司派到上海做主管;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小姬也跳槽到了上海,在一家汽车视频网站继续奋斗。
2010年10月,他们的孩子降生了。
四个月后,顺梓休完产假回上海上班,意外接到了公司即将撤销北京分部的通知。
作为北方人,南方的饮食和天气都并不习惯,顺梓并没有长期打算在上海久居。
北京分部取消,她再没有了调回北京的可能,最后,她辞去了这份陪伴了四年的工作。
2011年5月,两人带着半岁多的儿子再次返京。
远在山东的婆婆从济南赶来,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顺梓和小姬则忙着四处投简历、面试,开始新一轮的生活。
北京当然不是完美生活所在之处,他们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哪里比北京更好呢?
顺梓说,这里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受气,他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开始奋斗。
2004年的一个早高峰,天通苑通往市内的唯一一条道路立汤路,几乎挤成一个移动的停车场。
陆岗摄
2010年9月4日,计划在天通苑内修建的医院依然是一个大坑。
60万人居住的天通苑内至今没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
陆岗摄
2011年3月16日,地铁天通苑北站,不堪忍受分流排队的人翻越栏杆。
天通苑,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小区,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地方,分明就是一个城。
60万人的居所,公共服务设施和机构的缓慢跟进,让居住者只能忍耐,等待它越来越像个家园。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下车了!
”
司机一声吆喝,358小公共停在1999年12月底的一个普通冬日午后的风中。
没有固定站点,随叫随停,报站靠喊,这趟从北京二环安定门开往小汤山的民营中巴,似乎更应该出现在偏僻乡间。
26岁的楼必成下了车。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城市社区,北京的。
”
脚下的路让他想起农村老家的土路,路边立着众多小建材店简陋的招牌,陈营村和立水桥村两个村子卧在两边,不远处是大片尚未返青的冬小麦。
唯一富有生气的,是建材店里传出的讨价还价声。
沿着土路,楼必成往北走了大约15分钟,一座高大、贵气、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大门,出现在他眼前,他心头一振。
走进大门,欧式风格的高大楼房让他的眉头完全舒展开来。
在首次选房半天后,楼必成当即决定买下其中一套房子。
离开时,楼必成忍不住转身回望,三个金色大字映入他的眼帘——天通苑。
12年后,年届不惑的楼必成回忆起那个冬日的感情起伏,仍像一个小青年般激动。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吃惊:
“我实在想象不出当年的天通苑,会是今天这么大。
”
“孤岛”蛙声
一套四区80平米的房子让楼必成成为天通苑最早一批居民。
80平米,是一个局促甚至是寒酸的面积,要知道,在这个被誉为“民心工程”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140平是常规面积,两百平米也不稀奇。
楼必成1995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那时,北京还没有大肆兴建向普通人销售的商品房,只有亚运村地区,建立了一批外销房,售价每平方米5000多元。
1999年开发的天通苑2650元每平米的价格符合楼必成的承受能力。
他在北辰集团从事通讯工作,一个月的工资2000出头。
他是合格合法的经适房购买者:
北京户口,年收入6万以下。
后来,楼必成了解到,他的邻居们很多不是标准的购房者,当时天通苑的房子是“不分户口、不分套数,甚至还可以讲价”,据说有人买下了一个单元的房子。
再后来,在北京市房协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开建经适房小区天通苑,并不全是为了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更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
这都不是楼必成所关心的。
像其他居民一样,他关心的是在孤岛般的天通苑如何生活。
358大公共和358小公共,成为最初三万多居民进城的仅有的两个选择。
在楼必成的记忆中,入住之初,358大公共永远都是一盒拥挤的“沙丁鱼罐头”。
而“过路车”358小公共,每人收费2块钱,如果没有座位,站票一块钱。
小卖部和饭店一度是天通苑内的稀罕物,拥有四张桌子的饭馆就可以称为高档饭店了;居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跑一趟9公里外的北辰购物中心,把一周的生活用品一次性买齐;公立医院数量为零,银行只有一家农行,小区自备井的水浑浊得让人生疑,只能买桶装水喝,这让“什么都缺的”天通苑就是不缺水站。
夏夜青蛙的叫声是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
楼必成说,在2001年之前,晚上能听到周围农田里传来的一片蛙声,算得上“真正的田园风情”。
有时候,蛙声也会淹没在咣当咣当的铁轨声中,因为京包线从附近穿过。
所有居民都对天通苑早日拥有完备的配套设施渴望不已。
楼必成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寄托:
奥运会。
1998年11月,北京递交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
在楼必成的构想中,天通苑社区的命运会和这个国家极有可能举办的世纪盛事有着密切联系:
北京肯定会拿下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根据舆论预测,处于上风上水的天通苑很有可能成为奥运大型场馆的修建地,大型场馆一建,周围配套肯定会上去。
“我决定赌一把。
”他说。
结局让楼必成感觉复杂:
北京果然拿下了2008奥运会举办权,奥运大型场馆也会在上风上水的北边修建,可是它们最终建在了一河之隔的朝阳区最北边。
天通苑与其擦身而过。
而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2008年将是北京市格局定型的最终时刻,奥运会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最好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这样一来,“孤岛”天通苑似乎失去了其成长中“最好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堵城”噩梦
就在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资格那一年,天通苑也开始大规模扩建,从最初规划的70万平米一路扩建,至如今的600多万平米规模,成为亚洲最大社区。
围绕最先建好的南区,先往东,再往西,再一路向北,一个个巨大的塔吊矗立在昔日的农田上,塔吊上的照明灯发出耀眼的光芒。
天通苑就像一个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孩子,日夜疯长。
楼立起来,夏夜蛙声弱下去,直至消失。
与此同时,楼必成的邻居却越来越多。
陆岗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10月,陆岗一家三口搬进天通苑,房子面积135平米,11层。
此前,他们一家住在团结湖30平米的一居室里。
“女儿大了,不方便,我只能到客厅打地铺。
”
身为自由摄影师的陆岗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摄影棚,由一间25平米的地下室改造而成。
与楼必成一样,陆岗甚是喜欢天通苑洋气大气的欧式风格,特别是一面超大阳台,“到了冬天,都可以晒个大太阳,顿时觉得生活美好了很多。
”
一场“非典”让本来春天就能入住的陆岗到8月才拿到钥匙。
“熬着。
”陆岗说自己是幸福的等待。
他想不到的是,熬着,成为今后家住天通苑的一大生活常态。
在陆岗拿到钥匙的那个8月,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按照原来的分析,这一数字应该在2010年才会达到。
200万辆的背后,是日日不休的交通拥堵。
为了装修房子方便,陆岗也买了车。
“不得不买,要不然一天干不了一件事。
”
没等房子装修好,岳父岳母就提出要来看看女婿陆岗的新家。
挑了一个周末,陆岗把兴致勃勃的老两口从海淀师范学院那边接过来。
老两口都有心脏病,除了速效救心丸,还得一人带一罐氧气。
过了清河,陆岗的车速明显降了下来。
车子在立汤路上挪了两个多小时后,眼见都瞅见自家楼了,可是死活走不动了。
岳父岳母的氧气快吸完了,眼瞅着快倒不上气了,吓得陆岗赶紧找一岔路口,调头把老两口送回家。
“老两口差点没死我车里。
”回忆起当年惊魂一刻,陆岗叹了一口气,“立汤路就是我们的噩梦”。
立汤路是天通苑地区居民进出城区的唯一主干道。
每天清晨6点半左右,一幅奇怪的景象就会出现在立汤路:
出城方向,小轿车、公交车、面包车等各种车辆,让马路成为移动停车场,堵得水泄不通;而进天通苑一边,车辆少得可怜。
“生活就是这么变态。
”楼必成的口气带那么一点点恶狠狠。
“变态的生活”不断挑战着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谁也不知道那一根崩了很久的弦会在哪一刻断掉,天通苑居民渴望着一个临界点的出现。
“箭头”上的等待
“咚咚”的打桩声在2005年8月的某一天,再次震得陆岗耳膜不舒服。
“不会在马路边盖楼吧?
”陆岗跑去问正在施工的工人,对方告诉他,不是盖楼,是修铁路。
修铁路?
一番打听之后,他终于确认了:
地铁5号线终于要修到天通苑了!
陆岗一下子就激动了。
他跑回家,抱着相机,冲到马路边,对着工人和桥墩一阵猛拍。
后来,陆岗全程记录了5号线修进天通苑的整个过程。
5号线是纵贯北京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与13号线交汇于立水桥地铁站。
因为13号线的形状像一把张开的弓,所以穿13号线而过的5号线一段被天通苑居民形象地称为蓄势待发的箭头。
箭在弦上。
身为天通苑最富人气的社区网站“家住天通苑”创始人的楼必成说,长久以来,地铁是支撑绝大多数人生活于此的最大希望,他们憧憬着地铁带来的有保障的时间。
“地铁修到天通苑,我们感觉离北京更近一些。
”
桩打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架梁,站名叫什么,试运营在何时……每一条关于地铁的消息,都能强烈地牵扯着天通苑人的视线,引发一轮热议。
可他们很快发现,按照规划,天通苑地区只设一站,而西二区、西三区和北一区组成的人口最密集的中间部分,并没有设站。
能不能在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加上一站?
在“加站小组”的带领下,天通苑居民通过各种努力,让加站成为事实:
在西三区和北一区附近增设一站,名为天通苑站。
“5号线加站”被媒体誉为“社区民主运动的奇迹”。
“5号线加站”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上海卫视著名深度报道栏目《1/7》派来采访小组,楼必成作为“加站小组”领导人之一,陪记者去拍摄5号线。
他特意挑了一个非上班时间,可是他和上海记者,都惊了。
楼必成说:
“密密麻麻都是人,没有半个小时上不去啊。
”
5号线刚开通,《焦点访谈》两次采访身为“加站小组”成员的陆岗,“他们实际上是让我畅想一下地铁开通后的美好生活。
”
陆岗对《焦点访谈》说,我的心情确实很激动,可是我的话比较超前,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播,地铁两块钱随便坐,交通成本很低,不久以后,就有人沿着地铁来天通苑找房子了,天通苑就逐渐成为“难民营”了。
后来,《焦点访谈》并没有播出陆岗这番“不合时宜”的发言。
“添堵怨”
对于天通苑居民而言,除了地铁修进天通苑,在2005年,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北苑东路北延正式开修。
如果北苑东路北延完成,从天通苑最东南边到五环,只有4.5公里,估计10分钟就可以到五环,成为天通苑地区与立汤路比肩的进城大动脉。
按照楼必成的测算,最起码可以分流立汤路三分之一的车流量。
那一段时间,一个段子正在天通苑社区网上流传:
美军希望从天通苑这边攻进北京城,可是怎么也过不了清河,甚至有一个军事爱好者,从专业角度论述了若干种攻城方式,最终结论是攻不进去。
楼必成说,刚开始,大家觉得段子只是对于天通苑进城难的调侃,“天堵苑”、“添堵怨”的叫法应运而生。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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