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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
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
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
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
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
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
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
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
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
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
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
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
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两汉。
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
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
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
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
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
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
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
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
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
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
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
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本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
体察著者的初衷,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
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
尽管我们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读这部书,我们不能不跳出汉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正统史观的立场,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民族一道治理国家,给中国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钱穆的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这与他有关部门史(如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及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与他有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亦相互发明。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之互动。
新儒学史家的学术思想-读钱穆《国史大纲》风陵渡新儒学史家的学术思想-读钱穆《国史大纲》风陵渡2004年12月22日读《国史大纲》是在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国史新论》(按所读的顺序)四本钱穆的演讲集之后。
钱先生的史观本已在这四本书中从各角度有所反映,加上《国史大纲》,现在该做一个总结了。
综合各方材料,对钱穆的学术及《国史大纲》做一个概括。
参考文档:
钱穆论略钱穆的史学三派论及对胡适派的微词书评钱穆:
八十年为一战岩泉胜境及留踪大师
一、钱穆学术精神讨论之前,先将钱穆学术之核心精神做一个描述,便于我们理解其学术、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钱穆自述:
"
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
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余英时曾说:
钱先生治学的"
终极关怀"
,"
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正是从这种终极关怀出发,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
二、钱穆生平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12岁父亲去世,家陷困境。
1913便从事小教历7载。
1923年起从事中教,其《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脱稿。
1930
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誉驰四方,震动学界,久争不下之"
新学伪经"
说遂息。
现代伯乐顾颉刚推荐,入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
未久,又因顾先生之举转入北京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旋升教授,兼课清华、北师大。
抗战爆发,随校辗转。
西南联大文学院设蒙自时,陈梦家两夕恳言促成钱先生撰修国史新编。
动笔后学院迁昆明。
得友相助,寓居岩泉寺,避扰续作。
三日伏案写春秋,三日信坛言古今。
1939年秋,53万字《国史大纲》完成,旋写《引论》见诸报端。
次年是书出版。
1939年秋离昆,钱先生后历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50年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教授。
1955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衔,1961年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
1965年获免新亚院长职,移教马来亚大学。
1967年定居台北。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北历史学会监事、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
这位百科全书式学者,著作80余种,达1700万字之多。
1990年8月30日逝世,享年九十有五。
著名近代思想史家、清华和北大双聘教授刘桂生挽: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世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近年,刘梦溪主编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总序》中写道: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
宾四先生。
......钱之著作,早期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为代表。
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依傍前贤时隽,是钱学的特点。
晚年的代表作是《朱子新学案》,......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为钱穆当之无愧。
三、钱穆学术及发展脉络梁心《钱穆论略》文,认同钱穆为"
新儒家"
,而不仅是一史家。
"
关于钱穆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如汪学群所著的《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对先
生毕生之学术研究条分缕析、一一作评。
此书把先生界定为史学家而非"
,认为"
钱穆的史学是文化史学,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
,故此书将先生著作分为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及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研究,并从中特别提出其历史研究与化研究的特点,作详尽说明。
由于此书将先生身份定义为史学家,故将先生如《朱子新学案》等书归于学术思想史著作之列,而对于其如《晚学盲言》等书则归入文化著作。
另外,钱穆先生的两位弟子余英时(其书《钱穆与中国文化》)、严耕望(其文《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亦基本持此观点。
此一说在学界几成定论,
只是由于先生治史学之路
数尚有所不合于现代史学之规范而或以意义含糊之
国学大师
名之。
另一种则把先生视为新
儒家。
这一看法在大陆学界几乎是由罗义俊坚持,
在海外唐门、
牟门弟子亦表示赞同。
在
《现
代新儒家学案》等书中,罗义俊皆撰文指出先生乃是
兼治四部,儒史并进
,
虽可按哲学、
史学与文化思想等分解言之,究其总体,则仍是中国传统的浑然一体的儒学,其宗旨在重建
一个道,重立一个心,
‘是要合天人内外为一个大本体
'
,重建中国‘以往最高领导全体人生
的思想大传统
。
故其研究尤重于先生在
1949
年之后的著作,
上面所提及之
《晚学盲言》
等
书皆被视为先生新儒学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倾向后一种说法。
钱穆学术的发展分为
三个时期。
(一)实证主义的新史学时期(
1912
—
年)
此时期是钱学发端时期。
迎合
当时潮流,用考据之方法,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
,轰动一时,深得顾
颉刚赏识,
推荐应聘燕大、
北大,
从此而为主流学术界认可。
(二)
新儒学的新史学时期
(
这段时期,钱先生真正立一家之言,扬名立腕。
理学方面:
针对梁启超之所
谓清学皆来自对理学之反动一说,先生开篇则曰:
治近代学术者当自何始?
曰:
必始于宋。
此书于明末以降学术发展中梳理出宋学之潜流,提出了经世明道之宋学精神。
尤其指出
学
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尽学问之全体也
史
学方面:
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
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
史自身内在之精神,
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
主张我们如何叙述历史,
也就决定了我们
如何应对现实。
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即是文化学。
通过著《国史大纲》
,强调民族国家的前
途不是须待外求,而
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
此意后被先生概括为文化
自救思想。
其中还认为孔子之
仁
是
根于天性
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
国家,以绵延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
《国史大纲》贞守儒家人禽、义利、夷夏之辨,接扬
了春秋传统,在以哲学思想为进路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外异军突起,以
史学为进路拓展了新儒家,
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家史学。
(三)
新史学的新儒学时期
1990
此阶段,先生已完全超越史家境界,为中国文化寻找方向和归宿。
尤其以儒家
思想为中国历史精神之核心,故先生此时着力于阐扬儒家义理,而形成了自己独有之新儒学
思想。
其生前最后一文乃是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其中提出:
中国文化中,
天人合一
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
想之归宿处。
......
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
主要亦即在此。
四、
读
《国
史大纲》
《国史大纲》著于
1939
年,逢国之将亡,此书意为国人振奋精神,
于我先民文化
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
为中国找一条出路。
先生学问也日臻完熟,
故此书在主旨和学术上
为同辈学人著作之冠。
卷首近两万字之引论,是一篇必读之
大文章
(陈寅恪语)
著名的
读史
四大信念
,强调要国人了解、尊重国史,只有知史、懂史的国民渐增,国家才能有希
望。
《国史大纲》将中国历史从唐、虞之际到清末民初,以朝代更替为经,学术兴衰为纬娓
娓道来,
颇多创建。
现在抛开学术上对
《国史大纲》
的评价,
只说我读此书后的印象和收获。
1.
讲兴衰动荡之际多,
太平治世之际少。
治史就要通
变
就是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际。
抓住了
,才能了解历史之演进的内在动力。
因此,钱先生对治世用的篇幅较少,大量的
篇幅兴衰转换之时,尤以一朝衰落时期的表现和内在原因分析的最多。
这和著书的时代背景
密切关联。
2.
学术思想史是隐藏在书中的一个主线。
前面已经提到,钱先生治史偏重学术
思想史。
同时,
先生特别强调学术的兴衰对政权的影响。
钱先生主张:
一个朝代要兴旺持久,
必须有一种立国的精神。
这种精神实际就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精神。
因此,学术(指儒家,以
下所谓学术皆指儒家)
兴则国运兴,
学术衰则国亡。
我们现在试着分析学术的兴衰和朝代更
替的关系。
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所谓三起,
一是先秦到两汉,
中国始发
展成一强大统一国家。
二是隋唐盛世。
三是到明清,中国文化瓜熟蒂落。
三落就是魏晋南北
朝,唐中期到宋元之际和近代的衰落。
这三起三落中,中国传统学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第一次起落:
中国文化自春秋到战国的蓬勃发展,
终于在秦汉之际促成了中国的大统
一。
但到东汉中期,传统学术自身的发展走进了一条死巷。
由于世家门第的形成,学术和掌
握他的阶级一起腐化了,脱离了社会实际,成为空谈和玄学。
学术无法有效地指导政治,从
而直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国一撅不振。
第二次起落:
北魏时期,
北方世家中产生出
新的学术思想,根据儒家传统学术理论,制定了以
均田制
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有效的制度,
又一次实现了学术对政治的指导,
为隋唐的一统奠定了制度的基础。
唐中期,
藩镇和穷兵黩
武彻底的破坏了学术的基础,使中国再次走向分裂和衰落。
而且更糟糕的是,藩镇对学术的
破坏非常彻底,
直到北宋费尽心力也难以使学术复兴。
第三次起落:
钱先生对南宋的程朱理
学评价很高。
学术再一次复兴,
并为中国带来了第三次复兴。
但清的专制高压统治,
虽然得
到了一些暂时的好处(经济、疆域、人口)
,但又一次讲宋明以来蓬勃发展的学术窒息,使清
代学人再不能想宋、
明时以天下为己任,
被迫走向了训诂小学。
学术发展的停滞,
直接导致
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国学大纲》一部大书,远非浏览一次能窥其堂奥的。
总之,钱穆治
史上承先秦两汉儒家传统,经学是核心,是纲,而史学、史料是来为说义理而服务。
因此先
生治史只是手段,
而终极的目标是用中国学术的传统和眼光,
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方向和归宿。
本
文
来
自
:
人
大
经
济
论
坛
详
细
出
处
参
考
:
http:
//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
tid=17822&
page=1
~~~~~~~~~~~~~~~~~~~~~~~~~~~~~~~~~~~~~~~~~~~~~~~~~~
作者:
练玉春
读任何一本中国史,都没有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的震动激情。
究其原因,还在于钱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史信念。
在商务版
的首页,
钱先生就把他的信念袒露于读者的面前,
并直截了当
地
要求自己的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为保持先生信念之完貌,全引如下:
“一,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
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
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其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
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
与弱点,一切诱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以上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
否则其所改进,对其国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
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
文章到此嘎然而止,感觉到的惟有先生文字之外的黄钟大吕之声所激荡起的热血奔流,
以及搅动出的羞愧、愤恨和无语。
先生此书完成于六十年前,如今仰颂其文:
声声动耳,字字在目,但返现六十年后今日
之中国,先生所言之“有知识的国民”尚在绝对的少数。
且不说几十年来,全社会“重理工、
轻文史”
几成集体无意识的当然倾向,
即便是如今千辛万苦地从文史哲学诸学科中学成在
“水
平线以上”的学士、硕士、博士们,又有几人无愧于一句“我知道了中国的历史”?
所以,
我们曾见过许多人无法满意于中国几千年汇成之历史,而往往指点万里河山、千年国史如身
在顶点。
重复的轻狂还要复制多少次“中国”的失落和“中国人”的虚脱!
当我们要找上一点中国的东西时,发现它在新加坡,在日本,在韩国甚至更加匪夷所思
的地方,在我们这儿更多慵懒、享受以及腰鼓和秧歌。
这正是先生所谓“一种变相的文化征
服”
恰当此时,我们才需要一场来自历史深处的幽幽风雨,冲刷、涤荡、清醒。
钱穆先生抗战时期,避难西南小城宜良山中写成的《国史大纲》有它身当其时的感慨和
希望,也正因为此,先生的“信念”才透示出一代宗师的赤子之心和别样的深情,越数十年
而至于今,文章辞气依然光华隐隐。
先生在全书最后一章设
“抗战胜利,
建国完成,
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一节,
此节仅有如下一语:
“本节诸项,
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之薪向,
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
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
不久之将来,
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
读史而能见先生
此文,热泪当流,把酒当歌。
一代宗师,两段奇文,三代而下,而能令国人奋起,是真史家
也!
先生之至言,吾辈其闻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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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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