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警察猝死心理案例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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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警察猝死心理案例解析
一例警察猝死心理案例解析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就公安工作来说也使警察个体感受到了更多的心理压力。
警察职业的角色由于存在人身安全危险性和心理刺激的威胁性这两个因素,产生心理问题和由此诱发心身疾病的可能性会比其它职业显得更为突出。
而且在警察个体心理压力的形成中,众多民警所面对的可能不是工作中的绝对强度,而往往是某些不断变化的工作节奏。
值班、加班和各种临时性的工作任务使警察个体偏离了曾经体验过的正常心理感受。
在这种节奏持续变换的状态中,警察个体逐渐对自我现实感的把握降低,影响到警察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乃至自信心,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
由于警察职业的这种特殊性,再同警察个体心理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极易激活警察个体早年生活经历中的不良心理因素,这些被激活的不良心理因素会使警察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比其它职业更容易朝两极化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因职业倦怠产生的自我耗竭感,一般表现是平时所说的冷、硬、横、推,比较严重的表现是情绪易激惹、精神疲乏、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和工作效能下降等。
在面对这种耗竭感的初期警察个体一般会采用以问题应对,以解决问题来消除压力。
如果问题应对没有达到解决这些刺激压力的效果,加上个体自我调控的情绪应对能力不足,会逐步转化为心理问题,在极端情况下会发展成个体心理危机。
两极化发展的另一方面是所谓的“英雄情结”,社会文化背景下赋予的警察职业的正义性促使警察个体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不自觉的超常调动机体潜能进行工作,以至诱发心身疾病。
不仅如此,警察个体潜意识中还会防御性地否认这些疾病的存在以克服内心的焦虑,延误治疗和康复,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能更有针对性,下面就以案例的形式对民警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讨论。
案例
讨论的案例材料来源于一篇省级地方报纸的报道:
“5月9日上午,连续办案四天没有休息的姚守昕,前一日凌晨才回到值班室。
后因疲劳过度,引发心脏病猝死。
”
民警因超负荷工作牺牲的报道逐渐增多,这反映了当前公安工作日趋复杂的形势,同时警察个体心理特征也是造成这类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
下面是姚守昕母亲戴桂淑对姚守昕的回忆,在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到姚守昕一些日常经验所不能看到的心理特征。
“农历1969年,戴桂淑夫妇生下一个男孩,男孩出生为这个已经有三个女孩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戴桂淑夫妇为儿子取名叫“永娃”,大名叫姚守昕。
男孩子叫“永娃”和女孩子叫“招弟”一样,表示将有更多的男孩会随着他而降生。
但是戴桂淑夫妇的期望并没实现。
永娃之后,姚家再也没有生男孩。
永娃6岁那一年,带着一帮小孩偷了自家几斤麦子换李子吃。
姚家虽不宽裕,但几斤麦子还是有富余的。
在“案发”后,永娃父亲只是教育了永娃几句,就打算作罢。
但是一贯溺爱儿子的戴桂淑,却一反常态地不依不饶。
不仅狠揍了儿子一顿,还让儿子跪在全家面前,向大家挨个作揖道歉。
她教育永娃说:
“偷,是人世间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之一。
当小偷,就不是一个好人!
”
从这件事以后永娃在生活中就极少淘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此外,永娃脾气还出奇的好,面对父母的打骂,他总喜欢嘿嘿地憨笑。
为了解决家庭困难,成绩优异的永娃没有参加高考。
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为大队团支书,随后入党。
92年,县里公开招聘民警,永娃决定去考警察。
当时当警察的动机是“从小就喜欢当警察,穿警服精神!
”。
后永娃考取,成了镇上第一个考上警察的青年。
老两口激动得跑到发榜地附近僻静之处老泪纵横。
第一次穿警服回家,永娃高兴得拉着母亲在屋里屋外转了好几圈。
永娃当上警察后,回家时间就少了。
但每个星期天,永娃都会雷打不动地给父母打电话问候。
每个月他还会给父母寄钱。
戴桂淑患病多年,是个“药罐子”。
永娃对母亲的病,十分上心,经常带母亲到医院求医,还时常打听治疗偏方。
一次母亲急病,永娃抱起得病的母亲就往医院跑,让母亲感动不已。
”
其它报道还有一些补充材料:
工作中“姚守昕总是冲在第一线。
”
派出所一有事,他都要主动请缨。
姚守昕是派出所调解纠纷的“双冠王”——调解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者。
姚守昕先后担任多个村(居委会)的驻村民警。
为何频频调换?
所领导解释:
姚守昕是“救火队员”,哪里的治安环境差,就调他到哪里去工作。
分析
据辞海记载,猝死是一种外表健康的人,因体内潜在的进行性疾病,在外因或没有外因的情况下,发生的非暴力死亡。
从工作性质看姚寿猝死有工作压力的原因。
但从个体因素看,就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姚守昕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仍要坚持工作?
如果他能意识到的话也不会抛下年迈多病的父母。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到潜意识中去寻找原因,精神分析认为人的行为受潜意识支配。
而潜意识来自于个人的早年生活经历。
我们来从精神分析角度分析一下姚守昕的早年经历,根据他母亲的回忆,永娃一直到6岁都是个淘气的孩子,因为偷家里的东西被母亲打,并被罚向全家下跪、道歉,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乖孩子。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永娃变成了和他以前完全两样的孩子。
当一个人的行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时,这个人的心理一定发生了的剧烈地变化,何况还是个心理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所以可以把这次事件看成是一次创伤性事件。
永娃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即使他是变乖了。
从这次事件后,永娃的学习和以后工作都非常优异,讲到这里,我们好像找到了答案,要做一个好人使他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但有一个问题,从心理学角度讲,他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别的好人没有倒在岗位上,而他到在了岗位上?
作一个好人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每一个人都有生的愿望,潜意识有一种功能,当某种压力、刺激达到有机体不能承受之时,会失去某种功能以逃避这种刺激。
比如说眼睛不想看某个东西眼睛会暂时失明,耳朵不想听某种声音会失聪。
有时不想做某种事身体会失去某种行为功能。
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姚守昕没有启动这种功能去回避死亡呢?
是不是有一种潜意识的驱动力超过了生的愿望使他不能启动这种功能?
下面再回到这次事件。
永娃犯了错后父亲只是教训了几句就打算作罢,母亲不但打了永娃而且不依不饶要永娃向全家人下跪。
这时要问6岁的孩子做错事用得着向全家人下跪吗?
何况只是几斤富余的麦子?
为什么永娃母亲平时溺爱,这个时候却一反常态?
固然可以说永娃母亲家教严才会惩罚孩子,那么为什么平时溺爱而在这件事情上会这么严呢?
如果母亲家教严,会在平常生活中一贯如此,永娃也不会变得那么淘气。
那到底是什么让母亲不依不饶、一反常态呢?
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有如此强烈的反应,那一定是和他(她)自己有关,这件事触动了他(她)内心的某些东西,特别是情感上的联系,否则他(她)会不感兴趣。
就像永娃父亲一样说说也就算了。
我们来看永娃母亲的心理,在永娃之前有三个姐姐,永娃出生后夫妇俩期望再生男孩,这个期望并没有实现,报道中写到姚家再也没有生男孩,那么可能是又生了女孩。
在哪个年代(永娃偷麦子的75年)生不了男孩是女人的事,和男人没有关系。
而且永娃出生日期永娃母亲回忆的是农历,可以说这个家庭的观念是比较传统、守旧的。
期望变成了失望,不能再生男孩使永娃母亲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感,她会觉得对不起姚家。
而且永娃母亲自己认为这种内疚感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
而这次永娃又做了对不起家里人的事,永娃父亲会觉得没什么,但对永娃母亲来说,生个男孩还这么不争气,这会激起她的愤怒,并进一步强化她的内疚感。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永娃母亲为什么会一反常态、不依不饶。
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永娃变了是因为永娃母亲的愤怒,让他害怕一贯溺爱她的母亲不再溺爱他了,他要变得老实憨厚,母亲才会继续喜欢他。
但是这也并不足以解释一个憨厚的孩子在成年后会积极努力的工作。
憨厚的人一般情况下是被动型的,一般不会特别积极主动的去做事。
那为什么工作中“姚守昕总是冲在第一线?
派出所一有事,他都要主动请缨?
为什么他要积极充当派出所的“救火队员”?
而且领导对他的请求总是有求必应?
人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都有着内在的动机,所以姚守昕的这些“过激表现”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在回到这次事件之前,先讨论一个心理学名词——防御机制。
个体在面对刺激、压力时会在潜意识层面运用心理机能处理压力、刺激,以消除个体产生的焦虑,这种处理焦虑的心理机能叫防御机制。
成熟的防御机制有压制、幽默、利他、预期和升华。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国人较常使用幽默,中国人较习惯于使用压制,而面对强烈刺激经常使用压制的人会出现躯体化表现的可能,而各种心身疾病常常就是躯体化症状的表现形式。
回到这次事件,在永娃母亲的回忆中我们感觉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功能是比较强的,不像是不管事的人,而父亲好像是一个影子,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母亲的回忆,而不是父亲的。
但从心理动力的角度看,不管是谁的回忆,回忆中的内容都会影响我们的感觉。
如果把这段回忆看作一次永娃母亲在心理咨询中的回忆过程,那么在回忆中的“重要时刻”都是和永娃母亲有关的一些情节。
如果永娃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功能是比较强的,那以她的性格处理内疚感的方式就不会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样把攻击性转向自身,必然是朝外的。
这次永娃偷麦子显然超过了她正常的反应程度。
她为什么没有强烈责怪自己?
没有强烈的责怪永娃父亲?
而是把的强烈的愤怒投向了永娃?
如果按照永娃母亲的守旧观念,对再也生不了男孩的内疚到是有可能会想到向全家人下跪道歉。
为什么永娃母亲执意要永娃下跪呢?
那只能说她要永娃代自己下跪。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永娃母亲处理她强烈内疚感的方式——投射性认同。
讨论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之前要先讲一下投射这个概念。
投射是一个人把自己内心产生但又不愿承受的焦虑投注到别人身上的一种防御机制,比如说“我焦虑”变成了“他焦虑”。
平时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讲的这个投射机制。
投射机制完成后被投射的对象可以作出反应也可以不作出反应,而投射性认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别人的反应。
投射性认同是一个人诱导他人以一种限定的行为方式行为或反应的人际关系模式。
先举一个例子,一个男人在单位工作中表现无能,但他一回到家就处处指责妻子,说妻子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不信任妻子,妻子做的事都要自己亲自过问。
久而久之,妻子真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无能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人。
在这里丈夫是把工作中“我无能”的心理投射到妻子身上,变成了“你无能”,妻子的反应是认同了这种投射。
这个男人也可能在工作中真的就有些无能,但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这些的举动呢?
我们平时也确是看到有人能力是差了一点,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甚至觉得自己还可以,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呢?
这种“我无能”的心理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幻想,并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并不是他所幻想的那么夸大,这种幻想来源于早年的人际关系。
例子中丈夫使用了投射性认同,它的潜在意思是“离开我你就做不成事”,目的是使妻子离不开自己,这样他就自认为地处理了幻想自己无能而产生的内心焦虑。
投射性认同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投射性幻想的投注。
在这个例子里表现在丈夫把“我无能”的心理投注到妻子身上,变成了“你无能”。
第二阶段是强迫接收者以投射性幻想中相一致的行为方式行为,例子里表现在“不信任妻子,让妻子做的事都要自己亲自过问”。
第三阶段是接收者的反应,表现在“妻子以后真的什么事都做不成”。
在投射性认同中,接收者可能会忍受这种感受,甚至会整合进自己的人格中。
在姚守昕的案例里其母亲的投射性幻想是“没有再生男孩产生的内疚”,这种幻想是她自己的,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责怪她。
她把这种幻想性的内疚感投射到永娃的身上,永娃的反应是接受了这种强烈的内疚感。
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心理动力是作为投射性幻想的诱导,心理强度是实际互动中的强度,也就是不依不饶,狠揍儿子,让儿子下跪、作揖、道歉,而不是投射性幻想中的强度。
投射者的秘密愿望是,累积在接收者身上的感受将会增强关系,在上面的例子中是丈夫使妻子离不开自己。
在姚守昕的案例中增强关系表现在那里呢?
对心理咨询来说一切有偏差的行为是都应引起注意,不能理解为理所当然的。
姚守昕工作后“雷打不动地打电话,不停的给母亲买药,还抱着母亲到医院看病,让母亲深为感动。
”母亲并没有认为儿子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儿子行为的粘附性连母亲自己在意识中也没有想到,可以看出这种机制在增强母子关系中的作用。
永娃认同了母亲的投射,不但下了跪,而且永娃心里背负着母亲投射给他的永远也不可能消除的强烈内疚感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乖孩子”。
但有人可能要问,永娃可以不认同母亲的投射,也就是说他可以不接受母亲的这种内疚感。
不接受母亲的内疚感意味着情感隔离或者冲突,情感隔离就是不做出情感反应,它也是一种防御机制。
这种防御机制在医院常常能看到,刚分到医院的医生在刚工作时见到开刀、流血常会感到不舒服、很难受。
等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不再会有这些反应,这就是医生在使用情感隔离的防御机制,他们在情感层面把自己和这些事情隔离了。
在个体的婴儿阶段,婴儿和母亲在心理上是属于共生状态,在婴儿心里她和母亲是不分的,在养育过程中不能及时得到奶水、尿布不能及时更换使婴儿认识到愿望并不是立即就能够满足,恰好的挫折使婴儿的现实感逐渐产生,这以后父亲的加入使婴儿的情感投向父亲,以后逐渐投向外界。
在永娃母亲的回忆中她的角色功能相对永娃父亲的角色功能要强一些(永娃穿新警服拉着母亲转而不是拉着他的父亲转,这在我国家长制的传统文化中似乎是有些偏离的),如果父亲的角色功能偏弱,会使婴儿投向父亲的情感不足,和母亲形成比较黏着的关系,这种关系会让婴儿在长大后和母亲心理上的分离较为困难。
永娃在6岁时母亲仍然很溺爱他,而父亲的角色功能又偏弱,说明这种黏着关系还是比较强的,永娃仍处在心理共生期的分离中,或者说永娃的分离——个体化阶段并没有真正完成。
母亲在“下跪事件”中的投射性认同表达出来的潜在意思是“你无法离开我而生存”。
如果永娃不认同母亲的愤怒,将会体验到强烈的丧失感,母亲不要自己了,这是婴儿期生命不能存活的一种体验,在儿童阶段意味着客体爱的丧失。
这种丧失感是心理上的体验,和身体接触没有关系,比如说抱他或者打他。
被打也可以让儿童在心理上体验到母亲的存在,这种存在一种关系的存在,被母亲打总比被母亲抛弃要强,有关系总比没有关系要好。
病态的受虐狂就是这种早期创伤的极端表现,受虐狂总是喜欢停留在受虐的关系中。
在心理上可能被母亲抛弃的情感体验下,永娃必然要接受母亲投射过来的强烈内疚感。
这次创伤性事件后永娃的心理发展就停留在创伤发生的阶段,不再往前发展,这里指的是情感层面,这被称为心理固着。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能量的释放遵循经济原则,趋向于以最快捷的方式来释放心理能量。
如果心理发展出现固着,那么在以后遇到类似事件个体也会以心理固着时的处理方式来进行反应,这被称为强迫性重复。
潜意识和意识不同,它不靠逻辑思维来思考,而是运用象征性思维,他遵循的是事物的相似性,运用的是象征的表达方式。
比如一个儿童被一条白色的狗咬了,以后他不但怕白色的狗,而且会怕白色的猫,症状严重的时候会惧怕白色的任何东西。
这是恐怖症的典型表现,心理基础是心理泛化现象,成语杯弓蛇影就是指这样一种心理泛化现象。
在永娃成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接受的这种内疚感泛化到了他的工作领域。
早期关系并不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唯一因素,贯穿在成长中的干预性内化,比如说上学后学校老师、工作后单位领导持续性的强化他的内疚感,也同样影响着永娃成年后的心理行为。
就这样还在孩童阶段的永娃脾气变得出奇的好,他已经不再有权利淘气耍闹,即使面对父母的打骂也只是嘿嘿的憨笑,好像这一切都是他应该承受的。
不但学习变得优异,当上了优秀村干部、还是一名好警察。
这种内疚感还以象征的方式迁移到了他的工作中。
破不了案就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家里人,对不起单位领导。
他就怀着这种内疚感不停的努力工作、不停的主动请缨,它的潜在意思是“你不给我工作干我就不是一个好警察”,
所以所领导也认同了他的投射,总是在答应他的请求。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不过进行了角色互换,投射者是姚守昕,所领导代替了母亲的位置,投射方向正好相反,姚守昕又回到了早年和重要他人的关系之中,这也属于强迫性重复。
这种投射性认同属于依赖型投射性认同,而母亲的“你无法离开我而生存”属于权力型投射性认同。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姚守昕因公殉职的潜意识心理原因。
姚守昕背负着在他6岁时本不应该承担的强烈内疚感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不停的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点。
我在分析打印这个案例时心情是沉重的,一名优秀警察的心理形成怎么会是这样的。
以上分析是对已知材料进行的分析,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会根据来访者的倾诉对来访者的问题形成进行假设,随着咨询的不断深入,这种假设也可能会不断地得到修正,我也非常希望以上的分析会随着材料的充实而得到修正甚至改变。
心理咨询不是说要去追问姚守昕母亲的责任,心理咨询需要承认生活的这种不完美,生活的这种不如意,因为姚守昕的母亲也不可能知道潜意识的能量会有这么巨大的破坏作用,而且姚守昕母亲的投射性认同也表现了她自己解决内部潜意识冲突的真心努力。
我们没有理由责怪英雄的母亲,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她的处境,所以我们虽然可能形成类似的养育风格,但却是表现了不同的养育姿态。
如果我们有姚守昕母亲相似的境遇,也可能会做出相同的潜意识选择。
姚守昕的工作态度我们需要学习,但他需要注意这种拚命工作的状态,从长远来看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姚守昕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他并不需要这么拚命的工作。
姚守昕的事迹应当看做升华的一种形式,英雄把他潜意识冲突的一生投注到了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业上,他是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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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这个案例对我们普通民警也是有启示的。
从心理学角度讲,早年创伤形成症状,挫折形成倾向,理想化的养育是很难达到的,这些都是潜移默化中发生的;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舍生取义”的思想,集体潜意识会把我们文化中的“英雄情结”传递下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拥有,这些因素在一定外在条件下会被激活,民警在工作压力中也会把这种情结不同程度的表现。
2009年底昆明市公安局连续三位民警工作中因病牺牲,其中某派出所年仅30岁的民警因工作中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猝死。
该同志从警6年共荣立个人嘉奖四次,并被评为09年度分局“优秀共产党员”,派出所教导员评价:
“只要去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可以不顾一切”,这也可以看作是“英雄情结”的一种表现。
长期以来,由于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工作压力导致民警不良心理健康状况逐渐显现,在职业压力中民警寻求心理缓释是现实需要考虑的。
警察职业心理压力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要缓解就需要从多个层面寻找途径。
一、政府层面:
要增加警力投入,并在加强警务保障的同时,不断提高警察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政府行为来切实保障警察待遇的提高;健全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减少非警务活动的发生,防止警力的随意调用;实行隔几年基层民警享受一次长休假的政策。
二、社会层面:
新闻媒体应加大力度,塑造先进典型,通过宣传扩大社会影响,让全社会更多的理解公安工作,争取社会各层面的支持,引导和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维护的积极主动性。
三、组织层面:
实施招录警选拔制度,新招收民警增加心理素质测试;建立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强化民警心理训练,实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定期进行心理评估并形成制度,对民警出现心理疾病和心理危机及时进行干预治疗;改善管理方式,建立公平合理的考核机制和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增加上下级沟通,适当给予民警决策参与权和专业自主权;谨慎处理对民警的投诉,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关注警察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重视警营文化建设,激发民警工作热情。
四、个体层面:
警察个体要消除官本位思想,积极进行角色转换,根据自身的性格心理特点,寻找适合自己的心理调试方式;树立正确的归因模式,学习适应性的问题解决策略,有效的面对心理应激;改进工作方法,加强警民联系工作,在与群众的沟通中得到更多正面反馈,增强职业认同感;正确处理与上级领导的关系,适应领导的性格、气质和情绪特点,把握领导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妥善处理工作与生活关系,呵护家庭关系和经常性的亲友交往,寻求支持系统。
参考文献
1.《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理论实务与案例》[美]谢尔登.卡什丹著鲁小华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2.《心理健康百科全书-人格发展卷》李维等编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3.《人格心理学》郑雪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4.《试论警察职业倦怠的行动研究》刘辉雄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关于公安院校教师职业倦怠之探析》徐立忠辽宁警察专科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6.《论警察职业压力与疏导》许新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文章刊发于《重庆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文中人物根据心理特征使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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