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一个案例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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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一个案例研究
中国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一个案例研究
贡森博士
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李秉勤副教授
单位:
澳洲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2013年1月
作者致谢:
我们首先感谢两位助手帮助整理文献资料并将英文报告翻译成流畅的中文,她们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余璐同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崔森同学。
感谢葛延风先生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们十分感谢救助儿童会的专家AlexCobham和JessicaEspey所提供的评论,特别是JessicaEspey的帮助,她重写了很多段落,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材料。
我们也感谢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PhilipO'Keefe先生和王德文先生提供的资料以及周美香博士提供的评论和建议。
当然,文中不当之处,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文中观点不一定代表作者所在单位。
附表:
附图:
缩写词
ACFTU中华全国总工会
CFP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NS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ECD儿童早期开发
MLD泰尔零阶指数或对数偏差均值指数
PPP购买力平价
RMB人民币
介绍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大幅减少,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国构建了一系列基本社会保障项目,以保护穷人并防止脱贫人口再次返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个层面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对中国的社会和谐、未来的发展前景和下一代的福利都带来了明显而紧迫的挑战。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国很有必要在未来的改革中努力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解决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的根源问题,比如市场扭曲、公共资源或权力的滥用和优质公共服务利用的不公平。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方式。
早期,中国的绝对贫困率很高,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减贫就占据了优先位置,本报告显示中国减贫的效果十分显著,方式卓有成效。
第二部分总结了中国出现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包括家庭收入、消费、财产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并且分地区和分性别对这些差距进行了讨论。
接下来两部分内容分别分析了不平等对儿童福祉的影响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尽管绝对贫困仍然是中国,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应对不平等已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
在应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直接原因方面,中国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本报告最后一部分建议,中国应扩展其发展战略,着力应对机会不平等及结果不平等的根本性原因。
一、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就
(一)过去30年绝对贫困率显著下降
从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绝对贫困率已经显著下降。
由表1可见,从1981年至2008年,按人头计算的贫困率从84.02%下降到13.06%,贫困差距也从39.26%下降到3.24%。
表1:
1981-2008年中国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情况
年份
贫困线(1.25美元/天,购买力平价,2005年美元)
按人数计算的贫困率(%)
贫困差距(%)
瓦特指数(WATTS)
基尼系数(%)
对数偏差均值指数(MLD)
2008
38
13.06
3.24
--
46.9
--
2005
38
16.25
4.03
0.05
42.48
0.3229
2002
38
28.36
8.66
0.1162
42.59
0.306
1999
38
35.63
11.09
0.1506
39.23
0.2543
1996
38
36.37
10.73
0.1435
35.7
0.2089
1993
38
53.69
17.65
0.2448
35.5
0.2058
1990
38
60.18
20.72
0.2893
32.43
0.171
1987
38
54.03
18.51
0.2649
29.85
0.1502
1984
38
69.43
25.56
0.3666
27.69
0.1263
1981
38
84.02
39.26
0.6073
29.11
0.1386
说明:
采用购买力平价美元,表明贫困线估算不仅仅考虑官方汇率,同时也根据国家相对生活成本进行了调整。
瓦特指数是一个收入分布敏感的贫困指数,既可以反映总人口中贫困人口的份额,也可以反映贫困人口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程度(其值越大,表明贫困程度越高)。
基尼系数反映整体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情况,数值1表明完全不平等,0表明完全平等。
表中基尼系数是根据地区生活成本差别调整后的数值。
与基尼系数相似,对数偏差均值指数为0时表明每个人的收入相等,其值越大表明越不平等。
数据来源:
PovcalNet,这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开发的一个在线贫困测量工具,http:
//econ.worldbank.org/povcalnet。
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贫困率的数据(见表1),可以估算出过去20年中国已有5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
1990年,中国总人口是11.34亿(国家统计局,2011:
表3-5),其中60.18%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日消费1.2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美元)以下。
也就是说,1990年中国大约有7亿贫困人口。
但是到2011年,贫困人口的数量下降到1.3亿左右。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收入贫困线(大约相当于每日1.8美元)估算,2011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大约有1.28亿贫困人口,城市地区有400万贫困人口。
1.3亿贫困人口大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0%,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边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西部的偏远省份。
此外,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边缘人口”。
他们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受到各种风险和冲击的威胁(WorldBank,2009:
第23-29页),很可能重新落入贫困(WorldBankandDRC,2012)。
(二)从促进参与到直接再分配
在改革的初期,相比于缩小收入差距,中国政府一直更为重视大众贫困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才被视为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Gong,2003)。
在减少贫困的策略上,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增加就业而非提供社会福利,如同“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大部分政府扶贫资金都被用于鼓励就业,如“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
为鼓励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户口,见下面框图的解释)逐步放松,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到城市地区寻找工作。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安全网,在城市由单位提供,在农村由集体提供。
但在改革初期,这一网络有所弱化,比如农村集体养老和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解体,城镇单位也不再提供一些社会服务(LiandPiachaud,2004)。
中国的户口制度
户口,即户籍登记制度,于1958年引入。
这项制度根据出生地点把人口分为农村(农业)人口和城市(非农业)人口,以及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
父母的户口通常会传给孩子。
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控制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与城市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
21世纪早期,外来人口去城市找工作的限制被取消。
但是直到今天,外来人口享受本地城市福利及某些公共服务仍受户籍制度限制。
近年来,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构建各种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项目对低收入人群特别有帮助。
2003年,针对最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镇地区开设实施,随后被扩展到农村地区。
2002年,在农村地区消失已久的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重建,并改名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国家对这项制度投入资金,一方面是作为一种再分配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在城市地区,2006年启动了一项类似的医疗制度,主要针对当地没有正规就业的居民。
在教育领域,免费的义务教育被重新引进城市和农村地区。
2010年,中国政府开始对社会住房体系进行深入改革,其中包括面向福利救济群体的廉租房,面向“夹心层”人群(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享有部分补贴的公租房,以及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有补贴的购房制度。
此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被引入农村及城市地区,以帮助没有正规就业的居民。
经过十年的重要发展,目前社会保护体系主要包括:
全国范围内的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广泛覆盖的基本卫生保健和基本养老金,和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并使7亿多人受益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
显然,这一社会保护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是一个对低收入群体特别实用的网络。
(三)减少贫困与解决不平等问题并不一样
中国的经验显示,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日渐扩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
然而,尽管快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但它并不能使社会成员平等受益。
实际上,正如下文所示,其在短期内反而会扩大不平等。
此外,中国的经验也表明,尽管社会再分配可以缓解极端贫困,但不如就业那样有效。
如本报告即将讨论的那样,展望未来,在不平等逐渐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在减少长期贫困方面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换句话说,中国在新的共同发展议程中将面临双重负担,即不仅需要解决长期贫困问题,还要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二、结果和机会的不平等
(一)收入不平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带来较高的国民收入。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中国的人均GDP已从1978年的524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433美元。
2011年居民家庭支出为932美元,是1978年家庭支出水平(90美元)的10倍。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很不均衡,从而导致了不平等程度的日益扩大。
1、总体收入差距
Li等人(2011b)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90年的0.35上升到2007年的0.48。
从图1可见,将居民家庭收入十等分,高收入组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低收入组。
2007年以来,尽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得到了遏制,但中国收入差距的整体状况没有明显变化(Li,2012)。
最富裕家庭与最贫穷家庭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体上的差距,2007年最高10%收入户的平均收入是最低10%收入户的25倍(Li,2012)。
实际上,这一差距被低估了,因为现有样本数据中高收入家庭的代表性不足且其瞒报一些收入,包括来自行贿和腐败的灰色收入(WangandShi,2010)。
因此,最高10%收入户的平均收入可能是最低10%收入户的50倍以上(Wang,2010)。
图1:
2002-2007年十等分分组的居民家庭平均收入及增长情况(人民币:
元)
注:
包括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调查所覆盖的所有省份,采用CHIP定义的收入和三层次的权重(省、地区,城乡)。
数据来源:
本报告作者制作了本图,原始数据和说明都来自Li等人(2011b)。
正如世界银行和国研中心报告(WorldBankandDRC,2012)中指出的那样,虽然中国的收入差距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许多拉美国家),但是世界上很少有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经历了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快速和持续增长。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使得中国在亚洲国家中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见图2)。
图2: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全球人均GDP增长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WorldBank(2005),引自WorldBankandDRC(2012)。
2、不同就业类型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不同就业类型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
第一种是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人们的收入差距。
正如Yue等人(2010)所指出的那样,垄断行业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因此国有企业员工总体上的工资水平要高于非国有企业。
据估算,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工资差距中有一半以上是不合理的,只能被解释为是由前者的垄断地位或者国有主导性质所导致的。
决定收入水平的另一类就业因素是劳动合同。
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有部门,许多工作组织和企业中都有两种形式的工人,一种是合同工,其直接与雇主签订合同并为其工作;另一种是派遣工,其与中介签订合同,并由中介公司分派到招聘工人的组织和企业中去。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2011)估算,派遣工总数高达6千万,占中国城市劳动力的20%。
通常而言,这种中介机构承担劳动合同的责任感较弱,且派遣工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要比合同工低,即使是同样的工作。
当不被需要时,劳务派遣工很容易被“退还”给中介公司,且拿不到离职补偿金。
某省的试点调查显示,合同工的平均劳动报酬至少比派遣工高30%。
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也表现明显。
城乡差距和地区(省际)差距之和占全国整体收入差距的2/3(Li,2012)。
如图3所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前者的增速低于后者。
然而,近年来城乡以及省际收入差距的增长趋势可能已经得到控制甚至有所逆转。
根据国家统计局(NBS,2011,表10-2)的数据,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是2.20,2009年上升到3.33。
但是,从2010年开始,这一比值连续两年下降,2011年已降到3.13,接近于2002年的水平。
Li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省际差距在总体趋势上也经历了类似变化。
从现价人均GDP省际差距的变化来看,未加权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76,增长到2003年的0.357,但是之后逐年下降,2010年降到0.264,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从分省人均家庭消费支出和人均家庭收入来看,省际差距也呈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图3:
1978-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情况(人民币:
元)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表10-2。
3、家庭支出和消费的差距
收入差距也能部分地体现在家庭支出的差距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消费能力很强的高收入阶层。
根据2009年的《中国家庭状况调查》(CFPSsurvey)的报告,最高20%家庭的平均消费是最低20%家庭的15倍(LiuandLi,2010:
第18页)。
如果我们只看城市地区,美国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Atsmon,etal.,2012)中提到,在其调查的60000位中国城市居民中,6%的城市居民(相当于1400万人)的收入为16000-34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6000元-229000元);2%的城市居民(424万人)家庭收入超过34000美元。
然而,这些高收入人群只在总人口中占很小比例。
在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同时,绝大多数居民仍处在收入刚好维持支出的水平(Atsmon,etal.,2012)。
中等收入人群同样面临着较高的家庭支出。
如图3和图4所示,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快于收入的增长,这一现象部分是由于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较快导致的。
此外,普通家庭不得不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而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项目都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其结果是收入增长并不足以缓解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
如果把农村地区计算在内,家庭消费的差距将会更大。
图4也显示了过去三十多年间,城乡之间不断扩大的消费差距。
图4:
按照城乡划分的住户消费支出(人民币:
元)
数据来源:
Table:
“HouseholdConsumption”,ChinaYearlyMacro-EconomicsStatistics(National),ChinaDataOnline。
中国数据在线,中国(全国)年度宏观经济统计,表“住户消费”。
(二)财产不平等
除了收入和消费不平等,财产不平等也很突出。
根据Sato等人(2011)的估计,60%左右的家庭财富来自住房,2/3的财富差距来源于住房财富的差距。
2002年,城市户均住房财富是农村户均住房财富的4.5倍;到2007年,仅仅5年的时间,这一比值就提高到7.2倍。
显然,城乡财富差距比城乡收入差距要大得多。
而且,《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CMB-Bain,2011)发现,高个人净值群体所占有的资产在全国资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在提高,从2008年的23%提升到2010年的24%。
家庭财富的全国分布也不均衡,2010年底,超过50%的高净值人群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苏这5个省(直辖市)。
家庭住房财富差距的产生,部分原因是过去十年的住房市场化和无约束的房地产投机行为。
随着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很多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
结果是近年来城镇家庭的财富大幅增加,而农村家庭的财富相对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房屋价格的飙升成了有房户积累财富的重要渠道,而城镇无房户则越来越买不起房。
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政策防止房地产市场投机,并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可能有助于改善住房的可得性。
然而,由于经济适用房的扩大供给不利于私人住房市场的发展,相关政策也面临着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现有房主的强烈批评。
地方政府不愿意将昂贵的土地无偿划拨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时开发商和现有房主也不愿看到住房价格的下降。
(三)人力资本的不平等
根据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我们可以发现地区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城乡之间,教育可及性的不平等最为严重。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LiuandLi(2010,第132页)研究发现,2009年农村户籍人口约接受7年的教育,而城市户籍人口约接受10.8年教育。
然而,这一差距在年轻人之间(15—19岁有0.4年的差距)要小于年长者之间(20—29岁2.5年;30—39岁4.3年;40—49岁3.1年;50—59岁3.2年;60岁以上4.5年)。
这一时间序列表明城乡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但是,30—39岁年龄组的教育年限差距出现异常,这部分人群就读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当时的教育体制改革使得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进而导致较高的辍学率。
对于预期寿命而言,省际差距从1990年到2010年也有所缩小。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NBS,2012,表3-7),从1990年到2010年,上海市的人口寿命一直最高,而西藏地区的人口寿命最低。
然而,这两个省份之间的差距却一直在缩小,1990年为15.26岁,2000年为13.77岁,2010年降至12.09岁。
同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但是按照特定健康指标,尤其是孕产妇死亡率,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当然,上述所选教育和健康指标差距的下降趋势,并不能反映地区间教育质量和健康质量上的差距。
正如报告后文将要讨论的那样,这些基本服务的质量是与收入水平及家庭背景等紧密关联的。
(四)性别不平等
中国性别不平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关于中国妇女状况的调查显示,一些传统形式的不平等消失了,另一些还持续存在,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不平等。
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男性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女性对家庭决定和子女福祉的影响显著增加。
然而,另一方面,女性在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却变化不大。
正如Li(2012)所指出的那样,女性在工作中的地位与其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而男性却不尽如此。
过去20年的三个全国妇女状况调查显示,性别之间的年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这体现出另一种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在城市地区,1990年女性收入与男性收入的比率为77.5%,1999年降为70.1%,2010年降为67.3%。
在农村地区,1990年这一比率为78.9%,1999年为59.6%,2010年为56.0%。
2011年,李实等人基于1995年、2002年、2007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做了一项实证研究(Li,etal.,2011a)也证明,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这种趋势在2002-2007年更为明显。
1995-2002年,性别收入差距在低技能、竞争性强的部门中增长最快;2002-2007年,这一差距在竞争性弱、技能要求高的部门也得到较快增长。
全国调查还显示,改革期间出现了新形式的不平等。
一是女性成为非正规部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她们没有参加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在城市地区,当国有部门开始裁撤员工时,这一群体首当其冲(Ding,etal.,2009)。
三是在农村地区,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
男性进城务工,意味着女性不得不在农业生产和家庭照顾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尽管在过去二十年,女性在整体上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多,女性文盲率持续下降,但她们始终构成文盲人口的大多数(超过70%)。
表2显示了文盲率的性别差距。
表2:
2002-2011年按性别划分15岁及以上的文盲人口
年份
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的性别结构
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2002
100
27.8
72.2
11.63
6.43
16.92
2009
100
26.5
73.5
7.1
3.76
10.45
2011
100
26.5
73.5
5.21
2.73
7.77
数据来源:
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引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Li(2012)认为,薄弱的教育影响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尽管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一些女性取得与男性相似的工作或职位,但为此,她们在学习成绩方面需要比男性表现得更突出。
这也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且不一定是自愿退出。
(五)多维度的不平等
根据亚洲平均水平来看,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国家。
虽然近年来收入差距可能不再扩大(Li,2012;WorldBankandDRC,2012),但这是否能够成为长期趋势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同时,由于家庭财产和获得公共服务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
除了地区间差距,性别差距在中国也需引起重视。
通常而言,女性相对于男性更有可能加入低技能要求的劳动力市场,且更可能生活在贫困家庭中。
三、不平等对儿童福祉的影响
在过去20年中,伴随上述总人口的不平等现象,中国的儿童福祉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特别是在儿童贫困、营养、生存和教育等方面。
(一)绝对贫困:
与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紧密相关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WorldBank,2009,第62-64页),儿童的贫困率高于其他人口的贫困率。
2003年,在16岁以下的男童中,有16.3%处于贫困中,女孩则为17.3%。
在全部贫困人口中,16岁及以下的男童和女童分别占13.2%和12.2%;而在总人口中,男童和女童分别仅占10.6%和9.2%。
因此,在总人口中,男童比其他人群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高出四分之一,而女童则高三分之一左右。
儿童贫困问题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
表3显示了中国城乡的不同家庭规模。
由表可知,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在所有收入组中,农村家庭平均规模都大于城市。
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儿童贫困比城市更严重。
表3:
2010年按照人均收入五等分的家庭平均规模(人)
城市家庭规模
农村家庭规模
第1等分(低收入组)
3.25
4.52
第2等分(中低收入组)
3.02
4.25
第3等分(中等收入组)
2.82
4.00
第4等分(中高收入组)
2.70
3.71
第5等分(高收入组)
2.56
3.3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NBS),《中国统计年鉴2011》,表10-7和10-23。
儿童贫困率也因地区而异。
相关研究(LuandWei,2002)发现,1999年沿海省份的儿童平均贫困率为2.45%,北京市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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