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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法国、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理论的结构主义派别,起源于德国、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起源于加拿大、主要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伦多学派,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
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它着重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道,形成西方传播学领域的批判学派。
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第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英语教科书中,加拿大传播学者莫斯可(Mosco,1996)详细介绍了多种政治经济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出发点。
莫斯可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宽泛,从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到左翼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挑战,都可以称作是政治经济学。
但他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时,强调其相对狭窄的属性,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
本章认同莫斯可的观点,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置其于批判研究的一般学术取向与背景之下,而后在此基础上评述本领域的研究起源、主要观点、研究模式、代表人物及著作、争论焦点和学术前沿。
批判研究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有鉴于此,在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野:
主流研究,又称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和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
莫斯可(Mosco,1996,p.247)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称为传播学的“主要断裂线”之一。
尽管这种划分过于简单,但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描述意义。
具体地说,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中,有两件事对这两大阵营的划分有重要意义。
第一,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41)于1941年发表了“关于行政和批判传播学研究”一文,首次指明了两者的区别。
第二,《传播学期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1983)出版一期特刊,这期特刊凸现传播学研究领域两大阵营的对立,确定了双方随后发生的辩论框架。
传播学研究源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性很强的大众说服和宣传研究,包括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1927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研究(Mattelart,1994,p.66)。
同时,产生于美国本土的以杜威(JohnDewey)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传播观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以帕克(RobertE.Par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批判”(liberalcriticism)实证研究,也一直关注“媒介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关系”(Mattelart,1994,p.67;
另见,D.Schiller,1996)。
然而,二战以后和在冷战期间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立足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把美国的主流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pluralist)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作为隐性的理论前设,采用定量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不同媒体如何影响受众行为,并在努力使研究表现出超政治价值和科学性的同时,与选举政治或商业营销相关联。
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一批犹太学者-他们后来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TheFrankfurtSchool)-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与方法。
这批学者包括奥克赫麦(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等人,他们接受的是欧洲的思辩哲学和阐释性学术传统,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使他们对美国文化工业的兴起及其反民主的倾向表示警惕。
鉴于纳粹利用广播进行法西斯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倾向。
因此,他们提出一个问题:
法西斯会不会也在这里(美国)发生?
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
为此,他们做实证研究,了解观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的,而其结论就是“效果有限论”和“二级传播理论”。
因此,实证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除了适应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应用需求外,还有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
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自由多元主义在美国运作着(Hall,1982)。
正是在这样的严肃政治分野的前提下,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上文提及的文章,阐述美国的实证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根本学术分歧。
他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
按照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41)的说法,行政研究“服务于某种带有公共或私人性质的行政机构”(p.8)。
行政研究学者把媒介看作是有用的工具,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暴露于不同媒体的是哪些人?
他们具体偏爱什么?
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
但拉扎斯菲尔德也承认,行政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充分说明历史,解决的是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
相比之下,批判研究聚焦传播媒介在社会体系中的普遍性角色,关注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观所面临的威胁。
批判学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媒介是如何被组织和控制的?
在媒介建制中,集中化、标准化和推介压力这些趋势是如何被表达的?
不管如何被掩盖,这些趋势正在以何种方式威胁人类的价值观?
批判研究以社会研究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把传播学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规范性的价值观,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实际和期望的传播效果。
概括而论,传播学的批判研究具有以下6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第一,从研究命题看,批判研究一般集中研究传播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感和对宏观社会背景的分析,集中研究媒介体系的所有权和控制,媒介结构和意识形态与其它大的社会结构的关联,以及对传播制度层面的分析。
批判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即在各种社会背景下考虑传播实践。
他们认为,抛开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有传播理论(Golding&
Murdoch,1978)。
虽然不着重分析媒介对个体的影响力,批判研究并非忽略个体。
他们把个体看作是由社会权力安排所决定的群体中的成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个体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和他们的抗争。
因此,批判研究的分析范围要比经验学者宽泛得多。
第二,在对社会权力的理解上,批判研究认为社会权力是双向的和多维的,涉及显性的行为影响和隐性的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而且其分配是不平等的。
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模式是基于冲突(斗争和差异),而不是一致和共识。
正如伯列(Bailie,1997,p.33)所说,“批判研究根植于这样的假设,即社会制度和人类关系是历史、权力和斗争的关系”。
当行政研究从“线性因果模式”(Linearmodelofcausality)出发研究广告对受众行为、尤其是购买行为的影响时,批判研究却探讨广告的历史起源,哪些利益集团在利用广告,广告是如何将媒体、受众和资本主义制度绑在一起的,以及广告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宣传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和生态所产生的后果(Jhally,2000)。
批判研究反对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看法。
后者认为,权力可以被不同社会群体平等分享,而国家在其中保持中立的裁判员角色。
第三,从方法论上看,批判研究并不拒绝采用实证方法,但认为问题的相关性与重要性比技巧的无可挑剔更重要。
批判研究认为自己的优势来自于对所作研究的重要性的意识,而重要的理论表述不一定非要通过数据来验证。
正如麦克斯韦尔(Maxwell,2003,p.37)引用芬兰学者诺顿斯登(KaarleNordenstreng)所说,“现实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测量而后进行量化阐述,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这些方法必然是我们理解现实最基本的方面”。
第四,在选择和对待研究问题方面,批判研究不讳言学术研究是以价值观或道德哲学(moralphilosophy)作引导的(Mosco,1996)。
他们的研究强调知识的批判性力量,是以弱化和消除支配性的权力关系(relationsofdomination)和争取能使人们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秩序原则为最终关怀的。
第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方面,批判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从不断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
批判研究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有关决定论的辩论和如何界定文化的问题,认为抛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无法对文化传播和实践进行研究。
第六,批判研究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且把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主张通过研究影响社会,改变现状。
因此,批判学者“做研究是为了推动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批评,并促进它所‘批判的状况’发生改变”(Mosco,1983,p.245-246)。
批判研究致力于提供可能导致积极社会变革的知识力量,为个人和群体的解放创造知识文化资源。
传播政治经济学:
学术起源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兼具批判学派的上述特点。
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它社会权力关系。
与行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对传播制度和传播生产问题的研究相反,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心任务之一是“研究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塑造文化工业的结构与内容的”(Bettig,2002,p.84)。
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尤其是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审视所有权、支持机制(如广告)和国家政策对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McChesney,2000)。
更明确地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
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D.Schiller,1999,p.90)。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它不是对这一理论生搬硬套的结果,也不是抽象学术的产物。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过程中,有两个具体因素不可忽视:
一、20世纪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
二、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对世界不平等的经济文化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挑战。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美国经济学家布莱第(RobertBrady)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直接影响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D.Schiller,1999)。
布莱第(Brady,1937)研究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和表现,写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一书(TheSpiritandStructureofGermanFascism)。
“Spirit”指的是意识形态,“Structure”指的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与自由主义理论把“自由”当作市场的本质相反,布莱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有威权(authoritarian)的倾向性。
他通过研究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市场经济、尤其是垄断市场的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
他认为,纳粹德国可以被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独裁政权。
其法西斯主义表现在商业企业在垄断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全面控制国家的军队、警察、司法和宣传权力”(Brady,1937,p.22)。
同时,布莱第还比较了纳粹宣传和当时在美国新兴的公关业和商业宣传的异同,从而对美国的主导政治经济势力对大众意见的管理(themanagementofpublicopinion)表达了自己的忧虑(Mattelart,1994,p.70-71)。
在他的另一本书《商业作为一种权力体制》(BusinessasaSystemofPower)中,布莱第(Brady,1943)针对自由主义理论对市场权力的漠视而重申商业是一个权力系统的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经济和经济外的权力的融合,这种权力是由一个集中的“控制金字塔”来部署和监督的,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
布莱第研究在权力和商业的结合情况下,法西斯倾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地的表现。
总之,布莱第对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capitalism)潜在的反民主倾向的研究成为知识分子对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态产生警惕并进行批判的起源(D.Schiller,1999,p.86)。
布莱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达拉斯·
斯迈兹(DallasSmythe)和赫伯特·
席勒(HerbertSchiller)这两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促使他们研究资本对传媒的控制和主导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学者批判现代化后果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theory)和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西方进步势力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不平等的质疑、以及以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为标志的西方“新左派”的兴起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当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开始反思把西方的地方性经验普世化的现代化理论,把欧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主宰描述成“新帝国主义”,并揭示在世界结构中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支配性不平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解释传媒生产和流通中的全球、国家和地方系统(Durham&
Kellner,2001,p.18-23)以及文化传播在二战后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赫伯特·
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概念是这方面的经典论述。
他定义说:
“‘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当今最能描述一个社会被带进现代世界体系的全过程,也即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受到引诱,压力,强迫,有时是贿赂,从而塑造出一个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宰中心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一致,甚至对其起促进作用的社会制度”(H.Schiller,1976,p.9)。
在《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1992;
中文版/刘晓红译,2006)一书中,赫伯特.席勒(H.Schiller,1969)研究了美国军事和工业综合体和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美国传播产业在美国建立世界霸权中的关键性角色。
在欧洲和亚非拉许多国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国际信息流通的不平等进行了批判,并对美国提倡与推行的现代化理论所规定的媒介角色提出质疑。
主要由不结盟国家推动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ewWorld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Order,NWICO)运动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希望通过联合国机构争取自主发展和文化主权的愿望。
这一运动对国际传播秩序被西方强权主导、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双重批判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影响深远(Mattelart,1998;
赵月枝,2003;
哈克特和赵月枝,2005)。
可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而且一开始就超越了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局限,使传播研究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视野。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体包括三个阶段:
(1)随着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电信从中型、通常是家族控制的企业演变成20世纪工业秩序中的大企业,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分析传播业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以及大型传播公司的权力运用问题。
从传播的生产层面入手,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传播企业的扩张、广告对传媒结构和内容的影响、传播业的垄断与集中及其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部门的关系。
(2)随着国家在传播中的角色扩张--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分配者、和规则制定者,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关注国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电信、广播和信息体系中的角色,并对以公共政策和市场为基础的不同管制方法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结果进行评估。
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向于支持要求扩大公众介入和控制传播体系的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放松管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又探讨这个过程兴起的制度和结构根源和社会影响。
近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不平等结果的加深,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探讨如何以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社区传播的发展来改变传播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3)鉴于西方大国在传播领域的权力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扩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等全球机构在传播政策和制度的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国际与跨国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媒体治理(globalmediagovernance)等问题,而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直延续不断。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莫斯可(Mosco,1996)已详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切入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的相互构建(structuration)。
在她们选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中,赵月枝和曹晋(2007)对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广告和广告对媒介结构、内容和受众的塑造、媒介所有权、国家和其它社会力量对传播系统的影响、国际视角和论题、传播民主化的主体、场域和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介绍。
有鉴于此,本文另辟蹊径,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解构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提供分析、评价和运用这一研究取向的新视角。
这四个组成部分是:
(1)提供背景/语境(contextualizing);
(2)图绘(mapping);
(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
(4)实践(Praxis/Intervening)。
[1]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且在分析一个具体问题时,这四个方面不一定都同时得到体现。
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这些要素。
(1)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去媒介中心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置传播现象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方式的演变及传播在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从全球视角研究问题。
去媒介中心论把传播系统看作是社会中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Mosco,1996,p.71)。
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具体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演变和劳动者对传播技术的掌握)、资本对公共资源的剥夺(theexpropriationofcommunalproperty,比如资本对原先处于公共领域的传播文化资源的私有化)、工资劳动与劳资矛盾(传播产业中劳工的状况及其与资本的关系)、阶级分化(传播资源和技术手段的不平等社会分配)、资本的全球扩张趋势(媒介的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国家与资本、社会的关系,包括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保证者的角色(通过管制机制和法规)、传播业资本的所有权和广告商的资助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支配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传播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积累模式的挑战等问题。
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socialtotality)中的一个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来考察。
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英国传播学者科伦(Curran,1978)的一项研究。
这项以英国报业史为背景的研究表明,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
他对英国议会就这个问题的辩论的分析证实,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希望通过全面对资本开放市场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实施有效控制的政治目的。
当时,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话语体制。
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堵”,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
道理很简单,作为一般原则,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大量投入广告费的。
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中,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睐而被边缘化。
这一策略在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事实发展中获胜了。
于是,像科伦描述的那样,在英国报业史上,就有虽然读者人数达474万之巨,却因这些读者大部分是劳工阶层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DailyHerald)因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的经典实例。
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这个读者数是《泰唔士报》(The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和《卫报》(TheGuardian)这三份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报纸的总数加起来将近一倍的数目!
这一规律在其他各国的商业媒介市场中同样在发挥着作用。
因此,如果民选的基本逻辑是一人一票的话,媒介市场的逻辑是一元一票(哈克特和赵月枝,2005)。
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表明,传播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力,还要重视市场在传播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倾向性,关注资本的权力以及市场机制与民主机制的区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析与关于市场如何把读者奉为上帝,竞争中如何“优”胜“劣”汰的泛泛之谈大相径庭。
对由广告商支撑的商业媒介来说,受众的数量固然重要,但他们的质量,就是消费能力,更为重要。
这样一来,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就有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
这种批判与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对媒介的拥有者和广告商如何影响媒介内容、过度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乃至媒介的集中与垄断的批判不一样。
后者只是关注过于集中和过于商业化的媒介对现有资本主义民主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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