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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16页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
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一章:
导论
1.沟通、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不时展现人类意识格外锐利的一面。
(Williams,1976:
21)——我认为此句的含义是指出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沟通传播学科的不确定性和广博性。
其不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和结果的唯一性。
同时,沟通、传播需要人类思维的活跃性和包容。
2.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面。
——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被公认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中:
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费尔德和施拉姆中,前三位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政治传播”或“军事战争传播”和“社会传播”等,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深厚。
3.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
社会变迁普遍存在,并可理解为三个动态过程:
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
——因为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的研究提供了环境?
4.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的理论。
(整合认识论:
描述性的、有条件的和综合性的认识论。
——Shimony,1933)。
现实是有我们所见及我们对自身所见的解释两部分构成。
——他的这一说法就像李普曼在《舆论学》里对“客观”的解释一样:
一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一种存在,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的,本身就具有的;而另一种就是经过媒介的传播而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一种对事物的所谓的“客观”。
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关系:
理论不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条目的整理,它帮助我们构建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材料。
理论指出这些材料的内部元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元素与某些过程和实践的联系,这些过程和实践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Resnick#Wolff,1987)。
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本质,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争端因为他们不存在。
概念和思想总会延伸到行为和经验事实之中。
另一方面,理论是没有生命的,欠缺经验的或解释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可以超越理论,表现为使实用哲学家所说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迫使概念体系返躬自省,从而要求人们或者为某一概念提供依据证明其合理,或者修改这个概念。
然而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互相渗透。
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
——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独立的事实,就想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
5.女权主义者认为,二元论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根本区分有关,与分配给两性的不同特征有关,与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关”(Massey,1992:
72)。
尽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别或客体关系为基础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存在与不存在,“A或非A”却暗示了一种偏好。
二元论不仅鼓励了这样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拒绝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论的选择。
如此一来,二元之外的唯一属性就是混沌,这实际上距一元论更接近。
6.
威廉斯提出决定意味着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
用阿哈麦德的话说,决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个体做出选择、进行生活、创造历史的环境”。
本书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的、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
同时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
采用泛化决定(多重决定)的视角可以避免将孤立的行为当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力。
7.因果论的含义是:
事物的属性由其概念进行提炼,它总能影响其他与之具有相近属性的事物。
相互建构不再暗示事物(尤指完全成形的结构)会对其他完全成形的结构产生影响。
相反,主要的分析单元应该是过程,如商品化。
它们为建构分析框架提供了起点或切入点,并与其他影响他的过程(如创建公共领域)发生辨证联系。
8.界定相互建构的困难之一在于,它既存在线性模式又存在非线性模式。
线性关系很容易理解:
它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出来;她们可以拆解也可以重新组合;非线性系统常被虐称为“蝴蝶效应”:
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扇动翅膀,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
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合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
最终结果敏感的依赖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
本书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纳入其中,因为他指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诸多缺陷。
本书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变迁的普遍性、多重决定、相互建构和非简化论,并以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切入点和我们建构传播这一概念的过程为例,说明非线性科学的含义。
马特拉夫妇曾论及从非线性角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这些新范式打破了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来源与受者、中心与边缘之间建立的单向关系,并向带有确定的历史与进步概念的排他的决定论挑战。
此外,沃勒斯坦举例说明如何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思维分析全球经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体系,因此也有其历史寿命:
它有一个起源;它有一套独特的循环节奏和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它有诸多的内部矛盾,最终将导致它的灭亡。
这里要提出的观点是:
短期性矛盾导致中期性解决方案,中期性解决方案又会转变为长期性线性曲线,向渐近线逼近。
在曲线向渐近线靠近的过程中,回复均衡的压力逐渐减小,造成更大的振荡和分叉。
不是大幅度偶发性的波动导致曲线的细小变化,而是细小的波动导致曲线的大幅度变化。
9.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
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
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0.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1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
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12.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13.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
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
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14.
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
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
(Mosco,p.17)
15.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
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
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16.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
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
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
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
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
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
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
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17.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
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
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
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
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of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
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
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
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
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
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
“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
(转引自Babe,
1995,pp.91~94)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
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
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
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
⑿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
按照韦伯伦的定义。
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
thought)。
“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
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
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
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
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18.商品化
将商品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是理所应当,而且师出有名的。
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正是通过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主义才得以表现其自身。
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确讲座了商品与商品化的过程,然而它有一个偏向,即把大量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结构以及规范这个过程的政府机关上。
”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者之所以如此为之,是因为其他的传播学研究中过分关注分析内容和理解内容的不同方式,而不去思考产生传播产业结构的原因。
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
“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
”
总的来说,对传播商品化的考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和传播劳动的商品化。
虽然不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有着各自的阐释,但是他们大都倾向于强调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商品时,重在对作为商品的媒体内容,然后是媒体的受众,而对传播的劳动过程的分析并不多见。
如果套用经典的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及其工业进行考察,那么媒体内容的商品化过程是这样的:
撰稿人作为赚取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的撰稿能力)。
资本控制了印刷机、办公室之类的生产工具,将他们的劳动力转化成为新闻稿和其他文章、节目,最后他们被组合成一整套的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
销售成功后,资本家得到利润,并将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工资,扩大再生产。
最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
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保持工资不变的方式可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或是提高劳动强度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在另一方面,资本同时也力图采取系列手段控制消费者,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些手段既包括市场垄断地位,也包括采用广告,增加产品种类来应对市场。
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消费者,资本能否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都与他们的抵制能力相关。
劳动者的反抗与抵制取决于劳动者的组织力和诸如新技术和新的劳动力替换可能。
消费者的反抗则受制于他们的消费者的组织以及替代服务替代产品等等。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除了加汉姆与斯密塞以外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将传播当作一种特殊而强大的商品,它不仅生产剩余价值,也制造符号与形象,并通过它们影响人们的意识。
特别是赫尔曼、乔姆斯基与席勒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体主要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信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抗争。
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倾向认为意识形态是整合在生产过程之中,当然也有学者持类似后阿尔杜塞式的观点将生产过程当作为意识形态分离的,也有学者较靠近法兰克福的立场,将生产过程完全视为意识形态工具。
斯密塞以其“受众商品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具一格。
1951年,他是在瓦萨(Vassar)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这一理论,此后他将这一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盲点的受众商品论。
在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依附之路》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他以为受众才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
媒体公司生产受众,并将他们卖给了广告商。
斯密塞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将这种情况比作提供免费午餐的小酒店,大众媒体就像免费午餐一样,最后还是会算到顾客的头上。
因此斯密塞将受众劳动或受众劳动力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
对于斯密塞提出的这一事实,英国传播学者加汉姆也有过类似的分析,只是两者着眼角度不同,导致了对于商品化的不同认知。
相对斯密塞的观点,加汉姆略显折衷,他将商品化认作两个方向:
其一是直接生产的媒体产品,其二是通过广告完成。
而且加汉姆强调媒体产品乃至文化商品的特殊性(如不会在使用中被损坏,可以廉价地进行复制等等)。
对于受众商品的争论被英国默多克和戈尔丁归因到欧美媒体业的体制结构不同上。
他们认为斯密塞的主张更加适用于北美的土壤,欧洲的媒体产业中公营部门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北美的广告商媒体的支配能力明显强于他们在欧洲的同行。
这场“马克思主义盲点”的论争,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渐渐趋向缓和。
这主要因为所谓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不再那么明显,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使美国式广告业发展的特例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榜样。
对于斯密塞观点的批评也不乏其人,其一是他避开了媒体内容,将受众劳动作为惟一的媒体产品。
其二是斯密塞出的受众劳动概念所指的劳动是否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也值得推敲。
不过众多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公认斯密塞的观点为思考商品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解。
斯密塞将媒体、受众和广告视为三位一体的相互关系,媒体是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向媒体支付金钱而获得受众。
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无疑将商品化从媒体公司的制作过程,扩展到广告商和资本的介入。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商品化的认知从媒体产品生产意识形态产品,到认识媒体产业为广告商生产了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众,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兰克福学派的阴影,受众商品也因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核心而且长盛不衰的探讨主题。
另一种对商品化的考察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的商品化。
这种由米汉提出的观点,相对于受众商品的讨论并不是研究的热门。
不过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特别是加拿大学者莫斯可对此评价很高。
米汉认为在商品化过程中,“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
他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
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
收听收视率调查公司从事的,是这种信息的检测过程。
传播劳动的商品化是一个较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谈论的话题。
在最近出版的传媒政治经济学专著中,莫斯可提醒学者注意另一种传播商品化的趋势,即传播劳动商品化的趋势。
这种传播劳动的商品化,传播者的专业创作转化为规范化生产的过程,由于传播新科技的发展,这一过程在近年变得特别突出。
米格曾划分甲乙丙三种类型的传媒产品:
无需创造性的劳动的硬件,属甲型产品;制作投人大,由劳方控制的软件是乙类;丙型产品介乎两者之间,既需创意,又易复制。
空间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空间化。
这是因为“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在空间化过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贯穿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空间化传播产业中尤其重要。
”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甚至马克思那里其实就可以找到类似空间化的概念,譬如马克思本人就曾提到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时间消灭空间。
此外社会学家们对此也曾作出不少论述,比如吉登斯提出过时间空间延伸,哈维提出过时间空间压缩。
以研究城市、网络著称的社会学家卡斯特尔也提过流动的空间。
传播学者英尼斯以及麦克卢汉也对这一概念有过研究。
不过与探讨组织活动地理延伸和制度延伸的空间化研究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重点落在了传播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
企业规模与企业集中是现当代媒体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常来说,集中可以分为横向与纵向。
所谓横向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后者可能并不直接与前者的行业相关,或者其主要资金来源根本与媒体不相干。
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也包括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
纵向集中则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集中后的公司得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
二次大战后,跨国经营企业是另一种新型的集中形式。
这些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称为“巨子”的媒体公司通过控制生产、发行与放映来完成纵向融合;它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体产品,包括硬件与软件。
它们还通过国际分工,能够灵活、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与发展成果,进行全球融合。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集中的各种形式都进行了思考,而其中最引起他们兴趣的则是所有权。
对于媒体而言,所有权的集中限制了生产者和发行者的多样性,因而会限制传播和信息的流通。
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的角色也给予了当代国家机器对企业与产业结构的变。
莫斯可就认为,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说明了国家的构成角色。
更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价值,国为它的起点就是产业界与国家共同建构了调节与规范的形式。
”
所谓商业化是指,国家的开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以及相关标准,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
自由化是指国家介入来增加市场参者数量的过程
。
私有化是指国家介入而出售国有企业。
国际化是指国家本身创造
自己的团队协定与策略联盟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全球化也是空间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也是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
结构化
莫斯可认为结构化是一个可以提升传播政治学内涵的重要学术课题。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向重于结构,特别是在商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结构与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的考察,倾向于将焦点庆在社会阶级之上。
阶级结构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起点,此外性别、种族等学术思路的引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研究得以拓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观主要从分类的角度出发,揭示阶级权力的意义。
也就是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研究的是所谓社会精英对传播控制权的创造与再造,他们的阶级成以及他的分化。
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是戈尔丁对收入与传播硬件的拥有状况的研究。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阶级权力的研究还放在传播业的工作场合。
不少学者认为,在这一领域,阶级权力是通过对体力劳动和瓦解和对工作者的监控来实现的。
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阶级分类,因而资源对阶级的意义在这里格外受到强调。
上层阶级拥有资源,因而拥有了权力。
就传播而言,没有传播工具,对大众媒体与电信的享用机会也会受到影响。
相对阶级的课题,对性别、种族等方面的研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要薄弱得多。
通常来说,从阶级开始考察性别与权力关系。
按照莫斯可的观念,传播政治经济学派重在分类观,即对某一类人群进进行界定,进而判断其社会地位。
此外,使用联系观与形成观的思考方式,将会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些新的研究理念与思路
19.
在采取政治经济取向的传播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于经济学背景,因此可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
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源头也就上溯自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而以马克思作为主要的理论来源。
在方法论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以多学科整合的知识背景为起点,反对传统传播学引以为天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将以实证调查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
尽管在反对行为主义的论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如今成为国际显学的文化研究并肩作战。
特别是在英国,如默多克等知名的传播学者甚至还参与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此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同样反对行为主义研究的文化研究学者分道扬镳,后者指责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唯经济论,是对《资本论》在传播领域的翻版。
进入九十年代后,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致力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整合。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
2、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罗曼·罗兰
3、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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