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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精华摘抄
三项基本医保覆盖超95%
推动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热点解读·部长访谈)
解读人: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采访人:
本报记者白剑峰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7日02版)
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新一轮医改。
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基本建立。
目前,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超过95%,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为13亿人口织起了看病就医的安全保障网。
针对百姓关注的医改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
基本医保水平有待提高
4年来,深化医改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基本路径。
实践证明,医改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有力、成效明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国际社会也给予积极评价。
孙志刚说,在医改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医改取得的成效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目前,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基本医保水平有待提高,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还不完善,药品流通环节多、成本高,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公立医院改革涉及更大范围和力度的利益调整等。
深化医改迫切需要在巩固完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攻坚克难。
按照国务院的安排,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元。
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建立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开展儿童白血病等20种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加快推进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提高基本医保管理和服务水平。
医保制度应当逐步整合
孙志刚指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保障水平还比较低,保障内容还比较有限,参保(合)群众的自付水平还较高。
目前,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重点已经从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在充分考虑医保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医保基金筹资和保障水平。
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个人缴费水平相应提高,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筹资机制。
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明显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积极推进门诊统筹。
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社会慈善救助等补充保障形式的作用,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做好各类保障制度间的衔接,发挥保障制度的叠加效应,防止群众因病致贫、返贫。
孙志刚认为,随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渐覆盖全民,职工、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种制度分立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
主要表现在不利于扩大统筹基金规模,通过社会互济来分担风险,缩小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水平方面的差距;不利于医疗保险关系的顺畅接续,信息共享,促进人员流动;不利于降低管理经办的成本,带来重复参保等问题。
所以,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医保制度应当逐步整合。
但也要看到,医保制度分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服务水平和费用差异较大,各类医保的筹资水平不同,尤其是职工医保的筹资水平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简单地整合三类制度,可能会超出医保基金的承受范围,也可能出现“穷”帮“富”等新的不公平现象。
所以,基本医保制度的融合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开展。
目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城乡统筹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探索中要坚持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以及群众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原则,保证人民群众现有的医疗保障待遇不降低,保障基金安全。
2015年实现统筹区域内和省内医疗费用异地即时结算
孙志刚说,异地就医问题主要是参保(合)人员医保费用结算的问题。
推动基本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是健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重要工作。
目前,86%的职工和83%的城镇居民医保实现了市级统筹,4个直辖市和海南、西藏2省(区)实现了省级统筹,新农合主要以县级统筹为主。
三项基本医保制度都已经基本实现了统筹区域范围内的就医即时结算。
同时,通过建立省级结算平台,积极推进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其中,新农合90%的县(市、区),以及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在8个省(市)已经实现了省域内的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在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方面,各地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探索。
新农合积极建设国家级信息平台,目前已联通北京、内蒙古、吉林等9个省级平台和29所大型医疗机构,为跨省即时结算奠定基础。
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通过区域联网、点对点联网结算等不同形式,方便群众及时报销医药费用。
异地就医结算推进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医保政策和待遇不统一。
各统筹地区制定的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差异较大,医疗服务和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水平、结算方式等不尽相同,为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和费用监管带来障碍。
二是信息化建设不统一。
基本医保信息系统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标准、编码、参保(合)病人的信息档案和消费记录等,不利于推进跨区域的信息联通工作。
同时,各地区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省级和国家级医保结算平台建设滞后。
三是提高基金统筹层次存在障碍。
从长期来看,提高基金统筹层次是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重要途径。
地方在经济发展水平、筹资和支付能力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同时“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也会影响统筹层次的提高。
因此,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问题需要从制度政策、经办服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等多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这将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
孙志刚指出,下一步,各部门将按照“十二五”医改规划的要求,继续推动落实这项工作,到2015年全面实现统筹区域内和省内医疗费用异地即时结算,初步实现跨省医疗费用异地即时结算。
目前重点是全面推开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并针对退休职工等重点人群研究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办法。
“公共文明”标注社会成熟度(人民观点)
——涵养我们的公共意识之一
本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7日05版)
权利不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也可以。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人相善其群”,才有可能形塑真正的公共文明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前段日子,一张中国游客卢浮宫前水池泡脚的照片,曾引来关于国人文明素养的热烈讨论。
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发现许多金发碧眼的游客也在同样行事,就有声音立即“再反思”:
为什么外国人可以泡,中国人泡就要背上“低素质”的污名?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这样的提问方式,显示了国人个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
但放在卢浮宫的语境下,却少了些说服力:
景观水池里泡脚,既有碍观瞻,也难言卫生,何况旁边还有禁止戏水的标牌。
即便有一些“同道”,充其量证明别人和我都错了,而非我做得对。
遇事只逞一己之愿,不求反躬自身,强调个人而忽略他人、强调自己而忽略社会,这样的思维方式,实乃阻碍国人提升公共意识、形塑公共文明的重要原因。
可叹的是,一些令人反感的陋习,往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
殊不知,走入公共场合,再彪悍的个人权利也有边界,绝非可以随心所欲、“我的地盘我做主”。
大声说话固然是你的权利,但安静显然是更多人所需;开车打远光灯能看得更清,但对面来车也要有同样视野。
视恶习为权利,恰恰是弄反了权利的概念:
权利不仅是“我可以”,更是作为“我”的他人也可以。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人相善其群”,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
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时,早有外国传教士写成《中国人的素质》一书,提出中国人缺乏公德、不守时间、不懂礼貌诸般弱点,更有前贤先哲痛心疾首于“国人的词典里没有公共精神”,痛定思痛于“为未来改造国民性”。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景观水池中泡脚争论、为颐和园绿地上小便辩护。
当我们自豪地宣称“用100年走过了欧美国家300年的路”,也应该更深切地记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的论断:
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
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应仅是经济现代化,更应当是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
“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
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而所谓“素质”,并不仅是会英语、会电脑的现代技能,更不是会穿衣、会玩乐的现代生活,而是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规则的“观念现代化”。
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公共意识,可说是最根本的现代公民意识。
在个人之外,谨记还有社会;在私人领地之外,敬畏公共空间。
当我们全力以赴孜孜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不能忘了只有培育规则意识、提升文化追求、涵养公共精神,才能获得几代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性”,重塑一个文明古国的时代尊严。
经过多年追赶,我们终于可以和世界“坐在一起喝咖啡”了。
2012年,内地居民出境人数达到8300多万人次,而英国人口也不过6000多万,可说“凡有井水处,皆能闻汉语”。
然而,如果只是抢购打折奢侈品、当世界的“金主”,得到的将只是“可以从后门进出做生意,但不要从前门进出用晚餐”的待遇。
说到底,只有遵循现代文明的普遍性规则,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
如果我们留给世界的,只是夹塞排队的混乱,只是“中国人就餐区”的标牌,这样的文明形态不惟不能“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或有可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
鲁迅先生曾言,“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在五千年中华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节点,“立人”之要在于培育公共精神、涵养公共文明。
公共文明的程度,标注着现代社会的成熟程度。
只有公共意识这一观念的水位越来越高,曾让先贤们横眉冷对的“国民性”才会向“现代性”不断进发,走向复兴的“中国梦”也才能重塑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
法官形象关涉“法治信仰”(人民时评)
白龙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7日05版)
法官不但是正义的守护者,还应让法治的理念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让自己成为追求公正的榜样和公民守法的楷模
4名上海法官涉嫌行为不检的一段视频,近日引爆网络。
6日下午,上海公布了这一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4名涉案法官分别被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职等处分,并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相关报道见第八版)
从8月4日,4人被停职接受调查,到处理结果公布,仅用了短短两天时间,相关方面的反应可谓雷厉风行。
处理结果显示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也兑现了“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的承诺。
在各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之际,这起“撞到枪口上”的事件虽然事出有因,但如果4名法官平时洁身自好,又怎会违法乱纪,如上海市纪委、市监察局官方微博所言:
“令法律失去尊严、司法蒙羞、正义受损”?
法谚有云,对司法裁决的尊重,有赖于公众对法官正直和独立的信心。
这也是短短几天内,新浪微博对这一事件竟有30多万条相关评论的原因。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屏障,而法官行使着司法权,其形象不仅关涉个人,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
法官违法违纪,比其他人影响更坏。
上海有关方面对4名法官及时查处严惩,也正是要以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呵护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是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前提。
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官法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规定,都对法官提出了职业规范上的要求。
“不准吃请受礼”早已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八个不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辟专章规定“维护司法形象”。
然而严令之下,仍有违规犯科甚至知法犯法者,如何以此事为镜,维护司法形象、捍卫法治尊严,值得深思。
法官是正义的守护者。
按照现代职业伦理,身为法官意味着私人生活受到更多限制,谨慎出入社交场合,甚至与亲友也要保持适当距离。
在很多国家,都有司法行为规约等文件,规范和引导法官工作之外的活动。
因而有人说:
法官的尊荣,正在其孤独。
当前中国,利益格局、舆论生态纷繁复杂,法官的自我约束尤显重要。
近年来,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从王书金案到李某某案,无不显示:
社会对典型个案的关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司法本身,也吸引着远超出法律限度的复杂目光。
作为法律事实的判断者和利益裁量者,法官无疑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牵扯与压力。
这是当代法律人无可逃避的重负,更提醒着司法人员,公堂内外,能不慎乎?
在某种程度上,法律程序应是一个“理想国”。
在这里,只论法律是非而不管众议滔滔,只讲法律地位平等而不管当事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
在有着“人情”传统的中国社会,“不近人情”的法律程序也可以限制恣意和通融,营造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隔音空间”。
作为社会公正的守门人,法官秉持更严苛的道德标准,也是严守法律程序的要求所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对法官而言,法治方式不但是一种工作方式,还应当体现为生活方式,让法治理念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让自己成为追求公正的榜样和公民守法的楷模。
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稳中求进(经济形势专家谈)
裴长洪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7日07版)
如何应对当前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好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了精心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新思路、新理念,体现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精神和作风。
这个思路是建立在对当前经济形势科学判断和对经济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运行平稳。
特别可喜的是,对比去年同期,经济质量和效益都有明显提高。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5836.6亿元,同比增长11.1%;国资委监管的113家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增加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实现利润6315亿元,同比增长18.2%。
经济运行平稳还表现在就业增加和物价稳定。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00多万人,农民新增外出打工人数444万人。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二季度增长7.5%,有小幅回落,但连续5个季度经济运行在7.4%—7.9%的区间,说明增长是平稳的。
当然,对比过去两位数和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
这需要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加以说明。
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发展经历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
1978—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阶段,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
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增强,工业技术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第一产业向效率高的第二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
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于下降;资源资本化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第三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
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处于7%—7.5%之间。
这就是说,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高速度已没有经济规律的依据。
因此,我们不必十分在意经济增长速度零点几或个把百分点的上下波动,而应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政策目标看,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膨。
据测算,我国现阶段要保就业,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2%。
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
要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6.9%以上。
所以,7%是我国经济增速的“底线”。
应当说,目前经济增长高于“下限”和“底线”。
这就为我们调结构、促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
这个思路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激发内在经济活力为前提,坚持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两条:
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平衡。
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通常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
通过宏观政策调控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国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保持适当经济增长的目的。
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只有短期效果,不能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
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特别重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刺激国内外需求,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
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5月份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深入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和环境价格改革等,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中央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发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
又如关于资金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而不采取以往“开闸放水”的老办法。
这个思路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起来,并强调供给管理,进一步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当代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通常采取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政策措施。
凯恩斯经济学强调需求管理,供应经济学强调供给管理,两方面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缺陷和教训。
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加以借鉴,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从中央关于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看,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特征很明显。
如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合理投资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措施,可以看作是需求端的管理思路。
根据政策目标,“十二五”后3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将增长20%以上,成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当前出台相关政策促进信息消费,不仅能有效拉动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更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城镇化问题上,我国将围绕四大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这将有力拉动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供给管理的政策措施是近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亮点,如自7月20日起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
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不断提高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将促使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券、股票等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有利于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促进社会融资多元化,也将为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留出更大空间,提高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进一步清费减负,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在社会政策中,会议要求继续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
加强和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不断创新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也需要有关部门在产权保护、财税支持、行业准入等方面提供更宽松的体制机制和更健全的公共服务。
这是当前改善供给管理中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措施。
此外,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推开,每年可为企业减税1200亿元以上。
据测算,2012年,“营改增”使上海的经济增长了0.6%左右,增加就业14万人。
通过宏观政策的不断完善,我们完全有信心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刘小明
《人民日报》(2013年08月07日07版)
党的十八大提出:
建设海洋强国。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集体学习。
这是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应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开发战略。
建设海洋强国,需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指引。
目前,我们在海洋强国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国家海洋开发整体战略,沿海各省市大多采取粗放的开发模式,海洋资源浪费严重,海洋环境污染加剧,迫切需要国家对全国海洋开发进行统筹规划、整体布局。
为此,应尽快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开发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及海岛、海水、海岸保护与利用等各种专项海洋规划,把海洋开发规划纳入全国国土规划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统筹考虑。
建立健全海洋法律法规体系。
应参照和借鉴世界海洋强国建设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和基本国情,完善现有涉海法律体系,为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尽快研究制定海洋基本法和当前急需的法律,修改和梳理现行海洋法律法规;建立权责明确、监督有效、保证有力的海洋行政执法体制,加大海洋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的海洋委员会,在国务院法制办设立专门的海洋法制司,统筹海洋的立法、执法工作。
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海洋开发与保护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
在海洋强国建设中,应秉承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统筹兼顾、共同推进的理念,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赢得最大的开发效益。
应严格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坚持集约、节约用海,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益;加强用海项目对海洋环境影响的评估,实行海洋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补偿;积极开展海岸带、海岛整治修复,加快建设海洋牧场;加强海域管理,严格海域审批。
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我国海洋科技起步较晚,与英美等海洋国家相比,在海洋遥感技术、海洋导航技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驱动,科技含量较低。
据统计,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超过70%,而我国仅有30%左右。
为此,应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创新产出,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和国际竞争力;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制,建立有效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大对海洋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海洋科技创新,形成共赢联合机制,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能力。
加快海洋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海洋强国,人才是关键。
应加强海洋人才培养,重点培养和造就能进入海洋科学前沿和有国际影响的优秀人才;扩大海洋教育规模,增加沿海地区海洋大学和海洋职业技术院校的数量,增加海洋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加强海洋学科专业点建设,增加能反映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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